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社會性別視域中的演進與拓展

【內(nèi)容提要】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之間須臾不可分離的關系，既是馬克思主義當代形態(tài)的一個重要特征，也體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性別視域中的演進與拓展。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獨特視角，是以“社會性別”話語對馬克思主義文本與相關基本原理的解讀，對“性別盲點”的補正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同時，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也對資本主義的統(tǒng)一性、資本主義與父權制、性別與勞動分工、無酬家務勞動等進行了較專門的探討，提出了一些既具批判性和解構性、又具建構性的理論見解。

【關 鍵 詞】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性別/解構/資本主義/非資本主義

【正 文】
自從將女性主義(feminism, 也譯女權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稱為“不幸的婚姻”之后，對這一關系的探討一直為多方研究所關注①。個中原因，除女性主義社會運動所追求的性別平等，也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所致力的階級解放運動有著緊密聯(lián)系外，還因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激進主義女性主義，被并稱為當代女性主義流派中影響最大的“三大家”，其重要地位不可小覷。
因此，了解和研究當代馬克思主義，不可脫離女性主義；同樣，探討西方女性主義思潮也不可脫離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這種須臾不可分離的關系，既是馬克思主義當代形態(tài)的一個重要特征，也顯示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性別研究視域中的演進與拓展。

一

根據(jù)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關系，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大致可劃分為兩個基本的方面：
第一方面是依據(j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方法，對性別平等和婦女解放問題開展研究，這可理解為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研究基礎、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fā)的女性主義。在西方，廣義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還“經(jīng)常用來泛指任何持經(jīng)濟基礎—上層建筑結構影響女性的理論學派”②。另一方面，是以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為背景或出發(fā)點，來對馬克思主義與性別平等、婦女的理論進行研究，即將馬克思主義關于性別平等、婦女解放的理論作為探討的對象。這一般可歸入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學的范圍，其中包括在自由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等各種背景上，對馬克思主義性別平等與婦女解放理論所作的審視、分析、解構或建構。
顯然，第一方面是邊界相對確定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其中不少研究者都對自己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并無避諱。但在不少情況下，界限并非一目了然，往往會有第一和第二兩方面的交錯糅合。所以，雖稱之為一個流派，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所涉內(nèi)容之復雜、內(nèi)在空間之寬廣，可謂莫衷一是。即便如此，這一派別的“家族相似 ”還是相當鮮明的：沿襲之中不失批判分析，應用之中不乏開拓創(chuàng)新。在沿襲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同時，對其認為的不當之處、錯漏之處、陳舊之處進行剖析，在關注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關的各個方面、各類問題時，根據(jù)新的社會實際及觀念豐富充實原有理論。而這一切，均基于一個核心的立場或視域：社會性別(gender, 區(qū)別于僅從生物學的角度研究及界定的自然性別)。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論上必須首先確立的關鍵之點。