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進化論思想在推動國人世界觀轉(zhuǎn)變過程中的作用

　　“進化論急速地漲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中國思想界，成為這一時期主流思潮。從維新志士到革命黨人再到五四驍將，無不受其滋潤哺育。這是人們所熟悉的歷史圖景。它之所以能為幾代人延續(xù)信奉，是因其具有新世界觀的性質(zhì)。這也是學術界普遍的共識?！?/p>

　　那么，進化論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轉(zhuǎn)變了國人的世界觀呢?

　　一、促進了對進步觀念的認同

　　從詞源上講，進步的語義并不復雜，進步的英文“progress”源自拉丁文，由pro(前)和gress(走)合成，因此，“進步”一詞最基本的含義是“向前(走)”。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從本質(zhì)上講，進步觀念是一種歷史觀念，一種人們關于人類社會總體演變趨勢、階段和方向不斷向前的觀念。內(nèi)含著進步觀念的歷史觀，便是通常所說的進步史觀。

　　在漫長的古代和中世紀，由于生產(chǎn)力水平的低下，社會生活的發(fā)展和變化極其緩慢，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循環(huán)往復的更迭、萬物“誕生、成長、繁盛、衰老、死亡”循環(huán)不已的歷程以及政治生活中封建王朝周而復始的興衰，都使得人們無論從自然界或人類社會，還是從經(jīng)驗上或事實上，都很難看到社會“向前”發(fā)展的印證，由于缺少事實的證明，那種內(nèi)涵著“向前”的進步觀念就很難形成。表現(xiàn)在歷史觀上，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便是“倒退史觀”或“循環(huán)史觀”，這在中外歷史上都是普遍性的現(xiàn)象。如古希臘人心目中的理想社會不是現(xiàn)在，也不在未來，而是早已經(jīng)遠逝了的“黃金時代”，孔子主張“法先王”、“克己復禮”，力圖恢復過去文武周公時代的禮制以拯救“禮樂崩壞”的局面，“天下之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觀念等等都是明證。可以說，只要這種衰退或循環(huán)的歷史觀念還占據(jù)主導地位，進步觀念的產(chǎn)生便是不可能的。

　　16～17世紀是進步觀念迅速興起并被人們逐漸接受的時代，在這一時期，一大批天才的科學家和思想家以他們杰出的貢獻為進步觀念的形成提供了其賴以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精神氛圍。哥白尼的“日心說”給的自然觀和歷史觀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它不僅是“天文學基本概念的革新”，更是“人類對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變更，并最終構(gòu)成“西方人價值觀轉(zhuǎn)變的一部分”，自此，人們有理由不再迷信《圣經(jīng)》的權威，疑古而信今。在笛卡兒的思想體系中，理性的至高無上原則、自然法則的永恒不變性和精密的邏輯分析方法對于進步觀念的確立居功至偉。理性的至高無上，使得沒有經(jīng)過理性確認的東西都是值得懷疑的，過去的權威在崇高的理性面前轟然瓦解;自然法則的永恒不變與基督帝創(chuàng)世理論相沖突，進一步動搖了基督觀和歷史觀的根基;而精密的邏輯演繹方法使得人類社會處于不斷衰退之中的結(jié)論不再成為可能?？障肷鐣髁x者托馬斯·莫爾和康帕內(nèi)拉則以各自的杰作《烏托邦》和《太陽城》，向人們展示了一幅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fā)展的宏偉畫卷：理想的社會不再存在于過去，而是未來。此外，17世紀初在英、法、意大利等國開展的長達百年的“古今”之爭，也給盛行的退化理論以迎頭重擊。“古今”之爭最初源于文學領域，很快便擴展到哲學、自然科學甚至社會生活領域，這場古代還是現(xiàn)代孰優(yōu)孰劣的論爭，最終以現(xiàn)代派的大獲全勝而告終，使得進步的觀念進一步深入人心。進步，已不僅僅只是被想像成一種對未來的無止境的伸展，更被當成了一種必然和確定。

