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儒知識分子的權力穿孔論文
論漢儒知識分子的權力穿孔論文
儒家從來不掩飾自己對權力的熱衷，這從他們教授”《詩》、《書》、《易》、《禮》《樂》、《春秋》”六藝可以看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禮、樂、射、御、書、數(shù)”六藝比較，去除了習武的內(nèi)容，增加了當代史教育，以自覺加強自我修養(yǎng)為核心，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學內(nèi)容。老夫子授學三千，帶徒七十二人，聲勢可謂浩大，他周游列國，各國君主贊其論而不用其人，傷透了儒家門徒的心，那時候，正是戰(zhàn)國紛爭時代，儒家的一套，根本不適合戰(zhàn)時體制。于是，儒學成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未來學”，”向隅而泣”不被人理睬。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論漢儒知識分子的權力穿孔相關論文。內(nèi)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論漢儒知識分子的權力穿孔全文如下：
一.知識與權力
知識能帶來權力。知識分子常常迷戀權力。正所謂”學而優(yōu)則仕”。雖然少數(shù)知識分子，例如”為藝術而藝術”的擁護者與政治毫無牽涉，對他們來說，政界就像一場惡夢，但事實上，純粹的為”理念”而生的知識分子并不多。原因僅在于，我們的知識，或多或少與政治相關，并且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權勢欲⑴。掌權的知識分子總在少數(shù)，而且只有極個別的知識分子掌握過權力，并且沒有失去知識分子的品格，如美國的開國諸父們⑵。
權力和知識的關系通常均被證明是不穩(wěn)定的。知識分子對普遍的抽象價值的關注與社會的常規(guī)制度之間的沖突顯而易見。知識分子往往對決策者埋頭于日復一日的妥協(xié)和調和的實際事務不屑一顧，而掌權者則擔心知識分子的不切實際和缺乏責任感。掌權者和知識分子之間一向是相互不理解和不切實際的。短暫的蜜月的確有過，但牢固的聯(lián)盟從未建立起來。一般而言，知識分子涉入政治領域，常常以災難告終⑶。
根據(jù)知識和權力的遠近，可以將知識分子分成七個類型：掌權的知識分子;內(nèi)部穿孔的知識分子;幫助權力合法化的知識分子;批判權力的知識分子;向國外求助的知識分子;不關心權力的知識分子;破壞權力的知識分子。
掌權的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相對穩(wěn)定和政治常規(guī)化的時期，國家事務常常對知識分子爭取政治優(yōu)勢的努力進行抵制，但革命時期卻可能為他們提供獲取權力的機會。在正常時期，個別知識分子偶爾也可能被吸收到權力機關，但只有在革命年代，知識分子集團才能處在打敗國家的位置上。在革命者活躍和上升的短暫時期，似乎一切都可能發(fā)生。人們熱切的想扭轉和改變世界，此時知識分子就可以成功的奪取權力，但是，當隨后常規(guī)工作的迫切要求使沒有才智但有必要實際技能的政治實干家出現(xiàn)時，他們的權力就保不住了。
內(nèi)部穿孔的知識分子，這是一群極富處世智慧的人群，當革命的時機似乎還不明顯，而知識分子感到必須讓社會的運行發(fā)生重大變革的時候，他們就會從自己掌握權力的企圖轉向勸告掌權者促其改變的任務上來。于是他們努力成為掌權者的精神指導、良心主管或謀士。直接實現(xiàn)自己的藍圖遭到破滅之后，他們產(chǎn)生了這樣的念頭：通過變成心腹人物，王權背后的權貴，慢慢按照他們的愿望改造現(xiàn)實。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的壓力，幾乎總會導致知識分子的厭倦，消除這種厭倦的辦法，或是從沒有依附性的知識分子主動變?yōu)橐栏降墓賳T，或者以多少戲劇性的方式離開權力。當知識分子放棄自主權，接受了決策者對研究施加的限制時，當獨立的權力基礎不復存在時，知識分子就成為專家。當不允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課題，只能按形勢要求解決政策制定者的問題時，他的角色就逐漸與一個具備專門技能但必須執(zhí)行政策制訂者任何指示的公務員沒有多大區(qū)別了。
