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歷史與道德的二元張力

【內容提要】
歷史與道德是文學內容的兩個主要層面，二者之間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聯(lián)系。文學作品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深入表現(xiàn)與挖掘二者之間的這種二元張力，建立起二者之間的張力結構。這就要求文學作品有意識地突出自己所表現(xiàn)的生活的歷史與道德兩個維度，挖掘二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揭示出二者之間的二律背反。

歷史與道德，是文學內容的兩個主要層面。廣義的歷史，泛指一切事物的發(fā)展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道德也包括在歷史之中，因為無論是道德現(xiàn)象還是道德意識都有其發(fā)展的過程。狹義的歷史，指關于歷史的記載與闡述。再狹義的歷史，指人們的歷史意識。后兩層意義上的歷史與道德往往是不同一的。道德是“一定社會調整人們之間以及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的行為規(guī)范的總和”①。它的評價標準是善惡、正義、公正等。而歷史的評價標準則是能否推動生產力和社會向前發(fā)展，能否提高社會的物質生產水平并通過這種提高使人們過上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同一事件和同一社會現(xiàn)象，往往既可以從歷史的角度進行分析，又可以從道德的角度進行評價。這樣，在作為人類社會的形象表現(xiàn)的文學中，歷史與道德之間必然是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聯(lián)系的。文學作品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深入表現(xiàn)與挖掘人類生活中歷史與道德這兩維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建立起二者之間的張力結構。只有這樣，文學才能對社會生活做出深刻的反映，對人類心靈進行深刻的分析。這樣的文學作品也才有可能成為優(yōu)秀的作品。

一

任何生活現(xiàn)象，都既有歷史內涵也有道德內涵，文學作品應該將這兩個方面都呈現(xiàn)出來。自然，出于不同的思想、立場和寫作的需要，不同的作家在面對這些事件和現(xiàn)象的時候，切入的角度可能是不一樣的，有的作家可能側重歷史的維度，有的可能側重道德的維度。這是應該而且允許的。但另一方面，他卻不應被自己的切入的角度所限制，在充分挖掘生活某一方面的內涵的同時，他也應看到生活另一方面的內涵，并通過適當?shù)姆绞綄⑵浔憩F(xiàn)出來。這樣，才能形成歷史與道德之間的二元張力，達到對于人類社會的深入理解。

我們以狄更斯筆下的監(jiān)獄為例來說明這一點。狄更斯生活在19世紀的英國。作為最早發(fā)動工業(yè)革命，資本主義最先發(fā)達的歐洲國家，現(xiàn)代監(jiān)獄制度在19世紀的英國已基本發(fā)展成熟。從歷史的角度看，現(xiàn)代監(jiān)獄制度在英國社會的發(fā)展過程中是起了積極作用的。福科在《懲罰與文明》中批判性的論證了監(jiān)獄與文明相輔相成的關系，論證了監(jiān)獄在文明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以如今頗為受人詬病的債務人監(jiān)獄為例，這類監(jiān)獄濫觴于12世紀的英國王室對于欠債者的監(jiān)禁。這種監(jiān)禁的部分原因是懲罰，部分原因是為刺激他們日后還錢。后來法律逐漸擴展了司法機關對民事債務人的關押監(jiān)禁權力。因債務關系而被監(jiān)禁的人越來越多，到19世紀達到高潮。這種監(jiān)獄的確傷害了一批良善有時甚至是無辜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的確在英國建立起了一種講誠信的金融、債務制度。19世紀的英國，隨著工業(yè)革命的迅速發(fā)展，舊的土地貴族不斷衰落，新的資產階級不斷崛起。另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侵入農村，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破壞，農民大批破產。加上這時資本主義經濟尚不十分規(guī)范，由此導致人們之間錯綜復雜的債務關系。為了保證社會、經濟的正常發(fā)展，就必須理清這些債務關系，保證債主們能夠按時拿回自己的貸款。作為國家法律上的強制措施，就是設立債務人監(jiān)獄，以國家的力量逼迫債務人還債。因此，債務人監(jiān)獄在歷史上的積極意義是不可否認的。它不僅保證了當時英國經濟與社會的正常發(fā)展，而且建立了一種以誠信為基礎的債務制度與社會意識。經過這種陣痛，按時還債、有債必還、債務活動必須有相關證據，已經深入英國民族的潛意識，成為大家遵守的社會風氣。而這又為現(xiàn)代商業(yè)活動建立了良好的基礎。對于飽受債務之苦的當代中國人來說，這種現(xiàn)象的確是值得羨慕的。