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最突出或獨特之價值，就是從社會性別的視角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這不僅是一種與眾不同的詮釋方式，也導致了以“社會性別”話語對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構建，致使經(jīng)典和當代馬克思主義在這一背景上都為“社會性別”話語所感染與觸動。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開展研究具有明確的針對性，即認為現(xiàn)存理論對性別平等、婦女解放的專門性探討有所不足，存在著“性別盲點”(gender- blind)。上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朱麗葉·米切爾就將缺少性別研究表述為理論“沉默的一角”③。她認為，19世紀的思想家們都已認識到了婦女所處的從屬地位以及解放婦女的必要性，如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傅立葉的一段著名論述：“某一歷史時代的發(fā)展總是可以由婦女走向自由的程度來確定，因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關系中，最鮮明不過地表現(xiàn)出人性對獸性的勝利。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標準。”就曾為馬克思以贊許的態(tài)度在其《神圣家族》一文中加以援引④。因此，有關性別研究“沉默的一角”的說法，并非是指經(jīng)典作家們沒有認識到性別平等、解放婦女的重要性，而是指以這些理論來解決性別平等問題可能有相當?shù)碾y度，即質疑于對性別不平等問題的有效理論分析與解決。依照朱麗葉·米切爾的說法，“性別盲點”問題的產(chǎn)生，遠非只是因受歷史的局限那么簡單，更主要的是指對性別平等、婦女解放的問題，還未真正“融入”到這一理論體系之中去。而且，從這一理論體系的內(nèi)在邏輯構成來看，在性別平等探討深入時也會遇到方法上的局限，并且是無從超越的。
“性別盲點”在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階段主要有三方面：
(1)主張社會主義即等于階級解放、也等于婦女解放。這在早期社會主義理論中較突出。曾與馬克思恩格斯共同領導工人運動的倍倍爾，在其《社會主義與婦女》一書中提出：“婦女與工人一樣，都是被壓迫者”，兩者“有許多相似之處”。他還認為，資本主義本身無力消除對婦女的危害，所以婦女的解放必須建立一種新制度，只有隨著階級統(tǒng)治的消亡，“男性對女性的統(tǒng)治也將隨之告終”⑤。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看法是：“婦女是人類的基礎，不可替代。故她們并不像其它的社會群體，所受的剝削也有別于其它社會群體。”⑥ 性別與階級、種族雖確有相似之處和內(nèi)在聯(lián)系，但性別壓迫并不等于階級壓迫或種族壓迫，婦女解放因而也不能歸結為階級解放或民族解放。而現(xiàn)代社會的實際也說明，婦女即使參與反對資產(chǎn)階級的斗爭，也不等于就自動獲得了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和地位，這意味著爭取性別平等和婦女解放需要有專門理論的指導，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傾力所為的。
(2)在對私有制的探討中注重于婚姻和家庭，以這兩方面為研究主脈闡發(fā)人類性關系的演變及婦女被奴役的根源。這一探討有立足經(jīng)濟基礎、依據(jù)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方式的演變論述婦女問題的歷史唯物主義特征，但女性主義認為，這樣同時可能導致將性別平等、婦女解放問題裹挾于兩大主脈之間，淹沒在了對婚姻、家庭及私有制關系演變的探究中，淪為這些關系的附屬品或補充部分⑦。因而女性主義認為，在這樣的理論倚重下，對于構建婦女解放理論是不利的。
(3)在社會歷史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力求從經(jīng)濟基礎、生產(chǎn)方式中追尋性別不平等的原因，并提出了“兩大生產(chǎn)”的原理，指認了生育勞動的重大意義。但在之后的勞動價值論中，生育勞動和家務勞動都未納入社會一般勞動的范疇，即這兩項主要由婦女承擔的勞動都未進入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體系。恩格斯雖明確指出：“現(xiàn)代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務奴隸制之上”，但他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yè)中去”⑧，即希望婦女通過少從事或不從事家務勞動，來消滅“婦女的家務奴隸制”。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并非完全不贊同恩格斯的這一思路，但認為資本主義大工業(yè)發(fā)展的實際顯示，婦女即使大規(guī)模參與了社會勞動，她們作為“家務奴隸”的情況也未改變。并且“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自動化可以導致不斷增加的結構上的失業(yè)。婦女，是勞動大軍中嶄新的、最不穩(wěn)定的成員和資產(chǎn)階級社會里最易被犧牲的成員”⑨。由此，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指出，只要生育仍被當作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家務勞動也未納入有酬社會勞動，婦女的平等地位就無法實現(xiàn)，她們注定要遭受男性、家庭及整個社會的剝削，并因此在社會參與、勞動就業(yè)上遭受排斥與歧視。更有研究將婦女被局限于無酬家務勞動的情況，歸咎為國家法律系統(tǒng)和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者意欲達到對男女兩性“分而治之”的目的，稱之為“性別統(tǒng)治政策的組織基礎”⑩。

