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近代史的課程論文1500字(3)
中國近代史的1500字論文篇三
《談中國近代史觀念的啟蒙》
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思想觀念書寫，而社會的進步則是人們通過對過去歷史看法的不斷修正與改變來實現。中國近代百年(1840-1948)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段歷史，因此，對其如何去進行認識的更新與啟蒙，就顯得尤其重要。如果不然的話，把問題完全弄反了，或者是什么不把它說成什么，價值評判全憑情緒意氣，我們就還在不正確的道路上徘徊。最后，吃虧的還是整個國家與國民。
人們認識的不正確由于“洞穴現象”的局限，自己很難糾正自己。而如我們祖先所言，他山之石卻能攻玉。筆者最近再次翻閱十多年前家叔萬相仁從臺北寄來的臺灣知名經濟學家林鐘雄的《臺灣經濟經驗一百年》一書，讀到其中客觀評述臺灣百年間經濟發(fā)展離不開外來先進理念與科技推動的有關精彩論述時，心中對叔叔當年專門郵寄此書來的良苦用心有了進一步體認，并促使本人又一次聯(lián)想到了整個中國的近代百年。下面就一、向我同胞扼要介紹一下林鐘雄《臺灣經濟經驗一百年》一書中的有關論述;二、在自己以前有關認識的基礎上，具體展開闡述一下西方先進理念與科技，近代百年以來對我們的一些正面影響。
一、林鐘雄等對臺灣1895年以來經濟發(fā)展經驗的論述
林鐘雄(1938-2006)，臺灣彰化人。臺灣大學經濟系畢業(yè)后，又在臺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走出校門之后，曾短期服務于臺灣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fā)展委員會(現臺灣政府經建會前身)，擔任綜合計劃處專員。以后則分別在臺灣政治大學、臺灣大學任教，并也在其他公私立大學兼任教學，擔任高校經濟學教師長達30余年。用臺灣學者的話講來，他為港臺地區(qū)“作育”了不少經濟“英才”。[1]
林鐘雄不但是臺灣地區(qū)知名經濟學家，有經濟學“一代大師”之譽，[2] 同時也是知名社會活動家與企業(yè)家，對推動臺灣民主事業(yè)發(fā)展做出過突出貢獻。其在高校執(zhí)教期間“分身多方從事關懷國事、社會公益，包括參與海內外推動臺灣民主化運動，鼓吹民主自由思潮，對臺灣社會影響甚大?！盵3] 1992年離開教職，擔任參與創(chuàng)辦的玉山銀行首任董事長。臺灣地區(qū)領導人2000年聘任其為無給職國策顧問。2001年擔任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
由于受他老師觀點的影響甚大，因此在具體介紹林鐘雄《臺灣經濟經驗一百年》一書之前，有必要也對其臺灣大學經濟系與臺大經濟研究所時代老師張漢裕教授(1913-1998)的有關研究與成就，作一扼要介紹。張漢裕臺灣臺中人，1934年臺北高等學校畢業(yè)后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學習，1937年又入東大大學院攻讀，以后在這里獲得博士學位。1940-1946年間，歷任東京帝大助教、副研究員。1946年返臺之后歷任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臺大經濟系主任暨臺大經濟研究所所長，臺灣淡江大學企管系教授兼系主任。
張漢裕在東京大學求學期間，曾受教于后來成為東京大學總長的日本知名經濟學學者矢內原忠雄。矢內原忠雄早年留學英、德等國，是虔誠的____教徒，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是日本國內有名的反戰(zhàn)人士，研究日據時期臺灣的經濟與社會，著有《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張漢裕返臺之后繼續(xù)了老師的這一研究課題，并寫出了《臺灣人民生活水準之測量》、《臺灣農民生計之研究》、《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演變》等在港臺歷史、經濟與社會學界均有重要影響的論著。張漢裕與其老師研究所不同的是，矢內原忠雄從基督____出發(fā)、得出的結論是日本的統(tǒng)治加劇了臺灣經濟、教育與政治的不平等，而張漢裕通過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大量統(tǒng)計數字基礎上所得出的結論則是：雖然日本政府的財政措施造成臺灣人民的負擔，但即便如此，臺灣人民在日本統(tǒng)治之下的生活水準卻一直在改善之中。
