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的世界：研究資本主義歷史的人類學視角論文
糖的世界：研究資本主義歷史的人類學視角論文
事實上，蔗糖庶民化的過程由部分經濟大頭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補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優(yōu)勢以及下層階級對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經濟利益驅動，經濟巨鱷們擴大了蔗糖的生產，通過低廉的價格將蔗糖“送”到了下層階級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發(fā)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來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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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的世界：研究資本主義歷史的人類學視角
西敏司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人類學系的研究教授。其著作《甜與權力》聚焦于工業(yè)化早期的英格蘭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種植園，闡釋了糖在建構近代資本主義殖民歷史中的地位，以糖為媒介，將宗主國與殖民地串聯(lián)起來，銀行家、企業(yè)家、消費者、種植園主、奴隸在此間成為了密不可分的整體。
一、糖的世界
人類學家視角下的物是特別的。前有馬林諾夫斯基“發(fā)現(xiàn)”西太平洋上航海者的“庫拉圈”貿易、莫斯論禮物之饋贈，以佐證物的交換并不只是出于經濟利益驅動，而是和社區(qū)共同體所共享的一套文化體系相關。后有瑪麗?道格拉斯從潔凈與危險的角度，探討物可食用與否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到了西敏司這里，“糖”似乎暫時脫離了具體事項，轉而與資本主義歷史這一大的面向相關。
1、作為權利象征的糖
對于歐洲各國而言，最初的糖是一種舶來品。作為陌生物質的糖為人們所使用之時，糖就進入了業(yè)已存在社會情景之中，并被情景化。嵌于生產關系的原本依附性控制，從權力導向上看，掌握糖的話語群是資本主義宗主國。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以掠奪原料、搶奪市場、爭奪地盤為目的的殖民活動，殖民地因此被卷入世界市場，淪為資本主義強國的附庸。
受甜味巨大需求的刺激，地中海地區(qū)制糖業(yè)、大西洋諸島以及稍后的新興世界制糖業(yè)興起，由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實際支配的新興殖民地種植園在蔗糖生產中逐漸占據了大頭，糖逐漸成為“旅行的食物”中重要的一員。
當歐洲人對蔗糖的消費量越來越大時，蔗糖逐漸變成了一種由歐洲強國來經營其提煉和供給的粗加工品。15世紀以后，重視蔗糖的西方國家在政治上的分化日趨明顯，蔗糖在某些國家的政策所扮演的角色預示了甚至可能是直接塑造了它們的政治未來。
在以英國為典型的西歐各宗主國內，糖的獲取以及糖制品被賦予的意義被壟斷于資本主義各國上層階級，享用糖的權利被牢牢捆綁在上層階級的餐桌上。糖被認為是等級身份的象征，是權力、聲望、名譽的代表物。糖因此密切地與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奴隸化生產，乃至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聯(lián)系在了一起。
2、糖的庶民化
糖的庶民化體現(xiàn)了大傳統(tǒng)向小傳統(tǒng)的轉化，順延和廣延貫穿其中。蔗糖的順延是指將糖轉化為某種非同尋常、冠冕堂皇以及意味深長之事物的實踐，蔗糖的外延則是糖向普通化、日常化以及必需品的一般性轉變。為達到發(fā)掘內在意義的目的，西敏司在該書中揭示了英國蔗糖使用史的兩個基本變化，第一項變化的標志是1750年以來，加糖的茶以及糖飴流行起來;第二項則是大約從1850年以來，糖的大眾消費登上了歷史舞臺。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費群體是窮人，相反在1750年前則是富人。這一轉變標志著糖從稀有品最終轉化為日常用品，轉化成了第一個充斥著資本主義勞動生產力和消費之間相互關系的消費品。
生產的擴大化、經濟實力對身份權利的沖擊極大地促進了糖的庶民化。在西敏司看來，奢侈品轉型的風潮同時也是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力勃發(fā)和意志涌現(xiàn)的縮影，賦予意義的權利總是伴隨著決定“可得到之物”的權利，其特權由消費者轉移到了銷售者。
