圖書館的文化本質(zhì)和圖書館學研究的文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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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圖書館是特定文化的產(chǎn)物,但圖書館的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方式又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文獻接受和文化理解,表現(xiàn)出明顯的文化建構(gòu)性特征。圖書館學研究應該立足于圖書館文化建構(gòu)的內(nèi)在品質(zhì),研究館員與用戶這兩個主體在文獻表達和文化理解行為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主體特征與民族特征,并按照圖書館學自身的學科邏輯,努力構(gòu)建能夠為其它學科所共享的自主性成果。參考文獻10。
關鍵詞:圖書館學;文化建構(gòu);工具論;主體性;民族性
ABSTRACT:Library is the productofspecific culture. Howeve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rrangementand utilization inlibrary have effects on people s acceptanc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library shows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cult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es should be made on subjectcharacteristic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which librarians and users show in their literature expression and cultureunderstanding.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es should follow its own subject logic andwork hard to provide autonomous resultswhich can be shared by other disciplines. 10 refs.
KEY WORDS:Library scienc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strumentalism. Subjectivity. Nationality.
圖書館的文化本質(zhì)有三:第一,圖書館是特定文化的產(chǎn)物;第二,圖書館本身構(gòu)成一種文化現(xiàn)象;第三,圖書館對文化有反向建構(gòu)能力。然而,目前的認識仍局限于“圖書館是特定文化的產(chǎn)物”的單一維度,從而使圖書館本身缺乏文化本體意味,只能以特定文化之反映的被動的工具姿態(tài)存現(xiàn)。
1 工具論視野下的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既然只是特定文化的被動產(chǎn)物,其價值便只能聚焦在作為特定文化之反映的工具性層面。這種工具論定位,集中反映在對圖書館的定義上。
盡管迄今已有數(shù)百個關于圖書館的定義,但對圖書館的工具性定位是各種“不同”定義的共同點。今擇取黃宗忠《對圖書館定義的再思考》一文中羅列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定義,以見其一斑: 1808年,最早提出“圖書館學”概念的德國人施萊廷格說:“圖書館是將收集的相當數(shù)量的圖書加以整理,根據(jù)求知者的各種要求,不費時間地提供他們利用。”阮岡納贊在1931年說:“圖書館是全球性的教育工具,它匯集和自由流通著所有的教育工具,借助它們傳播知識。”1978年版《美國百科全書》認為:“圖書館是使書籍及其前身發(fā)揮固有潛力的重要工具。”在我國,劉國鈞1934年說:“圖書館乃是以搜集人類一切思想與活動之記載為目的,用最科學最經(jīng)濟的方法保存它們,以便社會上一切人使用的機關。”1981年出版的專業(yè)教材《圖書館學基礎》認為:“圖書館是搜集、整理、保管、傳播和利用圖書情報資料,為一定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服務的科學、教育、文化機構(gòu)。”1993年版《中國大百科全書》認為:“圖書館是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獻資料并向讀者提供利用的科學、文化、教育機構(gòu)。”2001年,臺灣學者胡兆述針對網(wǎng)絡環(huán)境提出“圖書館是為資訊建立檢索點并為使用者提供服務的機構(gòu)”的新定義[1]。而在“知識自由”視野下,“圖書館是政府為了保障公民獲取知識信息的自由權(quán)利(文化權(quán)利之一)而提供的一種制度性公共產(chǎn)品”[2],同樣沒有擺脫對圖書館的工具性認識。
工具性定位強調(diào)圖書館必須像鐮刀或鋤頭一樣具有現(xiàn)實效用和可操作性,從而使圖書館喪失了與文化的本質(zhì)關聯(lián)。它深刻地制約著1808年以來的圖書館學研究,也凸顯了我國圖書館學者在所謂“科學”的名號下對待西方強勢話語與本國弱勢話語的勢利之見,對其負面影響至今尚未做出正確的認識和全面的評估。
1.1 導致圖書館的被決定地位