以上提及的林鐘雄《臺灣經濟經驗一百年》一書寫成于1995年，初版于1996年。筆者手中的本子是臺灣三民書局1998年的增訂版。林氏在書的增訂版序中寫道：“兩年前，我把當時所撰七篇論百年來臺灣經濟狀況的論文輯印刊行，原先單純是用以紀念先人養(yǎng)育之恩。沒料到，目前坊間已無存書，仍有索閱者。幾經考慮……輯印這個增訂版。”[4]由此可見，該書初版之后在臺灣學術界就有廣泛傳播和影響。
增訂版的林鐘雄氏全書共八篇，給人久久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一是闡述的觀點直接大膽;二是觀察問題客觀全面深刻;三、用事實與統(tǒng)計數字說話。書中所舉史料少而精、雄辯。
在該書的第一篇《臺灣經濟發(fā)展的基礎》中，林鐘雄一開始就講到了，經濟是一種動態(tài)連續(xù)過程，臺灣目前的經濟成就與其以前日據時期所奠定的基礎密不可分。盡管當年日本侵占臺灣的目的“一是占有資源以補日本之不足，二是作為日本的南進基地”，但是，“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發(fā)展先須建立一些健全的基礎要件，而這些要件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因而，我們可以說，1895年馬關條約把臺灣割讓給日本，而日本當時正在朝資本主義路途演進，且產生帝國主義行動的意圖，臺灣作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在日本當時的環(huán)境下，開始被塑造成日本帝國的一部分，連帶地被動地進行了一些制度及結構改變，這些改變乃是今日臺灣經濟最原始的重要基礎。”[5]
對于臺灣日據時期的社會制度與經濟模式變化，林鐘雄在該書中有較詳細述及。包括了警察制度建立，交通、水利與電力事業(yè)的興辦，近代教育與衛(wèi)生事業(yè)開辦，以及糖米外向型農業(yè)的發(fā)展等。
對于日據時期臺灣的警察制度實行及其經濟與社會作用，林鐘雄書中非常同意其老師張漢?！度論r代臺灣經濟之演變》一文中的研究與觀點：當時“警察的職務，除普通的警察、衛(wèi)生以外，擔任著戶籍事務。此外，抽稅、開路、治水的土木工程、耕地防風林的設置、催促種蔗糖蓬萊米的勸業(yè)事務也憑其幫助;并且日人會社收買土地與募股、政府募集公債與勸告貯蓄都要靠他們的力量……這樣，一切都非賴警察不可，日據時代臺灣警察可說是萬能的。姑不論其好歹，臺灣警察對于促進臺灣的治安與產業(yè)開發(fā)所發(fā)生的作用是很大的。”[6] 林鐘雄在進一步分析臺灣日據時期警察制度與搞土地資源調查的作用時指出，“土地集中現象是日據時期臺灣糖業(yè)發(fā)展的基礎，也是今日臺糖公司是臺灣最大地主的由來?！盵7]
關于日據時期臺灣交通、水利與電力事業(yè)的興辦，林鐘雄書中論述道：“日人據臺期間便幾是無中生有建設了公路、鐵路及港口。最重要的南北縱貫公路是日軍登臺浴戰(zhàn)南北期間利用工兵修筑的軍用道路，其后才沿線整修完成。南北鐵路是大半利用在日本發(fā)行臺灣事業(yè)公債于1899年至1907年間完成。1899年至1902年與1908年至1912年分別完成基隆港及高雄港的第一期工程，其后繼續(xù)分期擴充。這些交通設施原本附帶有治安及軍事用途，卻也是臺灣產業(yè)開發(fā)不可或缺的條件”;“水利對臺灣的稻米生產至為重要……臺灣總督府自1903年起，藉政府輔助款及地方配合款著手整修舊有埤圳，并興筑不少大型埤圳，最具代表性的是桃園大圳及嘉南大圳，前者于1916年開工，1928年完成，其灌溉面積22049甲;后者于1920年開工，1930年竣工，灌溉面積更達138622甲。在1945年臺灣耕地面積為791471甲，灌溉排水面積達535714甲，占67.7%，其中上述兩大圳占30%。