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建設相關毛概論文(3)
二、影響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若干問題
首先是主流文化精英的依附性問題。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當前我國社會矛盾的狀況是在總體和諧的背景下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化,且差距日漸明顯,而差距必然產生矛盾。這種矛盾的性質雖然是非對抗性的,但也不排除以對抗性的形式表現出來,甚至轉化為對抗性矛盾,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對矛盾狀態(tài)的塑造與協(xié)調。而在現代社會,這種塑造與協(xié)調的主體主要是文化精英。他們的強勢文化地位,使他們在利益訴求的表達上具有優(yōu)勢地位,同時,他們也往往成為政策設計的主角,進而對決策產生關鍵性影響。戰(zhàn)后西方國家的對抗性矛盾長期以非對抗性形式出現,人們將其主要原因歸結為中產階級成長為這些國家社會的主體。實際上,中產階級的中堅就是文化精英,他們對社會矛盾狀態(tài)的塑造和協(xié)調發(fā)揮著關鍵作用。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是,隨著經濟分化的出現,不但經濟精英已處于社會的強勢地位,而且日漸依附于他們的主流文化精英也逐漸與占社會大多數的經濟弱勢階層相疏離。經濟弱勢階層利益訴求的理性化表達,歷來要通過文化精英階層來實現,他們與強勢階層關系的理性化互動,也要依靠文化精英的溝通和構建。因此,主流文化精英與弱勢階層的疏離,不但將使這種表達和溝通成為問題,而且往往伴隨著文化精英轉而以表達經濟精英的利益訴求為己任。近些年來,人們經?？吹揭恍┪幕⒔洕鮿蓦A層對社會公平的訴求指責為“仇富”(潛臺詞是不要當“暴民”),就是這種依附性的典型表現?，F代性問題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掌握話語權的主流文化精英可以主導輿論進而影響決策。如果主流文化精英的這種依附性話語主導了輿論并影響決策,完全可能使矛盾復雜化,使矛盾的性質轉化。很顯然,目前主流文化精英的道德判斷和價值取向已經成為影響和諧社會構建的重要因素。因此,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主流文化精英的依附性,已成為事關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重要問題。事實上,古今中外,主流文化精英始終都是具有依附性的社會階層,這是不以其成員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而且,主流文化精英從來就是依附于在社會經濟結構中處于優(yōu)勢地位和主導地位的社會階層的。所以,所謂解決主流文化精英的依附性問題,主要并不是靠彰顯所謂文化精英的獨立精神或獨立人格,而是要解決為什么人的問題,這本質上是立場和價值取向問題。由于主流文化精英體現其立場和價值取向的依附性最終是由特定的社會經濟結構尤其是所有制決定的,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必在于此。
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尤其是所有制結構的巨大變遷,導致經濟強勢階層的出現及其與弱勢階層的社會分化。在市場化背景下,主流文化精英的生存狀態(tài)和生存境遇實際上取決于他們與經濟強勢階層的相互選擇(強勢階層也需要文化精英作為利益代言人),正是這種選擇,造就了主流文化精英對經濟強勢階層的依附性。因此,解決依附性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能夠真正在實踐中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改革承諾,絕不推行最終會使社會分化進一步加劇的全面私有化。只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避免社會分化超過臨界限度,才能為經濟弱勢階層向主體地位的回歸維持基本的制度保障。也只有在這樣一種社會結構狀態(tài)和社會前景下,主流文化精英才可能保持正確的依附性,才可能通過合意的道德闡發(fā)、政策設計等手段,發(fā)揮協(xié)調社會矛盾、凝聚社會共識、促進社會和諧的作用。反之,如果選擇私有化的演進路徑和前景設置,依附經濟強勢階層將是主流文化精英必然的選擇。而這種選擇的結果,只能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相悖。“二戰(zhàn)”以后,隨著科技的發(fā)展和教育的普及,東西方一些國家社會動蕩乃至劇變的直接推動者,幾乎都是社會的主流文化精英。同樣,一些發(fā)達國家長期的社會穩(wěn)定,也與主流文化精英的悉心維護直接相關。這一事實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和實踐頗有教益。應該看到,執(zhí)政主體的政治導向從來不是主流文化精英價值選擇的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基本社會制度的設置和由其決定的社會發(fā)展的預期,這一點是為歷史所證明的。在舊中國,主流文化精英是并不認同社會主義的。解放后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之所以發(fā)生價值選擇的轉向,當然有那時進行的思想改造運動的作用,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及它所決定的社會發(fā)展預期,才是使他們坐上社會主義這條大船的根本原因。就目前而言,強調這一點具有現實意義,它仍是解決主流文化精英價值選擇問題的關鍵。
其次,共同的信念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核心要素。目前,從政策設計和具體操作層面探討構建和諧社會的占大多數,但不應忽視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古往今來,凡是相對穩(wěn)定和諧的社會狀態(tài),居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往往成為社會共識,形成共同的信念。實際上,戰(zhàn)后西方國家社會的相對穩(wěn)定、階級矛盾的相對緩和,不僅是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調整的結果,還在于統(tǒng)治階級充分利用“冷戰(zhàn)”的歷史機遇,大肆渲染所謂極權主義的威脅,凝聚民眾對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和自由市場制度的認同,從而使階級妥協(xié)成為公眾的社會選擇。“冷戰(zhàn)”結束后,西方一些人鼓吹“人權高于主權”的新干涉主義政策的目的,也不僅是霸權和擴張,而是要通過對非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討伐來彌補“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終結”后西方意識形態(tài)缺乏對手的真空,以此來維系社會公眾對其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信念。西方統(tǒng)治階級是自在性非常成熟的階級,他們懂得當把矛頭指向非西方意識形態(tài)時,公眾不但會疏于對其自身信念的審視,而且會增強對這一信念的認同,從而為穩(wěn)定統(tǒng)治階級的地位奠定意識形態(tài)基礎。