幫助權力合法性的知識分子，在舊學說似乎不足以支撐權力大廈的歷史環(huán)境中，知識分子可以形成新的合法學說，或者可以創(chuàng)造完全不同的合法學說以證明新政權的合法性。新政權要求意識形態(tài)為其奪取權力提供合法性，承擔這項任務的知識分子最初都不了解新政權，自以為踏上了更大自由、解放和正義的大道。他們只有做完了自己的工作才會發(fā)現(xiàn)，他們和他們最初提供的自由意識形態(tài)被一同拋棄了，政策制訂者和知識分子的不穩(wěn)定關系又一次明顯起來。甚至那些歡迎新的統(tǒng)治體制并且提供象征性辯護的知識分子，也很容易--倘若他們不愿成為無批判精神的宣傳家--品嘗著苦澀的幻滅結束其使命。
批判權力的知識分子無需經(jīng)歷幻滅以后才相信權力和知識間有著長期不和諧的關系。他們一開始就把自己看作是社會意識和良心的承擔者，如果必要的話，他們要以長期備戰(zhàn)的狀態(tài)進入政治疆場與那些掌權者廝殺。一般來說，只要時局正常，他們和不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沒什么兩樣，只有當時的政治事件引起的問題超出了單調的政治，揭示出更重大的超越性事業(yè)時，這些知識分子才會積極參與其中。
向國外求助的知識分子，他們嚴厲批判自己的文化，同它格格不入;他們對自己社會的掌權者采取批判立場的同時，傾向于把自己的忠誠轉向國外舞臺。實際上變成了另一些國家而不是自己國家權力結構的合法化制造者，并破壞著自己社會的合法性基礎。對自己社會不懷敬意的知識分子，卻能為其他社會編制巨大的神話。在國內(nèi)清楚發(fā)現(xiàn)的缺點，到了國外卻被忽略。
這七種根據(jù)權力的遠近而劃分的知識分子類型，事實上存在著因社會變遷、時局動蕩而發(fā)生位移的可能?；仡欀袊鴼v史上的封建制度形成期--戰(zhàn)國、秦、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家知識分子如何從掌握權力走向內(nèi)部穿孔，而儒家又如何從內(nèi)部穿孔走到掌握權力的歷程。⑷
二.內(nèi)部穿孔--漢儒知識分子掌握權力的歷史考察
(一)法家的弊端
秦王朝是歷史的幸運兒，好像今日的美國，特殊的文化、政治、地域以及開國者人格、思想的先進，鑄就了霸主的地位。秦統(tǒng)一中國的原因很復雜，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偶然因素，這在宿命論者看來是天意，就是自秦孝公以來，六世君王都能秉承法家思想，不斷勵精圖治，擴大疆土，在嫡長子繼承制的條件下，能出六代有為的君主，不間斷的富國強兵，實在是一種奇跡。換言之，拿我們后世的所謂總結式的歷史研究方式來講，法家思想在秦國如日中天，在當時具有很大的先進性。這個時候的法家，與其說是權力擁有者的工具，倒不如承認法家思想首先統(tǒng)領了秦國君臣的思想。
秦朝二世而亡，所謂的正統(tǒng)史學家歸咎于”暴政”二字，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秦亡的原因，但毫無疑問，這種研究淺嘗輒止，沒有把一個王朝的興衰看到骨髓里去。
1，戰(zhàn)爭體制
法家思想源于戰(zhàn)火紛飛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法家強調中央集權，在四鄰皆敵的環(huán)境下，強調戰(zhàn)時體制，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為我所用。由于比較注重從眼前的現(xiàn)實政治出發(fā)，因此崇尚權力，主張專制。但是在統(tǒng)一和國家趨向和平的時候，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不能不平復，就像一個人在危機時刻拼足了力氣，危機過后就沒有力氣一樣，國家需要的是休養(yǎng)生息。然而缺乏統(tǒng)治經(jīng)驗的秦始皇，繼續(xù)在天下統(tǒng)一的時候勞民傷財，征戰(zhàn)四方。他坐穩(wěn)中國，伸出兩個拳頭向南北方向打去。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南方是發(fā)兵攻打南越，守五嶺，據(jù)徐廣注是五十萬人，同時發(fā)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開鑿渠道來運送糧草，役夫人數(shù)也不在少數(shù)，還未算進建筑宮殿陵墓的勞力，南征結束以后，南方設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當規(guī)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發(fā)三十萬軍隊擊胡，同時修筑長城，人數(shù)也不低于三十萬人。