作為一種工具,圖書館的性質(zhì)單方面地由人來決定,想把圖書館說成什么,圖書館就會是什么。例如,中國近代的“新圖書館運動”把圖書館說成是“開啟民智、強國保種”的工具,“”時期說成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當代“知識自由”視域下則說成是“保障公民獲取知識信息的自由權(quán)利等文化權(quán)利的工具”,等等。圖書館絕對處于人的意志控制之下,人有權(quán)利和理由出于自己的目的對圖書館提出要求,一旦圖書館不能得心應手、俯首貼耳,人們就可能對這個工具進行改造甚至棄之不用。無疑,社會需求是多方面的,只要圖書館被視為工具性存在,未來還將出現(xiàn)大量花樣翻新的“新”認識。然而,“如果硬賦予明顯超越圖書館特質(zhì)的責任,不管出于何種美好的意愿或權(quán)威的理論,都絕不可能成為現(xiàn)實圖書館長久的主動作為”[3]。不僅如此,圖書館自身的理論也將難以建立。例如,“知識自由”僅僅是基于《世界人權(quán)宣言》(主要是第19條和第27條)的演繹結(jié)果,而“沒有以現(xiàn)實社會的圖書館為事實依據(jù)或物質(zhì)基點”[3]。
換言之,在“知識自由”何以必要與何以可能等根本性問題上,圖書館自身并沒有發(fā)言。
1.2 導致圖書館與文化分離
工具意義上的圖書館既然只是文化的被動產(chǎn)物,圖書館在原則上就可以和文化彼此分離,文化涵養(yǎng)也不被當作圖書館的根基。因而,沒有必要對圖書館流露出深厚的感情和必要的尊重,甚至可以隨時對它不恭或踐踏。一旦出現(xiàn)新的工具,圖書館將會毫不猶豫地被取代———就像鐮刀和鋤頭正在被割粒機和掘土機所取代一樣。預言圖書館(物理的)將消亡正是基于這一工具性認識。殊不知,圖書館的消亡不僅是物理軀體的消亡,也將是圖書館自身文化的消亡———是在閱覽室讀書時涵泳于字里行間的文本感受、審美經(jīng)驗與深入思考的消亡;是一個地區(qū)文化象征和精神圣地的消亡;是本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依托之物的消亡;是特定知識組織系統(tǒng)(如《中圖法》)對人類知識理解成果的消亡,等等。它基于一個明顯錯誤的預設:圖書館僅僅是工具,而不關涉使用者文化存在的根本。
1.3 導致圖書館走向趨同
作為工具,“我們的圖書館”與“他們的圖書館”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但可以根據(jù)是否適用而分出優(yōu)劣。“理想的”圖書館就是要排除一切交流障礙,達到信息傳遞的預期效率最大化。所有現(xiàn)實的圖書館必須在理想的關照下,視其符合“理想的”的程度而分出優(yōu)劣高下。20世紀初,“以中西書籍,合并庋藏,而歸納于同一分類之下”(杜定友語)[4]的對中國古代藏書樓的改造,正是在重視理想之“同一”而抹殺現(xiàn)實之“差異”的工具論思維推動下進行的。事實上,古今中外的圖書館既有作為“工具”的相同性,也有作為文化本體的相異性。例如,中國古代藏書樓并不只是一幢幢建筑物,而且還積淀著獨特的文化意味,蘊藏著“仁人愛物”、“藏書守道”、“敬惜字紙”的人文精神,形成了和傳統(tǒng)文化與民族精神不離不棄的親緣關系。而如果圖書館僅僅是工具,寧波天一閣、瑞安玉海樓等古代藏書樓在21世紀的今天就沒有復興的必要———因為,作為工具,它們絕對沒有現(xiàn)代圖書館“好使”。
國際標準化組織情報文獻工作標準技術委員會(ISO/TC46)制定的各種分類標引標準、文獻數(shù)據(jù)庫標準、文獻生產(chǎn)與代碼標準、信息處理與交換標準、數(shù)字化信息組織標準等等,正在以學術權(quán)威和制度霸權(quán)的形式,維護著全球圖書館的單一化取向。而觀念層面上的趨同,則與技術標準的單一化如影隨形。例如,“知識自由”只反映了西方民主國家的認識,中國特色的民主并不等同于西方國家的民主,中國的圖書館也主要定位于“社會教育機構(gòu)”而不是“民主武器”[5]。然而,“知識自由”在我國圖書館學界卻正在成為主流話語。
1.4 導致對西方中心的一元文化的維護圖書館的趨同化,正在成為西方中心的文化一元論的幫兇。因為,圖書館在文獻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中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采取了明確的導向性話語,有助于理解并產(chǎn)生確定的概念。
其中包含的一些具體衡量尺度,構(gòu)成了極大的能量,左右著人們的文獻接受與文化理解。西方文明之強盛雖然有其內(nèi)在原因,
但也直接受惠于強盛的西方圖書館的推波助瀾。而趨同化的圖書館的所有環(huán)節(jié)幾乎都是在西方規(guī)則下運作的,“規(guī)則”確立了嚴格的文化表述、組織和認識標準。由此,不同民族在文化理解上的風格差異往往被排斥,每一個“我”的文化認知方式也正在被否定。但是,西方文明雖然強盛,也不過只有數(shù)百年的歷史,還沒有接受更長時間的考驗,不能保證它就能夠應付人類將來可能面臨的所有挑戰(zhàn)。所以,保持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就是保證人類應戰(zhàn)模式的儲備,符合人類的整體與長遠利益。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相信,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傳統(tǒng),世界不能沒有她的參與”[6]。而趨同化的圖書館處處合乎程序規(guī)范,卻有悖于人類文化的多元化原則。
總體上,圖書館學研究的上述局限,都可以推源于沒有充分考慮到圖書館本身還構(gòu)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圖書館對于它所歸屬的文化還具有反向建構(gòu)能力。在學理上,對“圖書館文化本質(zhì)”的認識屬于本體論層次,而對“圖書館有什么用”的研究主要探討圖書館目標的具體實施手段和方法。顯然,實踐論和方法論的研究離不開對本質(zhì)特征的正確認識。
2 圖書館文化本質(zhì)的全面確認
