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文化政治論文怎么寫

　　文化是人的本質(zhì)的存在，沒有文化，人就相當于樹沒有葉子一樣。小編整理了高中文化政治論文，歡迎閱讀!

　　高中文化政治論文篇一

　　從文化研究到文化理論

　　內(nèi)容提要　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轟轟烈烈地開展著的文化研究，就其傳統(tǒng)和后來的實踐看，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對“理論”的忽視，其嚴重的后果是文化研究對日常生活批判力量的喪失。為了更好地推進文化研究事業(yè)，應該適時地發(fā)展文化研究的理論維度，這既是學科性的，即從文化研究走向文化理論，但更是理論批判意識的自覺。

　　如今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轟轟烈烈地開展著的文化研究，就其傳統(tǒng)和后來的實踐看，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對“理論”的忽視或丟棄，其嚴重的后果是文化研究對日常生活批判力量的喪失。在其新近出版的《理論之后》(Afcer Theory)一書，英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伊格爾頓對他所謂的“文化理論”冷嘲熱諷，盡顯其殘酷而優(yōu)雅的風格：

　　一切是再明顯不過了。研究乳膠(代指性——引注)的文學或肚臍環(huán)的政治意涵，是完全按照一句古老且深具智慧的箴言字面上的意義——學習應該是充滿樂趣的;就像你可以選擇“全麥威士忌的口味比較”或“臥床終日的現(xiàn)象學”作為碩士論文的主題。于是，智識生活與日常生活之間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從電視機前離開便能寫出你的博士論文是有很多好處的。搖滾樂在過去是那種讓你從研究中解脫的娛樂，不過它現(xiàn)在很有可能正是你所研究的對象。智識事務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內(nèi)，而是屬于媒體與購物商場、臥房與妓院的世界。如此一來，智識生活再次回到日常生活;只不過是冒著失去對日常生活進行批判的能力的風險罷了。

　　雖然他所稱的“文化理論”主要是指后現(xiàn)代的法國理論，但實際上這里則更是針對著由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所開創(chuàng)的“文化研究”。它的一個主要特點，一如伊格爾頓上述的描畫，就是智識與日常生活的親密接觸，甚至最終可能的融為一體。與“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提法相接近，這或可叫做“日常生活學術化”吧!對于日常生活，這結(jié)果是什么，伊格爾頓沒有說。但對于知識或?qū)W術，伊格爾頓則明白無誤地警告，這將最終導致其對日常生活之批判能力的喪失。

　　客觀地說，伊格爾頓此言真是一個洞見!文化研究的任務，就其傳統(tǒng)和后來的實踐看，不是批判日常生活，而是捍衛(wèi)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無論怎樣地被“文化工業(yè)”所麻痹，但由于它是“生活”，即生命自身的過程，因而便具備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再者，由于它是以“生活”為基礎的對媒介話語的處理，因而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英國文化研究的一個觀點是，它決不相信什么“文化工業(yè)”的腐蝕性力量，不相信什么“意識形態(tài)”對主體的“詢喚”和構(gòu)造(阿爾都塞)。例如，大衛(wèi)·莫利就認為，觀眾不僅僅有自己的語碼，那尚是話語的層面，他們更有自己的生活語境，因此其解碼就不是被動的接受，而是將媒介話語置于自己的日常語境，如此，生活的力量自會解構(gòu)媒介話語的強勢灌輸。如果可以認為“話語”或“意識形態(tài)”有時是致幻劑，那么“生活”則就是它們最為徹底的解藥。文化研究當然是不想反思日常生活了;相反，它將日常生活本體化、理想化和神圣化，最終的結(jié)果就是，它不再能夠反思日常生活。這是伊格爾頓的憂慮所在。

