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近代史的研究論文

　　我們現在所說的中國近代史，其研究對象的時間范圍，一方面是相對的，不斷變化的;另一方面，又是相對穩(wěn)定的，包含了一些具有絕對的歷史時間的內容。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關于近代史的研究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關于近代史的研究論文篇一

　　《中國近代史的再認識》

　　摘要：本文認為：近代史應是相對歷史與絕對歷史的辯證統(tǒng)一，我們這個時代的近代史就是資本主義發(fā)展史，并就近代史研究者所共同關心的幾個問題，即：如何看待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近代史的轉捩點以及近代史研究方法論等，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近代史;研究;方法論

　　一、近代史：相對歷史與絕對歷史的辯證統(tǒng)一

　　所謂近代，本是個相對的概念。中國近代史的時間范圍不宜固化，中國近代社會的社會性質問題同樣也不宜固化。

　　所謂近代，本是個相對的概念，是指“距身所處不遠的時代”。“近代”一詞，起源甚早。西漢人講“近代”，說的是戰(zhàn)國;三國人講“近代”，說的是兩漢。[1]那時還沒有所謂近代史的概念。但近代史本身還是有的，是客觀的存在。公羊學講三世，所見、所聞、所傳聞，其實就是在講近代史?？鬃泳帯洞呵铩?，司馬遷著《史記》，班固修《前漢書》，其基本的或主要的內容，也正是他們那個時代的近代史。

　　我們現在所說的中國近代史，其研究對象的時間范圍，一方面是相對的，不斷變化的(也即所謂“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又是相對穩(wěn)定的，包含了一些具有絕對的歷史時間的內容。中國的近代，過去講80年，不久前講110年，都曾有其道理，有其劃分的依據，但現在看來都已遠遠不夠涵蓋的了。至少在目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清史(主要是晚清史)、民國史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內容都是應該包括在里面的。這是相對歷史與絕對歷史的辯證統(tǒng)一。所以，從發(fā)展的眼光看，所謂近代史的時間范圍是不宜固化的。

　　而中國近代社會的社會性質問題同樣也不宜固化。所謂“中國近代社會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樣的社會性質的判斷，對今后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可能會起某種阻礙的作用。它適應過去的情況，但未必依然適應于今后。因為所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絕對的中國史的角度看，實際上只是指從清王朝前中期的治到晚清民國時期的亂，再由晚清民國時期的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重新走向治的這么一個過渡時期或中間環(huán)節(jié)。這一過渡時期或中間環(huán)節(jié)，有點類似中國歷史上兩個強盛王朝之間的過渡，比如說，西漢末年經由新莽過渡到東漢，晚唐經由五代過渡到北宋，等等。當然，這一時期也有自己的新的時代特點——多了外來的資本主義的因素。隨著時間的不斷向后推移，如果我們仍用所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就是以這么一個特殊的過渡時期或中間環(huán)節(jié)來專指中國的近代，顯然就不再那么合適和恰當了。

　　近代史是一門真正“與時俱進”的學問，千萬不要被以往既有的種種分期及其理論束縛住我們自己的手腳和遮擋住自己的視野。而從目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再回過頭來看中國的近代，我們應該能夠把握住一些屬于共性的東西，應該能夠感受到直到目前為止的這個時代所特有的脈動或主旋律。但這需要我們從更大的時間尺度上加以把握，從更深的認識層次上加以發(fā)掘，而不能滿足于或停滯于既有的認識及其理論說明。

　　二、我們這個時代的近代史：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史

　　到目前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資本主義戰(zhàn)勝封建主義和其他一切對手的時代的歷史。必須重新認識資本，了解其是如何改變著整個世界。

　　我們這個時代的近代(所謂近代在英語里是modern，與現代是同一個詞)，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時代。資本主義從形成到發(fā)展，雖幾經挫折(比如若干時期的經濟危機乃至兩次世界大戰(zhàn)，發(fā)展到用全面戰(zhàn)爭來解決問題)，但直到目前似乎還沒有衰竭的景象。到目前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資本主義形成、發(fā)展并戰(zhàn)勝封建主義和其他一切對手的時代的歷史。這樣說，可能是有那么一點“觸目驚心”，但卻絕不是危言聳聽。