對于監(jiān)獄的積極作用，狄更斯是看到了的，并在自己的小說中做了一定的反映。如《小杜麗》中的“銀行家”莫多爾，他靠自己的欺騙與別人的吹捧樹立起“財神” 的形象，吸引人們的存款與投資，終因揮霍過度、經營不善而破產。為了避免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身敗名裂，被人送進馬夏爾西（倫敦債務人監(jiān)獄名——筆者）而自殺。債務人監(jiān)獄在這里對罪犯和潛在的罪犯起到了一種威懾的作用。再如《馬丁?朱述爾維特》中的喬納斯謀害了父親，老馬丁等人對他進行了道德譴責，但卻由于他不是他父親之死的直接責任者而對他無可奈何，正準備離開的時候，監(jiān)獄卻對他招手了。監(jiān)獄看守因為他的另一樁謀殺案將他抓了起來。他為了逃避懲罰在被押往監(jiān)獄的途中而自殺。監(jiān)獄在這里代表著正義，起著懲罰罪犯，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的作用。

但是在自己的小說中，狄更斯更多是從道德的角度對監(jiān)獄進行批判的。在他的筆下，由于法律的不公，法官的草菅人命，律師的玩弄條文，監(jiān)獄里關的往往是一些善良的百姓，真正的罪犯反而逍遙法外。如《匹克威克外傳》，由于房東巴德爾太太的誤解，加之倆訟師道遜與福格的惡意操作，無辜的匹克威克被關進了監(jiān)獄，無中生有的巴德爾太太和害人的律師卻逍遙法外。監(jiān)獄不僅懲罰人的肉體，而且摧殘人的心靈。它使囚犯的性格扭曲，喪失了自尊、自立甚至起碼的生活能力?！镀タ送送鈧鳌分械囊粋€囚犯，因欠9英鎊的債和45英鎊的費用，被關在監(jiān)獄17年，完全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有一次他在外面喝酒呆久了，超過了監(jiān)獄關門的時間，看守威脅他以后再不按時歸來就把他關在監(jiān)獄外面。他嚇壞了，從此再也不敢邁出監(jiān)獄一步?！缎《披悺分械囊粋€囚犯由于長期呆在監(jiān)獄，一次偶爾上街，街上的行人熙熙攘攘，車馬來來去去，一切都亂糟糟的，他無所適從，只好馬上返回監(jiān)獄，從此不敢出去。監(jiān)獄的目的是限制人的自由，給人以懲罰，以使人不敢輕易犯罪。因此，監(jiān)獄應該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然而這些囚犯卻不僅把監(jiān)獄當作自己的棲身之處，而且當作自己“精神的家園”，這不僅是這些囚犯的異化，也是監(jiān)獄本身的異化。監(jiān)獄里好人受氣，壞人卻如魚得水。《大衛(wèi)?科波菲爾》中的惡棍希普，在外面利用他的假謙卑迷惑了不少人，送進監(jiān)獄后，又鉆監(jiān)獄管理制度的空子，利用他的假謙卑，成為模范囚犯，把獄吏們指揮得團團轉。而這些獄吏很多也不是良善的公民，如《大衛(wèi)?科波菲爾》中撒倫學堂的前校長克里克，《馬丁?朱述爾維特》中志大才疏的竊尾?史癩姆。這些人本來就是社會上的不良分子，無路可走之后投身監(jiān)獄，當上看守，成為決定囚犯命運的人。在他們的管理下，希普之類毫無改悔之心的惡棍卻成了“模范囚犯”。監(jiān)獄成了藏污納垢的場所。

但是，由于對監(jiān)獄有較深的認識，即使在從道德角度批判監(jiān)獄的時候，狄更斯也沒有完全忽略監(jiān)獄的正面作用。如在《匹克威克外傳》中，正是監(jiān)獄對金格爾主仆的監(jiān)禁，為他們的改惡從善、重新做人創(chuàng)造了契機。

這樣，狄更斯筆下監(jiān)獄的歷史與道德兩個維度便突出出來，構成張力結構。筆者以為，這是狄更斯對監(jiān)獄的描寫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

然而，在文學作品中表現(xiàn)出歷史與道德兩個維度，還只是為構建歷史與道德的二元張力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要深入地表現(xiàn)出歷史與道德之間的二元張力，還需努力挖掘兩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并以恰當?shù)男问綄⑵涑浞值乇憩F(xiàn)出來。在這方面，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兒》是一個成功的范例。小說從三個層面揭示了歷史與道德之間的復雜關系。首先，是道德本身的層面。

