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和王安石的深厚友誼

曾鞏和王安石的深厚友誼

　　他們是同時代的人，交往幾十年，從最初的惺惺相惜到最后的疏遠分離，是他們各自遵崇的“儒家”和“法家”思想分歧，還是因為王安石“非前人過多”呢?本文將為你一一講述。 　　曾鞏和王安石是同鄉(xiāng)，兩家還有姻親關系。王安石夫人吳氏的祖母曾氏，是曾鞏祖父曾致堯的女兒。曾、王兩家有著密切來往，曾鞏的父親曾易占曾與王安石的父親王益研習學問。但兩人童年、少年并無接觸。直至景佑三年(1036)，曾鞏赴京趕考，才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彼此傾慕，結成摯友。這年曾鞏18歲，王安石才16歲。 　　慶歷元年(1041)，曾鞏入太學。寫信給歐陽修，受到歐陽修的賞識。但他科場并不順利。轉年，王安石先登進士第。慶歷四年，曾鞏祖母卒，就州學。作《上歐陽舍人書》推薦王安石。慶歷六年，曾鞏作《再與歐陽舍人書》，言：“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誠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再向歐陽修推薦王安石。 　　這期間，王安石在《同學一首別子固》和《答段縫書》，也高度評價曾鞏的文章，說：“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 　　這一時期，王安石已在地方任職。慶歷七年起知鄞縣，很有政績。皇佑二年，30歲的王安石知鄞三年，秩滿離任?；视游迥辍⑼ㄅ惺嬷?。至和元年，王安石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賢校理，辭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而曾鞏則多次參加科考都不順利，感嘆自己“多難而貧且賤，學與眾違，而言行少合于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于求聞”，但這也是他也“用心于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余旨，以自樂于環(huán)堵之內”，在學業(yè)上大有進展。而且文章名氣也越來越大?？傊?，這段時間王安石作為一個成功的地方官員，積累了行政經驗，名聲也越來越響，而曾鞏科場、仕途不如意，但卻得以潛心于儒家經典的研習，兩個人各有收獲。 　　王安石長期的官員經歷，讓他對當代政治現(xiàn)實有更深刻的了解。而曾鞏則缺乏這種了解。此間，王安石作《贈曾鞏》：“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挾才乘氣不媚柔，群兒謗傷均一口。吾語群兒勿謗傷，豈有曾子終皇皇。借令不幸賤且死，后日猶為班與揚。”一方面仍然稱贊曾鞏的文章，另方面則看到曾鞏的弱點，最后的兩句話“借令不幸賤且死，后日猶為班與揚”，尤其值得注意。王安石想到，曾鞏在政治上不一定能有所作為，有可能僅僅是作為一個杰出的文章家而在歷史上留下名字。 　　這一年，曾鞏已經37歲。而王安石雖然比曾鞏小兩歲，已有11年的從政經歷。不過，兩年之后，曾鞏參加科舉考試也進士及第，走上仕途。最初被任命為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司法參軍，不久，曾鞏得到歐陽修的薦舉，奉召回京，編校史館書籍。從此至熙寧元年，曾鞏做了近10年京官。而王安石仍然主要是任地方官員。嘉祐三年，王安石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轉年，上書仁宗皇帝，力主“變更天下之弊法”但未受仁宗皇帝的重視。此后的英宗朝，王安石一直在地方任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回倒朝廷，得到神宗的支持而發(fā)動“變法”。對于熙寧新法，曾鞏沒有發(fā)表過具體意見。但他在《過介甫歸偶成》詩中說過：“心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迕。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 從中不難看出，兩人在變法問題上確有分歧，曾鞏曾勸說過王安石，但王安石完全沒有接受曾鞏的意見。 　　實際上，在此之前，曾鞏與王安石在思想上已有分歧。這首先表現(xiàn)在對仁宗朝的看法上。王安石雖為仁宗朝的官員，但他對仁宗時期的政治是相當不滿意的。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做《百年無事札子》，更認為仁宗晚年社會問題嚴重：“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及“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因此，才大有改革的必要。但當時，大多數(shù)士人對仁宗都有非常高的評價，曾鞏也是這樣。早在嘉祐二年，即曾鞏登進士第的那年，他做作《擬峴臺記》，寫：“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災少。其民樂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積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fā)召之役也。