法家理論是在戰(zhàn)時中央集權體制下，一部分國家不斷發(fā)生兼并戰(zhàn)爭中產(chǎn)生的。所以它具備兩個特點：
一 ，適應國家疆域不斷擴大的需要，逐漸產(chǎn)生和發(fā)展了適應封建中央集權制的集權理論;
二，帶著強烈的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用于戰(zhàn)爭需要的強力色彩，即戰(zhàn)時體制。
由于秦始皇自繼位以后就連年征戰(zhàn)，掃平六國，平定天下的宏圖大志已經(jīng)實現(xiàn)，缺乏統(tǒng)治經(jīng)驗的秦始皇自以為這種戰(zhàn)爭體制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所以沒有將中央集權制度和戰(zhàn)時體制厘分開來，結果國力消耗，民不聊生。
2，苛酷秦法
秦國法律來自魏國魏文侯時期魏相李悝編著的《法經(jīng)》，被商鞅仕秦變法時帶入秦國?！斗ń?jīng)》今已不存，據(jù)《晉書·刑法志》的介紹，著名法家人物李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把戰(zhàn)國初年各國所通行的法律搜集起來，加以排比、分類、整理，編成一本具有完整系統(tǒng)的法律大全，就是《法經(jīng)》。內(nèi)容共分六個部分，即六章。一、二章是《盜》、《賊》，古代法律術語中，”盜”與”賊”是有區(qū)別的，”盜”為竊取他人財物，”賊”為傷殘他人身體，所以要分章討論。三、四章是《網(wǎng)》、《捕》，”網(wǎng)”指對付盜、賊的組織系統(tǒng)，包括刑獄制度、戶口制度等;”捕”則指具體緝捕盜賊的方法。第五章《雜律》，包括賭博、偷越城墻、借貸不廉(高利貸)、官吏生活超過制度允許范圍等。第六章《具律》，則是判刑的種類以及輕刑、重刑的原則，包括一些具體的案例。這本《法經(jīng)》對中國的統(tǒng)一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打下了一個法律基礎，其歷史作用顯而易見。
然而，《法經(jīng)》總結的是各國戰(zhàn)時體制之下要求過度集中專制的統(tǒng)治階級思想，而不是和平時期有利于長治久安的統(tǒng)治階級思想。這樣，《法經(jīng)》就必然產(chǎn)生兩大弊端，其一，它主要針對盜賊而不是針對官吏的，它在約束官吏方面只占極少份量，這就說明，它對政治措施不當和官吏腐敗導致盜賊孳生的這一規(guī)律認識不足。其二，由于集中各國刑罰，就集中了各國的嚴刑峻法。而這兩大弊端正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3，耕戰(zhàn)入仕
戰(zhàn)國時代，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以”耕戰(zhàn)”作為進入官吏隊伍的唯一道路，完全排斥了教育、培訓、教化的因素，思想、道德、文化等官員必備的素質被擠在一個十分微弱的地位上。這在戰(zhàn)爭時期，固然可以收到集中物力人力財力的速效，但時間一久，官員素質急劇下降，就是必然的趨勢了。
其實，自春秋以降，各派私學興起，庶民上層可以進入官吏隊伍，統(tǒng)治階級中一部分因各種原因也會失去地位，這就給新形成的士人階層一個機會，成為特殊的政治力量。士人階層既包括統(tǒng)治階級下層，又包括庶民上層，既是官僚下層，又是官僚后備軍。這一新形成的士人階層，既有站在統(tǒng)治階級立場考慮利益的趨向，又有站在庶民立場為庶民代言人的趨向。”處士橫議”，士人有議政之權，幾乎已經(jīng)是一種職業(yè)習慣，各國國君都認可了。這就形成一種社會監(jiān)督力量，對于防止官吏腐敗，是一劑特殊的清洗劑。今天我們看《孟子》、《墨子》，甚至道家著作，里面對政治的批評，隨處可見，就是明證!但是，自從法家商鞅一派，以耕戰(zhàn)作為唯一的晉身之階，士人階層的隊伍和職能，都不斷破壞和縮小。這就從兩個方面使社會失衡，官吏缺少監(jiān)督力量，民眾少了榜樣和代言人，時間一長，勢必造成官吏腐敗，民眾道德水準下降，官民對立尖銳的后果，最后則是天下大亂。中國封建社會實行法家時間一長，這種弊政就非常明顯，包括漢武帝后期對匈奴的長期征戰(zhàn)把全國拖入戰(zhàn)時體制，同樣也出現(xiàn)了官吏腐敗，素質下降和社會風俗敗壞的局面!
