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革命與人性改造資本主義論文

近代革命與人性改造資本主義論文

　　英國革命前，蘇格蘭壁爐邊只有三兩個思想家竊竊私語，不能稱“運動”，至多稱“活動”;而美國則幾乎記錄不到革命前有純粹觀念活動，跡近于無。法國不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時間長，受眾多，大規(guī)模文學化，確實應(yīng)該稱之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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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革命與人性改造資本主義

　　所謂陽光，是指北美革命的性格，溫和而耐久;而閃電則指法國革命特色，爆發(fā)于黑暗，電閃雷鳴，暴雨如注，照亮并蕩滌舊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歸黑暗。

　　1787年費城制憲結(jié)束，北美革命暫告段落。不出兩年，法國革命突然爆發(fā)，如閃電撕裂大地。兩場革命在時間上挨得太近，以致后人并稱為“姊妹革命”。就中國讀者而言，我們從教科書上接受的那些歷史敘事，似乎也能支持她們的“姊妹”關(guān)聯(lián)：法國革命的導火索王室財政赤字因援助北美革命而發(fā)生;《人權(quán)宣言》從字面上看，很象《獨立宣言》的姊妹篇;領(lǐng)袖人物穿梭往返，托馬斯-潘恩先后參加兩場革命，拉法耶特援美抗英，毀家紓難，歸國后又將巴黎起義中繳獲的巴士底獄鑰匙回贈華盛頓。就本書而言，作者蘇姍-鄧恩(Susan Dunn)也沿用了這一“姊妹革命”的說法，卻以她的副標題“陽光與閃電”，劃開了這兩場革命之間的家族聯(lián)系。作者征引那一時代人大量通信、日記和私下談話，描繪了另一幅有可能使中國讀者感到陌生或意外的畫卷。

　　專制一旦和輕浮連袂出現(xiàn)，更能撩撥革命欲火

　　1789年的三級會議相當于英國的國會，但在法國已經(jīng)有160多年沒有召開。路易16敕令開會，只想據(jù)此分攤國庫虧空。他沒有想到的是，包括他在內(nèi)的法蘭西民族已經(jīng)遺忘了這一會議如何召開，如各等級代表人數(shù)，選舉方式，以及會議辯論程序。他只是說了一句要開會，而且是三級會議，后面的事情則再也說不出什么了。

　　紅衣主教布里安在他解職前的一個月，提出了一個憲政發(fā)展史上十分善意但也可能是最為離奇的想法。他力主法王邀請法國所有的“學者”，就三級會議如何召開進行一場智力競賽：會議規(guī)模該大該小?三個等級合廳議事，還是分別集會?在權(quán)利方面他們是否應(yīng)該平等一致?布里安顯然很開明，他想起了法王遺忘的東西，卻和法王一樣，忘記了更重要的東西：法蘭西是個陰性民族，以文學和婦女時裝而不是制度能力領(lǐng)先歐洲，文人多，學者少，思想界基本由文學評論轉(zhuǎn)型而成。此前路易14將全國的貴族大戶遷居凡爾賽，以芭蕾、沙龍等浮華消費耗損他們的財富，消磨他們的斗志，捎帶著產(chǎn)生了這一時期的法國文人階層。后者活躍于宮廷前后、沙龍內(nèi)外，習慣于上流貴婦的衣香鬢影，靈感離不開性感，才情與愛情齊飛，有時為法王怨恨，有時為王后寵護。他們離宮廷近，自認已窺得國家奧秘，如稿紙畫板，可以揩出一片空白，再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其實距離政治甚遠，始終被排斥在國家管理圈外。不遠不近，欲迎還拒，常使文人把劇場欄桿拍遍，為滿腔熱忱不能宣泄而憤懣。布里安建議一出，這個階層的靈感與才情、怨恨與憤懣如井噴般爆發(fā)，在那個炎熱的夏季，法王案頭堆起總數(shù)達2,500種的政治小冊子，這個熱愛? ?に?丈跤誄??芾淼哪昵噯肆⒖癱緩坪頻吹吹惱?紊杓蒲兔渙恕U餼褪撬?那叭渭孀娓嘎芬?5臨終時有所預(yù)感，卻又撒手不管的“洪水滔天”。