　　恩格斯在1895年，即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回顧和檢討了他和馬克思在1848-1849年以及《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所持的立場。恩格斯指出：由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他們曾經認為，“偉大的決戰(zhàn)已經開始，這個決戰(zhàn)將在一個很長的和充滿變化的革命時期中進行到底，而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但歷史表明，“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因為“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fā)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他還談到，甚至在巴黎公社“勝利的起義”之后，統(tǒng)治權已“不容爭辯地落到了工人階級手中”之時，工人階級的統(tǒng)治也還是不可能的。[2]

　　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也對資本主義作過分析論證。列寧曾經說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也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垂死階段，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3]到了196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人更在分析國際形勢時提出：“盡管國際形勢的發(fā)展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各種曲折和反復，但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總趨勢，是改變不了的。”[4]現在看來，我們完全可以借用恩格斯當年說過的話：歷史表明，所有有著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

　　2003年8月13日的《中華讀書報》上有一篇題為《資本的意志催生成功企業(yè)》的文章，介紹一本名叫《資本時代的征服》(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書。文章不是很長，但其對資本于20世紀末葉重新在中國崛起的興奮和贊美卻溢于言表：

　　《資本時代的征服》(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一書，超前地觀察到資本時代的到來，并向人們展示了資本時代的征服者們靠什么崛起，如何在改變中國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差距，又怎樣影響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將20世紀發(fā)生在中國的改革時代，拿出來閱讀、分析的話，就會有一個令人興奮的發(fā)現：這是一個最具挑戰(zhàn)、最具征服、最具擴展的時代，是私營財團崛起的時代，這個時代最精彩、最有魅力的部分，是由一大批私營企業(yè)家不懈的努力和開拓所描繪的。

　　除了以最低的成本獲取財富以外，他們所作的一切，還力圖打破高度壟斷的計劃經濟的桎梏，給中國帶來更多的就業(yè)與稅收，并把他們在市場經濟中試驗出來的理論，提供給中國的決策者。……新工業(yè)文明的力量，帶著他們內心無法壓抑的渴望，喚起了他們對財富的無限幻想和創(chuàng)業(yè)的激情。

　　在演繹了被資本市場洗禮的一個個私營財團的財富故事時，本書也將國有財團面臨的嚴峻境遇描繪得一目了然……40多年的計劃經濟正在被國內、國際兩個資本市場用力地清洗。從作者娓娓的敘述中，揭示出這樣一個主題：資本的力量，正把國有企業(yè)從行政調控中，拉向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并讓它接受如何尊重資本所有者的權利。

　　有人質疑說：資本的時代與資本主義時代，還是有區(qū)別的。到底有著什么樣的區(qū)別?我本人沒有作過這方面的研究，也沒見過這方面的有分量的論述。但我曾看到過這樣的報道，說是有位民工用自己的微薄的收入，買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想了解一下他的老板們究竟是怎樣剝削自己的。

　　總而言之，我們需要更深入的研究。需要重新認識資本，了解其究竟是如何改變著整個世界。

　　三、中國走向世界：由體系內的互動到體系外的互動

　　中國曾經就是一個世界。過去的兩千多年，主要是體系內的互動，是中國自身不斷走向一體化的過程。近代以來的中國，主要面臨的是體系外的互動。是否走向全球一體化，如何走向全球一體化，現在還處在發(fā)展變化的過程之中……

　　中國沒有獨立的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歷史，而且中國本身曾經就是一個“世界”。自戰(zhàn)國秦漢以來，在前人稱為“天下”而現在被稱為“中國”的這片土地上，我們的先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聰明和才智，曾長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一統(tǒng)帝國的文官統(tǒng)治制度，士農工商的穩(wěn)定社會結構，笑傲世界的四大科學技術發(fā)明，等等……都是中華民族之于世界的偉大貢獻。

