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論文3000字(2)
中國近代史論文3000字
中國近代史論文3000字篇二
《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維新思想淵源初探》
[摘 要]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其影響力是多方面的。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的維新思想，是其一生政治思想的起點，而對其維新思想淵源的探究，能使我們更進一步的了解梁啟超維新思想形成的過程及原因，探究本源，是我們理解梁啟超一生思想的重要基礎。本文力圖從社會背景、傳統(tǒng)儒家教育及其師從康有為后思想的演變等方面進行分析，從中探討出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維新思想的淵源問題。
[關(guān)鍵詞]內(nèi)憂外患;儒家教育;康有為
梁啟超的思想來源多元，在政治活動中往往“流質(zhì)易變”，理解梁啟超的思想，其思想淵源有進一步厘清的必要。而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的維新思想，是其一生政治思想的起點，亦更需對其淵源進行探討分析，對其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戊戌變法時期內(nèi)憂外患的社會背景
1873年，梁啟超出生于廣東省新會縣茶坑村。當時中國的命運，正處于衰頹之際。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西方列強沖進中國的大門。戰(zhàn)后，中國的領土開始被割裂，主權(quán)的完整遭到破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向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逐漸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基礎，中國閉關(guān)鎖國的生存狀態(tài)被打破，西方列強逼人的態(tài)勢咄咄而出。
1894年3月，為準備會試，梁啟超來到向往已久的北京。春夏之交，中日兩國交涉日緊，戰(zhàn)爭猶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fā)。但又逢慈禧太后60大壽，北京城里大興土木忙于祝壽。一幫貪官污吏借機欺壓百姓，騙取錢財。梁啟超親眼目睹如此黑暗的社會現(xiàn)實，心急如焚，如其他無權(quán)無勢的士人一樣，只能在杯酒和詩文中發(fā)泄對現(xiàn)實的不滿。他在一首詩中就曾寫到“群季年來幾合并，短檠相坐對談兵。一腔孤憤肝腸熱，萬事蹉跎髀肉生。痛苦誰能追賈誼，升沉應莫問君平。”[1]8月，中日正式宣戰(zhàn)，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武器精良，策劃周詳，步步進逼;清軍指揮不力，內(nèi)部腐敗，節(jié)節(jié)敗退，可慈禧太后仍在鼓樂聲里進行她的萬壽慶典。甲午戰(zhàn)敗，中國竟以堂堂“天朝上國”敗給了“蕞爾小國”的日本。割地賠款，喪權(quán)辱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面臨嚴重威脅。甲午戰(zhàn)爭前，中國雖已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但當時正在搞洋務運動，中國引進了西方的科學技術(shù)，掛起了求富求強的招牌，給人一種希望和幻覺，似乎中國也在前進、發(fā)展，似乎“中學為體、西洋為用”的洋務運動也能救中國。而三十年洋務運動的成果卻經(jīng)不起日本的一擊。北洋艦隊在威海衛(wèi)的復滅，不僅僅是中國海軍的慘敗，也宣告了早期富強努力的失敗。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使得人們重新觀察周圍的世界，重新評估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重新選擇應該走的道路。所以，甲午戰(zhàn)爭失敗以后，全國震動，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覺醒。
由此可知，梁啟超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思想正是在甲午戰(zhàn)爭等外在因素和滿清政府腐朽統(tǒng)治等內(nèi)在因素的刺激下產(chǎn)生的;是在救亡圖存的滿腔熱情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二、傳統(tǒng)的儒家教育
梁啟超出生于一個典型的鄉(xiāng)間儒家小知識分子家庭，早年的梁啟超天資聰慧，幼年便在“神童”的贊譽聲中度過，深受梁氏家族的寵愛。他早年接受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私塾式教育，四歲開始讀《四子書》、《詩經(jīng)》，六歲學習《中國略史》、《五經(jīng)》，八歲即能學作八股文，九歲便能寫出洋洋千字的好文章，十三歲學帖括訓詁詞章，走的正是當時人們認為的理想正途“學而優(yōu)則仕”。而在倫理道德教育方面，其父母都嚴格要求，希望他具有“仁義禮智信”的道德修養(yǎng)和“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他在1902年寫的一篇《我之為童子時》，回憶了母親對他的道德教育：“……人若明知罪過而故犯，且欺人而以為得計，則與盜竊之性質(zhì)何異?天下萬惡，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終必為人所知，將來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說謊話之人也。則無人信之。既無人信，則不至成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訓，我至今常記在心，謂為千古名言。”[2]可以看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兒童家教的重要滲透作用。