當一個國家的人民承擔不起政府所要求的義務，不能忍受殘酷的社會控制，缺乏統(tǒng)治官員的上下流動和表達民意的渠道時，它離滅亡還會遠嗎?可見，秦王朝的滅亡，法家思想是始作俑者，法家使天下分崩離析”定于一”⑸，然而它赤裸裸的統(tǒng)治理念和方式?jīng)]有遮羞布，終于在歷史的演進中敗下陣來，成了一個隱藏在中國政治舞臺后面數(shù)千年的”導演”。
(二)儒家的登場
儒家從來不掩飾自己對權力的熱衷，這從他們教授”《詩》、《書》、《易》、《禮》《樂》、《春秋》”六藝可以看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禮、樂、射、御、書、數(shù)”六藝比較，去除了習武的內(nèi)容，增加了當代史教育，以自覺加強自我修養(yǎng)為核心，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學內(nèi)容。老夫子授學三千，帶徒七十二人，聲勢可謂浩大，他周游列國，各國君主贊其論而不用其人，傷透了儒家門徒的心，那時候，正是戰(zhàn)國紛爭時代，儒家的一套，根本不適合戰(zhàn)時體制。于是，儒學成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未來學”，”向隅而泣”不被人理睬。
歷史總是喜歡跟人開玩笑，幫助儒家權力穿孔的，是文才武略都不如秦始皇嬴政的漢高祖劉邦。歷史記載：亭長出生，擔任農(nóng)民起義軍領袖的劉邦，”好酒及色”，性情豁達大度，善于結交人，屬于那種見面熟的人物。他來自平民，懂得民生的艱難，善于聽取不同意見，從善如流的劉邦善于審時度勢，擁護誰，反對誰，拿的很準。招降納順，賞善懲惡的一套也做得出色。張良是沒落貴族的后裔，陳平是游士，大將樊噲是個屠夫，周勃是吹鼓手，灌嬰是個賣布販子，婁敬是車夫，韓信是漁民，彭越是強盜，這些人無論出身如何，地位怎樣，劉邦都能充分發(fā)揮他們的特長。至于韓信，一生最怕者，恐怕就是劉邦，劉邦兩奪軍符，兩次囚禁韓信，都像老鷹捉小雞，輕輕松松。這些天生的和后天磨練的政治家素質，使劉邦成為一個開明的帝王。
1，叔孫通干仕
秦亡漢興，民生凋敝，百廢待舉。儒家開始干仕。首先是善于審時度勢的叔孫通。秦朝時叔孫通已經(jīng)是待詔博士。當陳勝農(nóng)民起義軍起，秦二世召博士咨詢將如何處理，眾博士都說陳勝將反或者為盜，必須發(fā)兵征討，胡亥不高興，于是叔孫通說，幾個”群盜鼠竊狗盜” ⑹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捕捉了。議論的結果，諱病忌醫(yī)的秦二世胡亥下令將那些主張出兵征討的博士全部拿下，獎勵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 ⑹。出來以后，一些人紛紛責備叔孫通”諛”，叔孫通則回答說剛剛脫離虎口，于是連夜逃亡，先投懷王，再投項王，最后降漢。在這里，我們不能簡單的評價他是一個沒有氣節(jié)的人，在戰(zhàn)亂時代，知識分子獲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不存在和某個政治軍事集團的依附關系，所以叔孫通最后降漢，實在是敏銳觀察到天下大勢的明智之舉。
劉邦文化不高，看不慣儒生的裝束。于是叔孫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頑固的儒生中，有一個能采取這樣的姿態(tài)，自然博得了劉邦的賞識。據(jù)《史記》記載，叔孫通降漢時跟隨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見叔孫通在當時的儒家學者中頗有聲望和勢力，這種情況下曲節(jié)投靠，沒有非常之謀是難以做到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孫通向劉邦舉薦的人都是一些原來當過強盜、壯士的人，儒家弟子一個也不舉薦。于是儒生埋怨叔孫通不舉薦他們。叔孫通解釋說：漢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們不會打仗，所以先舉薦斬將擎旗的勇士，你們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時間會推薦你們。叔孫通的這席話，并非信口胡說，而是”心有所定，計有所守”的表現(xiàn)。