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社會學概論論文(2)
社會學概論論文篇4
試談個體成長的社會學影響
摘要：采用問卷調查法、文獻資料法等方法對桂林市的部分個體進行調查研究，深入分析了特奧運動對志愿者、運動員家長、運動員以及其他市民成長的影響。結果顯示，特奧運動對個體成長有積極的影響，就志愿者、運動員家長、以及其他市民而言主要表現(xiàn)在傳統(tǒng)觀念改變、相關知識增多、責任感增強、服務意識提高等幾個方面;而特奧運動員則表現(xiàn)為健康水平、自控能力、心理認知水平、社會適應能力、社交意識等方面均有提高。
關鍵詞:特奧運動;個體成長;社會學影響
特殊奧林匹克運動(簡稱特奧運動)，是專門為智障人士開展的體育運動，同時，特奧運動也是由智障人士和正常人共同參與的運動。在整個參與過程中可以為智障人士提供平等的機會，展現(xiàn)他們的技能和才華，加大社會對他們能力和需求的認知，使他們被社會接納和認可，得到應有的尊重。特奧運動對個體成長的影響的個體包括志愿者、智障人士、智障人士的家長以及普通市民等四個群體。桂林市是推動全國特奧活動示范社區(qū)活動中廣西的定點城市，桂林市特奧會于2004年12月30日成立，是廣西第一個成立特奧會的城市，桂林市培智學校于2008年、2010年兩次榮獲中國殘聯(lián)、國家體育局頒發(fā)的“全國特奧運動先進單位”榮譽稱號，且桂林市特奧運動員在省級比賽、國家級比賽和上海國際特奧會中多次獲得優(yōu)異成績，這些都證明對桂林市的特奧運動進行研究是有意義的，可以作為個案研究。
1研究方法
1.1文獻資料法根據(jù)選題需要，收集了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行為學等各學科領域的相關文獻資料，查閱了大量有關特奧運動的文獻資料，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jù)及實證依據(jù)。
1.2問卷調查法家長問卷共發(fā)放100份，回收問卷98份，回收率為98%，其中有效問卷94份，有效回收率為95.9%，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志愿者問卷共發(fā)放200份，回收問卷189份，回收率為94.5%，其中有效問卷182份，有效回收率為96.3%，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
1.3訪談法根據(jù)本研究的目的和任務編寫訪談提綱，對600名桂林市市民進行關于特奧運動社會效應的專題訪談，并對訪談結果做好詳細記錄。
2結果與分析
2.1桂林市特奧運動對志愿者的影響志愿服務是人類文明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是新時期弘揚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的重要活動載體之一。志愿者不僅是奉獻者，還是受益者，志愿者活動是志愿者在服務他人時進行自我社會化的過程。表1中的數(shù)據(jù)顯示，68.1%的志愿者在參加特奧運動后自信心變強;快到80%的志愿者變得更加有責任感，也更加開朗樂觀;50%左右的志愿者在服務他人的同時，不僅增強了自己的人際交往能力，還從特奧運動員身上學會了不斷超越自我、永不放棄的精神。這些數(shù)據(jù)說明，大部分的桂林市志愿者在參加特奧運動后都有不同程度地改變，促進了志愿者本人的全面發(fā)展。
2.2桂林市特奧運動對家長的影響從表2中可以看出，78.7%的特奧運動員家長主動對特奧運動知識進行了學習，21.3%的特奧運動員家長沒有對特奧運動知識進行主動學習。這些數(shù)據(jù)表明，桂林市特奧運動員家長的主動學習意識還是比較強的。從表3中可以看出，26.6%的特奧運動員家長對特奧運動有一個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28.7%的特奧運動員家長對特奧運動只是有一個模糊大概的了解;41.5%的特奧運動員家長對特奧運動不怎么了解。表明50%左右的桂林市特奧運動員家長對特奧運動有一個基本的了解，還有很大一部分的特奧運動員家長對特奧運動不太了解。對以上兩個表的數(shù)據(jù)進行對比后發(fā)現(xiàn)，雖然很多的桂林市特奧運動員家長會主動進行特奧知識的學習，但是大部分的家長還處于一知半解的狀態(tài)，沒有進行系統(tǒng)全面的學習，只有一小部分的特奧運動員家長對特奧運動知識比較了解，甚至一部分特奧運動家長對特奧運動還處于不了解狀態(tài)。
