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司馬遷寫史記的典故講了什么
有關司馬遷寫史記的典故講了什么
司馬遷早年受學于孔安國、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風俗，采集傳聞，這為他后來寫史記有著不小的意義。那么有關司馬遷寫史記的典故講了什么呢?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有關司馬遷寫史記的典故講了什么
蘇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zhàn)。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盡避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但是匈奴兵越來越多，漢軍寡不敵眾，后面又沒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動了朝廷。漢武帝把李陵的母親和妻兒都下了監(jiān)獄，并且召集大臣，要他們議一議李陵的罪行。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么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吆喝一聲，就把司馬遷下了監(jiān)獄，交給廷尉審問。
審問下來，把司馬遷定了罪，應該受腐刑(一種肉刑)。司馬遷拿不出錢贖罪，只好受了刑罰，關在監(jiān)獄里。
司馬遷認為受腐刑是一件很丟臉的事，他幾乎想自殺。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極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不應該死。因為當時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寫一部書，這就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
原來，司馬遷的祖上好幾輩都擔任史官，父親司馬談也是漢朝的太史令。司馬遷十歲的時候，就跟隨父親到了長安，從小就讀了不少書籍。
為了搜集史料，開闊眼界，司馬遷從二十歲開始，就游歷祖國各地。他到過浙江會稽，看了傳說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領開會的地方;到過長沙，在汨羅江邊憑吊愛國詩人屈原;他到過曲阜，考察孔子講學的遺址;他到過漢高祖的故鄉(xiāng)，聽取沛縣父老講述劉邦起兵的情況……這種游覽和考察，使司馬遷獲得了大量的知識，又從民間語言中汲取了豐富的養(yǎng)料，給司馬遷的寫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以后，司馬遷當了漢武帝的侍從官，又跟隨皇帝巡行各地，還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帶視察。
司馬談死后，司馬遷繼承父親的職務，做了太史令，他閱讀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準備著手寫作的時候，就為了替李陵辯護得罪武帝，下了監(jiān)獄，受了刑。他痛苦地想：這是我自己的過錯呀。
現(xiàn)在受了刑，身子毀了，沒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從前周文王被關在羑里，寫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國的路上被困在陳蔡，后來編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寫了《國語》;孫臏被剜掉膝蓋骨，寫了《兵法》。還有《詩經(jīng)》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憂憤的情況下寫的。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悶，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時候，才寫出來的。我為什么不利用這個時候把這部史書寫好呢?
于是，他把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開始，一直到漢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為止的這段時期的歷史，編寫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的巨大著作《史記》。
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對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跡都作了詳細的敘述。他對于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給予高度的評價;對被壓迫的下層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態(tài)度。他還把古代文獻中過于艱深的文字改寫成當時比較淺近的文字。人物描寫和情節(jié)描述，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活潑。因此，《史記》既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學著作。
司馬遷出了監(jiān)獄以后，擔任中書令。后來，終于郁郁不樂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記》在我國的史學史、文學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關于司馬遷的主要成就介紹
貨殖思想
司馬遷《貨殖列傳》的開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
而且全篇自始至終都被道家“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自然主義思想所籠罩。開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yè)，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是司馬遷自己的話：“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經(jīng)》原文中“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幾句，并補入了“至治之極”四個字，由此可見司馬遷對《老子》這段話的重視，而緊接著引文而來的就是司馬遷自己的觀點——“必用此為務”。在這里，司馬遷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話，實際上是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fā)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內(nèi)核，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xiàn)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的這種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馬遷的至治理想堪與孔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相并論，區(qū)別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進。王充在《論衡命祿》中引用“太史公曰”，進一步概括了司馬遷的“天道自然觀”思想。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星象成就
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馬遷。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其實只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歷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家專家決非虛譽。像司馬遷這樣博大精深的文學大師，絕對不會自劃范圍，限制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探索領域。古代的史官本來以星歷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家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學家皆望塵莫及的高明之處。司馬遷并末用星象學去占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guī)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星系學的創(chuàng)造性應用。
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yè)，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并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jù)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等星象，聯(lián)系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zhàn)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蕩，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yōu)橐患o，三紀而大備的“大數(shù)”，最后才認為“天人之際續(xù)備”。這是司馬遷星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zhàn)國以來的星象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于《天官書》中)：
“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fā)現(xiàn)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xiàn)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運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jù)的最基本的數(shù)據(jù)。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布排列象征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jīng)’亦即不變的依據(jù)。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xiàn)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周期，但其運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星象學中的‘緯’亦即經(jīng)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