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法制史考點之以德配天
司法法制史考點之以德配天
在商代達到頂峰的神權法思想，被西周統(tǒng)治者繼承發(fā)展，并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以周公等代表的西周奴隸主貴族，總結并吸取了夏代、商代滅亡的教訓，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你介紹以德配天的相關司法制史考點。
司法法制史考點之以德配天
司法法制史考點之考點一
以德配天 明德慎罰
1.“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思想的內容。
(1)周初統(tǒng)治者認為，“上天”只把統(tǒng)治人間的“天命”交給那些有“德”者，一旦統(tǒng)治者“失德”，也就會失去上天的庇護，新的有德者即可以應運而生，取而代之。因此，作為君臨天下的統(tǒng)治者應該“以德配天”。
(2)“德”的要求，主要包括三個基本方面：敬天，敬祖，保民。也就是要求統(tǒng)治者恭行天命，尊崇天帝與祖宗的教誨，愛護天下的百姓，做有德有道之君。在這種“以德配天”基本政治觀之下，周初統(tǒng)治者具體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法律主張。
司法法制史考點之以德配天
(3)“明德慎罰”的主張要求統(tǒng)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辦法來治理國家，也就是通過道德教化的辦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適用法律、實施刑罰時應該寬緩、謹慎，而不應一味用嚴刑峻罰來迫使臣民服從。“明德慎罰”的具體要求可以歸納為“實施德教，用刑寬緩”。其中“實施德教”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德教”的具體內容，周初統(tǒng)治者逐漸歸納成內容廣博的“禮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禮”的秩序去生活，從而達到一種和諧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長治久安。
2.“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思想的影響：
(1)代表西周初期統(tǒng)治者的基本政治觀和基本治國方針。
(2)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形成了西周時期禮刑結合的宏觀法制特色，被后世奉為政治制度理想的原則與標本。
(3)這一思想漢代中期后被儒家發(fā)揮成“德主刑輔，禮刑并用”的基本策略，從而為以“禮法結合”為特征的中國傳統(tǒng)法制奠定了理論基礎。
司法法制史考點之考點二
出禮入刑
“出禮入刑”的禮刑關系：
1.禮的內容與性質
(1)內容。禮是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存在的、維護血緣宗法關系和宗法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以及言行規(guī)范的總稱。
中國古代的禮有二層含義：
?、俪橄蟮木裨瓌t?？蓺w納為“親親”與“尊尊”兩個方面。
“親親”，即要求在家族范圍內，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壓親。而且“親親父為首”，全體親族成員都應以父家長為中心;
“尊尊”，即要在社會范圍內，尊敬一切應該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貴賤都應恪守名分。而且“尊尊君為首”，一切臣民都應以君主為中心。在“親親”、“尊尊”兩大原則下，又形成了“忠”、“孝”、“義”等具體精神規(guī)范。
②具體的禮儀形式。西周時期主要有五個方面，通稱“五禮”：吉禮(祭祖之禮);兇禮(喪葬之禮);軍禮(行軍打仗之禮);賓禮(迎賓待客之禮);嘉禮(冠婚之禮)
(2)禮具有法律的性質。首先，周禮完全具有法的三個基本特性，即規(guī)范性，國家意志性和強制性。其次，周禮在當時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有著實際的調整作用。
2.“禮”與“刑”的關系：(1)“出禮入刑”。西周時期“刑”多指刑法和刑罰。“禮”正面積極規(guī)范人們的言行，而“刑”則對一切違背禮的行為進行處罰。二者共同構成西周法律的完整體系。(2)“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強調禮有等級差別，禁止任何越禮的行為;“刑不上大夫”強調貴族官僚適用刑罰上有特權，而不是不適用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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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慎罰的基本內涵：
“明德慎罰”思想的基木內容，包含了崇尚德政和慎用刑罰兩層含義。