　　除此而外，還有一大貢獻，這就是在我們這片并不算是很大的土地上所聚集起來的曾經占世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口(現在說是五分之一，但這是為了宣傳計劃生育的成果，實際上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與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宣傳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時一樣，仍然是22%)。千萬不要忽略或小視這一點，因為其他很多自然條件相對比我們優(yōu)越的地區(qū)，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只是人煙稀少的蠻荒之地，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fā)和利用。孕育并維持著一個獨具魅力的偉大文明，世世代代持續(xù)地繁衍著占全世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口，這樣的貢獻難道還不夠大嗎?!

　　然而在近代以來，中國確實落伍了。這種落伍，有所謂的“李約瑟難題”的困擾。其問題是：在一個有著四大發(fā)明的偉大國度，為什么不能發(fā)展起近代科學的體系?這實際上也可以看作是對毛澤東的一個判斷，即“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fā)展到資本主義社會”[5]的反命題。這牽涉到怎樣看待近代以來西方世界的“加速”發(fā)展和中國的所謂停滯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有著種種不同的回答。

　　而這一問題，現在看來也可以有新的解釋，基于事物相互關聯角度的解釋。一位系統(tǒng)進化論者曾指出相互關聯之于事物加速發(fā)展的作用。以我們所熟悉的“20個問題”的游戲為例。這一游戲的規(guī)則是只能以“是”或“否”來回答問題，而問題的答案必須服從邏輯的前后一致性。一般的，只要提問的人有足夠的技巧，完全可以從一般到特殊，加速地形成正反饋，在20個問題以內得到答案。但是，問題的引人入勝之處不僅僅在于不超過20個提問而找到答案，而在于：即使我們事前沒有設定答案，只要游戲者在不矛盾的規(guī)則的約束下，最后還是能夠達到特定的目標——同樣是從一般引向特殊，而且愈演愈快，從而在尋找目標的過程中產生了目標。[6]

　　所謂“全球一體化”的問題也是一個經過相互關聯而加速發(fā)展的問題，這一問題當然還可以繼續(xù)爭論下去。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作為人類，我們是生活在這一共同的星球上，即使在近代以前，各種文明(或文化或民族、國家)也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因此，盡管沒有那些針對20個問題的“是”或“否”的約束或“提示”，也還是有著地球人所必須共同遵守的若干規(guī)則。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離不開相互關聯。地理大發(fā)現是加強而不是削弱了相互關聯，因而也是加速了世界在近代以來的發(fā)展變化。

　　西歐的近代化，其加速發(fā)展，離不開美洲的發(fā)現，在相當程度上也離不開來自遙遠的東方的信息(這似乎已有了足夠多的證據)?？墒欠催^來，我們有沒有想過：明清兩代的閉關自守，之所以愈演愈烈，不也正是對外來信息的一種本能的保護性的反饋嗎!這就是說，閉關自守也是對策，同樣也是“相互關聯”所引起的應對的結果。

　　一個對內高度發(fā)達已到爛熟程度的文明，對外來信息的這種顯得過于“脆弱”的保護性反饋，看上去很奇怪，然而卻是歷史的事實。所謂“內戰(zhàn)內行，外戰(zhàn)外行”的說法，正是對于這種反饋的從機理上的最為生動的寫照。

　　至于為什么會這樣，這不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問題(有人說，這完全是因為中國人口太多的緣故，但我們對于這個命題實在是很難“證是”，也很難“證偽”)。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在秦皇漢武的時代，我們的先人也還是很有些“霸氣”的，一點也不比今天的美國佬差，甚至還要更“牛”一些，即所謂“犯強漢者，雖遠必誅!”[7]但到宋明以下乃至近代以來確實不行了。晚清的中法戰(zhàn)爭，中國的陸軍在鎮(zhèn)南關和諒山打了勝仗，但最終的結果卻是“不敗而敗”。我們當然可以指責清政府的腐敗和對外的軟弱無能，但當時的中國政府因為國內政局不穩(wěn)，只能急于求和。攘外必先安內，“穩(wěn)定”壓倒了一切。