1885年，梁啟超以秀才的資格進入廣州學海堂讀書。學海堂為當時廣東的最高學府，他是漢學的堡壘和晚清糅合漢學和宋學的運動的中心。近5年的廣州求學，使梁啟超有機會接觸各種學術(shù)流派和較廣泛地涉獵古典經(jīng)籍。興趣廣泛的梁啟超一時為乾嘉漢學所吸引，刻苦鉆研，自稱在學海堂的5年間“乃決舍帖括以從事于此，不知天地間于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3]在學海堂里梁啟超是一個十分優(yōu)秀的學生，少年得志，前程似錦，期間的學習為梁啟超打下了深厚的傳統(tǒng)學術(shù)的根底。由此可見，傳統(tǒng)儒家的文化思想和道德行為準則對梁啟超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也成為了其維新思想淵源的一部分。
三、師從康有為對其思想發(fā)展的影響
1890年春，北京會試失敗后，梁啟超在上海停留期間接觸了大量有關(guān)西學的中文書籍，這使他第一次看到了中國之外的世界。[4]同年秋，通過學海堂的同班同學陳千秋的引薦結(jié)識了康有為。正如梁啟超后來回憶的，他與康有為第一次長時間的會晤對他來說是一次思想上的頓悟。動搖了他對傳統(tǒng)學問自以為是的接受，展現(xiàn)了一個他以前沒有夢想過的新的思想天地。[5]梁啟超在《三十自述》中寫到：“時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shù)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lián)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yè)于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6]從中可看出康有為在梁啟超心中的重要地位。自此，梁啟超中止了他在學海堂的學習，成為了康有為的學生。
一年后，康有為在廣州創(chuàng)辦了萬木草堂，梁啟超在那里斷斷續(xù)續(xù)學了四年。學習期間，康有為的講課很快激發(fā)了梁啟超的政治意識，梁啟超的思想幾乎完全受康有為的支配，他的社會交際大部分也局限在康有為的圈子里。當時的晚清經(jīng)世致用思想和反漢學運動的出現(xiàn)成為兩股新的思潮，也對梁啟超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而今文經(jīng)學中占其中心位置的春秋公羊?qū)W，正是以魏源、龔自珍等為先驅(qū)，不久被康有為廣泛宣傳的。這也成為康有為吸引梁啟超的一方面原因。張灝在其文章中總結(jié)到：“康有為的思想體系來源于晚清各個主要的思想流派。漢學、宋學、今文經(jīng)學派和經(jīng)世學派都對康有為思想的形成有所影響。佛教和西學對康將這些儒家思想改造成為這樣一個思想體系也有重大的影響，這一思想體系不僅對思想界有廣泛影響，而且成為政治改良運動的根源。這樣一種思想體系不僅對思想界有廣泛影響，而且成為政治改良運動的根源。這樣一種思想體系必然會引起轟動，并征服那些有才智的人，其中一位才智過人的年輕人便是梁啟超。”[7]如梁啟超后來回憶的，這幾年的思想騷動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礎。[8]康有為的思想也定將成為其維新思想發(fā)展的根本淵源。
綜上所述，可知梁啟超維新時期的思想淵源一方面來自于傳統(tǒng)的儒家經(jīng)典;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來源于其師康有為的思想體系。即與康有為的思想淵源類似，很大一部分是儒家的，但同時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具有明顯的佛教和西方思想的印記。其經(jīng)世致用的理想形式上是儒家的，但實質(zhì)上是綜合的。[9]梁啟超繼承了其師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撞擊中，兼收并蓄的想創(chuàng)造出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來挽救中國。并且在這個特殊時期，內(nèi)憂外患使更多的國人有了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機感。面對嚴酷的現(xiàn)實，有覺醒意識的有識之士都在思考怎樣把中國從這危機落后的時局中挽救出來，這種做法合乎了多數(shù)愛國之士的心理。梁啟超的維新思想便在在這種背景與思潮的作用下產(chǎn)生了。
參考文獻：
[1]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3頁。
[2]梁啟超：《我之為童子時》，《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3]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4]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一冊，第15頁。
[5]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一冊，第15頁。
[6]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7]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江蘇人民出版社，第41頁。
[8]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一冊，第16-17頁。
[9]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江蘇人民出版社，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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