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超越,更需要有共同的信念,更需要有一種價值觀作為共同理想的價值基礎。只有有了這種共同信念和共同的價值選擇,才可能形成共同的社會選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種共同的信念,顯然應當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認同和追求。要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全社會的共同信念,就必須承認它在本質上是對傳統(tǒng)的私有制價值觀的超越。當然,這種超越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但又離不開一步步的現實追求。在這種背景下,如何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社會公眾的共同信念,是一個現實性極強的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以下兩點是不容回避的:
第一,必須切實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確立提供制度確證和解釋背景。存在決定意識。社會主義信念作為觀念性的意識形態(tài),要形成社會認同,尤其是在青年一代中形成傳承,就必須堅持體現這種信念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真正發(fā)揮其優(yōu)越性。在這個問題上,單靠宣傳教育的效果十分有限,試圖僅以觀念灌輸來解決信念認同問題,顯然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相悖。應該看到,當前信念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對公有制的制度確證和解釋背景日漸模糊。例如,雖然我們的制度規(guī)定是公有制為主體,但政策操作和輿論導向層面卻似乎在全力推進非公有化,以至于在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年知識精英中流行著這樣的看法:改革的路徑選擇是“打左燈”而“向右轉”。一些學界人士想靠修改公有制的含義(如“新公有制論”的提法)或社會主義的定義(如“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來解決問題,而其結果極有可能進一步模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使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年知識精英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和認同感更加混亂。
第二,要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競爭力,就必須對西方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和基本信念給予歷史的否定和現實的批判。不破不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先進的社會理念總是在斗爭中確立的,對一種價值觀和社會理念的傳播和認同,往往要通過批判對立面來達成。自上世紀初社會主義由社會理念轉化為現實的國家體制后,西方資產階級利用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國家體制的否定和抨擊,極大地推動了其價值觀和社會理念的公眾認同,在某種程度上確立了公眾對其制度的共同信念。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西方國家在經濟調節(jié)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借鑒了某些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措施,但在基本價值觀和基本理念上,它們對以公有制和集體主義、利他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卻始終持全面否定和批判的態(tài)度,甚至將之稱為“通向奴役之路”。在他們那里,從來就沒有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兼收并蓄的問題,有的只是徹底否定和批判,這是形成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競爭力的必然要求,也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的表現。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經濟層面和社會事物操作層面引進了不少西方國家的做法甚至體制,這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在核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層面,卻出現了兼收并蓄的主張和做法,有人甚至將此提到思想開放不開放的高度。在這樣的氛圍下,主流學術文獻中已很難看到對以利己主義和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和社會理念的指謬。問題的關鍵在于,許多人實際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分析框架,將資產階級的利己觀、民主觀和自由觀當做超歷史、超階級的價值觀看待,將其視為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進而提出兼收并蓄的主張,這實際上是悖論。因為,社會主義價值觀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為依托的,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也就放棄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這里根本就不存在社會主義價值觀對資產階級價值觀兼收并蓄的問題,而是放棄社會主義價值觀,全盤接受資產階級價值觀的問題,這是理論推論和歷史演變的必然邏輯。目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競爭力不強,尤其是對青年一代的影響在下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缺乏理直氣壯的否定和批判,反而在某些方面以羞羞答答的形式予以認同。相反,西方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批判,“理”雖不直但“氣”卻很壯,他們在這方面從來沒有什么“文化寬容”,這倒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再次,共同利益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社會和諧只能在全體社會成員存在共同追求的條件下才可能實現。同時,共同利益也是凝聚共識、緩和并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在馬克思的理論邏輯中,社會主義歷史條件下的公有制使共同利益的存在具有必然性。但由于中國將長期處于以市場經濟為基本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但所有制結構多元化,而且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也是市場化的,這必然形成利益多元化的格局,經濟分化和社會分化機制也必然發(fā)揮作用。這就決定了我們在理論上不能繼續(xù)簡單地秉持傳統(tǒng)公有制理論推導出的共同利益觀。在實踐上,過去基于大一統(tǒng)公有制的共同利益基礎或格局事實上已不復存在,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重構新的共同利益基礎和共同利益觀。為此,至少要解決如下三個問題:
第一,理論認識問題。要實事求是地承認市場經濟本身不可能自發(fā)地生成社會共同利益,而只能帶來利益分化甚至利益沖突,這是由市場經濟的內在機制決定的。有人將市場經濟下的所謂“共贏”看做是共同利益,這實在是一種誤讀。因為,所謂“共贏”的基本依據是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從孤立的交換行為看,這確實是雙方對對方利益的一種承認。但如果從交換的社會條件去考察,則馬克思早就明確指出,在雇傭勞動制條件下,雇傭者與被雇傭者的等價交換在整個社會層面上是不存在“共贏”的,利益對立才是必然的。我們目前的市場經濟中存在雇傭勞動制,因而,利益對立現象的存在也是必然的。當然,在目前歷史階段,不可能也不應該因為存在利益對立而否定市場經濟,但至少應當在理論上敢于承認這種對立的存在,這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不能認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切問題都可以用市場經濟的思路來解決。因為,有些問題是市場經濟本身與生俱來的,利益對立和利益分化問題就是如此。如果認識到利益對立在市場經濟中的必然性,也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推論出在政策操作層面不可能完全消除對立,而只能力爭使對立不轉化為沖突。當然,利益對立不可能消除,并不等于可以讓其無限擴大,也不等于不存在共同利益基礎。既然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那么在理論上就應當尋求實現以共同利益為主導的社會利益格局。顯然,單純市場化的思路是實現不了這個目標的,體現這種理論尋求的思路,只能從如何在市場經濟中確保并體現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中去尋找,而這正是目前的理論研究中最為欠缺,甚至是被邊緣化的領域。
第二,是要建立利益分享機制,使利益分享成為社會共同利益的集中體現。社會主義社會全體人民根本利益一致(這是共同利益的規(guī)范表述)的宏大敘述如何被全體人民尤其是弱勢階層認同,這是一個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問題。從理論本源上看,“全體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宏大敘述是以傳統(tǒng)的公有制理論為前提的,在過去的實踐中,則以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為實現機制(在全社會統(tǒng)一配置資源并分配社會財富)?？墒?目前傳統(tǒng)的大一統(tǒng)公有制已經破局,市場分化機制已造成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高度分化,于是,“根本利益一致”的宏大敘述需要新的理論依據和新的實現機制。如果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那么,理論依據就只能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并以公有制為最終歷史方向。在這一點上含糊其詞,“根本利益一致”就是不可推論的,從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是不可推論的。在實現機制上,就要以公有制為基本依托,建立利益分享機制,讓全體人民尤其是弱勢階層通過利益分享感受共同利益之所在。在這個問題上,需要強調四點:其一,利益分享的理論依據不應是所謂的邊際生產力論,這種理論實際上是為社會分化的合理性提供理論依據的。分享機制的理論依據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和歷史唯物論。其二,這種利益分享也不同于西方國家。戰(zhàn)后西方國家也實行了極其有限的利益分享。在理論上,這是對市場分化機制的彌補和修正;在實踐中,則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社會主義的利益分享不僅是對市場分化機制的彌補和修正,更是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的必然要求。其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利益分享的基本制度保證。沒有公有制的主導力和控制力,沒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對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基礎性作用,不但利益分享的政策手段無法充分運用,甚至建立利益分享機制的政策本身都很難出臺。其四,體現共同利益,既要以利益增量的不斷增長為物質前提,也不能忽視利益存量分享的公正合理性。不能以擴大利益增量為借口,回避利益存量分配和處置中存在的問題。坦率地講,目前弱勢群體對“根本利益一致”的認同感不強,不僅在于利益增量分享失衡,而且在于利益存量調整中存在極其不公的現象。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不僅需要利益增量的不斷增長,也離不開利益增量和存量的共同分享,這是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的必然要求。
第三,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高層次的社會目標,是由基本制度決定的。由基本制度決定的社會目標,不可能僅通過政策調整達成,這是普遍規(guī)律。上世紀60年代,美國總統(tǒng)約翰遜曾宣稱要“消滅貧困”,把美國建成一個“偉大社會”,并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然而,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個目標并未實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決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只通過政策調整就將美國帶入“消滅貧困”的“偉大社會”。同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探索和實踐,也離不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一前提。這一點不能忽視,更不能回避。執(zhí)政黨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導力量,不僅僅要進行政策設計和操作,更要確?；局贫鹊姆€(wěn)固,這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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