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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大學傅斯年的人物生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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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是一位歷史學家,學術(shù)領(lǐng)導人,也是五四運動學生領(lǐng)袖之一。殊不知,他還是一位國學大師!下面就隨學習啦小編一起來了解下傅斯年的簡介吧!

  國學大學傅斯年的人物生平

  清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東聊城一個舉人之家,初字夢簪。祖籍江西永豐,先祖傅以漸,是清代順治年間的首任狀元。

  1909年,就讀于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yīng)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

  1918年夏,受到民主與科學新思潮的影響,與羅家倫、毛準等組織新潮社,創(chuàng)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響頗廣,從而成為北大學生會領(lǐng)袖之一。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傅斯年擔任游行總指揮,后因受胡適思想影響,反對“過急”運動;不久退出學運,回到書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學畢業(yè)后考取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負笈歐洲,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后轉(zhuǎn)入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shù)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

  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1926年冬,應(yīng)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chuàng)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此后數(shù)年,他一直混跡學界,掌管過西南聯(lián)大、北京大學以及臺灣大學的校政,培養(yǎng)出了大批優(yōu)秀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

  “四·一二”政變發(fā)生后,傅斯年寫信給李石曾,表示贊同清黨。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底歷史語言所成立,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創(chuàng)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編。

  1929年春,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廣州遷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后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政治協(xié)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1932年,他參加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社,在《獨立評論》周刊上發(fā)表的政論文章,但贊成抗日,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有所批評。

  九一八事變后,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東北史綱》一書,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lǐng)土”的反動言論,從歷史角度詳細地論證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lǐng)土的史實,字里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價值觀。此書后由李濟翻譯成英文,送交國際聯(lián)盟?!稏|北史綱》一書為李頓調(diào)查團報告書明確指出東北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公認之事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赴重慶,連續(xù)四次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西南聯(lián)大教授,主張抗戰(zhàn),抨擊貪官污吏??箲?zhàn)勝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

  1948年,當選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同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臺北,并兼臺灣大學校長。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嚴懲貪官污吏,整制政風,反對“中國走布爾什維克道路”;在學術(shù)上,信奉考證學派傳統(tǒng),主張純客觀科學研究,注重史料的發(fā)現(xiàn)與考訂,發(fā)表過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論文,并多次去安陽指導殷墟發(fā)掘。他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期間,延攬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績。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醫(y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并戒肉類葷腥。又查出患有膽結(jié)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臺灣省議會答復教育行政質(zhì)詢時過度激動,“突患腦溢血逝世于議場”,享年55歲。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臺灣大學校園,校內(nèi)設(shè)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其中,“傅鐘”啟用后成為臺灣大學的象征,每節(jié)上下課會鐘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陳寅恪與傅斯年

  陳寅恪和傅斯年代表者那個時代國學研究者的兩條主線:一是積極向外開拓進取者,如傅斯年,一生兩大功績是創(chuàng)辦史語所、發(fā)掘殷墟,這兩件事情因為他的性格和在民國時期政壇中的地位決定的;此外就是陳寅恪這一類學者,遠離政治,不求聞達于諸侯不求聲名地位,安心做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遠離世俗紛擾,終成一代大家。 這兩位大師級人物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最好的朋友”,一并合傳也有些勉強;但是作為民國時期國學知識分子的代表和縮影,陳傅二人絕對是這兩條主線或是兩種命運的代表。至于二人的交情,自然不是重點;我們看到傅斯年在學術(shù)界呼風喚雨獨擎巨筆之時,也可以在作者筆鋒一轉(zhuǎn)之后看到低調(diào)而勤勉的陳寅恪先生不斷著書立說,苦飼桃李,盡一個國學學者所能盡的全部力量來弘揚國學。所以說這本書不是在寫兩個人,而是整個國學學者這樣一個團體,這些學者以不同的方式源源不斷地建設(shè)著我們的國學領(lǐng)域;陳寅恪先生這樣低調(diào)的學究和傅斯年先生這樣呼風喚雨的大鱷,他們之間不斷的相互幫助共同提高,才有國學界一時鼎盛的大況。做這樣的國學知識分子的“大傳”,不免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時間軸上的斷裂和凌亂,只要心里裝的下大師生平的簡略和對大師性格上的些許了解,時刻和書上的事件對照,讀起來便也無虞。至于有些將此書作為小說和一般的人物傳記看待的朋友,你們可以大抵當我如上的話是放屁。 書中很多書信和陳寅恪先生的詩,以及一些可考的注釋和內(nèi)容,但凡涉及陳寅恪先生的,有八成多內(nèi)容我都依線查閱了對應(yīng)的資料;涉及傅先生和其他學者的記載,凡所能及,一概溯源,這些內(nèi)容卻也翔實;至于作者對陳、傅兩位大師之間的友情的理解和猜測,以及很多后人的口述觀點,未得證實,暫不敢妄論;如果有不實,恐怕作者夢里也會被一生博學卻又嚴謹?shù)藐愊壬R個狗血淋頭吧。 總的來說,此書作為陳、傅二人的傳記,尚不為上品,只能算是二星之作;但是作為一個角度了解、體會民國時代國學鼎盛時期的學者們的生存、學術(shù)狀況,仍不失其價值,可認為是良品。