圖書館產(chǎn)生于特定的文化環(huán)境,并歸屬于產(chǎn)生它的文化。然而,現(xiàn)實中的圖書館在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等各個環(huán)節(jié)都體現(xiàn)出自我的文化選擇尺度,極主動地提出希望什么或回避什么的文化建構(gòu)性要求。所以,圖書館不僅是文獻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存在的根本。它以自己的方式影響了我們對社會文化和人類文明進程的思考,展示了文化建構(gòu)上的能動性特征。
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清儒龔自珍在《六經(jīng)正名》中對劉向《七略》的禮贊:“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才能理解為什么文化愈發(fā)達,圖書館也愈發(fā)達,而圖書館越落后,文化也越落后;才能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古代圖書館具有一致的“德性”取向,而西方“知性”文化也與作為“泛科學理性”存在的西方圖書館學彼此鼓桴。我們相信,圖書館與文化的互動關系超過了人們的任何想象。
首先,“收集什么”傳遞著不同的文化態(tài)度,它直接與主體人的經(jīng)驗愛好、認知取向、價值觀念有關,本質(zhì)上反映了圖書館要以怎樣的文化姿態(tài)現(xiàn)身、在社會文化中充任怎樣的擔當。例如,《隋書·經(jīng)籍志序》:“文義淺俗,無益教益者,并刪去之。”《四庫總目·凡例》:“辨厥妍媸,嚴為去取。”反映了中國古代官藏文獻的收集標準。當這一標準成為主流話語,又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文獻獲得,從而使讀者“讀好書、做好人”,并最終影響社會風氣。同樣,“知識自由”既是西方國家民主文化的產(chǎn)物,也反過來強化了民主的內(nèi)涵,其影響遠遠超越了單純的文獻層面。“怎么收集”和“收集什么”一樣,固然受制于特定的文化,但收集方式一旦確定并踐行,就會形成文化建構(gòu)上的能動性。例如,漢武帝“大收篇籍”、“置寫書之官”,既是藏書建設,也是文教政策,直接表達了政府的行政目的,進而影響到社會文化的取向。顯見,圖書館的文獻收集工作“自己說話”,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參與了社會文化的建構(gòu)。
其次,文獻的整序方式也會“自己說話”,并反過來影響特定文化的定型。例如,在《西學書目表》中,“力學”、“重學”、“生物”等等既是新類名,也是新思想?！段鲗W書目表》固然是當時西方自然科學“東漸”的產(chǎn)物,但它在作為書目檢索“工具”使用的同時,也影響了讀者對“力學”等新知的接受,并改變了人們對經(jīng)史子集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態(tài)度,具有十分明顯的反向文化建構(gòu)作用。此外,詞匯之外的語法既是出于序化文獻的需要,也是出于文化表達的需要,語法結(jié)構(gòu)本質(zhì)上也是一種文化確認與選擇。例如, 20世紀初中國學者對DDC的全面接受,不僅意味著標引和檢索工具的變革,也是對DDC背后新的思想、思維、文化和精神的全面確認,并導致了中國人對文獻(及其背后文化)的認知轉(zhuǎn)型:文獻不再與主體人的心性有關,文化不再是“德性之知”,它們只是立于我們面前的純粹客觀之物,可以從學科屬性、邏輯類項和物理形態(tài)上予以考量。
再次,在文獻利用環(huán)節(jié)上,圖書館也具有獨特的文化建構(gòu)能力。例如,在“怎么利用”的問題上,隱含著人們對文化資源、使用機會等進行再分配時的價值判斷。即使是在崇尚“客觀”的西方,也會設法引導和左右讀者的文獻接受與文化理解。邱五芳曾引用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的話指出:“哪些書排在首位?這實際上是最大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Google Print搜尋器如何排列搜尋結(jié)果的主次,即挑選的方法問題。”并說:“這位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對網(wǎng)絡時代不符合美國觀念的文獻可能面臨邊緣化的狀況表示深深擔憂。”[3]總之,圖書館對文獻的選擇、推薦、導讀、評定乃至類別確定等具體業(yè)務行為,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文獻接受與文化理解,從而也參與了社會文化的塑造與定型。人們注意到,“在國際網(wǎng)絡著作權(quán)的立法博弈中,圖書館站在維護信息的最大流通與保護公眾利益的角度,成為制衡出版利益集團的重要力量”[7]。甚至圖書館建筑也“自己說話”,努力建構(gòu)著社會文化。什么書放在最寬敞明亮的一間,開架閱覽室收藏什么文獻等等,直接取決于對文獻價值的取舍并反過來影響社會對文獻(文化)的判斷。而中國古代的金匱、石室、蘭臺等,更是超越了“圖書館建筑”,積淀著深厚的文化旨趣并影響到人們的文化認知,甚至能夠改變特定歷史發(fā)展的進程。
3 圖書館學研究的文化選擇
工具論取向的圖書館學研究,僅僅把圖書館視為特定文化的產(chǎn)物。然而,圖書館本身還構(gòu)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并參與了特定文化的塑造與定型。相應地,從圖書館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而不是被動)關系出發(fā),應成為圖書館學研究的自覺合理的文化選擇。
3.1 重視圖書館活動中人的主體性的研究真實的圖書館是在作為主體的館員(收集、整理)與作為主體的用戶(使用)之間的文獻互動關系中形成的。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圖書館,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一個一勞永逸、人人接受的理論體系。