二

從社會性別視角解讀經(jīng)典文獻，既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式，也是以“社會性別”話語豐富推進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兜乱庵疽庾R形態(tài)》(下稱《形態(tài)》)、《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下稱《起源》)是兩部解讀、研究頻率很高的文獻。研究肯定這兩部論著是馬克思主義對婦女解放理論的重大貢獻，尤其在性別不平等起源上提出了“有價值的見解”(11)，但同時也對基本原理及方法持多元審慎的態(tài)度，或沿襲應用、或批判修正，角度不一，觀點亦不一。
《形態(tài)》一書探討了人類社會最早的分工是如何“自然”發(fā)生及私有制是怎樣產(chǎn)生的。所以，《形態(tài)》不是專門為解放婦女而作的，但其中的有關論述及研究方法，卻成為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最基本的原理。對性別不平等關系的產(chǎn)生，《形態(tài)》認為與最初的“自然分工”相關，男女之間為了生育子女而發(fā)生的分工，也是建立“最自然的”人與人關系的基礎。據(jù)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是從“自然”出發(fā)的。然而要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自然”并不只是與“社會”相對立的另一方，即自然界。“自然”在這里的含義是指外在于人、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包括自然界及由人組成的客觀社會與歷史。所以，“自然”是相對于人的主觀愿望而言的。“自然”的，即指客觀的、不以人的意愿為轉移的。據(jù)此，性別不平等關系的發(fā)生并非是由某些人主觀意愿決定的，而是客觀歷史的產(chǎn)物。性別關系因此也和人的其他關系一樣，受制于客觀歷史，如果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力等物質條件還未改變，性別關系就不可能改變。這些是關于婦女解放的歷史唯物論基本原理，并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最基本的信念——“婦女受壓迫并不是個人蓄意行動的結果，而是個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會和經(jīng)濟制度的產(chǎn)物”(12)。
馬克思主義還提出過一個著名論斷，即“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3)。這也很適用于社會性別的理解，即男性或女性雖有不同的生物學性別，但同時又都是存在于一定社會關系之中的人，所以決定男人或女人本質的，就不應只依據(jù)于其生物學特性，而必須根據(jù)他們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正是對這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及女性主義據(jù)此對性別壓迫社會根源的探討，被一些研究描述為企圖將女性主義理論“嫁給”馬克思主義，并對這一理論進行“改造”。這些研究還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婚姻”并不成功，成了一樁“不幸的婚姻”。持這一看法的美國學者海迪·哈特曼認為，原因是這兩種理論的“ 結合”依據(jù)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忽略了父權制對婦女的壓迫作用。婦女在工業(yè)社會、特別是在市場經(jīng)濟中被排斥的處境，并非僅為經(jīng)濟所決定，而是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制度相互作用的后果。要改變婦女的處境，就必須既反對資本主義體制、又反對父權制，還要批判、改造與這兩個制度相關的一系列社會組織機構及陳規(guī)陋習。這些，遠比只以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力來解釋要復雜許多。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就此將自己的目標定位在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父權制上，亦被稱為是一種“二元制理論”。然而，另一位研究者艾里斯·揚提出：“二元制理論并不能修補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的不幸婚姻”，原因是婦女所受的壓迫“并不是由兩種截然不同的、具有獨特的結構、運動和歷史的社會制度決定的”，而必須通過最好的洞悉，將資本主義與父權制理解為只是“一種制度”，并且它對婦女的壓迫是其內(nèi)在的一種基本屬性(14)。