2.3桂林市特奧運動員的成長及影響
2.3.1特奧運動員的身體素質和健康水平
從表4中可以看出，有4人，比例為4.3%的特奧運動員的身體素質提高的非常明顯;31人，比例為33%的特奧運動員的身體素質有比較明顯的提高;42人，比例為44.7%的特奧運動員的身體素質提高情況比較一般;15人，比例為16%的特奧運動員的身體素質的改變不怎么明顯。數(shù)據(jù)表明桂林市的大部分特奧運動員在參加特奧運動后身體素質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如圖1所示，13.8%的特奧運動員健康水平提高的非常明顯;31.9%的特奧運動員健康水平提高的比較明顯;38.3%的特奧運動員健康水平提高情況為一般;14.9%的特奧運動員健康狀況沒什么改變。大部分的桂林市特奧運動員在參加特奧運動后，身體健康狀況都有了很大程度地改善。身體素質與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智障人士的生活質量，減輕家長的負擔。由于每個人的身體健康狀況不同，其生理功能障礙也不同，特奧運動員參加體育鍛煉后，身體健康的提高水平也就不同，應該有針對性的進行訓練。
2.3.2特奧運動員的自控能力
根據(jù)圖2顯示，智障人士參加特奧運動后自控能力提高非常明顯的有7人，占樣本總量的7%;24名特奧運動員在參加特奧運動后自控能力提高的比較明顯，占總樣本量的26%;有48名特奧運動員在參加特奧運動后自控能力提高情況是一般，占樣本比例為51%;13名特奧運動員在參加特奧運動后自控能力改變不怎么明顯，占樣本總量的14%;2名特奧運動員在參加特奧運動后自控能力沒有改變，只占樣本總量的2%，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由圖2我們可以看出，桂林市大部分特奧運動員在參加特奧運動后自控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因每個特奧運動員本身的情緒、情感、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家長的教育情況等都不相同，所以他們在參加特奧運動后自控能力的改善情況也各不相同，而其中的一些改變可能達不到父母本身的期望，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參加特奧運動對智障人士增強自控能力是非常有利的。
2.3.3特奧運動員的心理認知水平
從圖3中我們可以看出，參加特奧運動后心理認知水平改變非常明顯的特奧運動員有8人，所占比例為8.5%;心理認知水平改善情況比較明顯的智障人士有29名，所占比例為30.9%;心理認知水平改善情況一般的智障人士有39名，占樣本總量的41.5%;而心理認知水平改變不怎么明顯和完全不明顯的特奧運動員一共19人，占樣本比例的19.1%。從圖3的整個分布情況來看，大部分的桂林市特奧運動員在參加特奧運動后心理認知水平都有了一定程度地提高，說明智障人士參加特奧運動是非常有意義的。其中桂林市特奧運動員的心理認知水平提高一般的人數(shù)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原因可能是他們心理認知水平的改善程度沒有達到父母的期望值或其本身的功能障礙比較嚴重等。
2.3.4特奧運動員的社會適應能力
圖4顯示，在94名參加特奧運動的運動員中只有6人，樣本總量的6.4%的人的社會適應能力沒怎么提高，因其比例很小可以忽略不計;在被調查的特奧運動員中，社會適應能力提高情況非常明顯和比較明顯的特奧運動員分別為13人和28人，占樣本總量的43.6%，這個數(shù)據(jù)表明接近一半的桂林市特奧運動員中在參加特奧運動后，社會適應能力有了明顯的改善，證明參加特奧運動對智障人士是非常有利的。
2.3.5特奧運動員的社交意識
體育對培養(yǎng)個體的社會交往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從圖5中可以看出，參加特奧運動后社交意識改善情況一般的特奧運動員所占比例最大，有36人，占38%;其次社交意識改變明顯的特奧運動員共有42人，占45%，其中改變比較明顯的運動員有28人，占30%，改變非常明顯的有14人，占15%。這些數(shù)據(jù)表明，桂林市特奧運動員在進行一系列訓練和比賽后，社交意識明顯加強。少數(shù)特奧運動員的社交意識沒怎么改變，原因可能是殘疾類型比較特殊、能力水平太差等。
