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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的選題技巧與獨創(chuàng)性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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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的選題技巧與獨創(chuàng)性探討論文

  好的選題,是論文成功的一半。撰寫學術論文,首先應在選題上下番功夫;草率盲目的選題,會嚴重削弱論文的社會價值或增強寫作的難度,弄不好還會半途而廢、推翻重來。欲選出既富有研究價值,又方便寫作的論題,必須恰到好處地確立選題目標、把握選題方向、劃定選題范圍。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學術論文的選題技巧與獨創(chuàng)性探討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學術論文的選題技巧與獨創(chuàng)性探討全文如下

  〔摘要〕 學術論文選題需突出“下沉到點,點面兼顧”的原則。首先,切忌大而無當、浮泛不實。所選“點”應該是有新意的、關鍵性的和前景廣闊的“點”;其次,學術論文選題要把“點”置于“面”的整體之中予以統(tǒng)籌考慮,盡量做到選題系列化和小中見大。此外,選擇“點”,要考慮“點”所在“面”的“恰當性”,就是說,研究方向的選擇切忌“變化快”、“難度大”和“自由度過低”等。學術論文的獨創(chuàng)性要努力實現(xiàn)選題新、材料新、方法新和觀點新。材料新即是文章中使用的是學界沒有發(fā)現(xiàn)過或對于某一主題沒有使用過的材料。方法新,包括創(chuàng)造新的方法、從其他領域引進新理論和新方法或采取觀察問題的新角度等;觀點新,除了較之前人的研究,在論文觀點上應當有所前進外,還有一個創(chuàng)新程度和分量的問題,即要拒絕平庸、追求沖擊力。

  〔關鍵詞〕 科研論文選題;下沉到點;點面兼顧;選題新;材料新;方法新;觀點新

  學術論文的選題技巧與獨創(chuàng)性是老題目,也是學術上永遠探討不盡的元問題。這里,根據(jù)筆者多年從事科研工作的體會,略述管見。

  一、 選題技巧

  選題是學術論文的首要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關鍵、具有戰(zhàn)略性的意義。選題好,論文不一定好,但論文好,一定要選題好。選題在論文寫作中的作用,不低于四成。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視選題這個環(huán)節(jié)。

  論文怎樣選題,是很難說清楚的一個問題。不同的專業(yè),不同的研究方向,選題都有其特殊性;而且,選題也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不過基本原則也還是有的。關于選題的基本原則,筆者想強調八個字:下沉到點,點面兼顧。

  1. 下沉到點

  選題一定要凝聚到“點”上,切忌“大而無當,浮泛不實”。寫論文最常犯的毛病,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好選大題目。前些年,據(jù)《自然辯證法通訊》編輯部報道,該雜志經常收到以下題目的文章:《宇宙論》、《宇宙定律》、《世界的本原》、《自然層次原理》、《生命探索》、《論思維》、《辯證法辯證》、《粒子論》等。這樣的題目,一本書寫不完,一輩子研究不好。它們不是一篇論文的題目,而是一個領域,甚至是一個學科!選這種題目做論文,最終都只能是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為什么有的人易犯選題大、空、泛的毛病呢?原因是很多的,關鍵的一點,是這些人往往缺乏“問題意識”。寫論文、搞科研,問題意識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胡適一幅題詞所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面對所研究的對象或經驗事實,應善于敏銳地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問題,有些人就缺少這個功夫。好像一個裁縫,買了面料,剪成一堆各種形狀的東西,放這了,但不知道做什么衣服,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在科學研究中,問題不是一般的問題, 而是“科學問題”。即科學前沿中的問題,學科發(fā)展面臨的問題。它不是哪一個人,也不是哪一部分人不明白的問題,是所有人都不明白的問題,科學上還沒搞清楚的問題;同時,也是比較成熟的問題,即有關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比較充分的問題??傊?,當我們說選題要“下沉到點”時,這個“點”指的就是科學問題,而且明確到一句話能說清楚,一聽就明白,讓人覺得,對,這個問題是該解決了!