因此,必須直面現(xiàn)實圖書館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具體活動和具體過程,探討作為主體的館員和同樣作為主體的用戶在文獻活動中所展示的有關文化之表述、組織、認識、期待、焦慮等主體內(nèi)容與個性特點。例如,通過科學實證與數(shù)理統(tǒng)計而得出的“影響因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貌似精確的期刊評價標準。然而,主體人的實際引用行為是十分復雜的,引文動機具有多元化、內(nèi)在性和情境性特征。此外,還涉及到不同引用主體期刊獲得能力的不同。
因而,必須把影響因子問題放到生動的現(xiàn)實境遇中來考察,由此也確立了人和文化因素在相關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如,文化被動產(chǎn)物視野下的知識組織,只注意語言系統(tǒng)內(nèi)部的組織規(guī)律,形成了關于詞匯與句法結(jié)構(gòu)的形式理解,但卻忽略了系統(tǒng)外部的制約因素,在實際操作中舉步維艱。事實上的知識組織必須以館員與用戶的互動關系、語境等為成立條件,由此步入內(nèi)涵豐富的文獻認知世界,形成一種“還原”研究,即將一切文獻標引與檢索問題都還原為文獻活動主體的意識、行為和技術等現(xiàn)象的研究?？傊?只有重視圖書館活動中人的主體性,圖書館學研究才會成為一種立足于文化本體的世界觀,也才會成為一種分解真實圖書館現(xiàn)象復雜性的普遍觀念、一種接觸圖書館實在的有效規(guī)則。
3.2 重視圖書館活動中民族主體性的研究承認館員和用戶在圖書館行為中的主體性,并不是說個體不受社會歷史文化情境的制約。事實上,所有主體都是特定社會或同一歷史語境下的主體,強調(diào)民族主體性既是重視個人主體性的必然深化,也是圖書館文化建構(gòu)性特征的邏輯推導。其思路是:不同民族在文化的表述、組織、認識、期待和焦慮等問題上各有個性,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建構(gòu)與反省方式,表現(xiàn)出圖書館的民族性和多元化。然而,晚清以來中國圖書館學長期步趨西方,導致“在世界圖書館學界
很難找到‘中國制造’的有影響的概念、理論、學者和學派”[8],中國圖書館學正在成為一種“無根”的學術。
學術交流是圖書館學變革的重要力量。
“堅持中國學術思想的輸出,也將是世界圖書館學的福音。沒有中國的積極參與(不是學舌西方式的消極參與),世界圖書館學不僅是不完整的,而且也往往是漏洞百出的。”[8]圖書館學研究的一元化取向,使得西方圖書館學喪失了從其他民族思想智慧中獲益的機會,不利于自身學術的反省和發(fā)展。事實上,西方圖書館學的優(yōu)勢主要源自“客觀化”,并初步解決了文獻編碼與解碼一致性的問題。然而,客觀化的人工語言是以放棄更多的文化隱含為代價的。而中國古代書目是一種自然語言,將會為西方知識組織提供自我救贖的機會[9]。重視圖書館活動中民族主體性的研究,就是要“最終達到世界圖書館學思想的常態(tài)分布:中西融通,而不是西方中心。這不僅有助于提升圖書館學領域中的中國形象,也有利于保持世界圖書館學的健康生態(tài)”[8]。從本質(zhì)上說,這也將為21世紀人類的和平共處做文獻信息(收集、整理和利用)層面上的鋪墊。
3.3 致力于圖書館學成果為其他學科所共享的研究圖書館學在學科大家庭中地位不高是不爭的事實。從學科影響來看,圖書館學長期吸收和引進其他學科(如數(shù)學、社會學、哲學、經(jīng)濟學)的成果,而自己的成果卻鮮見為其他學科所共享。
既然圖書館自身也構(gòu)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并具有能動的文化建構(gòu)力那么圖書館學也一定具有學科自主性。以圖書分類為例,分類法一旦成為文化認知的標識,就可以相對獨立于被標識的文化,進行自身系統(tǒng)的自組織,直接圍繞一套標識符號來思考和交流文化信息,分類結(jié)果內(nèi)在地引領社會文化向自身歸依。例如,“英國瓦爾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圖書館的書籍分類對猶太哲學家卡西爾(Cassirer.E)的文化哲學思想影響很大。該圖書館的書籍分為四個層級。
第一層級是關于一般的表述問題和符號的本質(zhì)的書籍,其意旨是從人類學到宗教再從宗教到哲學;第二層級是有關藝術表現(xiàn)的理論和歷史的書籍;第三層級是語言和文獻書籍;第四層級是人類生活的社會形式———歷史、法律、民族等方面的書籍。圖書的這種分類編排方式揭示了人類由圖像(藝術)到語詞(語言)再到意義(宗教、科學、哲學)的思想、文化歷程。”[10]事實上,只要突破關于圖書館的被動工具論定位,圖書館學也將成為關于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行為中有關文化表述、組織、認識、期待和焦慮等問題的“主動”研究,其研究角度、視野和成果,也一定能夠為其他學科研究提供強有力的學理支持。
4 結(jié)語
圖書館固然是特定文化的產(chǎn)物,但圖書館一經(jīng)產(chǎn)生又會以自身文獻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獨特方式反作用于它所從屬的文化,形成強有力的文化建構(gòu)訴求。從文化建構(gòu)的視角出發(fā),能夠全面、深刻地揭示圖書館的本質(zhì),并激發(fā)圖書館在“知識傳遞”的基礎上尋求更高的社會文化擔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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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Library science.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strumentalism. Subjectivity. Nationality.