女性主義還注意到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性別問題的研究是有區(qū)別的，后者研究更多些。恩格斯所著《起源》一書探討了婦女從屬地位的形成，也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研究涉及最多的一個文本。通過對摩爾根史前史的研究，恩格斯探討了私有制與父權制產(chǎn)生的關系，提出：“在歷史上出現(xiàn)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的夫妻間的對抗的發(fā)展同時發(fā)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同時發(fā)生的。”(15) 以現(xiàn)今標準看，《起源》所采用的人類學資料的可靠性還有待檢驗，這有可能影響《起源》某些結論的準確性。而當時彌漫著的依據(jù)進化論建立“系統(tǒng)”的風氣，也對《起源》產(chǎn)生了影響。女性主義在指出這些不足的同時，充分肯定了《起源》。如美國的凱琳·薩克斯認為：“他的主要論點是正確的。并且，迄今為止這個論點是對現(xiàn)有資料的最好解釋。”(16) 特別是《起源》提出，性別關系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產(chǎn)物，女性的社會地位是隨著社會、經(jīng)濟、政治的變化而變化的，對女性主義具有重要意義。據(jù)此，可說明女性從屬于男性也不是超時間、超空間的，更非天經(jīng)地義?！镀鹪础愤€將婦女與無產(chǎn)階級作了對比，認為：“現(xiàn)代個體家庭建立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婦女的家務奴隸制之上 ”，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chǎn)者，妻子則相當于無產(chǎn)階級。”(17) 這些，都對女性主義研究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對《起源》中某些論點的補正和推進主要有：
(1)以更廣泛的民族志材料說明私有制并非導致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的惟一原因。凱琳·薩克斯運用了更廣泛的非洲四個部落的民族志材料(18)，說明在非私有制、無階級社會里，女性地位也不完全與男性相等，即使男女都是“社會性成人”(參與公眾社會勞動的人)，但在離婚難易程度、性關系禁忌上還是有所區(qū)別。在階級社會里，即使是擁有大量私有財產(chǎn)、處于統(tǒng)治階級地位的女性，也不享有本階級男人擁有的全部特權。所以婦女地位的高低主要與兩個方面相關：社會性成人和妻子(身份)。即使在無階級社會里，因這兩方面的影響，男女的地位也不見得比在私有制社會里更平等。
(2)以推斷依據(jù)缺失指出私有制產(chǎn)生和母權制的瓦解并無直接因果聯(lián)系。凱瑟琳·麥金農(nóng)指出，《起源》為說明是私有制引發(fā)、瓦解了母權制，有三步假設性推斷：第一是財富增加刺激了個人占有的欲望，第二是男人占有財富并成其私有財產(chǎn)，第三是男人為將財產(chǎn)傳給親生子女而推翻了母權制、建立了父權制。這三步推斷中的邏輯缺失是：為什么增加的財富不是男女共同占有、而只被男性獨占？為什么私有財產(chǎn)必定是通過父系、而不是母系傳給子女？為什么丈夫占有財產(chǎn)就能凌駕妻子之上？(19) 顯然，對這三點如不能提供論據(jù)，關于私有制產(chǎn)生與母權制瓦解的推斷將面臨“推不出”的困境，也將影響《起源》關于婦女解放的理論基礎。
(3)以差異、多元的立場指出婦女從屬地位根源的復雜性。雖然不少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繼續(xù)沿用了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關系、經(jīng)濟基礎—上層建筑這些歷史唯物論的理論分析框架，但同時也感到某些不足，原因是影響社會變遷的因素很多，且相互交錯，特別是各國、各地區(qū)在社會、經(jīng)濟、政治、文化方面的差異，形成女性從屬地位的原因也是有差別的。反之，若認為所有婦女受壓迫的原因和改變壓迫的路徑是同樣的話，就過分籠統(tǒng)了。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還指出，《形態(tài)》和《起源》的探討重點不是婦女，而是家庭，婦女解放是附屬于家庭問題的。因為對于私有制，家庭有更直接、更緊密的關聯(lián)。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在此時最關注的還是私有制的問題。所以，女性主義對父權制與資本主義關系的探討，對于補充、推進馬克思主義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必要。因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世界范圍內(nèi)爭取性別平等與爭取階級、種族、地域平等的斗爭匯聚融合，展現(xiàn)了爭取社會公正的新形勢，工人階級為單一革命主體的情況有所改變，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關注點亦隨之轉移，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興起映現(xiàn)了這一轉變。