　　如果說，上述16～17世紀的進步觀念還僅僅只是在智力和知識領域被確立的話，那么，到了18世紀，進步觀念則進一步向社會的縱深領域發(fā)展。這首先應歸功于工業(yè)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8世紀50、60年代始于英國并進而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yè)革命，使得“資產(chǎn)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tǒng)治中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chǎn)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chuàng)造的全部生產(chǎn)力還要多，還要大”。社會發(fā)展進程的提速，社會物質(zhì)財富的急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得社會的“進步”不斷得到事實和經(jīng)驗的證明。在啟蒙運動中，啟蒙學者高揚人道主義的旗幟，認為人的品質(zhì)可以通過教育、制度和教育的途徑進行塑造，而且這種塑造的可能性是無限的，孔多塞指出：“自然界對于人類能力的完善化并沒有標志出任何限度，人類的完美性實際上乃是無限的;而且這種完美性的進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為轉(zhuǎn)移的;……只要這個宇宙體系的普遍規(guī)律不會在這個大地上產(chǎn)生一場整個的天翻地覆，或者產(chǎn)生那樣一些變化，以致人類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運用他們的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樣的這些資質(zhì)，那么這種進步就決不會倒退?！狈▏蟾锩兔绹毩?zhàn)爭的勝利，不僅印證了孔多塞的預言，更以法律的形式將上述社會進步的內(nèi)容固定了下來。所有這一切都向世人表明，到了18世紀，進步觀念進一步向社會生活的縱深領域發(fā)展，人們還根據(jù)社會進步的構(gòu)想來進行社會改造和社會革命，進步觀念已逐步成為西方世界共同的占主導地位的歷史觀念。

　　到了19世紀，進步觀念的勝利進軍只剩下最后一個有待攻克的堡壘，那就是，進步觀念如何能從自然界的演變本身得到說明。因為，如果進步觀念不是一種普遍適用于宇宙萬物的規(guī)律，而僅僅只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特例的話，那么，就有將自然和社會割裂的危險。解決這個難題的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生物進化理論表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由最簡單的生命形式發(fā)展而來，并自然地呈現(xiàn)出一種由簡單到復雜，不斷趨于完美和高級的過程，可以說，正是由于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及時創(chuàng)立，才使得進步終于成為了一個由自然規(guī)律所決定的不可逆轉(zhuǎn)的進程，為進步觀念提供了絕好的、最強有力的生物學證明。至此，將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統(tǒng)一于一體，共同歸于一個統(tǒng)一的宇宙進程的障礙已然清除，進步觀念終于完全成為西方世界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歷史觀念，并且隨著它的遠播四海，產(chǎn)生了世界性的影響。籍、制度、習俗等，因更貼近于古代的“道”本身，因而就越具有權威性。越古就越好，越古就越值得崇尚，在這種思維定式的影響下，厚古薄今、今不如昔的觀念根深蒂固，從而嚴重地壓抑了進步觀念的產(chǎn)生。因此，客觀說來，進步觀念對于國人而言是一種舶來品，它是伴隨著進化論思想而傳人我國的，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應該指出，進化并不完全等同于進步，比如進步往往涉及價值判斷，區(qū)分出哪些是“先進”，哪些是“落后”，而進化并不是一個價值評定的概念，它只涉及對環(huán)境的“適應”和“不適應”;進步總體上是單線性的，不斷向前的，而進化則是復雜的，其中可能有進步，也可能有倒退，等等。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學》中指出：“現(xiàn)在一般應用于宇宙過程‘進化’一詞，有它獨特的歷史，并被用來表示不同的意義。就其通俗的意義來說，它表示前進的發(fā)展，即從一種比較單一的情況逐漸演化到一種比較復雜的情況;但其含義已被擴大到包括倒退蛻變的現(xiàn)象，即從一種比較復雜的情況進展到一種比較單一的情況的現(xiàn)象?！边@就很明確地指出，“進化”并不總是代表著“進步”，其中亦包含著倒退，這也是達爾文的觀點。

　　但是，至少在19世紀，產(chǎn)生廣泛影響并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并不是生物進化論中所蘊含的那種是悲觀的“退步”。這是因為，雖然進化本身并不一定代表著進步，但它畢竟包含著“進步”的因素。在生物進化論思想為進步觀念提供了絕好的、最強有力的生物學證明后，它又進一步強化和充實了進步觀念，兩者的這種天然聯(lián)系，外兼當時的西方正處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黃金時代，全社會處處彌漫著濃烈的樂觀主義情緒，人們幾乎沒有任何理由否定進步的存在，這就使得即便是在進步觀念發(fā)源地的西方，進化和進步的界限也模糊了，這在斯賓塞的著作中尤為明顯。