圖書館的文化本質(zhì)有三:第一,圖書館是特定文化的產(chǎn)物;第二,圖書館本身構(gòu)成一種文化現(xiàn)象;第三,圖書館對文化有反向建構(gòu)能力。然而,目前的認識仍局限于“圖書館是特定文化的產(chǎn)物”的單一維度,從而使圖書館本身缺乏文化本體意味,只能以特定文化之反映的被動的工具姿態(tài)存現(xiàn)。
1 工具論視野下的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既然只是特定文化的被動產(chǎn)物,其價值便只能聚焦在作為特定文化之反映的工具性層面。這種工具論定位,集中反映在對圖書館的定義上。
盡管迄今已有數(shù)百個關于圖書館的定義,但對圖書館的工具性定位是各種“不同”定義的共同點。今擇取黃宗忠《對圖書館定義的再思考》一文中羅列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定義,以見其一斑: 1808年,最早提出“圖書館學”概念的德國人施萊廷格說:“圖書館是將收集的相當數(shù)量的圖書加以整理,根據(jù)求知者的各種要求,不費時間地提供他們利用。”阮岡納贊在1931年說:“圖書館是全球性的教育工具,它匯集和自由流通著所有的教育工具,借助它們傳播知識。”1978年版《美國百科全書》認為:“圖書館是使書籍及其前身發(fā)揮固有潛力的重要工具。”在我國,劉國鈞1934年說:“圖書館乃是以搜集人類一切思想與活動之記載為目的,用最科學最經(jīng)濟的方法保存它們,以便社會上一切人使用的機關。”1981年出版的專業(yè)教材《圖書館學基礎》認為:“圖書館是搜集、整理、保管、傳播和利用圖書情報資料,為一定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服務的科學、教育、文化機構(gòu)。”1993年版《中國大百科全書》認為:“圖書館是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獻資料并向讀者提供利用的科學、文化、教育機構(gòu)。”2001年,臺灣學者胡兆述針對網(wǎng)絡環(huán)境提出“圖書館是為資訊建立檢索點并為使用者提供服務的機構(gòu)”的新定義[1]。而在“知識自由”視野下,“圖書館是政府為了保障公民獲取知識信息的自由權(quán)利(文化權(quán)利之一)而提供的一種制度性公共產(chǎn)品”[2],同樣沒有擺脫對圖書館的工具性認識。
工具性定位強調(diào)圖書館必須像鐮刀或鋤頭一樣具有現(xiàn)實效用和可操作性,從而使圖書館喪失了與文化的本質(zhì)關聯(lián)。它深刻地制約著1808年以來的圖書館學研究,也凸顯了我國圖書館學者在所謂“科學”的名號下對待西方強勢話語與本國弱勢話語的勢利之見,對其負面影響至今尚未做出正確的認識和全面的評估。
1.1 導致圖書館的被決定地位
作為一種工具,圖書館的性質(zhì)單方面地由人來決定,想把圖書館說成什么,圖書館就會是什么。例如,中國近代的“新圖書館運動”把圖書館說成是“開啟民智、強國保種”的工具,“”時期說成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當代“知識自由”視域下則說成是“保障公民獲取知識信息的自由權(quán)利等文化權(quán)利的工具”,等等。圖書館絕對處于人的意志控制之下,人有權(quán)利和理由出于自己的目的對圖書館提出要求,一旦圖書館不能得心應手、俯首貼耳,人們就可能對這個工具進行改造甚至棄之不用。無疑,社會需求是多方面的,只要圖書館被視為工具性存在,未來還將出現(xiàn)大量花樣翻新的“新”認識。然而,“如果硬賦予明顯超越圖書館特質(zhì)的責任,不管出于何種美好的意愿或權(quán)威的理論,都絕不可能成為現(xiàn)實圖書館長久的主動作為”[3]。不僅如此,圖書館自身的理論也將難以建立。例如,“知識自由”僅僅是基于《世界人權(quán)宣言》(主要是第19條和第27條)的演繹結(jié)果,而“沒有以現(xiàn)實社會的圖書館為事實依據(jù)或物質(zhì)基點”[3]。
換言之,在“知識自由”何以必要與何以可能等根本性問題上,圖書館自身并沒有發(fā)言。
1.2 導致圖書館與文化分離
工具意義上的圖書館既然只是文化的被動產(chǎn)物,圖書館在原則上就可以和文化彼此分離,文化涵養(yǎng)也不被當作圖書館的根基。因而,沒有必要對圖書館流露出深厚的感情和必要的尊重,甚至可以隨時對它不恭或踐踏。一旦出現(xiàn)新的工具,圖書館將會毫不猶豫地被取代———就像鐮刀和鋤頭正在被割粒機和掘土機所取代一樣。預言圖書館(物理的)將消亡正是基于這一工具性認識。殊不知,圖書館的消亡不僅是物理軀體的消亡,也將是圖書館自身文化的消亡———是在閱覽室讀書時涵泳于字里行間的文本感受、審美經(jīng)驗與深入思考的消亡;是一個地區(qū)文化象征和精神圣地的消亡;是本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依托之物的消亡;是特定知識組織系統(tǒng)(如《中圖法》)對人類知識理解成果的消亡,等等。它基于一個明顯錯誤的預設:圖書館僅僅是工具,而不關涉使用者文化存在的根本。
1.3 導致圖書館走向趨同