　　這種對外“相互關聯”的過度的保護性反饋，并不能真正地起所謂的“保護”作用，反而加速了中國自身既有體系或秩序的更新。換句話說，正是對外的“相互關聯”破壞了中國原有的體系或秩序。毛澤東從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角度，曾多次向來訪的日本友人表示說要“感謝”日本的侵略，因為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會覺悟，不會團結起來反抗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取得勝利[8]。這充分說明了體系或秩序內部的堅固或穩(wěn)定，確實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加以打破。

　　地理大發(fā)現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道加速了世界各民族、各國家和各地區(qū)間的相互關聯及其發(fā)展。地球已在迅速變“小”。中國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里，曾經成功地將生活在自己的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融合為一體，形成了自己的燦爛的文明，有著自己的一套游戲規(guī)則(請注意：前面所提到的眾多人口正是我們這一偉大文明的最重要的成果)。但近代以來，它必須走向一個更大的世界，重新接受別人所制定的一套新的游戲規(guī)則。換句話說，過去的兩千多年，主要是體系內的互動，是中國自身不斷走向一體化的過程。而近代以來的中國，主要面臨的是體系外的互動。這是一個痛苦轉換的過程。這一過程，再與中國歷史上特有的治亂交替的改朝換代的過程交織在一起，就變得更加痛苦了。而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就是對這一痛苦過程的描述或畫像。

　　四、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種辯證的結構性詮釋

　　所謂“半殖民地”實即“邊緣化”。由世界的中心到接受別人制定的“游戲規(guī)則”，是一非常痛苦的轉換過程。處于痛苦轉換中的中國，其核心問題有二：一是民族獨立，一是近代化。

　　“半殖民地半封建”，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其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對當時所處時代的總結。

　　半殖民地，無可非議，因為那曾是歷史的事實。半殖民地，也就是所謂“邊緣化”。中國(中央之國)已不再是所謂世界的中心，在近代的世界地圖上，經度0度的所在是英國的格林威治天文臺，而不是中國北京的天壇。也就是說，近代的世界中心是當時的日不落帝國英吉利而不是已經被邊緣化了的中華帝國。地理經度的0度同時也是“世界時間”的原點，中國傳統(tǒng)的記時授歷系統(tǒng)也因此不得不納入“世界時間”的體系。

　　半封建，爭論多一點。但經過認真推究，我們不難發(fā)現：問題的關鍵不在所謂的“半封建”，而在于“封建”之說本身的不確切。只要我們把所謂的“封建社會”，看作是對此前延續(xù)了二千多年的一個漫長時代的不那么確切的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外號”，就可以體察到：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對于晚清鴉片戰(zhàn)爭以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過渡階段，還是很切合實際的，而且是相當辯證的結構性的詮釋。

　　半殖民地，就要對外反對帝國主義，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半封建，就要對內反對封建主義，解決社會發(fā)展的問題。劉大年所總結的中國近代的兩大基本問題——民族獨立與近代化，是目前為止對半殖民地半封建問題認識的最為概括和完整的總結[9]。但他的總結，現在看來也可以進一步發(fā)展，可以將其歸并為一句話兩層意思，即：世界走向中國，中國走向世界。所謂民族獨立，在鴉片戰(zhàn)爭乃至甲午戰(zhàn)爭之前還不成其為問題，因為中國本來就是獨立國，而在抗日戰(zhàn)爭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問題又已不復存在。而解決社會發(fā)展，即所謂工業(yè)化、近代化(現在叫做現代化)的問題，又是和世界的其他地區(qū)相比較而存在、相聯系而發(fā)展的。