在談到《拉摩的侄兒》時，黑格爾指出：“意識到自身并表現(xiàn)出自身的意識的分裂狀態(tài)，是對現(xiàn)有存在的尖刻嘲笑，同樣也是對整體的紛繁交錯狀態(tài)和對自身的尖刻嘲笑；這同時也是這整個紛繁交錯狀態(tài)的尚可察覺的反響……公正的意識（這是狄德羅在對話中指定自己扮演的角色）認為每個因素都是永恒的本質，它不知道它恰恰是這樣才造成顛倒，它是一種愚昧的無思想的東西。分裂的意識是對顛倒而且是對絕對顛倒的意識：概念是這種意識中的支配者，它把一些同公正相距很遠的思想結合在一起，因而它的語言是機智的。”②在這里，黑格爾很有意思地稱狄德羅在作品中扮演的是“公正的意識”（自然，既是扮演，就說明這個狄德羅不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狄德羅），由此推論，拉摩的侄兒扮演的就是“分裂的意識”。作為“公正的意識”，狄德羅表達的是一種傳統(tǒng)的、向善的、為社會大多數(shù)人特別是統(tǒng)治階層所認可的道德意識。這種道德意識在欲望的滿足與精神的提升之間選擇后者。而拉摩的侄兒則恰恰相反。他代表的是一種變異的、趨惡的、以個人為中心、追求欲望滿足的道德觀念。兩者之間經常發(fā)生著針鋒相對的交鋒。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在二者的交鋒中，扮演公正意識的狄德羅并沒有取得勝利。在許多情況下，兩人勢均力敵，誰也說服不了誰；而在少數(shù)情況中，拉摩的侄兒反而占了上風。比如兩人在辯論世界上有無神圣崇高的時候，話題最后落到“如果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你不認為這社會將是頂有趣的嗎?”，狄德羅不得不表示同意：“為什么不呢?”③而一旦同意只有每個人都按自己的意思行事，這個社會才是好的，狄德羅前面對拉摩的侄兒的批判也就站不住腳了。這說明狄德羅認識到了問題的復雜性。

另一方面，拉摩的侄兒雖然“惡”得過分，但卻并不徹底。在其內心深處，他并沒有完全擺脫“公正的意識”的制約。“我在你的眼中是一個十分卑賤、十分可鄙的東西，有時在我的眼中也是這樣，不過不常這樣罷了；我因這些惡行而沾沾自喜比自怨自艾的時候還更多些”④。既然有自怨自艾的時候，有自認卑賤、可鄙的時候，就說明他對自己的思想與行為，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否定。這說明，狄德羅與拉摩的侄兒在社會的層面所發(fā)生的兩種道德觀念之間的交鋒，在拉摩的侄兒的內心里面，依然是矛盾對立，互相交鋒著的。在“分裂的意識”的代表拉摩的侄兒的內心深處，其認可的，仍是“公正的意識”；相對于“分裂的意識”，“公正的意識” 仍然占據著評判者的位置。其次，是歷史的層面。

馬克思主義認為，推動歷史前進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兩者之間的矛盾斗爭。當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的程度，原有的生產關系束縛了它的發(fā)展的時候，社會的變革就來臨了，新的階級必然導致新的社會現(xiàn)實的產生。《拉摩的侄兒》反映的正是這種社會現(xiàn)實。但是新的社會因素的產生，必然會引起它與它產生于其中的母體的矛盾，從而造成社會的動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道德的墮落，從而又反過來影響到生產的發(fā)展?！独Φ闹秲骸冯m然沒有正面表現(xiàn)這種社會現(xiàn)實，但從小說中的描寫我們可以推論出這種現(xiàn)實。

狄德羅與拉摩的侄兒所生活的時代，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激烈斗爭的時代。小說中，狄德羅所代表的道德觀念本質上是封建道德正面精神的表現(xiàn)；而拉摩的侄兒所代表的道德觀念本質上是資產階級負面精神的表現(xiàn)。其時正值資產階級的上升時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經濟的支持下，資產階級的道德也處于上升的時期，即使其中消極的一面也是如此，因為歸根結底，這消極的一面也是適應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經濟的需要而產生的，是支持著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斗爭的。正因為如此，在與作品中的狄德羅論戰(zhàn)時，拉摩的侄兒才那樣的咄咄逼人，那樣的毫無顧忌，那樣的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惡”呈現(xiàn)出來；狄德羅才那樣的謙讓，那樣的缺乏戰(zhàn)斗精神，那樣的處于守勢。這正反映了新的社會因素，新的階級對舊的社會秩序、舊的統(tǒng)治階級的沖擊與否定