　　壅潰之后，首先沖毀的是閘門本身。專制一旦和輕浮連袂出現(xiàn)，更能撩撥革命欲火。這一點，只要回顧大革命前夕一個細節(jié)，奧地利來的王后如何撒著嬌逼法王同意把“費加羅的婚禮”搬到宮廷扮演，大致能窺破一二。法蘭西確有“悲慘世界”，卻是雙重的：專制加輕浮，在它的對立面復制出暴烈加放縱，恰如一個苛嚴的父權(quán)家庭一旦松弛，通常能在長子的嚎叫中看到父親的背影;專制要為它本身封閉太久付出政治利息，還要在歷史數(shù)軸的相反方向──當它想改變統(tǒng)治時，要為被統(tǒng)治者即債權(quán)人也已經(jīng)復制了它的暴戾性格，付出加一倍的利息。

　　《陳情表》(The Cahiers De Doleances)是應(yīng)國王的要求，對國家的狀況進行評述而撰寫，并印行60,000冊。托克威爾事后爬梳這一大宗史料，編完一欄有關(guān)民眾不滿的主題，不禁目瞪口呆：“我?guī)е环N恐怖的心態(tài)認識到，這里所要求的是對國家整個法律和風俗習慣在瞬間同時廢除。我看到的問題是，法國面臨著世界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諸多革命中最危險的革命。”他發(fā)現(xiàn)，政治自由的完全缺失，使得文人對政治事務(wù)“不僅陌生，而且盲目”;一些人在進行管理，老態(tài)龍鐘，另一些人在真空中建立關(guān)于政體的理論，高談闊論，政體領(lǐng)域與觀念領(lǐng)域分離行進;如果法國的思想家能夠象他們的英國同行一樣，有機會參與日常政治，并對他們的制度進行一些日常的修補，他們就不必去想象一個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專制制度的長期排斥使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盤接受過去不正義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盤推翻這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架構(gòu)。文人們當然選擇后者。

　　文人之輕狂當然應(yīng)歸咎宮廷之輕浮，一如文人之盲目應(yīng)歸咎制度之封閉。法國啟蒙運動的正面價值，史載甚詳，至今尚得其惠，而這一運動與文人的性格聯(lián)系，則較少觸及。這一民族從路易14建立凡爾賽宮以來，精神上就不太平衡。文人從宮廷弄臣而來，至此變異，當然有鋒芒，卻離不開舞臺氣，從批判到逃避，瞬間可變，批判時投以意圖倫理，逃避時縮回犬儒游戲;這一階層也是教士之后裔，與后者一起承擔教民、化民、牧民之職，不自覺中也承襲后者政教合一之血脈。至新時期，雖與神權(quán)王國的政教合一發(fā)生沖突，卻不知政教分離之民間依托，一旦社會還俗回歸人性，新教士則葉公好龍，立刻呼喚人間世界的政教合一。此外，文人凸起于社會之上，而不是與其它階層平列，亦為法蘭西獨有勝景。社會以文人為導師，以文人浪漫為前引，而不是以實業(yè)、法律乃至技術(shù)為動力，以契約精神和程序建制為重心，此一現(xiàn)象，除同屬拉丁語系的南歐諸國，在英倫、北美則甚少發(fā)生。后者即使有文人，文人并不凸起，而是與社會其他階層平列。

　　文人反抗當然有積極意義，難能可貴，卻很難產(chǎn)生新型制度及其政治文化。文人多半不耐貼地步行，形勢松動，一躍而入無政府主義之迷思，失重作太空舞，可上九天攬月;進入政治實踐，則在反抗中復制對方，在革命中再擁戴一個國王，可下五洋捉鱉。王權(quán)制度被改造之前，他們時常在這兩件事之間周而復始：要么是帶球越界，以文學飛腿狂踢政治之“門”，空許一個烏托邦，這時叫“文學啟蒙”;要么是被強行清場，于是退縮到場外玩一段圈子里的擊鼓傳花，鼓停處，總有奇花暗放，這時叫“巴黎純文學”。文人本身是病，不是藥。文人凸起通常標識社會患有炎癥，卻因其紅熱而具藝術(shù)性之外觀。他們高一聲低一聲地呼喚革命，若革命來不及發(fā)生，其吟唱載入史冊，或為藝術(shù)之瑰寶，或為抗議之結(jié)晶，所謂病蚌生珠;革命倘如期而至，文人中最激烈者第一天允諾民主，第二天撲殺反對者，第三天就變得比專制還要專制。