作為工具,“我們的圖書館”與“他們的圖書館”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但可以根據(jù)是否適用而分出優(yōu)劣。“理想的”圖書館就是要排除一切交流障礙,達到信息傳遞的預期效率最大化。所有現(xiàn)實的圖書館必須在理想的關照下,視其符合“理想的”的程度而分出優(yōu)劣高下。20世紀初,“以中西書籍,合并庋藏,而歸納于同一分類之下”(杜定友語)[4]的對中國古代藏書樓的改造,正是在重視理想之“同一”而抹殺現(xiàn)實之“差異”的工具論思維推動下進行的。事實上,古今中外的圖書館既有作為“工具”的相同性,也有作為文化本體的相異性。例如,中國古代藏書樓并不只是一幢幢建筑物,而且還積淀著獨特的文化意味,蘊藏著“仁人愛物”、“藏書守道”、“敬惜字紙”的人文精神,形成了和傳統(tǒng)文化與民族精神不離不棄的親緣關系。而如果圖書館僅僅是工具,寧波天一閣、瑞安玉海樓等古代藏書樓在21世紀的今天就沒有復興的必要———因為,作為工具,它們絕對沒有現(xiàn)代圖書館“好使”。
國際標準化組織情報文獻工作標準技術委員會(ISO/TC46)制定的各種分類標引標準、文獻數(shù)據(jù)庫標準、文獻生產(chǎn)與代碼標準、信息處理與交換標準、數(shù)字化信息組織標準等等,正在以學術權(quán)威和制度霸權(quán)的形式,維護著全球圖書館的單一化取向。而觀念層面上的趨同,則與技術標準的單一化如影隨形。例如,“知識自由”只反映了西方民主國家的認識,中國特色的民主并不等同于西方國家的民主,中國的圖書館也主要定位于“社會教育機構(gòu)”而不是“民主武器”[5]。然而,“知識自由”在我國圖書館學界卻正在成為主流話語。
1.4 導致對西方中心的一元文化的維護圖書館的趨同化,正在成為西方中心的文化一元論的幫兇。因為,圖書館在文獻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中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采取了明確的導向性話語,有助于理解并產(chǎn)生確定的概念。
其中包含的一些具體衡量尺度,構(gòu)成了極大的能量,左右著人們的文獻接受與文化理解。西方文明之強盛雖然有其內(nèi)在原因,
但也直接受惠于強盛的西方圖書館的推波助瀾。而趨同化的圖書館的所有環(huán)節(jié)幾乎都是在西方規(guī)則下運作的,“規(guī)則”確立了嚴格的文化表述、組織和認識標準。由此,不同民族在文化理解上的風格差異往往被排斥,每一個“我”的文化認知方式也正在被否定。但是,西方文明雖然強盛,也不過只有數(shù)百年的歷史,還沒有接受更長時間的考驗,不能保證它就能夠應付人類將來可能面臨的所有挑戰(zhàn)。所以,保持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就是保證人類應戰(zhàn)模式的儲備,符合人類的整體與長遠利益。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相信,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傳統(tǒng),世界不能沒有她的參與”[6]。而趨同化的圖書館處處合乎程序規(guī)范,卻有悖于人類文化的多元化原則。
總體上,圖書館學研究的上述局限,都可以推源于沒有充分考慮到圖書館本身還構(gòu)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圖書館對于它所歸屬的文化還具有反向建構(gòu)能力。在學理上,對“圖書館文化本質(zhì)”的認識屬于本體論層次,而對“圖書館有什么用”的研究主要探討圖書館目標的具體實施手段和方法。顯然,實踐論和方法論的研究離不開對本質(zhì)特征的正確認識。
2 圖書館文化本質(zhì)的全面確認
圖書館產(chǎn)生于特定的文化環(huán)境,并歸屬于產(chǎn)生它的文化。然而,現(xiàn)實中的圖書館在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等各個環(huán)節(jié)都體現(xiàn)出自我的文化選擇尺度,極主動地提出希望什么或回避什么的文化建構(gòu)性要求。所以,圖書館不僅是文獻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存在的根本。它以自己的方式影響了我們對社會文化和人類文明進程的思考,展示了文化建構(gòu)上的能動性特征。
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清儒龔自珍在《六經(jīng)正名》中對劉向《七略》的禮贊:“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才能理解為什么文化愈發(fā)達,圖書館也愈發(fā)達,而圖書館越落后,文化也越落后;才能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古代圖書館具有一致的“德性”取向,而西方“知性”文化也與作為“泛科學理性”存在的西方圖書館學彼此鼓桴。我們相信,圖書館與文化的互動關系超過了人們的任何想象。