由于他舉薦的人多次立功，劉邦歡喜，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漢五年，劉邦已統(tǒng)一天下。叔孫通拿出秦朝朝儀、官制給新皇帝應用。劉邦認為過于復雜，指示一切從簡。結果群臣在朝廷之上飲酒爭功，拔劍擊柱，劉邦又覺得這樣太沒有規(guī)矩。善于察言觀色的叔孫通不失時機的鄭重提出：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⑹。臣愿意去征召魯?shù)氐娜迳鷤儯c臣的弟子們共同制定朝儀。”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這句話非常的厲害。翻譯成白話文就是：打天下儒家不行，治天下非儒家不可?？梢娛鍖O通已經(jīng)接觸到戰(zhàn)爭時期政治體制與和平時期政治體制的區(qū)別問題。秦始皇沒有將中央集權制度和戰(zhàn)時體制厘分開來，結果秦窮兵黷武，二世而亡。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叔孫通的觀點無疑是政治思想認識的一大進步。
于是漢高祖請叔孫通制定朝儀，他的訓令只有一句話：
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⑹。
叔孫通的朝儀草成以后，先在野外搭蓬演習，演習了一個多月，叔孫通請高祖參觀演習。高祖看了，說道：
吾能為之⑹。
于是他命令群臣都學習這個新朝儀。
易知易行的朝儀制度在漢七年陰歷十月長樂宮正式實行。氣氛肅敬莊重，群臣按尊卑秩序喝酒，叩拜皇帝，沒有敢失禮者。朝儀結束，高祖喜道：”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⑹。”嘗到皇帝滋味的劉邦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乘機進言：諸儒生跟隨臣很久了，朝儀是他們共同商議制定的，應該也封官。于是高祖將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為郎官。
善于審時度勢的叔孫通，隨著時局的變化而不斷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但沒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干仕的決心。他的思想和行為務實而踏實，不唱高調，制定朝儀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睞和信任。由于他的行為，使得儒家知識分子陸續(xù)進入權力機構，為儒家的掌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陸賈《新語》
儒生陸賈和漢高祖劉邦的談話，是極有深度的。漢高祖劉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聽書的習慣，類似于今天聽學者的講座，所以學者有接近皇帝傳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漢初幾代皇帝都有聽書的習慣，如漢文帝也聽過賈誼、晁錯的講座，漢高祖實為開風氣之先的人物。
但皇帝也有不虛心的時候，這個時候陸賈就開始頂撞高祖了，文化偏低的漢高祖，治國遠遠高于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聽取不同意見，利于發(fā)揮身邊有頭腦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陸賈那樣的頂撞，能夠容忍和接受，確實擁有著豁達大度的政治家風范。
”陸生時時在漢高祖面前說《詩》、《書》，高祖不耐煩，罵他說：’老子騎在馬上得了天下，要《詩》、《書》何用?”陸生說：’騎在馬上得天下，難道可以騎在馬上治天下嗎?況且湯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過去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到天下以后依然不變，終于亡國。假如過去秦國在吞并天下以后，實行仁義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安能得到今日之天下?”