  傅斯年評價毛澤東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jié)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結(jié)。當毛談及傅曾在五四運動中大出風頭,并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yīng)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與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聽罷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面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毛、傅的延安談話,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上這兩位重要人物交往的關(guān)鍵內(nèi)容之一。訪問團共在延安逗留4天。在6位參政員與中共領(lǐng)導人的相互會見中,黃炎培談了對國際、國內(nèi)局勢的看法,還談了所謂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謂“興亡周期率”,頗得毛的好感,對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個好法來擺脫這個周期率云云。

  毛澤東還對來訪者說:雙方的門沒有關(guān),但門外有一塊絆腳的大石擋住了,這塊大石就是國民黨不顧人民極力反對,強行要開的所謂國民大會等。重慶來的策士們與中共高層人物經(jīng)過多次會談,最后總算形成了一個《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文件,可視為幾天來會談的總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訪問團成員匆匆趕往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lǐng)導人親到機場送行。最后握別時,毛澤東特地叮囑6位參政員到重慶后務(wù)必向蔣委員長致謝,并稱:“有諸位來延安,使我們聽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蔣委員長健康?!蓖瑫r,毛還托傅斯年轉(zhuǎn)達自己對胡適老師的問候——盡管胡適與傅斯年一樣,當年甚是不把這位圖書館助理員放在眼里。

  6位參政員風塵仆仆回到重慶,除向國民參政會和蔣委員長遞交了《會談紀錄》外,各人根據(jù)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了報章文字或發(fā)表了談話。此次訪問團的盟主黃炎培于興奮之中點燈熬油,苦干了幾天幾夜,草草寫成了《延安歸來》一書出版發(fā)行,內(nèi)中對延安的人和事極具贊賞,文中說:“在延安的幾天里,隨處可以見到,這是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的緣故。我們應(yīng)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弊詈蟮慕Y(jié)論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中”。

  與黃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的文章中念念不忘他的夢中情人——藍蘋,左氏說:“七月五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著他們一個七八歲的女兒(即李訥,時5歲)來送我們,兩只秀美活潑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zhàn)前見過一次的藍蘋有點像,可是藍蘋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shù)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后,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點遺憾?!?/p>

  與黃、左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有自己的觀感。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guān)系,單獨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談開了,也并沒有使他們成為朋友。

  因為了政治觀念的分歧,傅斯年與毛澤東的關(guān)系,和后來的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guān)系極其相似。各自的性格與政治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對毛澤東產(chǎn)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

  國學大學傅斯年的人物評價

  他是胡適的學生,但是在胡適的前面,胡適說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lǐng)。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lǐng)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焙m當年剛進北大做教授,就發(fā)現(xiàn)有些學生比他的學問好,而他在北大講中國哲學史之所以沒有被學生趕下臺,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護人”。

  可是恨他之極的周作人卻認為傅斯年不過是一個外強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顯示得大膽,動不動就叫囂,人家叫他傅大炮,這正中了他的詭計?!逼渲兄饕蚴?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聯(lián)大解散并遷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欲替胡適回國主持校務(wù)掃清障礙,嚴格執(zhí)行他所說的“北大決不錄用偽北大的教職員”,認定“漢、賊不兩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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