　　所謂世界走向中國，以前是西方向東方學習，汲取其豐富的知識營養(yǎng);稍后就是強盜般的窺視乃至用堅船利炮打上門來，逼迫東方的老大帝國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毛澤東在1967年的一番議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10]

　　可見，他老人家直到當時對此事還是耿耿于懷。

　　由于我們的歷史包袱太重，國家又太大，所謂“歷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是否走向世界，如何走向世界，始終是困繞近代以來的中國人的大問題。魏源的《海國圖志》，國人自己并不重視，但卻驚醒了我們的東鄰。西學的東漸，中國傳統(tǒng)的飽學之士多抱敵視或懷疑的態(tài)度，反而是“苦力王”的國度“太平天國”能夠加以接受。這個問題迄今仍具有現實的意義。因為歷史并不是筆直地走一條路。這期間仍會有許多的反復和曲折。

　　五、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zhàn)爭

　　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多次對外戰(zhàn)爭，惟有抗日戰(zhàn)爭取得了最后的勝利。即使是“慘勝”，也畢竟是中國人民的勝利。戰(zhàn)爭教育了人民，人民贏得了戰(zhàn)爭?？谷諔?zhàn)爭成了中國復興的樞紐。但我們對那場戰(zhàn)爭的研究還很不夠……

　　中國的近代，從治經由亂再到治，這是經歷了一個周期的過程，也即所謂“始衷終”的發(fā)展變化。中國的近代，又是一個急劇變化加速發(fā)展的過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即所謂“亙古未有之巨變”。這一急劇變化的過程，應該有其轉捩點。這一轉捩點，或其變化的樞紐，到底是在什么時候?

　　比如，太平天國的“掃北”——現在的近代史書上一般說是“北伐”，掃北軍從一開始秋風掃落葉般的勝利，到其兩年后的最后敗亡，有其轉捩點。這個轉捩點就是其1854年初進駐直隸的靜海、楊柳青一帶時，因無法應付北方冬季的嚴寒而造成大量戰(zhàn)士凍死凍傷的非戰(zhàn)斗減員[11]。又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其轉捩點照現在公認的看法應是斯大林格勒保衛(wèi)戰(zhàn)。

　　那么，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fā)展的轉捩點究竟在什么時候?不同的人們可能會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看法。比如說甲午戰(zhàn)爭，或者是戊戌變法，甚至是五四運動。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主要是看研究者們究竟是從什么樣的角度去看歷史。

　　歷史，尤其是近代史，是勝利者寫的。這只是一種簡化了的說法。歷史之所以成為現在的這個樣子，而不是其他別的什么樣子，并不是宿命的，決定論的。正如一些自然科學家所指出的：“某些事件只走一條路，并非因為它們不能走另一條路，而是因為它們絕對不可能倒退回去。”[12]“倒走迷宮”法——即由迷宮的出口倒過頭來找其入口——確實是一較為簡單的辦法，也有其道理。這就是由最后的勝利者回過頭來看歷史。但這樣做的危險，是有可能陷入歷史決定論或宿命論的窠臼，以為歷史本來就應該如此。而且，更為糟糕的是，歷史的迷宮似乎永遠沒有“出口”，究竟誰是真正的勝利者?現在也看得不那么清楚了。

　　從世界史的角度看，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列強似乎是無敵的。列強們曾經橫行于天下。一百年前的庚子之役，當八國聯軍以其新式武器來對付義和團的大刀長矛時，結局是不難預料的。英美意法德日奧俄，他們是不可一世的勝利者，是當時世界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正如那時的“厚顏無恥的帝國主義者”的一首歪詩所說的那樣：“不管發(fā)生了什么情況，我們有馬克沁，而他們沒有……”[13]一百年后的今天，一年一度，召開所謂的八國峰會，幾乎仍是那八個國家，但少了一個奧地利，多了一個加拿大。這說明西歐、北美，乃至俄國、日本之成為世界最先進的發(fā)達地區(qū)，這一基本態(tài)勢一百多年以來仍然沒有改變。