　　文化研究對日常生活的崇拜，來自于雷蒙德·威廉斯對“文化”的新的定義：在其《文化與社會》(1958)中，威廉斯提出“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質(zhì)的、知識的和精神的”;威廉斯進一步解釋說：“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描繪，這種生活方式表達某些意義和價值，但不只是經(jīng)由藝術和學問，而且也通過體制和日常行為。依據(jù)這樣一個定義，文化分析就是對暗涵和顯現(xiàn)于一種特殊生活方式即一種特殊文化之意義和價值的澄清。”威廉斯“文化”定義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將“物質(zhì)的”生活，將物質(zhì)性的“體制和日常行為”，納入“文化”的范疇。盡管他沒有將知識的和精神的“文化”剔除出去，但物質(zhì)性文化的介入，如果不是取消，至少也是削弱了文化的反思功能，最終則會導致其批判功能的喪失。文化不反思，文化只是“無意識”地生活著。而現(xiàn)今廣為流行的，“物質(zhì)文化”概念，其“物質(zhì)性”除去是指文化的物質(zhì)形態(tài)外，另外一個未被注意的內(nèi)容就是“無意識”。不是詹明信的“文化無意識”，而是文化，(即)無意識。人們已經(jīng)接受了這一點：無意識乃是文化最為基本的特征。

　　作為威廉斯“文化研究”的傳承者和發(fā)揚光大者，霍爾則基本上是一個理論的“實用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對他來說，理論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對闡發(fā)現(xiàn)實文化問題有用。他曾經(jīng)向訪問他的中國學者表白.理論“其實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們自己的問題。對于理論，你要讓它對你發(fā)生作用。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說他的工作就是生產(chǎn)理論，而我呢，則是運用理論。我不生產(chǎn)什么理論，就是運用。在霍爾的文化研究中，理論顯然只是被降低到“工具—使用”的層次。莫利也不時地嘲笑理論，說理論因其抽象而可以在全球兜售，賺取更多的教席和學生。不過也有人還嫌不夠，要求霍爾所領導的“文化研究”應該回歸到社會學的本位，肩負起社會學的重任，因為據(jù)說霍爾多少還有些“話語轉(zhuǎn)向”或“文本中心”的后現(xiàn)代嫌疑。

　　文化研究的當前變化可以說愈來愈“非理論化”了。在英國有托尼·本內(nèi)特的“文化政策”轉(zhuǎn)向，他將文化政策置入文化研究之中，關心文化的“政府性”而非“抵抗性”。本內(nèi)特是以被稱為文化研究的“修正主義者”。的確，他在開放大學接替霍爾社會學教授一職，也可以說象征著英國文化研究一次重大的“修正主義”轉(zhuǎn)向。如果說霍爾是將“理論”轉(zhuǎn)化為“批評”，此時“理論”尚有存留，那么本內(nèi)特則是將“批評”修正為(實證/科學)“研究”，“理論”終于變得可有可無了。在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好像就從未“理論”過，文化產(chǎn)業(yè)研究一直是它的主流，這當然與本內(nèi)特的言傳身教有關(他曾一度執(zhí)教澳洲)。目前文化研究課程在歐洲高校正呈遍地開花之勢，但多是在傳媒系科，屬于應用型社會科學，很少引起“哲學”學者的關注。上世紀90年代，文化研究搶灘中國，在與文學研究發(fā)生過激烈而短暫的交鋒后，便旋即毫無爭議地轉(zhuǎn)入文學研究者比較陌生的文化產(chǎn)業(yè)研究了。文化產(chǎn)業(yè)研究者認定，一方面，文化可以經(jīng)濟化——文化不能只是為經(jīng)濟搭臺，讓經(jīng)濟唱戲，它本身就是經(jīng)濟，就是經(jīng)濟時代的主角;另一方面，經(jīng)濟也要文化化，就是說，經(jīng)濟為了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其效能，通俗地說，為了增加(產(chǎn)品)附加值，也需要“符號化”和“審美化”——這是經(jīng)濟文化化的核心內(nèi)容。無論本內(nèi)特們或者中國文化研究者們是否愿意承認，這類對文化的應用性研究，都將導致文化之批判功能的某種程度的淪喪。文化產(chǎn)業(yè)研究是沒有立場的，如果說有的話，那只有一個，就是替利益張目，而非為“文化”執(zhí)言。文化研究演變到文化產(chǎn)業(yè)研究，它也就完全成了一門實用經(jīng)濟學，它決非“政治經(jīng)濟學”，文化研究在其起源處的政治情結(jié)至此消釋殆盡。如法國理論家波德里亞的符號經(jīng)濟論本來是一種如法蘭克福學派那樣的社會批判理論，而現(xiàn)在許多中國文化學者卻鼓動將它拿來打造產(chǎn)業(yè)“品牌”形象。拋棄了批判