首先,“收集什么”傳遞著不同的文化態(tài)度,它直接與主體人的經(jīng)驗愛好、認知取向、價值觀念有關,本質(zhì)上反映了圖書館要以怎樣的文化姿態(tài)現(xiàn)身、在社會文化中充任怎樣的擔當。例如,《隋書·經(jīng)籍志序》:“文義淺俗,無益教益者,并刪去之。”《四庫總目·凡例》:“辨厥妍媸,嚴為去取。”反映了中國古代官藏文獻的收集標準。當這一標準成為主流話語,又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文獻獲得,從而使讀者“讀好書、做好人”,并最終影響社會風氣。同樣,“知識自由”既是西方國家民主文化的產(chǎn)物,也反過來強化了民主的內(nèi)涵,其影響遠遠超越了單純的文獻層面。“怎么收集”和“收集什么”一樣,固然受制于特定的文化,但收集方式一旦確定并踐行,就會形成文化建構(gòu)上的能動性。例如,漢武帝“大收篇籍”、“置寫書之官”,既是藏書建設,也是文教政策,直接表達了政府的行政目的,進而影響到社會文化的取向。顯見,圖書館的文獻收集工作“自己說話”,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參與了社會文化的建構(gòu)。
其次,文獻的整序方式也會“自己說話”,并反過來影響特定文化的定型。例如,在《西學書目表》中,“力學”、“重學”、“生物”等等既是新類名,也是新思想?！段鲗W書目表》固然是當時西方自然科學“東漸”的產(chǎn)物,但它在作為書目檢索“工具”使用的同時,也影響了讀者對“力學”等新知的接受,并改變了人們對經(jīng)史子集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態(tài)度,具有十分明顯的反向文化建構(gòu)作用。此外,詞匯之外的語法既是出于序化文獻的需要,也是出于文化表達的需要,語法結(jié)構(gòu)本質(zhì)上也是一種文化確認與選擇。例如, 20世紀初中國學者對DDC的全面接受,不僅意味著標引和檢索工具的變革,也是對DDC背后新的思想、思維、文化和精神的全面確認,并導致了中國人對文獻(及其背后文化)的認知轉(zhuǎn)型:文獻不再與主體人的心性有關,文化不再是“德性之知”,它們只是立于我們面前的純粹客觀之物,可以從學科屬性、邏輯類項和物理形態(tài)上予以考量。
再次,在文獻利用環(huán)節(jié)上,圖書館也具有獨特的文化建構(gòu)能力。例如,在“怎么利用”的問題上,隱含著人們對文化資源、使用機會等進行再分配時的價值判斷。即使是在崇尚“客觀”的西方,也會設法引導和左右讀者的文獻接受與文化理解。邱五芳曾引用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的話指出:“哪些書排在首位?這實際上是最大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Google Print搜尋器如何排列搜尋結(jié)果的主次,即挑選的方法問題。”并說:“這位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對網(wǎng)絡時代不符合美國觀念的文獻可能面臨邊緣化的狀況表示深深擔憂。”[3]總之,圖書館對文獻的選擇、推薦、導讀、評定乃至類別確定等具體業(yè)務行為,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文獻接受與文化理解,從而也參與了社會文化的塑造與定型。人們注意到,“在國際網(wǎng)絡著作權(quán)的立法博弈中,圖書館站在維護信息的最大流通與保護公眾利益的角度,成為制衡出版利益集團的重要力量”[7]。甚至圖書館建筑也“自己說話”,努力建構(gòu)著社會文化。什么書放在最寬敞明亮的一間,開架閱覽室收藏什么文獻等等,直接取決于對文獻價值的取舍并反過來影響社會對文獻(文化)的判斷。而中國古代的金匱、石室、蘭臺等,更是超越了“圖書館建筑”,積淀著深厚的文化旨趣并影響到人們的文化認知,甚至能夠改變特定歷史發(fā)展的進程。
3 圖書館學研究的文化選擇
工具論取向的圖書館學研究,僅僅把圖書館視為特定文化的產(chǎn)物。然而,圖書館本身還構(gòu)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并參與了特定文化的塑造與定型。相應地,從圖書館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而不是被動)關系出發(fā),應成為圖書館學研究的自覺合理的文化選擇。
3.1 重視圖書館活動中人的主體性的研究真實的圖書館是在作為主體的館員(收集、整理)與作為主體的用戶(使用)之間的文獻互動關系中形成的。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圖書館,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一個一勞永逸、人人接受的理論體系。
因此,必須直面現(xiàn)實圖書館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具體活動和具體過程,探討作為主體的館員和同樣作為主體的用戶在文獻活動中所展示的有關文化之表述、組織、認識、期待、焦慮等主體內(nèi)容與個性特點。例如,通過科學實證與數(shù)理統(tǒng)計而得出的“影響因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貌似精確的期刊評價標準。然而,主體人的實際引用行為是十分復雜的,引文動機具有多元化、內(nèi)在性和情境性特征。此外,還涉及到不同引用主體期刊獲得能力的不同。