2.4特奧運動對桂林市其他市民的影響對訪談資料進行整理發(fā)現(xiàn)，82%的桂林市市民認為特奧運動是一種公益事業(yè)，可以促進智障人士的身心健康，幫助智障人士擴大交際圈，走出封閉的生活環(huán)境，感受社會大家庭的溫暖和凝聚力，提高生活質量，融入社會，實現(xiàn)自身價值。這說明桂林市市民已經有了關心幫助殘疾人的意識，能給予智障人士包容和支持。桂林市市民這種扶殘助殘的意識不僅有利于智障人士融入社會，還促進了自身的全面發(fā)展，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添磚加瓦”。但社會對智障人士的宣傳力度和廣度還有待進一步加強，表現(xiàn)在另外有18%的桂林市市民認為特奧運動是與自己的生活無關的，自己沒有責任去幫助他們，態(tài)度比較漠視。說明一小部分人對智障人士的認識不夠，對智障人士這個弱勢群體的關注度較低。
3討論
特奧運動對志愿者、運動員家長、以及其他市民而言主要影響表現(xiàn)在傳統(tǒng)觀念改變、相關知識增多、責任感增強、服務意識提高等幾個方面。特奧運動員在健康水平、自控能力、心理認知水平、社會適應能力、社交意識等方面均有提高。有18%的市民對特奧運動的認識存在態(tài)度漠視的偏差，應潛移默化，廣泛宣傳，用換位思考的方法，提高他們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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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概論論文篇5
淺談腐敗現(xiàn)象的犯罪社會學思考
摘要：腐敗犯罪一直是我國經濟發(fā)展的毒瘤。處于社會轉型期，眾多犯罪類型中的腐敗犯罪很大程度上阻礙我國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以來，國際和國內對我國反腐進程高度關注。反腐一直都是民眾關注的熱點話題。本文從犯罪社會學的角度對當前社會轉型期的腐敗犯罪成因進行剖析，并且提出了一些治理方案。
關鍵詞：社會轉型期;腐敗犯罪;治理
目前我國社會處于轉型期，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層出不窮，我們需要關注這些社會問題，并且從中找到治理的對策。社會轉型期內，我國腐敗問題尤為突出，既牽扯到整個社會的宏觀發(fā)展，又涉及到民眾的切身利益。那么，對于我國社會轉型期的腐敗犯罪，我們可以作出具體分析，從而找出一些對策遏制腐敗現(xiàn)象。
一、社會轉型期的含義
社會轉型是指社會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變的過渡過程，是社會中的傳統(tǒng)因素與現(xiàn)代因素此消彼長的進化過程;是社會結構的整體性、根本性變遷，它不是指社會某個領域的變化，更不是指社會某項制度的變化，而是指社會生活具體結構形式和發(fā)展形式的整體性變遷。隨著我國不斷邁開改革開放的步伐，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城鄉(xiāng)二元制結構的沖破伴隨著大量的人口流動，同時不同的文化不斷地匯聚，然后沖突或者相互吸收。社會轉型期的各種矛盾沖突集中體現(xiàn)在法制與傳統(tǒng)習慣的沖突，市場競爭與壟斷的沖突，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的沖突等等。
二、我國目前腐敗犯罪的新特點
我國目前反腐形勢嚴峻，習對腐敗犯罪深惡痛覺，采取絕不姑息的態(tài)度，后我國反腐成果顯著，甚至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詞匯。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腐敗犯罪現(xiàn)象的新特點。
(一)腐敗犯罪手段多樣化社會轉型期，我國經濟在迅猛發(fā)展之中，從計劃經濟到現(xiàn)在的市場經濟，經濟制度的改變能夠讓我國資源得到優(yōu)化配置。而官員手中掌握的權利決定著這些資源的分配。各種國有資產，如土地、礦產、石油行業(yè)無疑成為腐敗犯罪的重災區(qū)。腐敗犯罪從官員本人直接收受現(xiàn)金轉向更為隱蔽的犯罪手段。從周永康落馬后，整個腐敗犯罪鏈條中，我們可以看到周永康的整個家族成員成為商人行賄對象。官員家屬開設公司的資金大都來源于商人，而這些隱蔽的資金很難查到來源。還有一些人會收集相關官員喜好，投其所好。從名畫、玉石到毒品，行賄手段層出不窮。