”高祖被陸賈頂撞之后，面有慚色，說：’試為我寫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國家興亡的道理。’陸生于是扼要敘說國家興亡的事跡，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贊陸賈講得好，左右皆呼萬歲，名其書曰：《新語》。” ⑺
司馬遷描述的這一段歷史，是極富政治表現(xiàn)力的。仔細歸納可以看到：第一，陸賈認為取天下和治天下，政治上有兩種不同的做法，很明顯的指出了戰(zhàn)爭時期與和平時期政治體制的區(qū)別問題。第二，陸賈指出，戰(zhàn)時體制的特點是極武、任刑，也是清楚的說明了這是法家的一套;和平時期的特點是行仁義、法先王。行仁義，顯然是指儒家思想可與他講述的《詩》、《書》對照;法先王則是儒、道、墨在野派學術的共同特點：法家思想是主張法后王的?？梢?，陸賈已經(jīng)對儒、法的不同適用范圍加以區(qū)分開來，這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后來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政治失誤，往往就是不善于區(qū)分不同政治體制與不同學術思想的使用范圍這個問題上失足的。比如現(xiàn)代史上，為什么”“””進行到一定階段，主持者非要拿出法家的戰(zhàn)時體制的一套做法加以肯定，并以此作為革命還是保守的分界線;再比如，當今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爭執(zhí)等，都是使人感到饒有興趣的題目。
如果說陸賈的認識水平只是停留在區(qū)分開戰(zhàn)時體制與和平體制的不同，那他和叔孫通提出的”夫儒者難于進取，可與守成”的觀點沒有區(qū)別，也和后來漢文帝時期的賈誼撰寫的《過秦論》沒有多少區(qū)別。賈誼在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時說：”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守，就是戰(zhàn)時政治體制與和平時期政治體制的差別性問題，”仁義”是儒家的核心。仍然歸結到政治體制和儒法兩家學說不同適用范圍的問題。
陸賈思想高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吸收先秦學術思想時達到了極為精細的程度?！缎抡Z·懷慮》一文中，他提出：”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圣人執(zhí)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概以等萬民。”可見陸賈的高明處，在于他否定了法家的戰(zhàn)時體制思想，而又取其封建中央集權理論。
應當注意到，陸賈在給劉邦講述《新語》十二篇時，左右皆呼萬歲，”左右”當為高祖身邊的大臣和其他高級參謀人員，所以他在《新語》中確立的，得天下以后應當從戰(zhàn)時政治體制及時轉為和平政治體制的總方針，是得到漢初君臣的一致贊同的。
于是，西漢政權開始走一條”南授符印，北通和親”的息戰(zhàn)政策。南方，楚漢戰(zhàn)爭期間，秦代所委托的南海龍川令趙陀，受南海尉任囂臨死前的委托，代為南海尉，因稱尉陀，并乘機自立為南海越王。漢高祖十一年，漢朝派陸賈為使者，承認尉陀南越王身份。北面，韓王信背漢投匈奴，漢高祖御駕親征，結果被圍平城，七天不得脫，賄賂匈奴皇后以后才得以安全退兵。于是漢高祖采納劉敬的建議，用一個假公主嫁給匈奴國王冒頓，采取和親政策，基本上停止了北方的戰(zhàn)事。
南北兩個方向的戰(zhàn)事都停了下來，這才有可能改變戰(zhàn)時體制，實行和平時期的政治體制。
3，賈誼的《治安策》
前面談到，秦法來自于戰(zhàn)國時代魏國李悝的《法經(jīng)》，事實上，漢初之法又來自于秦法。雖然劉邦攻入咸陽城時與民約法三章說：”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但漢朝建立以后，三章無法統(tǒng)攝社會的方方面面。據(jù)《漢書刑法志》記載：由蕭何刪削，整理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就成了漢法。所以就其法律體系而言，漢法自然來自秦法系統(tǒng)，并沒有大的革新。那么需要加以改造，也是不問可知了。
當時，供漢文帝選擇的法律指導思想，一種是道家刑獄觀，一種是儒家刑獄觀。老子在《道德經(jīng)》中說：”圣人不死，大盜不止。”寥寥數(shù)語，把統(tǒng)治階級的驕奢淫逸同民眾受剝削以致饑寒交迫而流為強盜的因果關系，說得十分透徹。儒家的刑獄觀，在某種程度上接近道家，即在追究百姓之所以犯罪的原因上;但在另一方面，在具體的刑獄措施上，則又有接近法家的一面，因為儒家是希望用世的，它就很自然的不可采取道家那種無法操作的刑獄觀。