　　但列強真的就是那么不可一世嗎?不見得。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乃至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打擊，毋須多說。就說冷戰(zhàn)結束以后，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1990年代初的海灣戰(zhàn)爭曾是那么躊躇滿志。90年代末轟炸南斯拉夫，又是志在必得，還順帶地端掉了中國的大使館。然而曾幾何時，一個“九一一”恐怖行動，就把偌大的美利堅合眾國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至今不得安寧。恐怕美國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勝利者。

　　再回過頭來從中國史的角度看。一部到抗日戰(zhàn)爭為止的中國近代史，幾乎就是一部帝國主義侵華史。大大小小的外國資本主義，都曾經跑來欺負過我們。但抗日戰(zhàn)爭的結局不同了。中華民族終于取得了戰(zhàn)爭的勝利。有人說是“慘勝”，但“慘勝”畢竟仍是勝利，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不待說敵后的解放區(qū)戰(zhàn)場，即使是國民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抗戰(zhàn)的最后階段也已能夠取得一些戰(zhàn)斗甚至戰(zhàn)役的勝利。在緬甸戰(zhàn)場上，得到系統(tǒng)訓練和新式裝備的中國軍隊，其表現也比老牌帝國主義的英國軍隊要好。

　　抗戰(zhàn)勝利后的幾年，國共兩黨內戰(zhàn)，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民眾成了勝利者。共產黨之所以取得勝利，還是得益于抗日戰(zhàn)爭。正如毛澤東所說：“戰(zhàn)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zhàn)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14]

　　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創(chuàng)立應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1937年秋，當呂正操將軍指揮原東北軍第691團，脫離了丟下部隊不管的軍部、師部而向冀中敵后進發(fā)時，僅一個團部，加兩個營的兵力，還不到兩千人。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短短幾年間就發(fā)展成一個強大的根據地，組建了14個主力團，兩個游擊支隊，5個游擊總隊。1942年華北日軍對冀中根據地發(fā)動“五一”大掃蕩，軍區(qū)主力勝利突圍，僅留下一個主力團即第24團(還是一個小團)堅持斗爭。但在1945年大反攻的形勢下，重建的冀中軍區(qū)又在楊成武將軍指揮下迅速從一個小團發(fā)展為26個團的抗日武裝。[15]

　　抗日戰(zhàn)爭煥發(fā)了中華民族這一偉大的古老民族的青春。但這場戰(zhàn)爭對中國沿海近代工業(yè)的破壞又是空前的(一是由于中國近代工業(yè)的畸形分布，二是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近代工業(yè)的摧殘和掠奪)。毛澤東在1947年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以自衛(wèi)戰(zhàn)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一文中，曾代表中共中央號召解放區(qū)的人民：家家紡紗，村村織布。這是傳統(tǒng)的自然經濟的強化而不是近代工業(yè)的發(fā)展。而中共政權后來的走向與其在七大政治報告中所設想的聯合政府也有了很大的差異。

　　收入《毛澤東選集》的論著中，有四篇改動最大，《論聯合政府》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三篇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實踐論》、《矛盾論》)。認真比較一下《論聯合政府》在1945年最初發(fā)表時的原文及其在《毛澤東選集》中所作的改動，應是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因為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在即之時所設計的中國前景藍圖的原貌及其以后種種變動的痕跡。

　　抗日戰(zhàn)爭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樞紐，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轉捩點。但這場戰(zhàn)爭及其深遠的歷史影響(包括正面的乃至負面的)，我們研究得還很不夠，還要下更大的功夫，花更大的氣力。[16]

　　六、近代史研究方法論：處處有路透長安

　　西人熟諺曰：“條條道路通羅馬。”但那條條道路都是通向羅馬——一個伸入地中海的半島上的帝國首都的。其實在古老的東方，也有著同樣的熟諺，甚至其內涵還要更豐富一些，那就是：但得綠楊堪系馬，處處有路透長安。