再次，是歷史與道德相互關系的層面。

任何道德觀念都不是一種憑空產生的純精神的現(xiàn)象，在它們的后面，總有一定的社會現(xiàn)實作為它們的基礎和支撐。在小說中，狄德羅所代表的道德觀念是一種傳統(tǒng)的、常態(tài)的道德觀念，它所建立的基礎是一種常勢的社會。所謂常勢的社會，就是一種安定的、正常運轉的社會。在這種社會，統(tǒng)治階級與社會的主流階層為了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調整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的關系，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會提倡一種向善的、不損害他人利益的道德。由于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常勢的社會占據了大多數(shù)的時間段，因此，常態(tài)的道德也往往是一種傳統(tǒng)的道德，一種向善的、為社會的統(tǒng)治階級與主流階層所認同的道德。

而拉摩的侄兒所代表的則是一種異化的、變態(tài)的道德觀念，它所建立的基礎是一種變勢的社會。所謂變勢的社會，就是一種動亂的、無法正常運轉的社會。在這種社會，正常的社會秩序被打亂，社會對其成員的強制力減弱，個人的生存與發(fā)展無法按照熟知的軌道前進，這樣，就會滋生出一種完全以個人利益為轉移、以滿足個人欲望為目的的道德。由于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變勢的社會占據的時間段相對而言要少一些，在變態(tài)的道德中，道德促人向善的因素大大削弱，而是更多地以個人的利益與欲望為轉移，變態(tài)的道德是一種趨“惡”的道德，一旦社會恢復正常，這種道德就會受到抑制。因此，變態(tài)的道德無法形成一條完整的傳統(tǒng)的鏈條，但又不會完全消失，總是時斷時續(xù)，草蛇灰線。

就二者之間的關系來看，在常勢的社會，由于社會的穩(wěn)定，社會對其成員的制約十分強大，而且社會對其成員的道德行為總會設法給予相應的回報，因此，常態(tài)的道德必然占據主導地位。而在變勢的社會，社會處于動蕩之中，正常的秩序被破壞，社會對其成員的制約大大減弱，對其成員的道德行為也無法給予相應的回報，這時，人們身上的消極因素占了上風，變態(tài)的道德便更容易得到發(fā)展。

不過，常勢的社會與變勢的社會并不是涇渭分明，互相絕緣的。兩者的關系呈現(xiàn)出十分復雜的態(tài)勢。其一，常勢的社會與變勢的社會之間往往有一定的模糊地帶，在這模糊地帶，常勢與變勢往往處于一種模糊狀態(tài)，很難明確地分辨開來。其二，常勢與變勢往往是交叉的。在常勢為主的社會，往往在某些局部、階段、層面存在著一定的變勢，而在變勢為主的社會，也可能在某些局部、階段與層面上存在著一定的常勢。其三，常勢與變勢又是互相轉換的。在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里，一些新起的因素在開始時總是處于變勢的位置，但是隨著這些變勢的因素的逐漸發(fā)展壯大，最終它們可能取代常勢的因素占據社會的主導地位，這樣，原來的變勢這時便成為了常勢，而原來的常勢這時則可能成為變勢。

因此，從歷史的角度看，變勢的社會和社會中的變勢因素并不一定都是消極的。假如這些變勢的社會或變勢的因素都指向一個更高的生產力與社會發(fā)展階段，那么，這種變勢就是積極的。但是，就道德的角度看，由于變勢的社會需要對原有的秩序與觀念進行變革，必然造成社會的混亂與失范，造成對社會成員的道德約束力的減弱；另一方面，變勢的社會與因素也需要利用人們的欲望與利益促使人們投入變革之中，即使是具有進步性質的變勢的社會與因素也是如此；而且，由于社會的動蕩，原來處于社會底層的階層與集團有可能上升到社會的頂層，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與利益，他們也可能推行一種與原有的統(tǒng)治集團不同的道德觀念：因此，變勢的社會與因素的確容易激起人們身上從道德的角度看消極的東西，與這種消極的東西相應的，就是變態(tài)的道德。雖然變勢的社會與變勢的社會因素有可能具有積極的意義，但一般而言，與其相應的變態(tài)的道德在總體上總是呈現(xiàn)出否定的色彩。也正因為如此，一些上升的階級，在其上升的過程中，在與壓迫著它們的階級做斗爭的時候，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與既有的道德觀念作對，它們可能提倡一些變態(tài)的道德，或者某些變態(tài)的道德因素，但在其占據了社會的主流地位，負起維護社會正常運轉的責任之后，它們又必然提倡常態(tài)的道德。比如富裕是人人向往的，但在解放后的一段時間里，富裕卻成了負面的東西，而到新時期之后，富裕又重新恢復了它正面的價值。鑒于此，我們便可明白，為什么在革命的進步的時期，有時反而會出現(xiàn)道德下降的現(xiàn)象。就像茅盾《幻滅》中的主人公靜女士所體驗到的那樣。但是靜女士可以對此感到困惑，我們當代的學者卻不能感到困惑，應該對此有一個理性的說明。