在1900年，臺灣稻米年產量只有三十萬公噸，1930年開始超過百萬公噸，1938年更超過一百四十萬公噸。可見水利設施對臺灣農業(yè)發(fā)展的重要性”;“臺灣的電力供給始于臺灣總督府于1903年以地方稅開支，利用淡水河支流南勢溪之落差創(chuàng)設臺北電氣作業(yè)所，于1905年8月竣工并發(fā)電，其后主要城鎮(zhèn)紛紛個別有公營或民營中小型發(fā)電所的創(chuàng)辦。但最具影響力的是1919年合并各公民營發(fā)電所組成臺灣電力株式會社，推動日月潭水利開發(fā)工程，在艱辛、爭議、籌資困難的努力下，始于1934年6月完成日月潭第一發(fā)電所的工程，使臺灣電力供給邁入一個新的里程。據稱在終戰(zhàn)之初，臺灣的一般發(fā)電設備約32萬千瓦，另有糖業(yè)水泥業(yè)自備發(fā)電量約6萬千瓦，其中水力發(fā)電為26萬7千瓦，而日月潭第一水利發(fā)電量約占10萬千瓦，可見其重要性。在二次大戰(zhàn)末期，臺灣的發(fā)電設備曾因美軍轟炸而受損，直到1950年才恢復戰(zhàn)前的最高發(fā)電量，可見當時電力建設確實投入相當大的心血?！盵8]
關于日據時期臺灣近代教育與衛(wèi)生事業(yè)的開辦，林鐘雄在該書中指出，“在教育方面，日人據臺之初就開始創(chuàng)辦公立小學，免費提供適齡兒童之教育，在1930-31年間，適齡就學兒童就學比例達三分之一，1943-44年間，最高時曾達71%。這些教育在當時未必立即產生提升生產力的效果，但一二十年之后則陸續(xù)突現其生產力的提升效果。此外，自1910年起陸續(xù)在全臺各地普設中等學校、職業(yè)學校、農工商?？茖W校、師范學校，以及1928年創(chuàng)辦臺北帝國大學，雖然在創(chuàng)辦之初，入學學生數未必很多，但這些人才在戰(zhàn)后臺灣經濟發(fā)展上卻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隊伍”;“至于公共衛(wèi)生，日人更為重視，因為日人來臺終究有水土不服問題，因而對亞熱帶、熱帶的疾病、傳染病的研究防疫及治療一直相當重視，醫(yī)院的創(chuàng)設、醫(yī)生的培訓從不曾間斷，而都市各種衛(wèi)生系統(tǒng)的建立及相關建設也不遺余力”;日據時期“在教育衛(wèi)生及保健衛(wèi)生設施雙管投資下，臺灣的人力資源無形中逐漸提升，有能力接受近代工藝，為長遠的經濟發(fā)展作更大的貢獻?！盵9]
關于日據時期臺灣蔗糖外向型農業(yè)的發(fā)展，林鐘雄在該書的一處中指出，原來“臺灣甘蔗的生產條件較南洋為差，二十世紀初年的臺灣蔗農又缺乏引進新式糖廠的資本，無力建立現代糖業(yè)。日本統(tǒng)治當局乃藉撥給或低價售予土地、關稅保護、犧牲蔗農利益等措施，大量引進日本資本，引進國外優(yōu)良蔗種、創(chuàng)建現代糖業(yè)，自1910年代開始，臺灣砂糖年產量大幅成長，在1936-37年的旺盛年份產量達1049321公噸，較日據前最高產量之1988年的82562公噸多十二倍。大部分砂糖都是對日本出口，以出口金額言，在1909年至1933年間恒占各年出口總金額的50%至60%之間，1934年以后的十年則常占40%左右。依出口金額計算，1937年砂糖出口占當年工業(yè)產值的56.25%”。[10]
林鐘雄在該書的另一處中指出，“臺灣糖業(yè)發(fā)展的關鍵在1902年根據新渡戶稻造博士的《糖業(yè)改良意見書》，以設置臨時臺灣糖業(yè)局，發(fā)布臺灣糖業(yè)獎勵規(guī)劃為起點。一方面引進夏威夷的拉海納(lahaina)品種取代當時蔗農所常種植的竹蔗，以提高單位面積的糖產量。據稱，在相同的條件下，拉海納蔗每畝收獲量為96000磅，而竹蔗只有32000磅，且拉海納蔗的產糖率為9%至15%，而竹蔗的產糖率只及6%……。第二，對大規(guī)模耕種甘蔗者、投入大資本進行灌溉排水工程改善者、采用新式機械制糖者，都發(fā)給補助金?？傆嬙?902年至1909年的八年間，對制糖會社、制糖所發(fā)放補助金368172日元，對購買新式制糖機械補助551155日元。因此，在日人據臺前，臺人熬糖之廠謂之部，包括合股而設之公司部、業(yè)主所設之頭家部及蔗農合設之牛犇部，工場數雖未有紀錄，自1870年至1894年的四分之一世紀間，以1880年生產82562公噸為最高，1886年生產30271公噸為最低，平均每年產量為50420公噸。在日人銳意經營下，1936-37年的旺盛年份，新式糖廠有48家，改良糖部有7家，舊式糖部由1901年的1117家減至70家，產量達1049321公噸，較十九世紀末最高年產量多11.7倍，其中新式糖廠所產占98.02%，舊式糖部所產僅占0.94%?！盵11]
