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愛國運動的原因是什么_五四愛國運動的原因解析
五四愛國運動的原因
北洋軍閥的黑暗統(tǒng)治，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新文化運動促進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再加上歐洲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二十一條”的簽訂，引爆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
新思想傳播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大量傳入中國并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fā)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tǒng)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fā)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xiàn)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
社團組織在民國的發(fā)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教育發(fā)展
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變，于1905年被廢除。到了民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fā)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yǎng)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國恥情緒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zhàn)，經(jīng)70多日激戰(zhàn)，于11月7日占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shù)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xié)定，為新聞界所得知，并發(fā)布該協(xié)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fā)展，并發(fā)揮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zhàn)，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參戰(zhàn)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并協(xié)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zhàn)軍，其貸款還被用于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于青島。2、關于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jīng)營。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后被北京學生痛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中國對德宣戰(zhàn)，與日本同為戰(zhàn)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占山東的借口。
工商背景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yè)雖有所發(fā)展，但在西方產(chǎn)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發(fā)生使歐洲各國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yè)獲得很大的發(fā)展，參與工商業(yè)的人口持續(xù)增加，民族工業(yè)，尤其是輕工業(yè)得以巨大發(fā)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重要力量。
派系斗爭
“五四運動”前后，北京政府總統(tǒng)、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tǒng)徐世昌、國務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后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五四運動”發(fā)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敗做斗爭“安福系”工具，藉傳媒煽動學生舉辦愛國示威游行，并進一步造成“六三運動”，使得學 運風潮擴大，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臺負責。除此之外，“文治派”與“安福系”也借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fā)行為;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斗爭之影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日本借口對德宣戰(zhàn)，攻占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占的各種權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德國戰(zhàn)敗。1919年1月18日，戰(zhàn)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lián)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zhàn)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zhàn)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合約上，明文規(guī)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最終激起青年學生的“五四運動”。
五四愛國運動的北京學生運動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yè)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fā)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后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
這四條辦法是：
聯(lián)合各界一致力爭;
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
通電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國恥紀念舉行游行示威運動
定于1919年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沖破軍警阻撓，云集天安門，他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懲賊”等口號，并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游行隊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前身)數(shù)理部的匡互生第一個沖進曹宅，并帶頭火燒曹宅，引發(fā)“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后，軍警給予鎮(zhèn)壓，并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
燒掉趙家樓的學生游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北京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tǒng)徐世昌下令鎮(zhèn)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lián)合會。1919年5月14日，天津學生聯(lián)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并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fā)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后，先后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斗爭。
“五四”發(fā)生以后，作為點燃五四之火的大總統(tǒng)徐世昌也與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人在總統(tǒng)府密議，最終討論的結果是對學生.運動不應操之過急，而要采取懷柔、軟化政策。1919年6月，由于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zhèn)壓。1919年6月3日，北京數(shù)以千計的學生涌向街道，開展大規(guī)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扎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1919年6月4日，逮捕學生800余人，此間引發(fā)了新一輪的大規(guī)模抗議活動。
上海工人運動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guī)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shù)前后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運動的主力也由北京轉向了上海。
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聯(lián)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并且聯(lián)合其他地區(qū)，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qū)散發(fā)《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tǒng)徐世昌提出辭職。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文界響應
1919年6月23日，由阮真主編的《南京學生聯(lián)合會日刊》創(chuàng)刊，發(fā)行所設在門簾橋省教育分會事務所內。張聞天，沈澤民(茅盾之弟)為編輯科科員，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該刊及時報道南京、江蘇及全國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的情況;圍繞如何“改良社會”這一中心問題，抨擊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批判舊制度、舊道德、舊思想、舊習慣，宣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并介紹各種新思潮(該刊連續(xù)出版了70號，至9月11日?？?。阮真在該刊最后一期的《編輯科經(jīng)過報告》中這樣寫道：“……真(阮真)于發(fā)表來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會及改良教育為救國初步之方針，此本刊之微意也?！?/p>
收回主權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倡議的華盛頓會議召開。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還在華盛頓簽訂了《中日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
條約規(guī)定：
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
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
青島海關歸還中國;
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
附約中規(guī)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抵制日貨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運動委員會"，痛陳國力衰微，經(jīng)濟絕交乃是阻止日軍侵略的惟一方法，號召對日進行經(jīng)濟戰(zhàn)。一場聲勢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在當時執(zhí)政黨的大力推動下，激蕩全國。違反抵制日貨者，甚至被剝奪一定的公民權。這種經(jīng)濟上的堅壁清野，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悲壯抗戰(zhàn)。
五四愛國運動的軍警跪地哀求
其實在五四之時，軍警為求學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據(jù)張鳴《北洋裂變》一書介紹，當時北洋政府面臨著極為尷尬的境界，他們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學生的愛國熱情，稱他們“純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學生，把運動平息下去，這必然導致所謂的鎮(zhèn)壓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總統(tǒng)徐世昌頒布命令，要求對上街的學生“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但學生不為所動，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貨。據(jù)當時的學生領袖匡互生回憶，軍警不僅不再抓捕學生，而是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外出演講，“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時的軍警也很為難，要維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結果只能窩窩囊囊，被動的接受學生的進攻。
參加過五四運動的老人回憶，當時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和中南海，要求見大總統(tǒng)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見，這時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出來奉勸學生：“總統(tǒng)不在，可以把請愿書留下;時間已經(jīng)很晚，希望學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復。”但學生堅決不肯，一直耗著，接著開始有民眾加入到情愿行列，最令人感動的是一些洋車工人，他們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錢都拿出來給學生買燒餅、茶水。
另據(jù)《檔案春秋》文章的記載，學生在與軍警對峙的過程中，處于完全進攻的態(tài)勢，警察想維持秩序，而學生想辦法挑事。
這時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又出面奉勸學生，態(tài)度可說相當人道，吳說，待會天氣要熱了，大家還是早點回去睡午覺吧。學生的回答更調皮，說，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體哦。吳回答說，客氣客氣。在得知學生只是為了宣示愛國之情，為外交作后援后，這位秩序的維護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五四運動并不是一種暴力游行、純粹反政府的運動。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學生都盡量與軍警避免沖突的產(chǎn)生，而多數(shù)軍警也以‘不作為’的方式暗中支持學生的運動.可見當時的中國人并不是良心已泯。
看過“五四愛國運動的原因”的人還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