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禮樂制度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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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樂制度的確立

　　禮樂制度盛行于中國的商周時期，是維系奴隸制等級觀念的規(guī)范，也是奴隸主階級借以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禮記?曲禮》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在舉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喪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動時，均使用禮樂器。禮樂器是表明器主身份、權(quán)位的標志物。正如《左傳·成公二年》所云：“器以藏禮，禮以行義。”又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喪葬禮是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死者入葬時所享受的待遇，依生前的品級而有所不同。古代墓葬能夠比較完整地保存隨葬品和有關遺跡，因而為研究古代的禮樂制度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已有學者提出禮樂制度形成于龍山時代的新見解①。

　　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約當公元前 3500 年至前 2800 年)，該文化墓葬的型制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貧富分化的趨勢，禮樂制度亦初現(xiàn)端倪。少數(shù)大墓的墓擴面積可達 10 平方米左右，并常見木質(zhì)葬具。隨葬品多至 60 余件，除玉、石、陶器之外，還有精致的象牙雕筒、象牙梳、象牙琮等。大汶口文化中期墓葬出土的木質(zhì)葬具，有長方形和井字形等樣式。山東鄒縣野店第 51 號墓使用雙層木質(zhì)葬具②，井字形槨框，內(nèi)套木棺，隨葬品多置于棺、槨之間或二層臺上。這種原始的棺槨伴隨著貧富分化現(xiàn)象，顯露出等級制度的萌芽。

　　①　　高煒：《龍山時代的禮制》，載《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鄒縣野店》，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凈的白陶，烏亮的黑陶和精美的彩陶，陶瓶數(shù)量多達 38 件。最引人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約當公元前 2800 年至前 2400 年)墓葬型制所反映的貧富分化現(xiàn)象愈加明顯。如大汶口 10 號墓，墓壙東西長 4.2 米，南北寬 3.2米，面積為 13.44 米。墓底有二層臺，中央又挖掘一長方坑以放置死者，尚殘留木質(zhì)葬具的痕跡。死者周身覆一層厚約 2 厘米的黑灰，疑為衣著痕跡。頭部佩戴著由 77 個單件組成的三串石質(zhì)裝飾品，佩戴的臂環(huán)、指環(huán)以及隨葬的石鏟皆為玉質(zhì)，還有大型的象牙雕筒和象牙梳。隨葬陶器 90 余件，包括潔隨葬品中有 84 枚鱷魚鱗板，分置于墓底、死者頭右側(cè)及左側(cè)角。鱷魚鱗板系鱷魚皮朽爛后的殘留物。山西襄汾縣陶寺龍山文化遺址①，曾發(fā)現(xiàn)以鱷魚皮作鼓面的鼉鼓。鱷魚皮朽爛后，鱗板散落在木質(zhì)的鼓腔內(nèi)。據(jù)此推測，大汶口墓地 10 號墓很可能也隨葬有鼉鼓。鼉鼓不是一般的樂器，它象征著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與尊崇的地位，因而具有禮器的性質(zhì)。河南安陽殷王陵②和山西靈石③，山東滕縣④的商代方國首領墓皆曾出土鼉鼓。

　　約當公元前 2500 年至前 2400 年的龍山文化陶寺早期墓地，數(shù)百座墓葬的型制，呈現(xiàn)出強烈而有規(guī)律性的級別差異。擁有上百件隨葬品的大型墓 6座，僅占已知早期墓的 1%。無隨葬品，或僅有一二件骨笄、石器的小墓則占80%以上。大小墓之間還有諸多層次的中型墓葬。隨葬品有一定的組合。炊器有陶灶、鼎、大斝、石刀、木俎;食器有陶大口罐、盆、盤、豆、木盆、豆、勺等，木質(zhì)倉形器上置骨匕，可能是食器或食器模型;酒器有陶小口折肩罐、高領壺、小斝、木斗、觚、杯等。樂器有鼉鼓、石磬等。兵器有鉞、鏃。工具有石斧、錛、■磨器等。

　　隨葬品依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區(qū)別。6 座大型墓幾乎囊括炊、食、酒器的所有種類。大墓突出的共同之處在于，隨葬品中均有彩繪蟠龍?zhí)毡P。5 座大墓隨葬鼉鼓、特磬和土鼓三種樂器，因而規(guī)格最高。另一座大墓則沒有樂器，因而規(guī)格略低。

　　大墓和甲種中型墓有木案，皆擺放于墓主人頭端，上置小斝及觚、杯等酒器。大墓的木案，案面繪精美的圖案，甲種中型墓的木案則未經(jīng)髹飾。大墓的俎上置大型“Ⅴ”字狀石刀三件，甲種中型墓俎上只有 1 件小型石刀。大墓中的彩繪陶豆和木豆，每組均在 10 件左右。甲種中型墓的朱繪陶豆，每組不超過四五件。涂飾朱紅圓點的大口罐，大型墓用 14 件，甲種中型墓只用兩件。大型墓用肢解后的整豬，甲種中型墓只用豬頭、蹄、肋等部位。級別較低的中型墓的器物組合則比較簡單，一般不超過 10 件。