順便提及，林鐘雄以上引文中提及的新渡戶稻造 (1862 - 1933)是日本著名農學家與教育家，同時也是國際政治活動家。
是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創(chuàng)立者，曾擔任國際聯(lián)盟副事務長。1984年日本聲稱要建設文化大國時，新渡戶稻造曾被作為文化名人印到日幣5000元的幣面上，該幣種從1984年到2004年間在日本流通使用。
關于日據時期臺灣稻米外向型農業(yè)的發(fā)展，林鐘雄在該書的一處中指出：“日人據臺之前，臺灣原是一群小城鎮(zhèn)的村落社會，我們只知道當時是一個均窮的社會?！盵12] 其還指出，臺灣“先民大部分來自閩粵，雖然帶來一些當地的品種，因為欠缺興建及修建的資本，日本據臺之初，人口雖只有三百萬，糧食仍沒有能力自足，幾乎年年都須進口若干食料品，才能使多數先民勉強過活，而且土種在來米品質欠佳，生活可說非常艱苦”。[13]
林鐘雄在該書的另一處中則指出，日據之后“臺灣總督府自1899年起便陸續(xù)在臺灣南北各地設置農業(yè)試驗場，并引進日本米進行品種改良，于1922年生產出著名的蓬萊米，頗能迎合日人口味，出口到日本較易銷售，約自1930年代起，每年蓬萊米產量便常占臺灣稻米產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系對日本出口的。再加上，由水利設施改善及化學肥料使用量增加，稻米年產量明顯增加，1938年產量達一百四十萬公噸，為1900年的457%。自1910年前后，稻米出口已高居出口品的第二位，絕大部分是對日出口的，以出口金額言，1920年以后恒占年出口總額的20%左右。與砂糖并列而形成了1960年代以前的臺灣稻米經濟?！盵14]“糖米經濟的塑造完全改變了臺灣的經濟面貌，不只把臺灣由半自足的閉鎖經濟引導至出口經濟，且也根本改變了臺灣的出口商品結構，這一改變使得戰(zhàn)后臺灣所面臨的經濟困境大為減輕，被異族殖民統(tǒng)治下的祖先們的辛勞血汗轉變成后世子孫們的救星?！盵15]
日據時期臺灣改變原來經濟落后一事，林鐘雄書中還引了1915年12月中國福建省立甲種農業(yè)學校由校長率同學去臺參觀各項建設，在返國后校內慰勞會上所說的話來加以證明：“臺灣隸中國時，以地居邊海，賦稅不足以供政費，每年須政府津貼二十萬元。歸日本后，迄今不過二十年，經營盡善，入款年達五千余萬元。不知者以為日政府苛斂臺民，此非持平之語。若果出于苛斂，則臺民之納稅者即變賣田屋，不過支持一二年，何能延至二十年，且漸增而不減也。此實由其實業(yè)發(fā)達，民無失業(yè)，地無遺力所致?！盵16]
另外，林鐘雄在書中論述臺灣經濟發(fā)展經驗時的如下觀點也應值得我們注意，盡管其論述的對象已不再是日據時期的臺灣1950和1960 年代。他一是認為，一些富有個人或家族的出現有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發(fā)展，二是認為，外來投資者的到來激勵催生了本土企業(yè)家。其的具體表述是：當時“階級升降變化是好是壞后世社會經濟史家自會有爭論，純就經濟層面來說，少數個人或家族的資本積蓄是一個重要開端，往壞處評論，那是財富不均的起點，往好處著眼，個人或家族積蓄增加則具備了投資創(chuàng)業(yè)的機會，一旦發(fā)現合適而有前途的創(chuàng)業(yè)機會，就會為全社會帶來另一個經濟景象 ”;[17] 在“外來投資者的激勵下，國內相繼出現一批企業(yè)家，與外來投資者在國內市場競爭，使這段期間臺灣的出口導向經濟發(fā)展策略獲致更輝煌的成就?！盵18]