三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研究還從社會性別視角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作了回應。通過研究，她們認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雖已有所改變和推進，但卻仍未在思想和理論上完全擺脫“性別盲點”。
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哈貝馬斯及其社會交往理論，是不少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研究涉及的對象。社會交往理論認為，只要依據(jù)合理程序和使對話者擁有平等參與權，就可實現(xiàn)對話與交往的理想狀態(tài)。對此，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特別是非西方女性主義提出了不同看法。印度裔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烏瑪·娜若嫣指出，哈貝馬斯也像女性主義一樣，對知識在社會統(tǒng)治關系再建中的作用很感興趣，并且批判了實證主義和所謂科學理論是“價值中立”、“公正無私”的觀點。然而，他的交往理論忽略了因階級、種族或性別形成的實際上的差別，甚至假定它們根本就不存在。而個人若只是假定理想狀態(tài)下的言說者，相互也無不同點，那么他們的談論還有什么意義呢？而如果有不同點存在，哈貝馬斯的理論并未能提供任何解決的可能。且不說處于社會底層的草根婦女，學術界的女性差不多也都有如下感受：盡管她們未被強行阻止在公共論壇上講話，但仍需克服很多限制來堅持自己的主張，特別是在男性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學科里，她們的言論被輕蔑更是經(jīng)常的事。這表明，女性的性別對她們的知識狀況、言說及對他人關注力的支配都有直接影響(20)。
所以，受制于“性別盲點”、或者說是從父權制背景下男性優(yōu)勢生存地位出發(fā)，哈貝馬斯等一些男思想家，雖也和女性主義者一樣對知識在社會統(tǒng)治關系建立中的作用非常感興趣，但卻不可能反映女性作為“第二性”在社會交往中特有的感受，這正是他們的研究不能解決性別平等問題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女性主義者曾直言哈貝馬斯的理論對于自己“什么都不是”。其中更深層的認識論原因是，哈貝馬斯構建交往理論的基礎是知識與約定上的“理性同一”。且不說這一基礎有極度唯理主義的色彩，就是從女性大量的不同于男性的實際感受出發(fā)，對于什么是“知識”、“理性”及其“同一”，也有很不同的理解。就如在亞非拉美等地區(qū)和民族、種族的多元文化背景上，與建立在歐洲文化中心主義背景上的“理性同一”，必定有非常不同的理解一樣?；跉W洲中心主義的 “理性同一”，難道可能構建適于全人類普遍交往的基礎嗎？非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提出，必須對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認識特權”保持警惕，尤其要看到它的“政治用途”(21)。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批評，促使哈貝馬斯等人開始考慮、并引入性別視角。其名作之一《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初版于1961年，30年后他在再版序言中強調，自己的研究是一種“歷史話語”，但同時也以一定篇幅探討了過去未曾涉及的女性與公共領域的問題。他承認20世紀的女性終于獲得了公民平等權，已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并享受福利國家的待遇，但他特別指出：“凡此種種并沒有自然而然地改變掉性別差異所導致的歧視。”他對于女性主義的批判立場與視角表示了充分理解，并注意到現(xiàn)代公共領域出現(xiàn)的“將女性又一次從被男性統(tǒng)治的世界中排擠出去的行為”(22)。與此相關，他談到了自己在30年間思想的改變——“其間成長起來的女性主義文獻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公共領域本身就帶有父權制特征”，并認為，要弄清的問題是女性在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中被排擠出去，與工人、農(nóng)民和“暴民”等無獨立地位的男性被排除出去，“其方式是否相同”(23)？
顯然，哈貝馬斯提出的這個問題是經(jīng)典作家尚未遇到過的，其論述主要有：
(1)哈貝馬斯體會到了爭取性別平等、女性解放的運動與階級斗爭在機制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對一般下層民眾受壓迫的研究，不能取代對女性受壓迫的研究。按他的說法，性別關系的改變不僅深入經(jīng)濟制度之中，而且還波及到公共領域及私人領域的核心、即小家庭的內(nèi)部空間。因此他認為，是“性別”(24) 決定了政治公共領域的結構及它與私人領域的關系。引人注目的是，哈貝馬斯認為現(xiàn)有公共領域對于女性的排擠是具有“建設性影響”的，即這樣的“排擠”可使女性繼續(xù)被局限于私人領域(家庭)，這同時就對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產(chǎn)生了維護和某種改變；而對無獨立地位男性的排擠，卻沒有這樣的作用。哈貝馬斯的表述雖不是那么明晰，并似乎在盡量保持某種“中立”的態(tài)度，但至少可以明確看出他確實是在思考性別不平等、尤其是女性在公共領域被排擠的問題。