　　西人有言：條條道路通羅馬。這是迄今仍為西方人們所樂道的與方法論有關的熟諺。英語的說法是：“AllroadsleadtoRome.”但那條條道路，都是通向羅馬——一個伸入地中海的半島上的帝國首都的。即使馬克思主義亦難跳出西方視野的“三界”之外，因為任何體系總有其出發(fā)的坐標原點。

　　其實在古老的東方，也有著同樣的熟諺，那就是：處處有路透長安。不僅意思和“條條道路通羅馬”差不多(通即是透)，連語句結構也幾乎一樣(但仔細咀嚼一下，還是有些微妙差別。從方法論的角度看，中國古諺的內涵似更豐富些)。我們的前人有許多好的東西需要繼承發(fā)揚，尤其是作為我們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但有一條，不能食古不化，不能鉆進去出不來。那是很危險的。最好是在熟悉掌握現代西方的方法論的前提下，再認真地向古人學習。因為畢竟時代不同了。我們是中國人，不錯;但我們更是屬于這個時代，即地球越益變小的時代。

　　我本人了解熟悉這條古諺的過程本身也很有意思。

　　這條古諺見《增廣賢文》，原文是兩句：“但得綠楊堪系馬，處處有路透長安。”再追究一下，可以知道是出自《五燈會元》，起源是很早了[17]?！对鰪V》本是民間的通俗讀物，和《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類似。但到了我們這一代人，對它已不可能很了解了。相反地，出于我們的知識結構和經歷，對前一條西方諺語倒是早就耳熟能詳(大概至遲是初中階段學英語的時候)。我是這樣想的：羅馬之成為地跨歐洲大陸的羅馬共和國乃至羅馬帝國的首都，大概只維持了數百年的時間。一個統(tǒng)一的大帝國是會修筑許多道路的。古羅馬是這樣。古代中國更是這樣。長安之成為中國這樣一個統(tǒng)一大帝國的首都，時間遠較羅馬長得多(歷時超過一千年)。長安周圍，因是大陸腹地，修路的條件也遠較地處亞平寧半島的羅馬優(yōu)越，而且也確曾修筑了不少寬敞的驛道。西方關于羅馬還有其他許多熟諺(如“羅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古代中國之于長安，同樣也有相當多的熟諺(如“西望長安不見家[佳]”之類)。很顯然，不會沒有這樣一條關于通向長安的道路的古諺，只是由于時光的流遷，現代的人們對其已經較為隔膜而已。由于頭腦中時時帶著這樣的問題，后來，當然是找到了。喜悅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

　　路是干什么用的?是讓人走的。魯迅先生曾有言：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人為什么要走路?這又回到了“相互關聯”的問題上來了。

　　關于“相互關聯”，不妨再舉一個例子——斷臂的維納斯之美。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維納斯雕像，是失去雙臂的。但人們都認為她是美的。美在何處?所謂殘缺之美。手臂斷了，所以才給我們以豐富的想像空間。斷肢可以再植，維納斯的斷臂當然也可以復原，而且甚至有資料說明原來的手臂應該是什么樣子的。然而似乎是所有的復原都不為人們所認同。為什么失去的必須是雙臂?為什么所有的復原都不能令人滿意?這一現象使得我們不得不探討手臂的功能。手臂是做什么用的?是人與外界進行相互交流、相互聯系的工具，所謂“手段”是也。而所謂的“復原”，無非就是給出一種為人們所認同的特定解。但這種努力顯然是不能成功的。因為，畢竟有著各種不同的可能解，而一切的嘗試又都是合理的——條條道路通羅馬，處處有路透長安。

　　我很贊賞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教授有關空間研究的見解。

　　任何歷史的研究，本來都是在時間內的研究。早在春秋時代，我們的前人就提出要“始衷終皆舉之”，反對一問三不知(即不知始、不知衷、不知終)[18]。也就是必須要理解事物發(fā)展的全過程。一維的時間矢，這對史學來說是最主要的，是史學的基本功。但是還要有空間的概念。