近年來，與林鐘雄的上述臺灣日據時期經濟與歷史觀點相近，年輕一代臺灣人對那一時期也有類似的看法。比如，臺灣大學學生林于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就寫到：“當時臺灣在日本人的統(tǒng)治底下，地方頗有建樹，建立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tǒng)、引進西醫(yī)、廣設衛(wèi)生所，使公共衛(wèi)生改善不少、許多致命傳染病銷聲匿跡。而對于人民健康影響不小的三大陋習—辮發(fā)、纏足、吸食鴉片，也在日人統(tǒng)治底下逐漸獲得改善。在這樣的政策推動下，死亡率大幅下降，拯救不少臺灣人的性命。就這方面來說，某種程度上日本人算是臺灣的恩人”;“當然日本人也有待臺灣人不好的一面。日本人是時帶著太陽民族的驕傲歧視臺灣人，在后期改制前臺灣人念公學校，日本人念小學校。當官的總是日本人居多，日本商社更是有恃無恐欺壓臺灣老百姓。但部分日人驕傲卻不失紀律，舉例言像日本人引進現代法治，即使是同為日本人的法官，在涉及民事事件時亦不會偏袒同為日人的當事者?！盵19] 林于雯所講之事不誤。比如，日據時期臺灣的衛(wèi)生事業(yè)有巨大發(fā)展，曾導致臺灣人口迅速增長。仍據林鐘雄前述書中的統(tǒng)計數字，臺灣日據以前的人口是300萬，到1945年增至了600萬，50年間人口增加了一倍。[20]
二、我們對中國整個近代歷史應該怎樣看
以上林鐘雄書中還認為，“回顧臺灣經濟發(fā)展之基礎不只是探索目前臺灣經濟之由來，且對臺灣經濟未來究竟?jié)摯婺男┲卮髥栴}也會有若干啟示?！盵21] 同樣，本人這里提出“我們對中國整個近代歷史應該怎樣看”的問題，也不是只簡單回顧我國近代歷史的史實，而是在探索民族下一步的思想、文化、政治、經濟、社會與科技出路。因為，只有認識到什么有價值什么無價值、孰是孰非了，不再顢頇愚蠢了，中國才會避免邪路，才會走向真正的光明前途。
與林鐘雄日據時期臺灣歷史應兩面看的觀點相近似，本人也一直認為應對整個中國的近代歷史作如是觀。十余年之前，筆者在一本書里曾寫道：“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進入了近代史階段。鴉片戰(zhàn)爭是把雙刃劍，既給民族帶來了屈辱，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少許活力和希望”;“上世紀20年代以來，人們只從經濟變化的層面(指所謂的中國半殖民地化半封建化了的說教)論證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自鴉片戰(zhàn)爭始。實際上，更重要的是，從此之后中國人開始關注外國人的政治制度、行政制度、政黨政治、聯(lián)邦制、地方高度自治等問題，中國人的思想從此開始了脫出由于制度造成的極端愚昧、進入近代化的歷程。從某些方面講來，這個思想近代化的變化比經濟上的某些變化更有意義，更重要。”[22] 這里坦承，本人當時所講以上話語的全部真實含義是：必須承認，中國近代史上與西方文明接觸與擁抱不是壞事情;近代史上外國人幫助我們做的許多事情與林鐘雄所講日據時期的臺灣一樣，它們是今天我們國家前進發(fā)展的基礎。
后來的斯大林主義進入中國一事除外，與西方文明接觸與擁抱不是壞事情，對此，處身中西兩文明密切接觸前期的鄒容在《革命軍》中寫下過如下的話語，應該引起高度關注：“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譯而讀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鄒容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西方的文明之政體，它的式樣如何?鄒容在《革命軍》中也有具體闡述：“一國之政治機關，一國之人共司之。茍不能司政治機關，參預行政權者，不得謂之國，不得謂之國民。此世界之公理，萬國所同然也?！?/p>
同時必須明確指出，應像臺灣經濟學家林鐘雄等所做的那樣，近代史上為中國的制度、文化、經濟、軍事與社會近代化事業(yè)做出過貢獻的外國人士，他們的事跡我們都必須進行客觀記述與評價，寫進歷史時不應該再是反面的。我就想，在有關的很多事情上我們一直所做的甚至連晚清政府都不如。當年晚清政府還大膽啟用過外國人管理海關、同文館等，做出了成績以后，還給他們以正確評價、給他們晉官加爵哩。這些外國人士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赫德、丁韙良、馬格里等。
