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2)

　　第二篇：俞敏洪創(chuàng)業(yè)故事

　　萬通董事局主席馮侖的著作《野蠻成長》中對于中國民營企業(yè)成長狀態(tài)的描述是：“其實我更喜歡用瘋長的野草來形容，我喜歡那種狀態(tài)，如野草般強韌，瘋狂地成長，恣意地蔓延，霸氣地擴張，好不快慰!”這種瘋狂成長的背后，是被壓抑的激情和噴涌的生命力，表現(xiàn)出一種不瞻前顧后，無知無畏的痞子精神。

　　馮侖是俞敏洪(微博)的好朋友，他評價新東方時說道：“新東方的成長秘訣：三流文人+痞子精神”。

　　對于馮侖的評價，俞敏洪笑說那不光是指新東方，任何做成事情的人都必須這樣。如果是一流文人，早就搞學問去了。“不能說我就是這樣，但是這個意思我懂。”

　　痞子精神，指無知無畏的精神。俞敏洪同事、新東方的李杜講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處分，作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體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風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辭職，落草為寇。此謂置死地而后生。”俞敏洪的“痞”是一種被逼無奈后顯出的狠勁。“京城名痞”王朔說，“痞子坦蕩蕩，老師常戚戚。”不管怎樣，教師、痞子和商人，風馬牛不相及的名詞，就這樣被攪和在了一起。

　　當初俞敏洪之所在選擇在北大教書，除了北大有他向往的自由精神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

　　我對中國這個社會比較的害怕，因為我從來沒有到社會上摸爬滾打過，我不知道走進社會以后怎么樣來梳理這個社會。

　　然而當俞敏洪在北大教書六七年，甚至想把終身都獻給北大的時候，他卻被北大踢出了象牙塔，不得不在社會上謀求生路。俞敏洪說，“北大踹了我一腳。當時我充滿了怨恨，現(xiàn)在充滿了感激。如果一直混下去，現(xiàn)在可能是北大英語(論壇)系的一個副教授。”

　　文人不愿甚至不屑從事具體工作，總會沉醉于自己的理想世界之中，是人們對于文人的印象。文人似乎擁有較高的智商，但情商卻很低。而文人欲從商，先過這一關，必須將智商和情商完美結(jié)合。

　　在20世紀90年代初，文人對商業(yè)的認識往往是兩眼一抹黑，而且當時的市場環(huán)境也遠不如今天規(guī)范。辦企業(yè)，求生存，圖發(fā)展，就意味著必須要跟社會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對于直接從北大象牙塔走出來，社會經(jīng)驗基本為零的俞敏洪來說，這無疑是一堵邁不過的墻。

　　“(創(chuàng)業(yè)初期)這個階段對我的最大挑戰(zhàn)是，(我意識到)我不僅僅是一個教書匠了。我發(fā)現(xiàn)馬上面臨(著)好多我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比如說，當我們面對這些公務員的時候，我就不知所措。我知道學生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很難知道這些公務員心里在想什么，以及他們需要我做什么。”

　　由于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再加上中國社會五千年文明的復雜性，以及中國在表面的規(guī)則下面充滿了潛規(guī)則，一個人要想深刻理解中國社會是很艱難的。所謂的潛規(guī)則就是沒法用文字來表述，但是人們期盼你到了某個場合，某個場景就必須那樣做的種種社會陋習。比如說你到一個地方去當官，人們就期待你請客吃飯，你到了當?shù)?，必須拜訪各種地方名流和官吏，但是這種期盼并沒有寫成文字，只是在人們的心里。當你的行為不符合人們的期盼的時候，你就違反了社會的潛規(guī)則。

　　由于中國社會文明發(fā)展了幾千年，所以潛規(guī)則的復雜性遠遠超過了表面的游戲規(guī)則。一個人要想在社會上生存并且得到機會，那么他就必須同時了解潛規(guī)則和表面的游戲規(guī)則，這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非常艱難的過程。