(二)網(wǎng)絡成為反腐重要陣地網(wǎng)絡不僅成為腐敗犯罪舉報的工具，更成為民眾了解腐敗犯罪的重要途徑。也促使官員在生活中更加謹慎。從之前的“表哥”到現(xiàn)在腐敗犯罪的新詞匯“通奸”、“不正當男女關系”。正是因為網(wǎng)絡，我們接觸了解到了更多的腐敗犯罪，從而能夠提醒自己保持自我的道德準繩，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隨著電子計算機不斷普及，網(wǎng)絡成為舉報和反腐的重要途徑。當官員利用職權謀取私人利益時，群眾通過網(wǎng)絡舉報往往成效顯著。
三、社會轉型期的腐敗犯罪成因
社會轉型期的腐敗犯罪層出不窮，我們需要正視腐敗犯罪產生的原因。分析其產生的成因。犯罪原因宏觀與微觀層次論認為犯罪原因是犯罪學研究的核心。它包括兩個基本的視角：個體犯罪形成的原因，總體犯罪形成的原因。前者是犯罪原因的微觀調查，后者是犯罪原因的宏觀研究。微觀原因將個體犯罪至于微觀社會中，核心是對犯罪人個案的微觀社會剖析，探析一個人為什么犯罪，宏觀研究將總體犯罪置于宏觀背景下，核心是對犯罪現(xiàn)象的宏觀分析，揭示社會為什么存在犯罪。筆者主要從腐敗犯罪的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探析其產生的原因。
(一)社會轉型期腐敗犯罪產生的宏觀原因1.經濟與腐敗犯罪。我國經濟改革成果顯著，改革開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么對于官員而言，他們每天見到的都是比他們物質條件豐富得多的各類人。作為官員，他們手中的權利讓他們獲得一定的地位，但是并沒有擁有過多的財富。那么一旦他們把獲取財富作為自己的目標，但是又沒有其它手段來獲取更多財富，就很容易走上腐敗犯罪道路，利用職權為自己謀取利益，把國家利益和職責放在一邊。
正如默頓認為當文化規(guī)定的作為普遍追求的合法目標與社會結構所能結構的借以實現(xiàn)目標的社會認同手段之間存在沖突時，就會使人們體驗到“失范性緊張”，為了消除這種示范性緊張，人們便可能以形式主義、退隱主義、反叛等方式表現(xiàn)出越軌行為。2.文化與腐敗犯罪。在社會轉型階段，官員面臨著諸多文化沖突。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官本位”思想與現(xiàn)在的廉潔奉公思想產生沖突。國外腐朽的資本主義享樂思想與公務員艱苦樸素的思 想產生沖突。官員在面臨著這些不同文化帶來的沖擊，如果思想不堅定，很容易走上腐敗犯罪的道路。在這些文化沖突的過程中，會有部分人走上腐敗犯罪道路，從而形成自己的亞文化，來對抗恪守職責、廉潔奉公的主文化。所謂“亞文化群”理論，是指全體成員在密切交往過程中會逐步形成與主流文化相差異的文化特性，這種群體亞文化一旦形成，便具備自我再生產和自我維持功能，群體成員效忠于這種文化并受其控制。官員一旦進入到亞文化群體中，思想就會松懈，和一些不法商人勾結起來。一些落馬的腐敗官員會沾染黃、賭、毒等不良嗜好。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現(xiàn)在貪腐的官員都是鏈條式落馬，彼此勾結，官官相護。因此在社會轉型期內，官員在面臨不同文化沖擊時，要堅守住內心的底線。3.社會控制與腐敗犯罪。社會控制論認為阻礙人們走向犯罪的原因有內部與外部兩個方面的抑制因素。外部的抑制因素就是社會約束或社會聯(lián)系，內部因素則是健康的個人品格所表現(xiàn)出來的那些“內部力量”。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的抑制力脆弱，都會導致人們走向違法犯罪。中央巡視組在一輪巡視過后，打擊掉諸多腐敗根基。但是缺乏相關的監(jiān)督制度，使得官員大都抱著僥幸的心態(tài)。因此把腐敗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是我們當前所需要做的工作。除此之外，有些官員并沒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內化，成為自己工作的準則。以至于會出現(xiàn)諸多貪腐現(xiàn)象。在有些會議上，一些官員會大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夠引經據(jù)典熟練地闡述，但是會后就被中紀委帶走。官員沒有用行動去踐行核心價值觀，而更多的是掛在口頭上。