事實上，蔗糖庶民化的過程由部分經濟大頭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補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優(yōu)勢以及下層階級對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經濟利益驅動，經濟巨鱷們擴大了蔗糖的生產，通過低廉的價格將蔗糖“送”到了下層階級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發(fā)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來越突出。糖從一件奢侈品化身為工業(yè)化生產之商品，經過一個自上而下的復雜文化過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糖消費的“庶民化”產生于英國境內，但它的歷史是世界性的，而這種“世界性”又跟資本主義歷史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3、糖與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
現(xiàn)代社會對能源的有效利用有著迫切的需求，蔗糖生產的高效率、蔗糖自身的高熱量和甜味為糖的擴張立下了汗馬功勞。精煉糖成了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的一個象征。它滲透在一種又一種的烹調方式里，帶來的是西方化、現(xiàn)代化或是開化。蔗糖的庶民化、大眾化與生產技術的工業(yè)化互相影響，兩者共同將社會的發(fā)展進程推向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的程度即是現(xiàn)代化的重要標志之一?，F(xiàn)代生活的形成得益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現(xiàn)代生活也即是資本主義歷史的一部分。
二、依附理論、政治經濟學范式
二戰(zhàn)后興起的依附理論從一種經濟與政治相結合的角度出發(fā)論述當代發(fā)展中的邊緣國家與西方發(fā)達國家之間的發(fā)展問題，兩個或者更多國家的經濟之間以及這些國家的經濟與世界貿易之間存在著互相依賴的關系，但結果是某些國家(統(tǒng)治國)能夠擴張和加強自己，而另外一些國家(依附國)的擴張和自身的加強僅是前者擴張――對后者的近期發(fā)展可以產生積極的和消極的影響――的反映，這種相互依賴的關系就呈現(xiàn)依附的形式。
依附狀況導致依附國處于落后和受統(tǒng)治國剝削的這樣一種總局面。西敏司通過研究糖的世界，所得資本主義早期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系基本與此類似。
此外，本書的另一特點――政治經濟學范式，強調外部力量的沖擊以及社區(qū)對這種變量的承受能力或適應性，人類學家重點關注西方對東方、外部對內部的沖擊所引起的變遷材料就夠了，對依附力量的能動性研究不足?！短鹋c權力》在此方面亦未能免俗。
雖然西敏司也提到了處于弱勢地位的殖民地對強勢地位的宗主國的威脅，“雖然殖民地依然是重要的利潤資源，然而貿易開放以及對甜菜糖工藝的掌握(溫帶農業(yè)搶占了原本是熱帶農業(yè)所盤踞的地頭，這既是第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一次)，在后來卻幫助了宗主國國內的工業(yè)資本家們，幫助他們制衡了來自殖民地種植園主階層的政治挑戰(zhàn)”
。然而在討論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特別是蔗糖市場形成的問題上，西敏司不免顯得有些西方中心主義，認為殖民地只能是宗主國的附庸，在整個資本主義市場中沒有能動性，未能看到殖民地所掌握的“弱者的武器”。但筆者認為在宗主國與殖民地內部、以及它們之間存在著的多重強者和弱者的關系中，殖民地內部奴隸對西方經濟巨擘代理人――種植園主的能動反抗為西敏司在上述主體互動關系中所忽略。
詹姆斯?C?斯科特通過對馬拉西亞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進行研究，認為在武力彈壓和經濟關聯(lián)的影響下，底層農民會采取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呆賣傻、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形式，與榨取他們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間進行持續(xù)不斷的斗爭。