”孟氏以陽膚為士師，問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⑻
這就是說，百姓犯罪，是”上失其道”這一根本原因引起的。這一看法同道家并無兩樣。但是，犯了罪還是要判刑的，只不過，因為認識百姓犯罪的根子并不在百姓身上，所以抓住了罪犯，弄清了罪行，還是要采取對罪犯有所同情的態(tài)度。
所以賈誼的《治安策》說：”普通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將要發(fā)生的事情。禮是禁于犯罪將要發(fā)生之前，而法是禁于犯罪發(fā)生以后，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知道，而禮的作用難以知道……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以禮義治之者，積仁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親和。”⑼
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刑獄觀，從根本上消除犯罪，用教化和禮義來避免犯罪行為的發(fā)生。多次聽過賈誼講座的漢文帝吸取了儒家的刑獄觀來指導刑獄實踐。因此除肉刑，減輕刑罰，廢止了法家刑獄觀和刑獄實踐。
4，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實際上從一開始當皇帝就開始了。因為此時朝廷之內(nèi)儒家已經(jīng)漸漸占多數(shù)，儒家的理論優(yōu)勢和政治優(yōu)勢在諸如叔孫通、陸賈、賈誼等儒家知識分子的”權力穿孔”下，已經(jīng)愈益明顯了。十六歲繼位的漢武帝，身邊都是信奉儒家的大臣，受儒家的影響，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儒家的信奉者。年輕的漢武帝能形成獨尊儒術的方針，恐怕和這些身邊的影響不無關系。
其實，最初提出要以儒家為治國主要指導理念的人是賈誼，后來則因董仲舒的對策和公孫弘的具體部署而變得更加明朗化。
法家的弊端，其中一條就是”耕戰(zhàn)入仕”，造成官吏素質的下降和社會風俗的敗壞。法家的執(zhí)法，在《史記·商君列傳》中有一個細節(jié)，很能說明問題。商鞅變法時，許多人都說變法不便，這樣說的人”千數(shù)”，于是商君在太子犯法的時候”刑其傅”，于是第二天老百姓都老老實實的遵照法令了，這樣法令執(zhí)行了十年，道不拾遺，路不閉戶，原來說變法不好的人又出來說變法的好處，結果商君把這些議論變法的人全部充軍。在這里我們姑且不研究商鞅為人的忌刻不容人，單就法家思想而言，這就表示：政府和百姓的關系，是絕對的專制關系;我定法令，你照辦，百姓沒有任何發(fā)言權，不但不能反對，連說好話也不行。與此相聯(lián)系的，什么禮義廉恥之類的道德規(guī)范，全部不需要了。
我們從后世的封建社會歷史可以知道，凡是以儒學治國的時代，一旦官吏出現(xiàn)腐敗的情況，作為官僚后備軍的士人階層，即自覺出面擔負清洗劑的職能，如漢末的黨人，唐宋的太學生，明之東林黨等。在這種清潔職能得到統(tǒng)治階級當權者的支持的條件下，作為回報，士人階層身為四民之首，又以自己的道德、文化在農(nóng)工商中起表率作用其作用穩(wěn)定而持久。所以士人階層在對官僚的制約和對民眾的影響力量各方面，都能起到穩(wěn)定社會和淳厚風俗的好作用。中國封建社會士大夫階層的這種作用，有似于今日西方社會中的中產(chǎn)階級，確實是一股把社會帶入良性循環(huán)的重要力量。
在中央集權制的統(tǒng)一政令下，實際上必然有一個選拔官僚和教育民眾的標準問題，這一標準如果不趨于統(tǒng)一，執(zhí)政者往往難以措其手足。所以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實際是封建中央集權制度下嘗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一項成功經(jīng)驗。
隨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針的落實，中國儒家知識分子從此正式走上權力的舞臺，成為規(guī)范中國幾千年意識形態(tài)、社會風俗、倫理道德、政治秩序的名副其實的指揮者，儒家從內(nèi)部穿孔走向掌握實權。
三，漢儒知識分子權力穿孔的啟示
熟悉秦漢史的學者都會產(chǎn)生一個疑問：為什么在儒、墨、道、法四大學派都有體現(xiàn)的西漢王朝，偏偏選中了儒家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呢?
