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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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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義

  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治國方式?是依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抑或兩者結合?早在2500余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一個極其合理的方案,回答了這個問題。小編整理了相關資料,希望能幫助到您。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義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段話出自《論語·為政》篇,大意是,如果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法來規(guī)范人民,那么他們雖然也能免于犯罪,但會喪失羞恥心;如果用道德來引導人民,用禮樂來規(guī)范人民,那么他們不僅不會犯法,而且有羞恥心。

  在這里,孔子將“齊之以刑”與“道之以政”相應,將“齊之以禮”與“道之以德”相應。這樣就有兩種治國方案,一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其效果是“民免而無恥”;二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其效果是“有恥且格”。

  從效果看,二者的高低上下之分顯而易見。這是否意味著孔子主張放棄第一種方案而獨用第二種方案呢?答案是否定的。否則他就不會擔任魯國司法長官大司寇了。在這里,孔子是想告訴我們,相對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更加根本、更加重要,應該成為治國的主要方式。所以,孔子治國理念的基本思路是德主刑輔。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四種治國方式可以分別簡稱為德治、禮治、政治(以政令、制度來治國)和刑治,它們是有深刻的人性基礎的。

  早在殷周之際,人們就注意到人性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國語·晉語》說:“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厚”就是增長、發(fā)展、培養(yǎng)。既然“性”值得“厚”、需要“厚”,那么說明它有積極的一面,或者說善的一面。戰(zhàn)國中期孟子的性善論,正是從這一傳統(tǒng)發(fā)展而來的。另外,《尚書·召誥》曰:“節(jié)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節(jié)”就是節(jié)制,“性”既然應該“節(jié)”、需要“節(jié)”,說明它有消極的一面或者說惡的一面。這正是戰(zhàn)國末期荀子性惡論的濫觴。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貌似針鋒相對,其實并不矛盾,他們只是看到人性中不同的側面而已。

  既然人性中有積極的、善的一面,也有消極的、惡的一面,那么健全的、合理的、理想的治國方案應該是在最大程度上激發(fā)人性中積極的、善的一面,同時在最大程度上節(jié)制消極的、惡的一面。孔子的四種治國方式正符合這種要求。具體言之,德治和禮治的功能主要是激發(fā)人性中積極的、善的一面,其中德治有利于人們將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呈現(xiàn)、發(fā)揮出來,禮治可以幫助人們對其加以文飾、美化與升華。政治和刑治的功能則在于節(jié)制人性中消極的、惡的一面,其中政治強調(diào)防患于未然,刑治重在懲罰已然之惡行。

  如果以德治、禮治所促發(fā)的人性中積極的、善的一面所占的比重高,那么需要政治、刑治所限制的人性中消極的、惡的一面所占的比重就小。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孔子為什么重德治、禮治而輕政治、刑治了。

  在具體治國中,孰重孰輕,孰緩孰急,則在于社會現(xiàn)實。天下有道,則德治、禮治所占的比重居高;天下無道,則政治、刑治的比重居高。高明的政治家就像調(diào)音師,能夠在二者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

  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結合,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義。

  孔子主張“愚民政策”嗎?

  曾幾何時,《論語泰伯》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被視作孔子提倡愚民政策的鐵證反復提及。實際上,這是后人曲解了孔子真意。這句話的正確斷句應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它體現(xiàn)的是孔子的重民、愛民、知民思想,與所謂“愚民”思想風馬牛不相及。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孔子于學術界的名聲不是很好。在普通民眾中,人緣亦難稱上佳。更有甚者,凡言孔子,必呼之為“孔老二”以示鄙夷。往日的“至圣先師”竟淪落到如此窘迫的境地!其實,人們反對孔子緣于對孔子的誤解,而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句,恐怕要數(sh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尤其在強調(diào)階級對立的時代,孔子斯語被統(tǒng)治者拿來用做愚民政策的理論依據(jù),兩千余年間,受此荼毒的勞苦大眾真的不知凡幾。

  事實上,人們真的誤解了孔子。若翻開《論語》、《孔子家語》等先秦儒家典籍看,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則外,竟再難尋出一句孔子有愚民傾向的話語。單憑一言就斷定孔子有“愚民”之意,結論下得有些匆忙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語出《論語泰伯》篇。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孔子門下的哪個弟子,就這么記下了老師這句話,連個前后語境也欠奉。雖只是簡簡單單10個字,但既缺少了上下文意串接,無論如何解釋,總會有斷章取義的嫌疑,也無怪乎后人會因這句話而爭訟不已。

  傳統(tǒng)解釋即“愚民”說的代表人物首推鄭玄。鄭玄對該句的注解還算詳細:“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劉寶楠《論語正義》引)鄭玄以為,國家法度,只讓老百姓照著做就行,千萬不能讓老百姓知道為什么要這么做。否則的話,讓一些人知曉了內(nèi)中詳情,定會對王法產(chǎn)生輕視之心,從而會變得不再聽話。鄭玄的觀點影響很大,宋代王安石對其深以為然,他說:“‘不可使知’,盡圣人愚民之意。”(《朱子語類》)今人楊伯峻也認同這個觀點。