　　理論， 文化產(chǎn)業(yè)將只會生產(chǎn)“景觀”(spectade)或“擬像”(simulacrum，一譯“虛像”)，一種歪曲真實的虛假形象。君不見，在影視界，我們的前衛(wèi)編導們不知生產(chǎn)了幾多“中國擬像”，不，是“擬像中國”，與真實中國無關的“擬像”。他們不對真實負責。

　　文化研究在目前中國的另一 發(fā)展是由各路學者紛紛涌人的所謂“文化批評”，其中情況較為復雜，不可一概而論。但有一點則很明顯，就是它對大眾傳媒如報紙、廣播、電視和因特網(wǎng)等等的本體性依賴。文化批評的聲音多在這些場所出現(xiàn)。大眾媒介是深受市場定律的制約的，發(fā)行量、收視率、點擊量無時不在折磨著媒介人的神經(jīng)。在這樣的場所，“文化批評”當然不可能有什么獨立的作為，它必須跟著市場走，必須吸引眼球，否則就不給上版、上鏡、上傳。大眾媒介似乎有時也歡迎一些“獨特”的聲音，批評好像還是有自己的空間的，但別忘了，它要你的獨特，是用你的獨特做賣點!大眾媒介時代的文化批評難逃一種偽文化的“大眾批評”的厄運。歐洲理論新星齊澤克對文化研究持悲觀態(tài)度，但他的悲觀卻不是毫無道理的。他發(fā)現(xiàn)，文化研究對權力的反抗正好為權力所需要，因為權力正是通過對差異的承認和整合來建立和穩(wěn)定自身的。我們不是要整個否定文化批評，它至少還給大眾提供了有限的公共空間，我們在此僅僅是想提醒，文化批評，可別忘記了“理論”和“反思”。而對那些只會嘩眾取寵的、迎合市場的所謂“文化批評家”、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或販賣“激進”，或販賣“保守”，扭捏作態(tài)，裝瘋弄傻，假冒先知，需要聲明的是，我們則無須去提醒，因為他們比誰都“清醒”，他們無非是在演戲、“賣”“藝”。

　　文化研究是“生活本體論”的，而理論則是認識論的，它假定主客體二分模式的永恒性，我們無論如何地“棄智絕圣”，都不能將認識主體取消干凈。當我們與自然一體時，我們將不再是能夠認識的人，而如果承認我們自己作為人的存在，那么“認識之眼”將是我們最基礎的本質(zhì)。而且，我們知道，“理論”的原義就是“觀看”。當年胡塞爾之所以無法改正其“自我”中心主義，非其不為，是邏輯上之不能也。莊子難題“子非魚”當然是我們?nèi)祟惖木窒?，但它也給予我們“認識”世界的超越性位置。高舉“生活本體論”的文化研究，不管其有意還是無意，將不會形成“觀看”因而“批判”生活所要求的距離。

　　后現(xiàn)代主義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反對認識論，反對主客體二元論的，其實，它反對的是在二元論的認識論中對主體之絕對支配地位的認定，而不是在其根本意義上的認識論。德里達認為意指總是被“延異”，是因為二元論的認識論，能指與所指的對立和張力永遠無法克服。就此而言，解構(gòu)，甚至包括一切后現(xiàn)代的主張，都不是對認識論的取消，而是通過揭示認識論內(nèi)部的復雜性，而嘗試創(chuàng)新認識論。解構(gòu)是一種新的認識論，一種似乎沒有主體或自我的認識論——從前那個主體或自我并不純粹，總是摻雜著一定的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因而是有局限的、待解構(gòu)的。