在《拉摩的侄兒》中，狄德羅代表的雖然是封建階級的道德，但從社會適應性看，它卻是常勢社會的一種常態(tài)的道德，在總體上是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維護、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的道德，是一種向善的、不鼓勵損害他人利益的道德。而拉摩的侄兒代表的雖然是資產階級的道德，但從社會適應性看，它卻是變勢社會中的一種變態(tài)的道德，在總體上是不利于社會秩序的維護、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的道德，是一種誘使人們作惡，以損害他人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利益的道德。因此，拉摩的侄兒雖然對狄德羅所持的道德觀念嗤之以鼻，但卻無法否認它在社會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在內心深處承認它的正確性。而他的這種肯定，也預示著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穩(wěn)定，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流階級，狄德羅所代表的道德觀念在經過一定的修正之后，又會成為社會的主流道德觀念。歷史的發(fā)展也正好如此。

這種歷史與道德之間的二元結構，使《拉摩的侄兒》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因而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高度評價。在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寫道：“今天我偶然發(fā)現(xiàn)家里有兩本《拉摩的侄兒》，所以寄一本給你。這本無與倫比的作品必將給你新的享受。”⑤恩格斯在談到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時也肯定：“在本來意義的哲學之外，他們也能寫出辯證法的杰作；我們只要提一下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兒》和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就夠了。”⑥

三

在歷史與道德的二元張力中，最引人深思的，是一種二律背反的現(xiàn)象。即道德中的肯定的也即人們通常說的“善”的一面，有時卻阻礙著社會的發(fā)展，而道德中否定的也即“惡”的一面，有時則對社會的發(fā)展起著推動的作用。

國內學者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大多得益于恩格斯的《路德維西?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在這篇文章中，恩格斯在批判費爾巴哈道德觀的貧乏與膚淺時，曾引用黑格爾的話：“有人以為，當他說出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接著，恩格斯指出：“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的表現(xiàn)形式。這里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xiàn)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xiàn)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fā)展的杠桿，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xù)不斷的證明。但是，費爾巴哈就沒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⑦恩格斯這段論述的內涵，國內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做了比較詳細的闡述。⑧但大都忽略了這一事實：即恩格斯的這段論述實際上是在批判費爾巴哈道德觀的過程，對黑格爾道德觀的一種闡釋，雖然恩格斯是贊同這一思想的，但由于是批判過程中的闡釋，恩格斯就不可能對自己道德觀進行全面的闡釋。換句話說，這段論述并不是恩格斯對于道德，也不是他對于善惡的全部看法。由于這一忽視，在闡釋道德或者善惡與歷史的關系時，就容易出現(xiàn)兩個誤區(qū)。其一，認為能夠成為歷史發(fā)展的動力的只有惡，善雖然有利于調節(jié)人們之間的行為，使人們和諧地生活，但卻不能推動歷史的發(fā)展，有時甚至對歷史的發(fā)展起著阻礙的作用。這顯然不是恩格斯的原意⑨，也不符合事實。其二，是認為道德上的“惡”從歷史的角度看，卻起著積極的作用。這種看法也值得商榷。