中國近代政治轉型的一個重要方面，如蔣廷黻所言，是在外交上由傳統(tǒng)的朝貢制度向條約制度轉變。為此，清政府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其下屬機構海關總稅務司署和同文館。海關總稅務司署1859年成立于上海，清政府最初任命的總稅務司是英人李泰國，同是英國人的赫德(1835-1911)只被任命為粵海關副稅務司。赫德1861年代理總稅務司，1863年繼李泰國為海關總稅務司。他制定一套重要崗位主要由外國人管理的海關制度，推行到各口岸。在其管理下，當時的大清國海關既廉潔效率又高。因有管理才能，清政府一直讓他總管海關總稅務司署政務，直到其1908年請假回國?？傆嫞湓谥袊魏ｊP總稅務司達48年之久。
赫德的出生地是愛爾蘭亞爾馬郡波達當，18歲畢業(yè)于王后高等學校，1854年來華。他精通中國語言文字，愛好東方文化，愛穿中國的朝衣朝服，去世后被清政府追贈為太子太保。建國前上海江海關一帶立有赫德的銅像，銅像底座上的文字是：“前清太子太保尚書銜總稅務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鷺賓，生于道光乙未，卒于宣統(tǒng)辛亥，享遐齡者七十七年，綜關榷者四十八載，創(chuàng)辦全國郵政，建設海燈樓，資矜式于邦人、備咨詢于政府，誠懇謙忍，智果明通，立中華不休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譽，爰鑄銅像，以志不忘?！盵23]
在晚清海關總稅務司署中任職獲得高級別官品的不只赫德一人。比如美國人馬士(1855-1934)，其在赫德手下供職達35年之久，在清朝官至二品。馬士退休后移居英國，潛心著書立說，是系統(tǒng)研究中國晚近外交史的第一位西方學者。其著作《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1635-1834)，在西方漢學界影響甚大。
這里要補充說明的是，不僅像以上銅像介紹詞里講的，赫德對中國的全國郵政和海燈樓建設有貢獻，赫德而且還是最早提出中國應走開放之路的外國友人。1865年，他曾向清政府呈送一篇《局外旁觀論》，建議清政府履行與外國簽訂的條約，準許外商在華筑路、開礦等。次年，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瑪也曾向清政府提出過一篇《新議略論》，建議清政府內改政治外篤友誼。內改政治的建議包括清政府同意修筑鐵路、敷設電線、開采礦產、訓練海陸軍、開辦學堂等。其中并且講到，如果經費困難，可向各國借款。在這里，威妥瑪已經提出了引進外資的問題。但是，與后來的某些當權者一樣，對于如此的善意，顢頇至極的清統(tǒng)治者是不會采納的。
與赫德一樣，丁韙良(1827-1916)也曾長期擔任清政府一個部門的負責人。
丁韙良出生于美國印第安納州，在____長老派神學校畢業(yè)之后，于1850年來到中國。1862年一度回國，不久又來華，在北京建立教會。1865年成為同文館教習，1869-1894年任同文館總教習。1898至1900年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其間，丁韙良曾擔任清政府國際法方面的顧問。早在1885年，他就是大清國的三品官員，1898年又晉升為二品。
丁韙良當時不但直接為中國培養(yǎng)外語人才，而且還翻譯了國際法、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書籍。早在1860年代中期，丁韙良就把美國國際法專家惠頓的《國際法概要》(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ow)一書翻譯成了中文。該書的作用，就像北京大學教授賀衛(wèi)方在演講《近代中國法律演變瑣談》中說的：“我們第一次發(fā)現，哎喲，這幫蠻夷也講規(guī)矩。這本書剛翻譯成中文，當時中國政府在解決涉及外國船只的渤海問題時候就引用了《萬國公法》，外國人說，你說得對，然后就走了。中國人大不為解啊，外國鬼子也講規(guī)則?過去一直把他們視為蠻夷嘛?！盵24]
英國人馬格里(1833-1906)也是為當時的政府服務之后，獲得了高級官品的外國人。