君既因其主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體其暇日，而寓其樂于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雖寫的是撫州，但這也是對仁宗朝的觀感。嘉祐八年，仁宗去世，曾鞏做《范貫之奏議序》，更說：“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國四十余年，能承太平之業(yè)者，繇是而已。后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本，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后知其時之難得。”表現(xiàn)了對仁宗的感情。 　　而且，當時人對仁宗的態(tài)度，并不簡單是對一個君王的態(tài)度，實際上也是對儒家思想學說的態(tài)度，仁宗所作所為，在曾鞏等人看來，正體現(xiàn)著儒家的思想。而王安石的變法，則帶有法家的色彩，而與儒家思想有異。王安石對商鞅表示尊重，其詩《商鞅》言：“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千金輕。今人未可議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應該注意，中國古代的法家的“法”，與現(xiàn)在的“法制”不是一回事。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有兩家，這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的特點是站在“臣”與“民”的立場上，代表臣和民對君王提出要求。他們強調的是“德”，這“德”主要是對君王提出要求，要求君王成為“有德之君”?！?儒家政治理想是什么 　商鞅徙木立信論翻譯 ) 　　而法家的特點，是站在君王的立場上，為君王獻計獻策。以他們的“法”來幫助君王控制臣子和百姓。正因如此，儒家學者對這樣的“法”是很警惕的，他們往往著眼于“法”的負面性或副作用，提出批評的意見。古代的對于法家重視法制，令行禁止，他也是贊賞的。曾鞏對“法”是有些警覺的?；视尤?1052)曾鞏作《送丁琰序》：“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shù)更法以御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王安石強調“法度”的重要性，而曾鞏卻認為“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顯然，兩人的看法很不相同。 　　王安石自然并非完全反對儒家思想，不過，在他的心里，事功為第一，儒家思想放在其后。王安石曾做《大人論》，文中列出“大人、圣人、神人”三類并加以區(qū)別，提出：“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圣，由其事業(yè)而言謂之大人。古之圣人，其道未嘗不入于神，而其所稱止乎圣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在他的心目中，道、德、事業(yè)齊備的人稱為神人，孔子事業(yè)不顯，只能稱為圣人。而且，因重視事功，那么，除儒家思想之外，別的思想，如法家的思想，自然也可以用，而不是非用儒家不可，進一步說，就事功的建立而言，儒家思想的價值倒并不是很大。這樣的觀點，顯然是儒家信徒所不能接受的，曾鞏也不能接受。在真正的儒者心中，立德才是最重要的，而立功是第二位的。 　　人們早就注意到了曾鞏和王安石交往中這種“始合終暌”的現(xiàn)象。但多是把王安石的個性乃至人品問題看作是曾鞏疏遠他的原因。 　　宋陳鵠在《耆舊續(xù)聞》卷二中說：“介甫微時，與曾子固甚歡，曾又薦于歐陽公，既貴，而子固不屈，故外補近二十年。元豐末才召用，又每于上前力詆子固與蘇子瞻”。 　　元人脫脫在《宋史·曾鞏傳》記載：“(鞏)少與王安石游，安石名譽未振，鞏導之于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于有為，吝于改過耳。”給人的印象是，王安石的“吝于改過”，是曾鞏疏遠他的原因。 　　清人錢大昕在《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十六中說：王安石作《韓子》詩：‘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夸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對韓愈加以非議。而曾鞏對此不滿，曾說：“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 譏王安石“非人太多”。認為這也是南豐后來疏遠王安石的原因。對王安石的這種輕抵前人的做法，曾鞏當是不滿的，但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疏離的原因，更應是兩人在重大社會問題上思想見解的不同。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以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春風得意，而曾鞏則自求補外得到批準，通判越州，自是在各處做了十二年的地方官。元豐六年(西元一○八三年)，曾鞏持母喪過金陵，王安石登舟吊之，同年曾鞏病于江寧，王安石也曾去看望，曾、王二人之間仍個人的交往，但也僅此而已，兩人在社會政治思想上，早已是“道不同不相與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