(2)哈貝馬斯大致感到，公共領域對女性的“排擠”，是父權制性質的公共領域的一種內(nèi)需性所導致的，即“排擠女性”是父權制公共領域的一種結構性反應。反過來說，倘若女性一旦在公共領域不再遭排擠的話，就預示著公共領域的結構將要發(fā)生重大改變、甚至要進行重組了。毫無疑問，受女性主義批評的影響，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與女性的關系已有關注和思考，這對于深化公共領域及交往理論的探究，是有一定促進的。
(3)哈貝馬斯雖已正視現(xiàn)代公共領域對女性的排擠，但卻未對此作進一步的分析批評，這并不意味著他處于一種“中立”立場。通過對佩特曼研究的贊揚，比較清楚地顯示了哈貝馬斯的取向。佩特曼認為，女性平等參與公共領域看似得到了平等，但實際上這一平等是“依照男性形象塑造而成的平等”，并造成了與“女性作為女性所應有的真正社會地位之間的對立”。哈貝馬斯把佩特曼的看法稱為是“卓越論述”，可見哈貝馬斯是贊同有“女性作為女性所應有的真正社會地位”的，而且他似乎也認同，女性因參與公共領域就有可能改變“女性所應有的真正地位 ”(25)。這表明，哈貝馬斯的思想仍處于一種性別“本質論”的階段上。
無疑，哈貝馬斯表現(xiàn)出了解女性主義思想的意愿，并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研究，但囿于他男性優(yōu)勢生存的立場，仍不由自主地在父權制文化背景上去設想、贊許女人有不同于男人的“應有的真正社會地位”。依據(jù)這種“本質論”的看法，他認為如果女性取得了完全的公民權，就將按照男性形象來塑造自身，會導致與女性“應有”的真正社會地位發(fā)生“對立”。對此，哈貝馬斯并未作明晰的價值評判，而是將女性“依照男性形象塑造”自身而發(fā)生“對立”的情況，歸咎于現(xiàn)代政治公共領域的結構——這一領域“至今仍具有缺乏公共主題的私人領域的父權特征”(26)。
哈貝馬斯說得不甚明白，但在女性主義立場的解讀卻大致可追索出他對于“對立”根源的思考——哈貝馬斯認為，其實原因并不在于女性擁有了“幾乎所有的正式公民權”，而是因現(xiàn)今的公共領域仍然是公私混雜性質的，還受父權制的制約，且有私人領域的某些特征。這導致了對于參與公共領域活動的女性就不只是以惟一的公民身份及其標準對她們進行評判，同時還以私人領域的、家庭角色的標準(如對女性領導還以是否賢妻良母進行評價，對男性領導則沒有這樣的評價)對其評判。更重要的是，對女性評價的公私混淆標準是有目的性和功能性的，它排斥女性而維護男性在這一領域的霸權。這和采取“精英政治”的統(tǒng)治策略，將工人、農(nóng)民和“暴民”等非精英男性從公共領域中排擠出去的機制不同，其排擠性更強。一個女性即使符合“精英政治”的標準，但在公私混淆的評價中，還可因不滿足私人領域的標準而被排擠。這些，無疑深刻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公共領域的嚴重缺陷，并說明若缺乏社會性別的視角就可能導致對公共領域的危害，為此，哈貝馬斯提請人們認真考慮被排斥在外的“女性他者的能動性”(27)。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特別是有后現(xiàn)代色彩的女性主義認為：將公私領域作截然劃分、并根據(jù)性別身份將男性與公共領域聯(lián)系在一起，將女性與私人領域聯(lián)系在一起，其本身就是父權制及其統(tǒng)治的體現(xiàn)。所以，哈貝馬斯雖已關注了女性主義在這方面的探討，對“性別盲點”問題有所觸動，但其基礎仍是對公私領域作截然劃分，所以他的立場和探討角度與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還有相當距離。

四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在演進中與后現(xiàn)代主義產(chǎn)生了眾多理論關聯(lián)。有評論認為，正是通過女性主義理論與運動的詮釋，后現(xiàn)代主義才從一種美學的審視轉向了社會實踐。近年，頗具影響的有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解構。
“批判性建構”，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有針對性、有顛覆意義的一舉。它要解構資本主義，不再視資本主義為中心的、統(tǒng)一的整體力量，只將之看作是多種經(jīng)濟形式中的一種。吉布森-格雷漢姆認為，自己思考的和要做的是，“如何跳出資本主義領地”，并對非資本主義“一套積極而有差別的經(jīng)濟形態(tài)”(28) 進行研究。
首先，她們注意到現(xiàn)今眾多女性正以大量時間和精力投入非資本主義活動中去，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目前進入社會經(jīng)濟領域的女性比例雖大幅上升，但即使在資本主義中心模式里，絕大多數(shù)婦女還在繼續(xù)承擔無薪生育勞動和家務勞動，這兩部分勞動一直被剝削，女性就必須繼續(xù)扮演無薪服務工的角色。同時，擔負生育勞動和家務勞動還使婦女在社會活動中飽受歧視，大多數(shù)婦女不得不在環(huán)境差、收益低的行業(yè)就業(yè)，陷入遭受雙重剝削的境地。與老一代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不同的是，吉布森-格雷漢姆不再數(shù)說女性不公正的遭遇，也不再試圖將這兩項無酬勞動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中來解決，她們做的是直接挑戰(zhàn)并解構資本主義，力圖扭轉一切由男權“菲勒斯”支配和賦予意義的局面，希望就此改變以資本和效益為中心的發(fā)展體系和分配模式，建立多樣化經(jīng)濟體系及其分配模式。盡管這些還是規(guī)劃，尚屬“雄心勃勃的理論計劃”。