馬格里出生于蘇格蘭，入中國籍之后字清臣，以示對清廷的忠貞。愛丁堡大學醫(yī)科畢業(yè)之后參加英軍任聯(lián)隊軍醫(yī)，1858年來到中國。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辭掉軍職，于1863年參加淮軍，任張遇春統(tǒng)領的春字營炮隊教習，并率隊隨李鴻章在上海、昆山、蘇州等地同太平軍作戰(zhàn)，深得李的信任。1864年，馬格里因教練洋槍、制造火器得力，被清政府賞三品頂戴。1896年，經李鴻章、曾紀澤等推薦，以三品銜候選道充任三等翻譯官，隨郭嵩燾出使英國，協(xié)助設立中國使館。此間，馬格里因熟悉中英各事，對郭多所襄助。另外，其對郭嵩燾整個改革開放進步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影響。
馬格里對我國近代軍工事業(yè)的奠基與發(fā)展有相當大的貢獻。
他加入淮軍后不久，即向李鴻章建議，向歐洲各國學習建立大型軍火工廠，以為本朝利益著想。李準其議，在上海松江的一座廟宇內設立了有50名工人的洋炮局，由其管理，每天生產炮彈約100發(fā)。李鴻章占領蘇州后，該洋炮局隨遷至蘇州。1864年1月，在李支持下馬格里購買“阿本思艦隊”帶來的修造槍炮彈藥的機器，從而使該局生產炮彈的能力大為提高，每周增至1500-2000發(fā)。1865年，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將馬格里主持的蘇州洋炮局遷至南京并加以擴充，更名為金陵制造局。以后，馬格里又曾被李鴻章任命為總攬金陵制造局全局的督辦，讓其長期主持局政。
順便提及，除金陵制造局外當時其他的軍工企業(yè)，像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江南制造總局等，也都是在外國友人幫助或購買外企基礎上建立的。像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同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商定合同，議定自鐵廠開工之日起，五年內由他們監(jiān)造大小輪船十六艘，并且訓練中國學生和工人，要求于五年期滿時達到獨立擔任造船及駕駛工作的能力。天津機器局建立時，崇厚是找的英國人密妥士幫助購買機器，覓雇工匠。密妥士曾先后擔任丹麥及美國駐天津領事。江南制造總局的基礎是上海虹口的美商期記鐵廠。該廠是當時洋涇浜外國廠中最大者，能夠修造輪船及槍炮。李鴻章1865年將其購買之后加以擴充，成了后來的江南制造總局。
此外，美國傳教士衛(wèi)三畏(1812-1883)與約翰·倪維思(1829-1893)對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事業(yè)和中國林果業(yè)的發(fā)展做出的貢獻，在此也值得一提。
衛(wèi)三畏在華時間長達40年。于1833年受美國差會派遣來華傳教，并在《中國叢報》從事印刷出版、編輯、撰稿等工作，直到1851年。1851-1854年，隨美國艦隊司令佩里出使日本，任翻譯。1855年起，先后任美國駐華使館秘書、翻譯、代辦和代理公使。1876年辭去外交官職務，回國后于次年任耶魯大學教授，直至去世。
衛(wèi)三畏對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事業(yè)所作的貢獻，主要是像賀衛(wèi)方教授所言，“他的中文非常好，是一本非常偉大的英漢字典的編撰者，”[25] 以及晚年回到美國，成為耶魯大學的第一位漢學教授。此外，他寫于19世紀中期的《中國總論》，向西方客觀介紹中國，其中不乏對中國人民悲慘遭際的同情，并直言：“除非上帝的光芒照耀這片國土，否則是沒救了”，此點也應予以肯定。
約翰·倪維思1854年受長老會派遣來到中國，先在寧波傳教，登州開埠后，1862年轉至登州繼續(xù)傳教。1871年由登州遷居煙臺。1893年病逝于煙臺芝罘。與衛(wèi)三畏相同，倪維思也寫有向西方介紹中國的書籍，其有《中國和中國人》等著作在美國傳播。