　　對于1877～1879年曾留學英國，親身感受過資本主義世界的繁榮和富強，并深受斯賓塞思想影響的嚴復而言，認同“進化就是進步”幾乎沒有太多的難度。在《天演論》中，他指出：斯賓塞“其為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zhì)，辟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在斯賓塞看來，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如同自然界一樣，有著明確的方向性和目的性，都是一個不斷由簡單到復雜，最終趨向善的過程。嚴復對此篤信不疑：“夫斯賓塞所謂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則必日進善，不日趨惡，則郅治必有時而臻者，其豎義至堅，殆難破也。……今合地體、動物、植物三學觀之，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進，……此非一二人之言也?！闭驗檫@個緣故，嚴復在《天演論》中沒有將上述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學》中所述的那種“進化”也包含著“退步”的“悲觀”的觀點譯出，而是忽略不計了，他一再強調(diào)“進步”的觀念，充滿信心地指出：“吾黨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進，后勝于今而已?！痹趯ⅰ疤煅荨敝小巴瞬健钡某煞痔蕹?，嚴復的“天演”觀事實上已經(jīng)變成了一種單線“進步”的進化觀。

　　這種“世道必進，后勝于今”的進步觀念，以生物進化論的大量科學事實為鐵證，又以當時西方世界蒸蒸日上的社會現(xiàn)實為楷模，看得見，摸得著，極具說服力，對中國自古以來就崇尚的“崇古薄今”、“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念起著巨大的瓦解作用。倘若將老大中國比作“古”，而今日西方比作“今”的話，那么，中國貧弱之因就一目了然了，那便是“新勝于舊、今勝于昔”。在“進步”的天平上，中西終于分出了高下。這就是嚴復在《原強》中指出的：“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則與是斷斷乎不可同日而語矣。彼西洋者，無法與法并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lián)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

　　所以，正是在“進步”觀念的指引下，國人終于認清了中國在今日世界中所處的位置及其貧弱之因，既然社會是不斷進步和發(fā)展的，那么，倘若不進行社會改革，不發(fā)奮圖強，中國將在世界上無任何立錐之地。進步觀念不斷向國人灌輸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反復敲響著救亡圖存的警鐘，整整一代人正是在進步觀念的指引下，開始以一種嶄新的思路為中國的未來設計方案、尋求出路?？梢院敛豢鋸埖卣f，倘若沒有進化論思想廣泛傳播，沒有國人對進步觀念的普遍認同，就不可能有近代中國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革新和社會改革運動，進化論思想和進步觀念對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所產(chǎn)生的影響，是用任何語言來形容都不為過的。

　　當然，在看到進步觀念所起的巨大歷史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國人接受進步觀念，畢竟是在嚴復式的將“進化等同于進步”的歷史情境下進行的，這無疑削弱了國人對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深入認識。更為重要的是，進步觀念畢竟是一種價值理念，它本身就暗含著歷史線性發(fā)展的理論預設，在這種預設下，或者說，在線性發(fā)展的時間觀念下，又必然會有先后之分，后必勝于今，新必勝于舊。國人正是在這種二分法的思維模式的影響下，很自然地將“過去”等同于“古”，將“現(xiàn)在”等同于“今”，中國是古是舊，西方是今是新，后勝于今、新勝于舊的結(jié)果便是西勝于中，在近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上經(jīng)久不息的古今中西之爭以及由此而引發(fā)的全盤西化、民族虛無主義情緒等，其因其果都可從進步觀念中找到端倪。而作為一種價值評斷的標準，進步觀念的內(nèi)容能否不斷地泛化，進而成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在很長時期里，國人對此是無暇也無意涉足的，進步觀念似乎不證自明，這必然影響到人們對進步觀念的深入認識和思索，而這種認識，客觀地說，是直到今天也沒能圓滿解決的一個問題。