誠然，恩格斯在上述論述中，的確提到惡的兩種表現(xiàn)形式在歷史上有積極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恩格斯在這里只是對“惡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的表現(xiàn)形式”進行具體闡述，而沒有對惡的表現(xiàn)形式進行全面的歸納。如果全面歸納，惡的表現(xiàn)形式至少還有一種，即對那些將人與人類從混沌的自然界中提升出來，維持著人與人類的文明本性的原則與規(guī)范的違反，如亂倫、遺棄子女、虐待父母等。這種道德上的“惡”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具有積極的歷史作用。另一方面，即使是恩格斯所說的那兩種類型的惡，在歷史上也不總是起著積極作用的，比如貪欲。報載中國某些官員喜歡動用公款賭博，往往導致數(shù)以萬計的國有資產的流失，這種貪欲又怎么能夠推動社會發(fā)展?這里的關鍵在于，“惡”只有和生產力聯(lián)系在一起，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的時候，才會具有積極的歷史作用。善實際上也是如此。比如勤儉與懶惰，從道德上看，一個是善一個是惡。勤儉的歷史作用是無可置疑的，早期的美國移民正是憑著清教徒這種勤儉的精神，從無到有地開發(fā)、建設了美國。但如果一個人只知辛勤勞動，節(jié)衣縮食，卻不思從更高的層次提高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那么，勤儉這種美德也可能成為歷史發(fā)展的障礙。另一方面，懶惰也有可能具有積極的歷史作用。有人認為，人正是因為不想走路，所以發(fā)明了汽車，因為不想洗衣，所以發(fā)明了洗衣機，因為不想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所以發(fā)明了各種機器。這有一定的道理，“偷懶”的欲望的確促使人們進行了一系列的發(fā)明。但是，如果人們只是偷懶，而不在發(fā)展生產力的層面上使這種偷懶成為可能，那么懶惰也就不可能具有積極的歷史作用。

筆者以為，恩格斯的論述，實際上揭示了道德與歷史之間的這種二律背反現(xiàn)象。這種二律背反現(xiàn)象，是歷史與道德之關系中最復雜最深刻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努力表現(xiàn)出這種二律背反，既是文學的任務，也是文學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實際上，在討論《拉摩的侄兒》時，我們已經接觸到了這一話題。拉摩的侄兒是道德惡的代表，但他的這種惡從歷史的角度看，所起的并不完全是消極的作用。起碼，它對當時的封建社會秩序是一個有力的沖擊。再如《紅樓夢》，賈寶玉不喜仕途經濟，所謂“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⑩。這在賈府長輩和當時的主流社會看來是大逆不道的，是“惡”之一種。但是誠如恩格斯所說：“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xiàn)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xiàn)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賈寶玉的不喜仕途經濟，實際上是對日漸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反叛，是一種新的進步，一種新的道德觀的萌芽。果然，在曹雪芹去世不到150年之后，舊的仕途經濟之道——科舉、四書五經就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式學堂，西方科技。賈寶玉的不喜，得到了現(xiàn)實的肯定。另一方面，由于不喜仕途經濟，最終導致了賈寶玉在高中第七名舉人后離家出走，投身佛門。這在客觀上加速了賈府的衰亡，從而使《紅樓夢》作為封建社會的衰亡史的意義更加彰顯。這樣，賈寶玉的“惡”便呈現(xiàn)出正面的歷史色彩。在《紅樓夢》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林黛玉的“乖張”，薛寶釵的“賢淑”，都具有一定的道德、歷史因素。曹雪芹以他的如椽巨筆，深入揭示了小說人物與事件中所隱含的道德與歷史內涵，揭示了它們之間的二律背反，這正是《紅樓夢》令人百讀不厭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一些文學作品之所以讓人感覺品位不高，缺乏深度，一個重要原因不能不是缺乏對二律背反的認識。寫道德就是大善大惡，寫歷史就只端出一個社會發(fā)展的標準，道德標準拋到九霄云外，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前者如某些武俠小說，后者如早兩年播出的電視劇《雍正王朝》。殊不知，這正好違背了生活的真實，掩蓋了生活的豐富多彩性，也損害了文學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與力度。

注釋：

①《辭?！罚s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1頁。

②轉引自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4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3—284頁。

③④狄德羅：《拉摩的侄兒》，江天驥等譯：《狄德羅哲學選集》，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236頁、第264頁。

⑤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4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3頁。

⑥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417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37頁。

⑧參看張羽佳：《馬克思主義關于“惡”的歷史作用的思想及其內涵》，《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李玉銘：《惡的歷史作用與文藝創(chuàng)作問題》，《文學評論》1992年第1期；楊曾憲：《從惡的評價兩難論及歷史尺度與道德尺度》，http：//www.xslx.com/htm/xssy /xspp/2005-07-03

-18948.htm

⑨恩格斯認為道德上的“惡”有其積極的歷史作用，但并沒有說“善”沒有這種作用。

⑩曹雪芹著、高鶚續(xù)：《紅樓夢》，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