  按照鄭玄的說法,孔子是將民眾完全置于了被統(tǒng)治、被支使的地位!百姓的知情權被剝奪,成為了一個個只知以服從國家命令為天職的順民、奴隸。這曾成為孔子除“克己復禮”妄想搞復辟之外最大的罪狀。

  但事實上,這里始終存在著一個繞不過的大問題。要知道,說孔子愚民,單單是與孔子的教育思想就極相抵牾的。但凡統(tǒng)治者實行愚民政策,不外乎通過限制教育、控制輿論等手段來達到愚昧人民以維護統(tǒng)治的目的。而孔子,則向來是主張對民眾施行教育的。他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孔子以為,除了極少數(shù)天生便能通曉天下萬般事物的圣人外,余者都是需要學習的。

  其實,百姓需要學習,政府責無旁貸。在孔子思想里面,“教民”思想乃一極重要之環(huán)節(jié)?!墩撜Z》里記載了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孔子到衛(wèi)國去,冉有為他駕車??鬃涌吹绞忻胬镂跷跞寥羴硗娜巳海锌溃?amp;ldquo;人口真多呀!”冉有隨即問:“人口已經(jīng)夠多了,還要再做什么呢?”孔子回答:“使他們富起來。”冉有再問:“富了以后還要做什么呢?”孔子又回答道:“教化他們。”故事雖小,見微知著。俗話說:衣食足而知榮辱。故事里面所反應出的孔子由“庶民”到“富民”再到“教民”三段治民理論,順應了民性,著眼于長遠,實在是非常的有見地。再具體到如何“教民”問題,孔子最贊成的是德教。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孔子以為,讓民眾沐浴在德禮教化之下,必能幫助他們明是非,知榮辱,使其進退有度,舉止有節(jié),社會藉此安樂,國家依此長安??鬃恿Τ?amp;ldquo;教民”的言論還有許多,如“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等,在這就不一一列舉了??傊瑥倪@些話語中我們是絲毫看不到孔子有愚民之意,相反,感受的更多的是孔子那番期盼百姓接受教化,求知向?qū)W的良苦用心。

  三國時期的何晏,其見解又略有不同。他在《論語集解》中說:“由,用也??墒褂枚豢墒怪撸傩漳苋沼枚荒苤?。”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語出《易·系辭上》,原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系辭》本孔子所作,以此為據(jù),何晏巧妙地將“不可使知”的責任轉嫁到百姓頭上,認為由于百姓愚鈍而圣人之道又太過深奧,百姓只能用而不能知。何說與鄭說相比,有了很大進步,可惜仍未脫愚民范疇。

  真正挺身而出為孔子鳴冤者,始于宋人。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說道:“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又引程頤語:“圣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則是后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圣人之心乎?”公開為孔子叫屈。程朱雖仍走何晏將“愚民”問題化為“民愚”問題的老路子,但二人首次明確指出了孔子本人絕無愚民之意,只因開啟民智,“盡使民知”的難度實在太大,唯有避難從易。為此,朱熹還特意打了個比方。他說:“圣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卻無緣又上門逐個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shù)苷呤侨绾?,自是無緣得如此。”了了幾句,孔子無奈之情躍然紙上。南宋以后幾百年間,程朱二子被奉為學術權威,他們的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指定教材。自此,程朱說幾成定論。

  到了清末,對于這句話的解讀終于再起波瀾。我們知道,中國古代行文講究用詞精煉,章法緊湊,可偏偏又沒有標點符號,這對閱讀造成了一定困難。于是,聰明的古人發(fā)明了一種“明句讀”的學問。同一句話,于不同處斷句,意思竟會大相徑庭。梁啟超深悟其中三味,他在《孔子訟冤》中說道:“此句正讀應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關于君主立憲,民眾已有此知識,就立刻實行之;民眾尚無此知識,就開發(fā)民智,創(chuàng)造條件,準備盡速實行之。”(見《新民叢報》第八號《雜俎》欄《小慧解頤錄》,1902年)在梁啟超口中,孔子搖身一變竟成為伸張民權的先行者了。然而梁氏之語,大有將孔子“民主化”的意思,很受人詬病。二十年后,就連梁啟超自己也放棄了這個觀點,重回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舊路。