　　所謂空間，就是結構，說白了，也就是相互關系、相互聯系。而這種種關系和聯系又是我們目前所能感受到的四維時空所不夠概括的，這就需要引申進“多維”。英國著名理論物理學家霍金教授2002年訪華時曾在杭州發(fā)表講演，其主題就是多維空間。十維，十一維。但他所講的是宇宙論。

　　濱下武志教授的空間按照我的理解也是多維的：中央與地方，內地與沿海，乃至國家之間、地區(qū)之間、城市之間、港口之間，等等。這樣一來，一些以前所不能解釋的或無法理解的東西也就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了。濱下教授舉了琉球群島的例子。僅從地理的角度，琉球作為海島夾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很不起眼。但若從海上貿易的角度，它給人們所留下的印象就截然不同了。

　　前不久，近代史所的青年學者讀書會討論了法國學者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一書。蒙塔尤是法國的一個邊遠山鄉(xiāng)，拉杜里所敘述的蒙塔尤的故事，在時間上相當于中國的元代中期。此書在敘述上頭緒較多，方法也較新穎，它所展示給我們的，也是一個多維的空間。《蒙塔尤》在歐美世界之成為所謂雅俗共賞的“大眾情人”，還有文化方面“尋根”的背景。

　　但我們的一些學者似乎不太喜歡“相互關聯”。對于歷史的發(fā)展，往往喜歡講一句“應從各自社會的內部尋找原因”。這樣講其實是很不全面的，有可能引向錯誤的結果。因為它忽視了對外的相互關聯，也就是所謂外因，而在事物體系的發(fā)展過程中，外因實際上是決不能忽略不計的，在很多場合實際上是起決定作用的。即使體系內部完全適應了，“擺平”了，高度“爛熟”了，還有個對外的問題。只須舉一個例子，還是前面提到過的那句老話——“內戰(zhàn)內行，外戰(zhàn)外行”，就足以驗證這種見解的不全面。

　　[1]《戰(zhàn)國策·楚四》：“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三國志·吳·孫登傳》：“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參見《辭源》“近代”條。

　　[2]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91-612頁。

　　[3]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2卷，第323-439頁。

　　[4]《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1966年8月12日通過。

　　[5]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626頁。

　　[6]參見閔家胤、錢兆華編著：《全息隱能量場與新宇宙觀》，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版，尤見其第五章。

　　[7]《漢書·甘延壽、陳湯傳》。

　　[8]參見毛澤東：《日本人民斗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斗爭的前途》，《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383頁。

　　[9]參見劉大年：《〈追求集〉序》，見張海鵬：《追求集：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并參見劉大年：《民族的勝利，人民的勝利》，原載1995年8月15日《人民日報》，收入劉大年：《抗日戰(zhàn)爭時代》，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頁;劉大年：《抗日戰(zhàn)爭與中國近代史基本問題》，同前，第125頁。

　　[10]轉引自1967年第5期《紅旗》雜志。

　　[11]參見姜濤：《重讀〈李秀成自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98-199頁。

　　[12]馬丁·加德納(MartinGardner)：《靈巧的宇宙》(TheAmbidextrousUniverse)，轉引自伊·普里戈金，IlyaPrigogine：《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OrderOutofChaos)，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頁。

　　[13][美]阿西摩夫(I.Asimov)：《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學基礎知識》第三分冊)，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頁。

　　[14]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3卷，第1031頁。

　　[15]參見冉淮舟、劉繩著：《留給后世的故事——冀中抗戰(zhàn)史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6]迄今所見較為系統(tǒng)全面論述抗日戰(zhàn)爭的學術著作，當首推劉大年所主編的《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zhàn)爭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17]按：《五燈會元》中有關熟諺甚多，如“大道透長安”，“路路透長安”，“家家有路透長安”，“處處綠楊堪系馬，家家門首透長安”，等等。

　　[18]《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