吉布森-格雷漢姆的設想之一，是把家庭確定為一個“經(jīng)濟領域”，而不是傳統(tǒng)上只作為經(jīng)濟的一個“存在條件”、“襯托空間”，使家庭不再是“從屬”、“輔助 ”的性質了。設想還援引了近20年來加布里埃爾、霍奇等人的研究，認為家庭既包括在資本主義再生產(chǎn)之中，同時也包括在非資本主義再生產(chǎn)之中。家庭不僅是生產(chǎn)的場所，同時也是分配和消費的場所，是與剩余價值的創(chuàng)造與占有、剝削有關的場所。而根據(jù)佛拉德等人的研究，在過去的25年里，家庭實際上已成為階級斗爭的一個重要領域，女性越來越覺得自己在家庭中受剝削是不公正的，越來越覺得必須改變這一處境。研究指出，與資本主義經(jīng)濟不同的是，“家庭是能夠憑借自身的力量形成一個自治的生產(chǎn)場所，其中各種階級活動都會出現(xiàn)”(29)。研究還指出，傳統(tǒng)上一個家庭隸屬于同一階級，家庭之中是不講階級和階級對立的，階級于是從家庭中被排斥掉了。結果是在家庭中發(fā)生的剩余勞動的生產(chǎn)、占有和分配(這些都關乎階級和階級斗爭)，統(tǒng)統(tǒng)變得令人難以察覺。女性主義要做的是相反的工作，即要在家庭之中“添加剝削和階級的內(nèi)容”，并把這些被遮蔽的、難以察覺的方面清楚揭示出來。
吉布森-格雷漢姆在研究中還援引了工業(yè)社會中家庭的變化與類型劃分，來說明性別、階級及家庭的關系。她們把傳統(tǒng)上(白人)異性戀家庭稱之為“封建階級家庭”，即丈夫掙錢、妻子照料家務、養(yǎng)育子女 (30)。妻子現(xiàn)也外出參與有薪工作，但依舊承擔大部分家務勞動。對比研究涉及了另一類“女性化家庭”，發(fā)現(xiàn)單身母親每周平均勞動時間是75小時，而異性合居(婚姻)母親的勞動時間卻是85小時。原因是后一類家庭的家務更沉重，女性需要創(chuàng)造更多的剩余勞動才能滿足家庭成員的享用，其中也包括丈夫對妻子剩余勞動的享用。這使某些“封建家庭的階級活動處于危機之中”，甚至造成其破裂。第三類是有所變化的異性戀“公有制家庭”，所有家庭成員共同生產(chǎn)剩余勞動，并共同占有它——民主分配家務勞動，也民主分享勞動成果。但是，這類家庭的男性(丈夫)若分擔家務較多，就可能失去賺取更高工資的機會，并降低他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所以，這一類型家庭中的女性(妻子)不得不面臨復雜的感受與選擇。而且，“公有制家庭”也同樣不能超脫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在三類家庭比較中，惟有“女性化家庭”或(男性)單身家庭是由成年家長獨自負責剩余勞動生產(chǎn)、占有及分配，不存在因性別分工引起的階級沖突，亦無此類問題要協(xié)商。通過研究與對比，女性主義認為家庭已不再是由父權制生產(chǎn)方式霸權統(tǒng)治的場所，而呈現(xiàn)為“一個多種多樣的階級、性別、種族、性愛與其他行為相互作用的社會場所”。更重要的是它未被納入到一個覆蓋廣泛的(資本主義或父權制)社會系統(tǒng)之中，因而是“一個具有差異的而且經(jīng)常變化的場所”(31)。到此，人們或許會問，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為什么對家庭與階級及階級關系這么熱衷？
答案是：“我們在為某種階級政治尋求可供選擇的空間。”(32)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企圖通過解構資本主義，找到走出西方左翼革命危機的出路——當代工人階級的政治作用正在邊緣化，革命主體已改變，社會舞臺上由誰扮演主體角色？政治革命的動力在哪里？對此，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認為現(xiàn)代家庭的變化和多種類型，可能會為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注入更多新內(nèi)容，使之得到重新鑄造。在此期間，不僅可推動階級的多樣化發(fā)展，還可能孕育出新的政治機會。吉布森-格雷漢姆對此表現(xiàn)出相當高的信心，并極有興趣設想產(chǎn)生一種新的經(jīng)濟前景和新的階級意識，這將有助于產(chǎn)生一個充滿活力的階級來對現(xiàn)存社會進行政治改造。
注釋：
①關于“婚姻”最著名的探討，有美國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海迪·哈特曼的《不幸的婚姻：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論文，以及同為美國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的艾里斯·揚的《超越不幸的婚姻——對二元論的批判》的論文。兩篇論文均收入Lydia Sargent主編的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81. 此內(nèi)容也可查閱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
②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版，第5頁。