倫理學意義上的“德”字是西周初期開始出現(xiàn)的。商代甲骨文和西周初期的銅器銘文中出現(xiàn)了“德”字的初形。郭沫若先生在對西周金文中的“德”字進行分析時指出：“德字照字面上看來是從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學》上所說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這種“德”觀念反映了周人“要把人的力量來濟天道之窮”的思想傾向。郭沫若先生認為，周人重德的關鍵是“在一個‘敬’字上”，并說“這種‘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幾篇文章中就像同一個母題的和奏曲一樣，翻來覆去地重復著。這的確是周人所獨有的思想”。
從《尚書·周書》中可以看出，有關“敬德”、“明德”之類的言論確實俯拾即是。舉例如下:
《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
《洛誥》:“公稱巫顯德”。
《無逸》:“皇自敬德”。
《多方》:“罔不明德慎罰”。
周統(tǒng)治者之所以大講“明德”、“敬德”，就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即天是不會把大命給予不謹慎修德之人的。在周人看來，周革殷命，他們從殷人手里接過了天命，獲得了治理天下的合法寶座，其因乃在于文、武二王能以德配天，這就是《毛公鼎》所說“不顯文武，皇天宏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一語的含義。天眷有德，這是周人特有的觀念，其中也可以說蘊含著“天命靡常”的意思，“天命”乃依統(tǒng)治者有德與否為轉移，這當然是一種“靡常”(無常)的現(xiàn)象了。因此，對統(tǒng)治者來說，只有持之以恒地謹慎修德，才有望保住“天命”，成為天下的君主。
明德是道德教化，是正面引導，是不會產生負面影響的。刑罰則是懲罰手段，體現(xiàn)了統(tǒng)治者“惡惡”之心。其與教化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如果不在適當限度內使用，往往會產生相反的社會效果，使民積怨，以致于威脅到統(tǒng)治者的政權。“慎罰”即是認真地對待刑罰，在合理的限度內使用刑罰，使刑罰達到預期目的、避免事與愿違的結果的一種主張。其慎用刑罰的基本要點，一是要慎重斷案，不濫用刑罰，提倡罰當其罪，要十分謹慎地使用“中罰”，用刑不可偏重，也不可偏輕，要使刑當其罪。二是在定罪量刑時，要區(qū)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這在古代思想史上，無疑是一大貢獻。三是注重教化.周公認為使用刑罰并不是單純?yōu)閼土P人，而是為了勸民為善，防止犯罪。“明德慎罰‘亦克用。要囚，殄戮多罪，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把“德’，與“刑’，結合起來，對后世儒家“德主刑輔’，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梢哉f，儒家的禮治、德治、人治思想，德主刑輔、先教后誅、寬猛相濟、刑罪相稱等思想大都發(fā)端于周公。
“明德”與“慎罰”雖然作為為政手段一起使用，但兩者并非同等重要。“明德”是核心關鍵，“慎罰”是輔助手段。以德化人，教而后刑。在弘揚教化、謹慎刑罰問題上周公有如下主張：
第一，罰與教必須統(tǒng)一于德的基礎之上。周公認為教化與刑罰的目的都是勉勵人民立德，如商湯代夏，以至帝乙，“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教化是為道德教化，是以教化者首先須有“德”，因而《尚書》之“明德”首先強調君王之德。“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當權者自己行為不端正.怎能去端正別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者以德治國，老百姓就會心悅誠服，如同眾星環(huán)繞于北極星周圍一樣，四方之民自然會歸附少他。“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堰。”當權者的作風好比風，老百姓的作風好比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往哪邊倒。只要統(tǒng)治者能以德行事.老百姓自然就會好起來。所以.為政者自己要起到表率作用，以身作則，勵精圖治，居安思危，自己率先循禮守法，上行下效，法令才行得通。
第二，先教后殺。周公認為在教與刑并用的情況下，應當先以教化，給人以改過自新機會。如經過教化仍犯，則為故犯，須以刑懲之。如在“群飲”問題上，周公認為，商人飲酒以至于喪國，周人應以此為戒，經過反復教育，而仍“群飲”者，則“盡執(zhí)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因為周人群飲，是明知故犯，且危及政權。商人“湎于酒”則“勿庸殺之，姑且教之，有斯明享”，因為商人有群飲的習慣且不以此為罪，故先教之而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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