　　二、推動了對“人”的全新認識

　　在西方歷史上，進化論思想使得上帝造人的創(chuàng)世說不再成為可能，人只不過是外部自然的一部分，這就把人從的神學權威中解放了出來。中國雖然缺少類似于西方世界的神學權威，但卻從來不缺乏各種古典權威，與西方相類似，隨著進化論思想的深入人心，在“世道必進、后勝于今”的進步觀念的不斷沖擊下，這些古典權威也漸漸地喪失了往日的榮耀與光環(huán)，從古典權威中走出來的國人，開始以一種嶄新的眼光打量世界，反思過去，并認識自身。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的這段話是廣為人知的：“我們要說人的文學，須得將這個人字，略加說明。我們所說的人，不是世間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或‘圓顱方趾’的人。乃是說‘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其中有兩個要點，(一)‘從動物’進化的，(二)從動物‘進化的’”。

　　這段話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籠罩在進化論思想的照耀之下。在生物進化論的理論中，人類與自然界萬物一樣，不過是最簡單的生命形式長期進化的結(jié)果，與其它生物相比并無高貴的血統(tǒng)，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進化論思想其實是對人的貶黜，亦即周作人所說的，并非世間所謂的“天地之性人為貴”。但是，正是這樣一種貶黜，卻使人的自然屬性得到了凸出和肯定，從而給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在中國古代的思想領域，雖然從來也不乏對人之私、人之情欲等種種人的自然屬性的肯定，但是，這種肯定從來也沒能像進化論思想這樣，由于建立在強大的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從而能借助科學的力量而具有不可辯駁的說服力。所以，完全可以說，借助進化論思想的力量，國人對人的自然屬性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人從動物“進化”而來，又不斷“進化”，進而區(qū)別于動物，進化的這種歷程在貶黜人類的同時，事實上又充分肯定了人類自身強大的力量?！叭耸且环N動物進化的生物，他的內(nèi)面生活，比他動物更為復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敝茏魅舜搜钥芍^一語中矢。人的內(nèi)面生活，無疑便是人的理性、人的意志、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個性……可以說，正是伴隨著進化論思想的傳人，“人”自身的價值才最終全面地凸現(xiàn)出來，進化論思想好比一個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展現(xiàn)給國人的是一個全新的、豐富多彩的“人”的世界。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對“人”自身有著如此廣泛的關注和全面的思考。

　　以嚴復為例，在進化論思想和進步觀念的燭照下，他以為“彼西洋者，無法與法并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而這種“勝我者”之因，嚴復在很大程度上歸結(jié)到了“人”的自由上：“推求其故，蓋彼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在大多數(shù)人將西方富強之根歸結(jié)為民主政治的時候，嚴復卻能獨具慧眼地指出民主不過是“用”，自由才是“體”，這是相當超前和難能可貴的。在嚴復看來，正是自由與不自由的巨大差異，才造成了中西在政治、經(jīng)濟、倫理道德、社會風俗、接人待物、學術思想等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于政治：“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于經(jīng)濟：“中國重節(jié)流，而西人重開源”;于倫理道德：“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于社會風俗：“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于接人待物：“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fā)舒”;于學術：“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并進而把這種不自由視為致中國貧弱的根本原因：“故中國之弱，非弱于財匱兵窳也，而弱于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公理，而私權奮壓力行耳?！边@種把人的自由置于如此崇高地位的思想，雖然在當時好似空谷足音，影響并不大，但到了五四，則掀起了滔天巨浪，終于迎來了一個人全面覺醒和個性解放的全新時代。

　　五四最典型的特征是反傳統(tǒng)，而這種反傳統(tǒng)的動力，現(xiàn)在看來，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進化論思想的廣泛傳播和深入人心。正是進化論思想及其中所蘊含的進步觀念，使得中西處于進化的同一歷程中，中西在進化的同一大道上行進，西方先行一步，中國落后一步，中西文明便被視為社會發(fā)展的兩個不同階段的文明，西方的今天便是中國的明天，如此一來，西方的進步恰好成為攻擊中國古代社會與傳統(tǒng)的口實與絕好理由。西方是平等的、自主的、個性解放的，中國是等級的、野蠻的、保守的……在一陣又一陣的反傳統(tǒng)熱潮中，中國“人”終于掙脫了封建禮教的束縛，在西方思想的啟蒙和燭照下獲得了全新的定義。“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fā)現(xiàn)?！庇暨_夫的這句話可謂耳熟能詳。而究其原因，進化論思想在背后的推動之功實不可沒。當然，進化論思想在推動國人對“人”的全新認識上并不是完美元缺的。