(二)社會轉型期腐敗犯罪產生的微觀原因1.家庭與單位因素。長期和各種富裕商人打交道，官員家屬難免會產生相對剝奪感。所謂相對剝奪感，是指個人或群體在以他人或群體為參考系進行比較時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劣勢后所產生的消極社會心理。雖然權利讓他們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享受了較好的社會福利。但是相比周遭的朋友，就可能產生一種處于劣勢的消極社會心理。同時，薩瑟蘭的差異交往論認為犯罪是習得的。從十八落馬官員可以看出，他們在政治生涯的開端都是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態(tài)度。但是隨著他們政治生涯的延續(xù)，他們會看到并且學習到某些同事的隱蔽的貪污犯罪手段，這也會誘導他們走上腐敗的犯罪道路。
(三)社會轉型期腐敗犯罪的個體原因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fā)展，我國改革成果顯著。會有部分官員放松警惕，從心底開始懈怠。同時從腐敗犯罪者的年齡分析，可以看出他們犯罪大都是在中年。他們在生理上大都已經不如年輕人，而權利之大達到政治生涯巔峰。此時，他們會產生能撈一筆就撈一筆的懈怠思想。會放縱自己的欲望，如很多官員都在聚會中會錢色誘惑。網(wǎng)絡中會經常出現(xiàn)官員在ktv放縱的照片，當他們滿足心理和生理的欲望，在ktv與行賄者娛樂時，這種情景因素最利于麻痹心智。接受行賄者的安排，然后任其擺布。
四、社會轉型期腐敗犯罪的治理
(一)建立社會轉型期腐敗犯罪的安全閥機制沖突理論者確信，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愈是僵化，或愈是不容許社會成員表露出對立的要求或主張，慢慢積累寄來的危險、敵對的社會情緒便愈多，也就愈需要建立社會安全閥制度。在社會轉型期，官員面對工作生活中的諸多問題，需要找到宣泄的出口。生活和工作中的不滿積壓在心中，既不利于他們做好本職工作，也不利于解決群眾的問題。解決民眾的諸多訴求時，我們會考慮為他們建立完善的安全閥制度。但其實官員同樣需要安全閥制度解決他們的不滿。在社會轉型期，官員既面臨著機會又面臨著挑戰(zhàn)。他們是各種利益博弈的平衡點，在諸多沖突中尋求一個理性點。內心稍有動搖，就極易走上腐敗犯罪道路。他們同樣需要安全伐制度訴說他們的訴求，提出他們的意見。
(二)加強社會內在控制社會內在控制包括文化和思想控制。現(xiàn)今社會對腐敗具有一種習以為常的態(tài)度。從民眾輿論到社會風氣，無形中縱容了腐敗現(xiàn)象的產生。也有一些地方出現(xiàn)了官場腐敗文化，腐敗文化對官員影響范圍廣泛程度深遠。因此每當大老虎落馬時，民眾就會產生對政府公信力的懷疑，擔心是否引發(fā)官場地震。只有徹底鏟除官場的腐敗文化，徹底貫徹執(zhí)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從根源上遏制腐敗犯罪。不僅需要官員嚴格恪守廉潔執(zhí)政，而且民眾需要樹立對政府公信力的信賴。只有整個社會對腐敗采取零容忍姿態(tài)，嚴格按照規(guī)章程序辦事，盡量不去“走后門”，官員才沒有滋生腐敗的土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踐行需要官員和民眾共同努力，不是空喊口號，而是在言行中內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真正含義。
(三)完善腐敗監(jiān)督機制腐敗犯罪的檢舉揭發(fā)最需要民眾的參與。公權力只有受到民眾的監(jiān)督，才會得到制約，從而才能保證不被濫用。把權利關進制度的籠子才是長遠之道。反腐不能只靠黨內反腐，最根本的是調動起民眾對權利的監(jiān)督。網(wǎng)絡反腐成為民眾反腐的重要手段，但是更多的反腐舉報不能通過網(wǎng)絡實現(xiàn)。民眾對于官員的監(jiān)督，相關材料難以遞交。歷經很多程序遞交后，難以得到反饋。民眾一直被隔離在權利監(jiān)督的欄桿之外，沒有能夠參與進來。中國的反腐進程要進步，就需要民眾的參與。我國各種政府工作需要更加公開、透明。總而言之，民眾能夠監(jiān)督國家公權力的使用，官員的決策能夠體現(xiàn)民眾的訴求，處于社會轉型期的我國才能更加健康發(fā)展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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