倪維思自幼熱愛園藝，曾在紐約學過園藝學。基于多年的救災實踐及對教徒貧困的認識，倪維思認為有必要采取切實措施改善他們的生計。他看到膠東地區(qū)的氣候、土壤與盛產蘋果的美國東北部地區(qū)相近，但所產各種水果的質量卻相差甚遠，因此萌發(fā)了引進美國新品種水果蘋果的想法。先是，美國馬薩諸塞州有果樹種植園主約翰·查普曼(1774-1845)，擁有1200余畝果園，以推廣果樹種植為職志。查普曼常常布袋中裝著一本《圣經》和若干蘋果種子徒步旅行，沿途贈給愿意接受的人，被人稱為“果園宣教士”或“蘋果種子約翰”。 倪維思決定學習查普曼的這一做法，在煙臺以宣教的精神推廣果樹種植。經努力，倪維思在煙臺引進種植的蘋果品種有早蘋果、花花鮮、發(fā)客仙、萬尋、黃鐘花、黃手敦、黃撮皮、紅搓皮、綠青、紅端陽、早草鮮、秋蘋果、花皮、王蘋果、磅蘋果(又名金星)、香蕉蘋果等。[26] 此外，倪維思在煙臺毓璜頂南所建立的廣興果園內，還引種過優(yōu)良美國梨樹、李子等。
倪維思的墓園坐落在煙臺毓璜頂的西坡，“”前還存在。墓前石碑上的中文碑文是：“約翰·利文斯頓·倪維思，1829年3月4日生于美國，1893年10月19日逝于芝罘。一位虔誠、忠誠、富有獻身精神的傳教士。四十年來，他把所有的愛都獻給了中國人。”[27]從以上引進良種蘋果幫助煙臺地區(qū)人民脫貧致富的事跡來看，上述碑文中對倪維思的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另外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倪維思到登州傳教的當年即1862年，曾開辦山東第一所女子學校。不久以后的1864年，同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的狄考文(1836-1908)也來到登州，也曾創(chuàng)辦學校登州文會館。從1881年開始，登州文會館開始招收大學預科，為中國近代大學教育的濫觴?？傊赡呔S思、狄考文等人的辦近代教育開始，以后又有了外國人來華創(chuàng)辦的著名大學像圣約翰大學、金陵大學、燕京大學等，我們才有了真正與世界接軌的教育事業(yè)。此事，一是像前述林鐘雄書中講的，教育的投資無形中逐漸提升了中國的人力資源，使之有能力接受近代工藝，為長遠的經濟發(fā)展作更大的貢獻;二是這些學校中受教育者的思想觀念發(fā)生根本轉變后，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后者，曾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過救濟總署署長等要職的知名歷史學家蔣廷黻，就是他們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三、結語
記得陳寅恪先生說過大意如下的話：拿外來之觀念與我國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本人認為此提法科學正確。但同時應該指出的是，還必須在陳先生該提法的基礎之上更進一步，要拿外來之觀念剖析我國固有之史實，尤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諸多問題。不然的話，會影響到今天中國大陸上的許多問題都說不清道不明。不是嗎，綜上所述，如果依據林鐘雄《臺灣經濟經驗一百年》一書中的有關論述，來與目前大陸學界對近代西方文化和西方人在華作用的闡釋與評價相對比的話，二者正好是反著的。而這，會在深層次上影響著今天人們對改革開放、引進外資，以及在制度上與世界接軌的認識。因此，筆者在此鄭重指出，我們以前對整個中國近代史進行闡釋的話語，系統(tǒng)有大問題，必須進行徹底的反省。對國人，則必須像臺灣學術界同行所作的有成效工作那樣，進行中國近代史的重新啟蒙。
本文一開始即指出了，如果不然的話，把問題完全弄反了，是什么不把它說成什么，價值評判全憑情緒意氣，使人不知道孰是孰非，我們就還在不正確的道路上徘徊，最后，吃虧的還是整個國家與國民。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此點，我們從目前國人的對集權主義行為一片喝彩之聲與狹隘民族主義情緒普遍高漲上，也會有所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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