　　俞敏洪為了要辦學校，去跑執(zhí)照的時候，已經(jīng)顯示出了其痞子勁。

　　我就開始跑執(zhí)照，由于我不合格，因為這個得需要原單位同意，大家都知道中國法律既有好處又有壞處，好處就是因為有彈性，下面執(zhí)行者和行政管理人員有主動權(quán)，由于當時有這樣規(guī)定，我沒有資格領到辦學執(zhí)照，最后我想如果海淀區(qū)教育局發(fā)社會辦學力量大權(quán)的人如果變成我的朋友就可以拿到執(zhí)照。當時我既沒有賄賂能力也沒有金錢，當時我就非常坦誠，做得比較謙虛，我每個禮拜都會到教育局去一次。他們當時搞不明白我要干什么，四個月以后我覺得和他們混得比較熟了，我跟他們說我要辦自己學校，結(jié)果他們說這個不合格那個不合格，后來他們說看你這個人好像不會做出壞事來，后來給我一個半年的試營業(yè)執(zhí)照，如果半年之后不合格他們就把我這個執(zhí)照沒收，就這樣我就拿到這個執(zhí)照，我就搞了一個東方大學外語培訓部，后來覺得東方不錯，就加了一個新字。

　　在創(chuàng)業(yè)之初，他經(jīng)常一個人滿大街貼招生廣告。數(shù)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經(jīng)常都結(jié)成了冰。有時他實在冷得受不了了，就掏出揣在懷里的二鍋頭抿上一口，然后繼續(xù)把廣告貼下去，“實際上，身體上的痛苦還能夠忍受，但精神上的挫折卻幾乎讓我喪失信心”。

　　與各種職能部門打交道的過程和辦學是兩碼事，曾經(jīng)讓俞敏洪經(jīng)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痛苦。文人從商最大的難處，俞敏洪認為是：

　　“改變原有的價值觀，擺脫文人處事酸溜溜的作風，不要對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太敏感。如果一個人特別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做生意就做不成。在某種意義上，商人臉皮要厚，因為他要遭受挫折、失敗，要被人看不起。”

　　創(chuàng)業(yè)起步時，在北京中關村二小一個10平方米、漏風漏雨的違章建筑里，俞敏洪除了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冬天還未刷完小廣告就結(jié)冰的膠水桶，什么也沒有。當時，俞敏洪是每天早上刷上廣告，下午，俞敏洪夫婦倆就在辦公室虔誠守候，盼望著來報名的學生。

　　俞敏洪在辦公室守了一個多星期。人來了不少，但是都看看四周，看看報名冊，然后又走了，任憑俞敏洪好說歹說，只有三個學生報了名。原來人們有一種從眾心理，當時俞敏洪的教學環(huán)境并不好，而且報名冊上幾乎沒什么人，人們自然心存懷疑，不會將錢順利交到俞敏洪的手里。

　　剛開始學生來的時候我分成很多班，招生的時候?qū)W生一看到報名冊子上面一個人都沒有，問問就走了，后來我在每一個班報名冊前面寫上三十個假名字，很多人一看已經(jīng)有30個人，我作為第31個也沒有問題，后來有人問我你這個算不算商業(yè)欺騙行為，我說不算。我說這只能叫做商業(yè)運作測算。因為后來我們上課的時候?qū)W生確實得到實實在在滿意的教學質(zhì)量。

　　為了贏得學員的信任，俞敏洪不得不“違心”地在托福、gre所有報名冊上各填了30個假名字，以招攬那些對他將信將疑的學員到他的學校來。俞敏洪這招果然很靈驗，報名的人逐漸變多。可以看出俞敏洪當年還是有一定的商業(yè)頭腦的。

　　1992年的時候，俞敏洪招的學員越來越多，別的培訓機構(gòu)的學員就越來越少。競爭對手急了，先是大面積覆蓋廣告，后就變成了與俞敏洪的學?；ハ酄巿?zhí)，最后就干脆拿著刀子在那個廣告柱(電線桿)邊上等著，俞敏洪一貼(宣傳單)，對方當場就撕，還把俞敏洪手下的廣告員給捅了幾刀，進了醫(yī)院。