要知道，西漢初六七十年，統(tǒng)治者是講究無為政治的，”西漢三杰”之一的張良，講究以柔克剛、功成身退的道家之術;著名的政治家曹參，就是道家無為政治思想的實踐者。再比如，歷史記載，劉邦被推選為農(nóng)民起義軍總領袖，以及后來被內(nèi)部諸領袖推選為皇帝，漢文帝能成為天子，也是被大臣推選出來的;漢文帝死前擬詔，要求薄葬;漢景帝曾下尚儉詔書，這些選舉天子、尚儉、薄葬的思想，實際是墨家的產(chǎn)物。再比如文景之治中治法家言的晁錯一度官居御史大夫，即副丞相;漢文帝時因治平第一而從郡太守提拔為廷尉的吳公，是曾經(jīng)和李斯同鄉(xiāng)而從學于李斯的法家人物。
同樣在權力部門有一席之地，最后只有儒家取勝，在考察了漢儒知識分子權力穿孔的政治活動以后，我們已經(jīng)不難得出結論了。
當舊的學說已經(jīng)跟不上歷史發(fā)展的時候，必然要求有一種新學說出現(xiàn)。社會的發(fā)展極富功利性，這種功利性可以解釋為一種有用性。儒家思想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是不受重視的，孔夫子周游列國，各國君主贊其論而不用其人，就是這種有用性的體現(xiàn)。法家思想經(jīng)過秦王朝的實驗，已經(jīng)證明了在平世使用的局限性和致命的弱點，所以興起的漢王朝不會繼續(xù)秦王朝的路線走下去。它需要一種新的理論來解決秦王朝遺產(chǎn)的弊端，需要一種理論支撐起整個權力大廈，使社會秩序和權力運行走向良性的軌道。這在任何變革的朝代和時代都會遇到，所以一種學說能否成功的被掌權者運用和支持，關鍵在于這種有用性能否付諸實現(xiàn)。
知識必須解決實際問題。我們看到儒家知識分子的權力穿孔行為，叔孫通解決了朝儀問題，使皇帝真正嘗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陸賈廢棄戰(zhàn)時體制，采納中央集權制度，使得漢王朝的權力運作有了自己的國體和政體;賈誼強調德政、教化的作用，廢棄了秦法體系，極大的緩和了統(tǒng)治集團和民眾的矛盾;董仲舒講究儒家士風，對社會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好的良性循環(huán)作用。同時，這些漢儒也不是抱殘守缺的人物，如陸賈取法家的中央集權制度，賈誼強調儒家思想指導下的無為思想治國，用儒家思想統(tǒng)攝其他各家，最后自成一家，對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極富針對性。
知識分子必須在權力面前找準自己的位置。叔孫通能夠拋棄儒家的形式，審時度勢，不失時機的鉆空子，把儒家的影響打入權力機構，可謂深謀遠慮，用心良苦了。通過變成心腹人物，王權背后的權貴，慢慢按照他們的愿望改造現(xiàn)實。雖然知識分子放棄自主權，接受了決策者對研究施加的限制，雖然獨立的研究基礎不復存在，成為專家，雖然不允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課題，只能按形勢要求解決政策制定者的問題，但他們恰恰利用這些將自己的政治思想實施出去，最后形成了一種俾睨千古的浩蕩霸氣，天下之大，舍我其誰?!
注釋：
⑴恩格斯：〈路德維西·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233頁。
?、浦饕附韫帕_馬政治家帕布里亞斯為共同筆名的漢彌爾頓、麥迪遜， 以及杰·約翰，是美國的開國元勛、制憲的要角(麥迪遜號稱為美國憲法之父)、新共和國的領導人。
?、侨绶▏募獋愄嘏?、亞各賓派和沙俄時代的布爾什維克派，中國大多數(shù)的法家人物，如商鞅、李斯、晁錯等。
?、缺菊略醋浴久馈縿⒁姿?middot;科賽《理念人--一項社會學的科學考察》(中央編譯局2001年1月第一版)一書的第二部分《知識分子與權力機構》，原文共有六章，十萬余字，作者系統(tǒng)的考察了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并針對西方的知識分子歷史做了詳盡的描述。本章將科賽的觀點加以提煉和突破。應當看到，科賽在分析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時，是將他們放在一個靜態(tài)的場景下加以考察。對于在社會變遷、時局變動時候，知識分子類型可能發(fā)生位移的動態(tài)狀況，沒有涉及。本文則是在嘗試闡述知識分子發(fā)生位移的動態(tài)狀況，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位移，往往發(fā)生在不同的學派之間。從思想學派和知識分子類型發(fā)生位移的角度出發(fā)，恰恰是本文對科賽觀點的突破，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是從社學學新的角度研究知識分子的一種嘗試。
?、伞顿Y治通鑒·卷第三·周紀三·慎靚王二年》(壬寅，公元前三一九年)
?、省妒酚?middot;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⑺原文載于《史記·卷七十九·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xiāng)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⑻《論語·子張》
?、汀稘h書·卷四十八·賈誼傳第十八》原文：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zhí)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jù)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鬃釉唬?rdquo;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于內(nèi)，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安首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