　　與德里達的解構(gòu)相反，海德格爾的基礎本體論則試圖消滅認識論，它將人的一切認識活動都基礎化和本體化。認識不再獨立于世界，它就是我們在世的生活方式。在伽達默爾的解釋學中，“前見”甚至是“偏見”沒有什么可怕，它們構(gòu)成我們的基本存在，是我們理解能夠進行的先決條件。沒有“前見”，我們無以理解。我們只能在“傳統(tǒng)”中理解“傳統(tǒng)”。解釋學要的是“真理”，反對的是“方法”。在伽達默爾，“方法”是認識論的同義詞，而“真理”則是沒有“認識”的“傳統(tǒng)”。這就是伽達默爾那部名著《真理與方法》要告訴我們的“真理”。但是，當把“理論”、“認識”、“方法”統(tǒng)統(tǒng)本體化之后，這在文化研究，就是“生活化”，那么由誰來執(zhí)行對日常生活的審視、反思和批判呢?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的 哲學缺少這個反思的維度，威廉斯和霍爾則是更未曾想到過這個哲學性的問題。而一旦有了這樣的問題意識，他們的理論大廈將頃刻間崩塌。

　　英國文化研究沒有“理論”，這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但在這事實背后則是反思精神的匱乏，是認識論距離的消失。擁抱日常生活，當然不錯，因為我們就是日常生活;但這生活從來就不是自在的生活，其中有著多少的文化和觀念的沉積呀!換言之，生活從來就是文化的。將文化徹底地生活化，將可能使那些貌似時髦而實質(zhì)上腐朽、落后、不健康和非理性的文化因素被保護起來，移出我們的批判視野，逍遙于理性的法外。海德格爾與納粹政府的同流合污不是沒有哲學原因的。而真正的唯美主義者就不會如此。唯美主義乃是文化研究所要批判的一種激進的“審美現(xiàn)代性”(如對阿諾德的批評)。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英國文化研究也有向著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方向的努力。英國文化研究本就是英國 社會主義者或者左派的社會批判事業(yè)。德國著名文化研究學者雷納·溫特教授以威廉斯的著作為例，將英國文化研究當作一種批判理論來理解。他認為：“威廉斯，與1930年代的法蘭克福學派或是布爾迪厄十分相像，也提出了一個社會干預性的科學概念，這個概念將學術世界與日常生活聯(lián)結(jié)起來。”但人們不會想到的是，由于對“理論”和“反思”的放棄，其中被重新定義了“文化”的英國文化研究總是呈現(xiàn)出對現(xiàn)存制度的某種妥協(xié)。例如20世紀80年代，霍爾號召左派要向右派學習，要從“撒切爾主義”的右派改革中汲取教訓。再如，菲斯克對消費社會的游擊戰(zhàn)理論，莫利關于電視觀眾對強大媒體的積極接受理論，從另一方面看，其實也是要人們放松對消費和媒介之控制和霸權的警惕和抵抗。他們的潛臺詞是，我們無需積極地 組織抵抗，因為抵抗是天然地發(fā)生的。

　　英國文化研究作為一項學術事業(yè)已經(jīng)在全球展開。在中國，文化研究也有了十幾年的歷史，而且還在以勢不可擋之勢向各個學科推進。為了更好地發(fā)展文化研究事業(yè)，現(xiàn)在，我們必須正視其先天的不足，以及后天的局限。這就是說，我們應當將文化研究從社會學中解放出來，發(fā)展其理論的批判性力量，將文化研究作為一種理論，作為一種文化理論。這當然也是一種學科性的要求，但更是一種批判意識的自覺。

　　作為文化理論的文化研究，將會呈現(xiàn)出一副怎樣的面貌?其具體議程是什么?其與現(xiàn)實問題的切點在哪里?這些都是十分復雜的問題。但目前有一點應該毫無疑問，就是結(jié)合我國本土的文化理論資源，發(fā)展和建構(gòu)出一種能夠回應我們當代現(xiàn)實問題的文化新理論。如此說來，霍爾等“反理論”的宣言在另一方面卻也是在昭示我們，理論追求著普遍，然其無往而不在“地方性”之中。地方性的理論，其“普遍性”將不再是“放之四海而準”，而是對解決世界共通問題有借鑒，有啟發(fā)，簡言之，有對話的可能。事實上，在全球聯(lián)結(jié)的今天，任何地方問題都是自在地與世界問題相關聯(l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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