　　大家知道辦一個學校涉及到很多問題。新東方學校人開始多的時候，我出去貼廣告時候被人扎了好幾刀，結(jié)果誰都不敢去貼廣告，沒有辦法，我想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我當時想的是黑道還是白道，我既不能是黑道人也不能白道，后來想一下還是白道比較好，就是找國家管理機構(gòu)，我報案以后公安局盡管立案了但是不破案。最后我才知道對方動手早了。最后我不得不去公安局蹲點，看看哪個警察比較善良一點，結(jié)果我發(fā)現(xiàn)一個警察比較善良，我就跟他講了新東方的故事，他說看您也不像一個壞人，說這個忙我一定幫，兩個禮拜以后他把他的領導請出來了，我任務就是請他們吃飯，但是我從來不知道跟社會上人怎么打交道，我從來沒有干過社會上的事情，到今天為止我這方面能力還是比較弱，但是相對好一點，比如面對不同吃飯人我已經(jīng)講不同的話了。

　　那時候北京最好的飯館是“香港美食城”，俞敏洪拿上全部存款，跟7個從來沒打過交道的警察喝酒。

　　我誰也不認識，就叫一聲大哥!喝!咣就喝一杯，不到半小時，一斤多酒就下了肚。結(jié)果還沒開始上熱菜，我咕咚一聲就掉到桌子底下了。

　　俞敏洪一人喝了一瓶半的高度五糧液，差點喝死。幾個警察手忙腳亂把俞敏洪送到醫(yī)院，搶救了6個小時，醫(yī)生說：“再晚來15分鐘就沒戲了。”

　　我醒過來以后公安系統(tǒng)領導說了一句話讓我特別感動，他說俞老師沖你這種喝酒的精神，以后新東方有任何事情我們都要幫助。

　　在《贏在中國》節(jié)目中點評一名選手時提到了他的這次經(jīng)歷：

　　“既然要做生意，就必須擺脫這種知識分子特性。我剛出來做生意的時候，也是不愿意跟政府打交道。但我不得不到公安局門口一蹲3天，好不容易才拉到一個警察。最后我把自己喝酒喝到送醫(yī)院搶救了6個小時，活過來以后我明白了，原來我應該這么做。”

　　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善于跟社會打交道，不善于跟官場打交道，自己就硬著頭皮學……俞敏洪骨子里那種堅韌的品性又開始發(fā)揮作用。

　　要慢慢地學會跟整個社會打交道，包括跟政府行政部門、社會人士、顧客、學員，你不了解他們的心理，不知道怎么打交道，有時候一點小事情就出現(xiàn)大問題。

　　俞敏洪的“痞子精神”還表現(xiàn)在創(chuàng)業(yè)初在北京圖書館的免費講座上。1992年的12月，俞敏洪租了北京圖書館1200人的報告廳進行免費的講座。俞敏洪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這么冷的天我穿著大衣都覺得冷，我想最多來個幾百人就算了。沒想到一來來了4000人。4000人進去了1200人，北圖就把門關上了。

　　進不去的學生就很憤怒，在外面又推門又砸玻璃，結(jié)果把整個紫竹院的幾十個警察全部給招過來。警察弄過來站成一排，學生根本就不買賬，把警察推開繼續(xù)推門。

　　俞敏洪想親自出去平息學生們的怨氣，警察說你出來學生就把你撕碎了。俞敏洪沒有聽從警察的勸阻，禮堂里面由其他的同事代講，他自己還是走出了大門，站在一個大垃圾桶上給學生們講起來。

　　我的衣服全部脫在禮堂里面，只是穿了一個襯衫。我一揮手，我說大家不要鬧了，我就是俞敏洪。

　　這時，所有的學員就安靜下來了，俞敏洪在外面講了一個半小時。他站在一個大垃圾桶上，在凜冽的寒風中像革命志士一樣慷慨激昂，講得自己和學生都熱血沸騰……

　　本來很多學生都憤怒地看著我，講著講著學生就很開心很高興。有的學生把他們身上的大衣脫下來給我穿。講完了以后，派出所二話沒說就把我?guī)ё吡耍锩菙_亂公共秩序。

　　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新東方最初是靠俞敏洪在電線桿上一張一張貼廣告起家的。有一次市政建設，有人要把新東方外面的兩根電線桿一起拆了，俞敏洪一看急了，死皮賴臉地不讓人家拆，最后終于用7萬元搞定了。

　　經(jīng)過這樣的摸爬滾打，俞敏洪從一介書生成長為能打理方方面面的合格“校長”，既而成為一名為創(chuàng)業(yè)者指點迷津的企業(y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