農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以低姿態(tài)的反抗技術進行自衛(wèi)性的消耗戰(zhàn)，用堅定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開反抗的集體風險。斯科特認為，對奴隸與其主人關系的分析必須著眼于圍繞工作、事物、自主權、儀式的持續(xù)不斷的瑣碎的沖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會在稅收、耕作模式、發(fā)展策略或繁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與當局直接對抗;他們更可能通過不合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政策……農民以大量的反抗與不合作行動的形式表明了其政治參與感。筆者認為來自殖民地內部最底層的這些非暴力的反抗，將如“蝴蝶效應”一般影響到宗主國，因此在討論資本主義歷史構成時，弱勢地位的殖民地也是應該予以重視的。
三、人類學與現(xiàn)代生活
美國人類學歷史特殊論學派代表人物博厄斯曾就二戰(zhàn)時的社會情況，從種族、民族主義、優(yōu)生學、犯罪學、文化的穩(wěn)定性、教育、現(xiàn)代生活與原始文化等方面論述過人類學與現(xiàn)代生活的關系。結合《甜與權力》來看，西敏司也品讀出了現(xiàn)代生活的隱藏文本。
1、人類學的微視角
《甜與權力》一書被譽為人類學的經典之作，其以小見大、以物見史的寫作方式更是王冠之鉆。西敏司以一種新的方法論突破了傳統(tǒng)的民族志模式，并沒有到某一田野點居住下來進行田野調查最終寫下該地區(qū)的人和物形成一部民族志，而是以糖的生產者、消費者、生產地區(qū)、消費地區(qū)以及糖本身為對象，寫下了一部關于糖的“民族志”。欲將糖的歷史和資本主義的歷史聯(lián)系起來，象征和解釋的人類學方法在本書中多得運用。切入點雖小，但人類學的歷史、象征、解釋的內涵使得“微眼看世界”成為可能。
2、選擇的權力
現(xiàn)代生活標榜自由，社會在渲染、甚至普通民眾也深信不疑的是，自己手中掌握了極大的權力。事實上，我們所掌握的選擇的權力，似乎是市場體系制造的表象。我們只能在市場所提供的有限范圍內進行選擇，一旦商家不再供給，我們則別無選擇要么使用替代品，要么放棄使用，而替代品又是由商家提供的。
另一方面，現(xiàn)代人在生活中很難不受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攻勢影響，廣告在提升產品知名度和攫取消費者對商品的“注視”上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們所消費的，是幕后的他者所引導的。
“糖在現(xiàn)代飲食中的地位，那奇特而難以察覺的對人們掌握自己所食之權利的蠶食――隨著另吃糖的人成為大眾化食物制品的消費者，而不是自己掌握如何用它來烹調;那些各式各樣力圖確保消費在固定軌道之上運轉，進而保證食品工業(yè)的利潤能夠得以維持的力量;那些充滿自相矛盾的，偽裝在‘方便’、‘快捷’與‘自由’的面具之下，個人選擇自由的萎縮，以及抗拒這種趨勢所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所面臨的萎縮――所有這些已經說明了，我們已經在多大程度上放棄了我們支配自己食物的權利。”
選擇食物的過程都滲透著市場的控制力，其他方面的現(xiàn)代日常生活亦然?，F(xiàn)代生活的便捷化、快速化看似豐富了民眾生活，資本主義工業(yè)化技術所帶來的生產力本應該在時間和空間上達到解放自由的目的。然而在快節(jié)奏的現(xiàn)代社會中，人們被要求高效化，個體反倒是覺得時間越來越緊。
四、結語
從糖這樣一件細微的事物延伸到一個更為廣闊世界，西敏司帶領我們見證了糖是如何縮影了一種社會向另一種社會的轉型。物、歷史、與對應的意義生成總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場景因素的綜合作用之下。
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在《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觀的本土人類學探討》中，從對西方現(xiàn)代性中所包含的對人性的雙重解釋入手，揭示了現(xiàn)代西方社會的“甜蜜的悲哀”――一方面認為人有權利從各種外在的社會制約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認為這種解放與資本主義造成的剝削和殖民主義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
這是現(xiàn)代性的一個困境所造成的道德上的束縛與無法自我解脫的藩籬。將資本主義之外作為他者，脫去他者的道德意義，西方人類學家尚無法做到這點，而在非西方世界的人類學家卻正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