　　如前所述，進化并不等于進步，進化在很多情況下只是涉及對環(huán)境的“適應”與“不適應”，而“適應”了的并不一定是最強者，所以進化并不必然涉及對物種強弱和優(yōu)劣之分的價值判斷。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學》中寫道：“‘適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帶有一種道德的意味?？墒窃谟钪孀匀唤纾裁词?amp;lsquo;最適應的’有賴于各種條件。很久以來，我大膽地指出，如果我們的半球要再冷卻下去的話，那末在植物界，最適于生存的東西，可能就是一些越來越矮小、越來越低等的生物，一直到最適于生存的只能是苔薛和硅藻，以及諸如能夠把白雪染上紅色的微生物;反之，如果氣候變得越來越熱，那末泰晤士和埃西斯的令人愉快的河谷區(qū)，能夠生存的就只有熱帶叢林中繁殖的生物，別的則無法住下去了。只有它們，作為最適應者和對變化了的環(huán)境最有適應力的，將會生存下去?！边@里已明確指出：適者并不等于強者。

　　但是，在認同“進化就是進步”，并深受斯賓塞思想影響的嚴復看來，優(yōu)勝劣汰，適者生存，優(yōu)淘汰劣而成為適者，那么適就一定等于優(yōu)，適者也就是強者。故而在《天演論》中，他寫道：“人欲圖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與是妨生者為斗，負者日退，而勝者日昌。勝者非他，德智力三者皆大是耳?！眹缽偷倪@種看法與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古老箴言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很能契合國人甲午戰(zhàn)敗后求富求強的心理，故而得到了普遍的認同。換而言之，國人其實是在維護自身生存、求富求強的總體目標下容納和接受進化論思想的，這種進化論思想事實上已與達爾文原滋原味的生物進化論有了相當大的距離。

　　這種差異的主要表現(xiàn)就在于突出了價值判斷，強化了目的性和功利性：適就是優(yōu)，敗就是劣。然而，正如赫胥黎上述所言，適與不適，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與外在的各種條件，這就使得適與優(yōu)的價值判斷事實上存在著很大的變數(shù)和不確定性，一旦外在的環(huán)境或條件改變了，那么，孰優(yōu)孰劣就很成為了問題。

　　以嚴復為例，如上所述，他曾對“人”的自由抱以無限的希望，然而，隨著外在條件的改變，當歐洲不再處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黃金時代，而陷入一戰(zhàn)后濃重的思想危機時，他的態(tài)度便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zhuǎn)變：“譬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與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鄙踔疗鸲険簦D(zhuǎn)而維護中國傳統(tǒng)的孔孟之道：“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zhàn)，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赜^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qū)。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

　　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類似于嚴復的這種“善變”并非只是一個個案，我們時?？梢钥吹剑慨斨袊鐣蟮恼巫兙职l(fā)生之后，那些原先曾被人普遍接受與認同的思想(如人的自由)，其“優(yōu)”與“適”便常常被質(zhì)疑和追問，雖然不能排除這種質(zhì)疑和追問的合理性，但這種“善變”，畢竟對于國人更深入地從本體論的意義上認識問題不利。而究其緣由，我們大可從國人強化了進化論思想的價值判斷，突出了其目的性和功利性，并由此而帶來的思維上的盲點和誤區(qū)找到些端倪。

　　自然，進化論思想對國人世界觀的轉(zhuǎn)變遠不止上述兩個方面，這種轉(zhuǎn)變，主要是通過突破中國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思想根基，從而給予國人以一種全新的看待世界與自身的方式進行的?？梢哉f，正是因為國人對進化論思想的接受重點并不在于論證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界萬物的演進過程，而在于獲得一種看待世界與自身的全新方式，為改變中國社會現(xiàn)狀獲得一種合理的依據(jù)，最終使得進化論思想從一種自然科學理論升格成為了一種進化論世界觀，進而在中國歷史上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陳兼善說：“我們現(xiàn)在放開眼光看一看，現(xiàn)在的進化論，已經(jīng)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無論什么哲學、倫理、教育，以及社會之組織、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設施，沒有一種不受它的影響。”此語可謂名至實歸，但誠如前所述，其中所造成的缺失也是我們必須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