③米切爾(Juliet Mitchell)是女權運動第二次浪潮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著《婦女：最漫長的革命》(1966)，載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8-45頁。
④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11頁。馬克思對傅立葉的援引可參見中華全國婦女聯(lián)合會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年版，第7頁。
⑤[德]奧古斯特·倍倍爾：《社會主義與婦女》，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472頁。
⑥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9頁。
⑦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13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頁。
⑨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19頁。
⑩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17頁。
(11)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13頁。
(12)[美]羅斯瑪麗·帕特南·童：《女性主義思潮導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頁。
(14)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77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頁。
(16)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2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頁。
(18)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9頁。
(19)Catharine A. MacKinnon, " A Feminist Critique of Marx and Engels,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9.
(20)Uma Narayan, " The Project of Feminist Epistemology: Perspective from a Nonwestern Feminist" , in Gender/Body/Knowledge/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 ed. Alison M. Jaggar and Susan R. Bordo,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56-269.
(21)Uma Narayan, " The Project of Feminist Epistemology: Perspective from a Nonwestern Feminist" , in Gender/Body/Knowledge/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 ed. Alison M. Jaggar and Susan R. Bordo,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56-269.
(22)[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23)[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24)筆者認為這里是指生物學性別，并非是作為女性主義理論核心范疇的gender(社會性別)。
(25)[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
(26)[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8頁。
(27)[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
(28)[美]J. K. 吉布森-格雷漢姆：《資本主義的終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
(29)[美]J. K. 吉布森-格雷漢姆：《資本主義的終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頁。
(30)根據(jù)J. K. 吉布森-格雷漢姆著《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關于單身家庭和合居家庭的剩余勞動占有與分配的詳細案例研究，可參見1995年卡梅倫所做研究。
(31)[美]J. K. 吉布森-格雷漢姆：《資本主義的終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頁。
(32)[美]J. K. 吉布森-格雷漢姆：《資本主義的終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