　　意大利文藝復興對人性光明的盡情謳歌，翻過比利牛斯山到法國，為法蘭西文人所接受。先是放大為對人性的無限信任，以人性至善之烏托邦代替人間制度規(guī)范，而不承認人性另有幽暗一面，當應(yīng)以惡制惡，以權(quán)力制衡權(quán)力。一旦發(fā)現(xiàn)人性并不純?nèi)皇侵辽?，則號召以革命手段改造人性，當人性拒絕改造，則立刻翻出與人性為敵，對人性無情鎮(zhèn)壓的猙獰一面。大革命對人性的這一內(nèi)在矛盾，前一面表現(xiàn)為初起時一飛沖天，1789年8月4日一個晚上就宣布廢除此前沿襲千年的所有封建特權(quán);后一面則表現(xiàn)為對人性的恐懼與鎮(zhèn)壓，1792年至1793年，一年內(nèi)有17,000人被推上了斷頭臺。

　　霍布斯與盧梭：幾何與美學的差別

　　近代自然科學與文藝復興同時代出現(xiàn)，卻與人文詩性從一開始就不和睦。哥白尼所代表的太陽中心說既挑戰(zhàn)教會地球中心說，也威脅文人們的人類中心說，不僅激怒教皇、教士，同時也激怒但丁一路。自然科學在近代的活動，對教會禁欲不利，對詩性解放也同樣不利。教會禁欲，曰“救贖”，以神寫創(chuàng)世記，以神救贖人;文人縱欲，曰“解放”，以人代神，還是繼寫創(chuàng)世記，只是在神的位置放上人，人可“救贖”人，“解放”人，“改造”人。教士與文人都是以人類為宇宙中心地位，這一地位恰為自然科學所顛覆。后者對人類中心與人性的自然描述，擴展至英倫，發(fā)生蘇格蘭啟蒙活動之低調(diào)性格。霍布斯之政治學說從幾何力學而不是詩性人學推測人性不可輕信，掌權(quán)者人性更不可輕信，“權(quán)力之擴張本能只有在碰到另一權(quán)力擴張時才能停止，恰如物理世界的物體運動”，由此發(fā)生權(quán)力分立與制衡說。其思脈與其說接近但丁、彼得拉克人文詩性一路，不如說接近哥白尼、牛頓幾何物理一路。

　　霍布斯也研究人，琢磨人，但開宗明言17世紀是幾何的世紀，對比利牛斯山那一側(cè)倡言該世紀是“人的發(fā)現(xiàn)”，似乎故意冷落。其代表作《利維坦》從幾何公理推理權(quán)力運作，與其說是人的“發(fā)現(xiàn)”，不如說是以人為題的幾何邏輯練習簿。同樣是兩國近代政治學開山祖，霍布斯與盧梭的差別，是冰與火的區(qū)別，幾何與美學的差別，邏輯與詩意的差別，惡始善終與善始惡終的差別。前者或許消極，不敢談人間天堂，不“救贖”，不“解放”，不“改造”，卻能避免人改人、人造人的活地獄;后者沖天而起，拍板叫天堂，卻先走一段人改人，嚇死人，也殺死人的地獄路徑。后世所謂英美分析與歐陸演繹，經(jīng)驗歸納與先驗獨斷，邏輯實證與“詩意地棲居”，可能都烙有這一早期分歧之烙印。

　　而史家至今稱法國為“啟蒙運動”，不以類似概念稱英倫與北國，也是無意，無意中留下的間隙，卻比有意刻畫更能透露歷史消息。英國革命前，蘇格蘭壁爐邊只有三兩個思想家竊竊私語，不能稱“運動”，至多稱“活動”;而美國則幾乎記錄不到革命前有純粹觀念活動，跡近于無。法國不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時間長，受眾多，大規(guī)模文學化，確實應(yīng)該稱之為“運動”。就啟蒙及其文人性格而言，美國“無”，英國“有”前一半，無后一半，法國則是二者兼?zhèn)洌?ldquo;大而化之”。這三個數(shù)量級，是對比三個民族革命成敗的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