　　山東龍山文化時期(約當公元前 2400 年至前 2000 年)，墓葬類型的分化尤為強烈，等級明顯，亦具規(guī)律性。

　　臨朐西朱封大墓，面積 11 平方米，兩槨一棺，在兩槨之間以及內(nèi)槨與套棺之間，分設足廂和邊廂，內(nèi)置陶器 40 余件，包括蛋殼高柄杯 6 件，墓主人隨身佩戴玉墜和玉串飾。足廂和邊廂的設置，表明木槨墓的形制已趨成熟。三重棺槨和 6 件蛋殼高柄杯，象征墓主人生前尊貴的身份和顯要的社會地位①。泗水尹家城木槨墓的規(guī)模更大，面積達 23.6 平方米。隨葬品有白陶鬹、磨光黑陶甗、鼎、盒、壺等成組的精美陶器，狗下頜骨 20 余個。此外還有鱷魚鱗板以及低溫陶小圓錐體，推測當屬鼉鼓類的樂器①。泗水尹家城第 4 號墓的規(guī)模也較大，面積 8 平方米，隨葬陶器 38 件。該地還有只隨葬一二件陶器或一無所有的小墓②。

　　① 《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fā)掘簡報》，《考古》1983 年第 1 期。

　?、凇　×核加?、高去尋：《侯家莊》第六本，《1217 號大墓》，臺北，1968 年。

　　③ 《山西靈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 年第 11 期。

　　③　　邵望平：《〈禹貢〉九州風土考古學叢考》，《九州學刊》第 2 卷第 2 期，1988 年，香港。

　?、?《臨朐發(fā)現(xiàn)龍山文化重要墓葬》，《中國文物報》1987 年 10 月 23 日。

　　諸城呈子墓群已發(fā)掘的 87 座墓葬③，則顯示出中、小墓的分化。呈子墓葬可分四類：第一類 5 座，占總數(shù) 5.7%，墓坑面積約 2 平方米左右，皆有木質(zhì)葬具，隨葬品較多且精美，均有蛋殼黑陶高柄杯和豬下頜骨;第二類 11座，占總數(shù) 12.6%，墓坑略小，部分墓有木質(zhì)葬具，陶器多超過 5 件，有的墓隨葬蛋殼高柄杯和豬下頜骨;第三類 17 座，占總數(shù) 20%，墓坑小，皆無葬具，隨葬一二件陶器;第四類 54 座，占總數(shù) 62%，墓坑窄小，無葬具和隨葬品。從臨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大墓，到諸城呈子四類中小型墓，清楚地反映出山東龍山文化墓葬復雜的等級序列，進而展示了部落、氏族首領和貴族與平民之間生前身份貴賤以及地位尊卑的明顯差異。

　　長江下游流域的良渚文化(約當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與黃河中、下游流域的龍山文化，歷史進程大體相近。良渚文化的大墓，面積一般在 5—9 平方米之間，有木質(zhì)葬具，還曾發(fā)現(xiàn)朱繪木棺或木槨的痕跡。隨葬品以琮、璧、鉞、璜等禮玉和佩玉為主，陶禮器則以鼎、豆、簋、盉、壺、貫耳壺為基本組合形式，數(shù)量多超過百件。部分較小，且不見玉器的墓，隨葬品或三五件，或 10 件左右不等。也有的小墓，無任何隨葬品。由此亦顯示出墓主人貧富分化和等級的不同。

　　龍山文化及與之時間相近的諸考古學文化，正值父系氏族社會的晚期，當時雖然尚未出現(xiàn)青銅禮器，但是通過由陶器、漆木器和玉石器的不同組合，以及其它因素所顯示的喪葬制度，反映出享有特權(quán)，并占有大量財富的部落、氏族首領、貴族之間的級別序列，及其與廣大平民的尖銳矛盾。如《左傳·隱公十一年》所言，禮樂制度是“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民人”的根本法則。禮樂制度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形成于龍山時代的禮樂制度，從一個重要的側(cè)面透露出奴隸制國家即將誕生的信息。

　　西周禮樂制度的實施

　　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國歷史上的西周時期。為了加強統(tǒng)治，周王朝初期的統(tǒng)治者實行了“封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貴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屬國。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繼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輔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zhèn)洳⑶抑倚墓⒐⒌某甲?，曹操曾于《短歌行》中曾?ldquo;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來贊揚他的忠誠與認真。周公在“分邦建國”的基礎上“制禮作樂”，總結(jié)、繼承、完善，從而系統(tǒng)地建立了一整套有關“禮”“樂”的完善制度。

　　禮樂制度是以樂從屬禮的思想制度。以“禮”來區(qū)別宗法遠近等級秩序，同時又以“樂”來和同共融“禮”的等級秩序，兩者相輔相成。在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所設定的等級具體表現(xiàn)為“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古代舞隊的行列，八人為一行，叫一佾。按周禮，天子的舞隊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士二佾。這樣，階層不同從而使用舞隊人數(shù)的不同，是為了給人們灌輸君權(quán)至上無人能與之相抗衡的等級秩序思想。

　　周代的音樂領導機構(gòu)“大司樂”是世界上出現(xiàn)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音樂教育與音樂表演機構(gòu)，它所培養(yǎng)的對象是王和諸侯的長子、公卿大夫的子弟、從民間選拔的優(yōu)秀青年。主要教授學員們學習六代樂舞與小舞。大司樂教育貴族子弟學習音樂并非是讓他們真去正的表演，而是讓他們懂得“禮樂”是一種有效的治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