因而,必須把影響因子問題放到生動的現(xiàn)實境遇中來考察,由此也確立了人和文化因素在相關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又如,文化被動產(chǎn)物視野下的知識組織,只注意語言系統(tǒng)內(nèi)部的組織規(guī)律,形成了關于詞匯與句法結(jié)構(gòu)的形式理解,但卻忽略了系統(tǒng)外部的制約因素,在實際操作中舉步維艱。事實上的知識組織必須以館員與用戶的互動關系、語境等為成立條件,由此步入內(nèi)涵豐富的文獻認知世界,形成一種“還原”研究,即將一切文獻標引與檢索問題都還原為文獻活動主體的意識、行為和技術等現(xiàn)象的研究?？傊?只有重視圖書館活動中人的主體性,圖書館學研究才會成為一種立足于文化本體的世界觀,也才會成為一種分解真實圖書館現(xiàn)象復雜性的普遍觀念、一種接觸圖書館實在的有效規(guī)則。
3.2 重視圖書館活動中民族主體性的研究承認館員和用戶在圖書館行為中的主體性,并不是說個體不受社會歷史文化情境的制約。事實上,所有主體都是特定社會或同一歷史語境下的主體,強調(diào)民族主體性既是重視個人主體性的必然深化,也是圖書館文化建構(gòu)性特征的邏輯推導。其思路是:不同民族在文化的表述、組織、認識、期待和焦慮等問題上各有個性,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建構(gòu)與反省方式,表現(xiàn)出圖書館的民族性和多元化。然而,晚清以來中國圖書館學長期步趨西方,導致“在世界圖書館學界
很難找到‘中國制造’的有影響的概念、理論、學者和學派”[8],中國圖書館學正在成為一種“無根”的學術。
學術交流是圖書館學變革的重要力量。
“堅持中國學術思想的輸出,也將是世界圖書館學的福音。沒有中國的積極參與(不是學舌西方式的消極參與),世界圖書館學不僅是不完整的,而且也往往是漏洞百出的。”[8]圖書館學研究的一元化取向,使得西方圖書館學喪失了從其他民族思想智慧中獲益的機會,不利于自身學術的反省和發(fā)展。事實上,西方圖書館學的優(yōu)勢主要源自“客觀化”,并初步解決了文獻編碼與解碼一致性的問題。然而,客觀化的人工語言是以放棄更多的文化隱含為代價的。而中國古代書目是一種自然語言,將會為西方知識組織提供自我救贖的機會[9]。重視圖書館活動中民族主體性的研究,就是要“最終達到世界圖書館學思想的常態(tài)分布:中西融通,而不是西方中心。這不僅有助于提升圖書館學領域中的中國形象,也有利于保持世界圖書館學的健康生態(tài)”[8]。從本質(zhì)上說,這也將為21世紀人類的和平共處做文獻信息(收集、整理和利用)層面上的鋪墊。
3.3 致力于圖書館學成果為其他學科所共享的研究圖書館學在學科大家庭中地位不高是不爭的事實。從學科影響來看,圖書館學長期吸收和引進其他學科(如數(shù)學、社會學、哲學、經(jīng)濟學)的成果,而自己的成果卻鮮見為其他學科所共享。
既然圖書館自身也構(gòu)成了一種文化現(xiàn)象并具有能動的文化建構(gòu)力那么圖書館學也一定具有學科自主性。以圖書分類為例,分類法一旦成為文化認知的標識,就可以相對獨立于被標識的文化,進行自身系統(tǒng)的自組織,直接圍繞一套標識符號來思考和交流文化信息,分類結(jié)果內(nèi)在地引領社會文化向自身歸依。例如,“英國瓦爾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圖書館的書籍分類對猶太哲學家卡西爾(Cassirer.E)的文化哲學思想影響很大。該圖書館的書籍分為四個層級。
第一層級是關于一般的表述問題和符號的本質(zhì)的書籍,其意旨是從人類學到宗教再從宗教到哲學;第二層級是有關藝術表現(xiàn)的理論和歷史的書籍;第三層級是語言和文獻書籍;第四層級是人類生活的社會形式———歷史、法律、民族等方面的書籍。圖書的這種分類編排方式揭示了人類由圖像(藝術)到語詞(語言)再到意義(宗教、科學、哲學)的思想、文化歷程。”[10]事實上,只要突破關于圖書館的被動工具論定位,圖書館學也將成為關于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行為中有關文化表述、組織、認識、期待和焦慮等問題的“主動”研究,其研究角度、視野和成果,也一定能夠為其他學科研究提供強有力的學理支持。
4 結(jié)語
圖書館固然是特定文化的產(chǎn)物,但圖書館一經(jīng)產(chǎn)生又會以自身文獻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獨特方式反作用于它所從屬的文化,形成強有力的文化建構(gòu)訴求。從文化建構(gòu)的視角出發(fā),能夠全面、深刻地揭示圖書館的本質(zhì),并激發(fā)圖書館在“知識傳遞”的基礎上尋求更高的社會文化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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