  梁啟超雖重歸程朱舊路,但這并不表明程朱所言真的符合了夫子本意。事實上,程朱所說,還是十分值得商榷的。程朱二子將孔子“不使民知”的原因歸結于“民愚”身上,認為百姓天生愚鈍,就連圣人也難以開解,無奈避難從易。此說固然替孔子洗刷了冤屈,但不免又多了許多不通之處。首先是“民愚”問題。我們知道,孔子很早就投身到教育事業(yè)當中。他一輩子教授弟子無數(shù),桃李滿天下,《史記》說他“授徒三千,賢者七十二人”。孔子秉持“有教無類”的教育原則,將招生資格放得極寬,凡年滿十五歲者皆可入門,不限出身,不限民族,不限生源地。須知在孔子之前,一般只有貴族家庭的子弟才有資格上學??鬃哟伺e,堪稱開創(chuàng),一時間,各地學生云集景從,迅速匯集到孔子門下。這些學生中除子貢、孟懿子、司馬牛等少數(shù)幾個出身富貴家庭之外,其余出身多很普通,乃至有些五花八門,如:子路出身“野人”,仲弓是“賤人”之子,子張家庭貧賤,更離奇的是,有一個叫顏涿聚的學生在入門之前竟從事過盜賊這種職業(yè)。試問假若孔子真以為“民愚”而難教的話,費心費力收取這許多弟子不是自討苦吃?

  其次,依程朱二子之言,一個尷尬的問題令人難以避免:對于百姓長期處于愚昧狀態(tài)且難以改變的事實,孔子畏難而退了。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這簡直就是對孔子一生的真實寫照。十四年去國游歷,風沙漫野,碰壁無數(shù),雖九死而猶未悔,只為證道!孔子之倔強堅毅廣為人知,就連魯國看城門的都知道有一個“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的孔夫子。這樣的孔子,以為他會在困難面前主動退縮,是不是有些小看人了?

  最后,《論語·陽貨》篇記載過這樣一則事情:子游升官做了武城宰,孔子帶著一眾學生前去參觀,剛行至城下,便聽到了彈琴、瑟并歌唱《詩》的聲音??鬃虞笭栆恍?,說:“殺雞焉用牛刀?”子游回答道:“過去我聽老師您說:‘執(zhí)政者學了禮樂制度和文化就會具有仁愛之心,百姓學了這些也會變得容易聽從政令。’”孔子說:“學生們!子游的話是對的。我前面說的話是和子游開玩笑而已!”這個故事出現(xiàn)在《論語》里面,可信程度當然很高。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不僅十分贊成使百姓“知”,他的弟子更已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做到了讓百姓“知”。由這個小故事來反過頭來看朱程二子之言,又如何作解呢?

  朱程二子之說多有缺疵,看來非是孔子本意。那么,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語究竟意旨何在呢?前面所提梁啟超之新解,雖未得到大家認可,但梁啟超所用之斷句法卻給后來者以無限啟迪。此后,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新斷句層出不窮,僅廣泛流行者就有四種。其中最契合夫子思想者,莫過于這種斷句: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此標點的話,該句的意思就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百姓可以被支使,(君主)就順其自然,由其所為;如果百姓不可以被支使,(君主)就要知曉(百姓為什么不能被支使的)原因。這樣一來,哪還有絲毫愚民思想的影子。

  孔子曾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wèi)靈公》)不強求別人做不愿做之事,是一個人最基本的處世準則。君子蒞民,更需如此。孔子以為,民眾乃邦國之本,君主制定國策,必須要充分考慮到民眾的意愿,從百姓的實際出發(fā),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如此的話,百姓自然會樂于聽從政府政令。君主與百姓魚水和諧,國家自然會變得繁榮強盛。“民可使,由之”,其目的即在于此。

  君主欲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卻不能無的放矢,而是要建立在知曉民情、民性的基礎之上。百姓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為什么愿意那么做,為什么不愿意那么做,都要考察清楚,并將之作為其后行政的參考。這就是孔子所謂“知之”?!洞髮W》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論語·衛(wèi)靈公》里孔子又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可見,一個合格的“民之父母”,一定是善于深入群眾者,對群眾之“好”、“惡”能做到心中有數(shù)。關于孔子“知民”思想,表達最為直白透徹的,還是要數(shù)《孔子家語·入官》篇,“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zhí)政者,民之表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后民乃從命矣。”在這里,孔子特別強調(diào),為政做官,除了對百姓起表率作用外,就是要對百姓有所了解。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為政知曉民性,順應民心,百姓心悅誠服。

  “以民為本”是儒家重要的政治理論之一。這個理論不是孔子創(chuàng)造的,它源于周公“敬天保民”思想,但將它發(fā)揚光大的,卻是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體現(xiàn)的正是孔子的“民本”思想,與愚民思想風馬牛不相及。“孔子愚民說”之所以長期盛行,當是與孔子在古人心目中的超然地位有著莫大關系。但凡統(tǒng)治者欲實行愚民政策,如何缺得了孔子“至圣先師”這塊響亮招牌作掩護,為此,他們不惜曲解孔子本意。兩千年來,孔子為他們背負了無數(shù)罵名,時至今日,怎能還讓這種錯誤再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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