  具體來說, “下沉到點”的“點”,應該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1) 它應該是具有新意的點,就是說,是別人沒有研究過的,研究過了但沒有研究透的,感覺研究透了但是有分歧的,以及應該予以糾正、補充或是需要重新審視的問題。比方說,筆者接觸到的北京大學一位博士生,她的博士論文選了個題目叫“秋石源流研究”。秋石就是中國古代發(fā)明的一種春藥,一種含有性激素的藥。它是從人的尿液中通過配方萃取出來的。李約瑟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它是中國古代26種最重要發(fā)明中的一種,也有人贊譽它為“古代藥物化學之花”。但是關于秋石是否真的含有性激素以及有幾種配方的問題,學界至今沒有定論。這個題目,特有新意,學界沒有解決的問題呀!如果解決了,就能引起關注。

  (2) 它應該是關鍵性的點。關鍵性的即是在學科發(fā)展中或者當前社會發(fā)展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當然如果二者兼具就更好了。一般地,在學科發(fā)展的需要和社會需要的交叉點上選題是最好的。期刊編輯通常強調選題要亮眼,什么樣的題目亮眼?就是這樣的題目!學科發(fā)展亟待解決的問題不亮眼嗎?當前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不亮眼嗎?如果二者兼具,就更亮眼了!這也就是通常說的選題“高起點”。選題選細枝末節(jié),做那些內涵貧乏的文章,意義不大,沒有影響。一個學科有待研究的問題就像一棵大樹,彼此有機聯(lián)系,地位不同。有樹葉、樹枝、樹干、樹根。上哪去選題?樹葉嗎?不,不要到樹葉上去選題,至少得選個樹枝,或者是樹干,勇氣大一點,經過可行性論證,也可以直奔樹根。這樣的選題,才具有關鍵性。愛因斯坦說得好:“我無法容忍這樣的科學家,他們拿起一塊木板,專找最薄的部分在最容易鉆孔的地方鉆了很多孔。”[1]

  (3) 它應該是前景廣闊的點。即有進一步開發(fā)的余地,能夠沿著這個點的方向繼續(xù)做下去、做很長時間,甚至夠做一輩子。選這樣的題目就不能隨便拍腦袋了,必須綜合考慮本學科的發(fā)展趨勢、自己的興趣和專長等因素。要把自己的選題置于整個研究領域來考慮,不可孤立地去選題??隙ㄒx一個點,但這個點不能脫離面,要使所選的點處于一個系列之中。就是說,選題要系列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選題技巧,為什么呢?它最明顯的優(yōu)點就是“經濟”。系列化的問題彼此之間是有內在聯(lián)系的,做完第一個題目就等于為第二個題目鋪平了道路,甚至是做完了一半的工作。如果說,孤立地選題是事倍功半的話,那么選題系列化就是事半功倍。一般地,凡博士論文選題是沿著碩士論文方向做的,不僅省勁、做得快,而且也容易做得比較好。試想,已經思考了三年的題目再思考三、四年,還能做不好嗎?   2. 點面兼顧

  選題一定要點面兼顧,把點置于面的整體當中,予以統(tǒng)籌考慮。貫徹點面兼顧原則,除了選題系列化外,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選點一定要考慮面的恰當性。點不是孤立的,它跟面息息相關,在哪個面即在哪個領域選題,是一個較之選題“下沉到點”更具戰(zhàn)略意義的問題。假如領域沒選好,那么,要想在這個領域選擇一個前景廣闊的點是很難的。所以,論文選題,還涉及研究領域的選擇,也就是科研方向的選擇問題。

  科研方向的選擇,是每一位搞科研的人必定會遇到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科研方向選擇得是否恰當,決定了一個人的學術高度和學術壽命。俗話說,“男怕找錯行,女怕嫁錯郎”,同樣,搞學術研究也千萬別站錯了隊,站錯隊,后果十分嚴重。總之,在選擇研究方向上一定要慎之又慎。

  在研究方向的選擇上,最容易犯的偏差有三種:

  一是變化快。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沒有一個確定的領域。表面看,某些人發(fā)表的文章挺多,但若問,此人是搞啥的啊?誰也說不清,包括他本人,這不是一種悲哀嗎?搞學問,一定要搞帶記號的學問,人人都能說得清你是哪方面的專家。有的人喜歡跟著形勢跑,這是膚淺的表現(xiàn)。

  二是難度大。選擇的研究領域,所需客觀條件、主觀條件都不具備,怎么去研究?選的研究方向太難,這在學術圈時有發(fā)生。有這樣一位大學教師,他揚言要推翻愛因斯坦相對論,結果研究了一輩子,直至退休,事業(yè)上一無所成,生活上窮困潦倒。由于選擇研究方向時,對研究方向缺乏清醒的認識,又過高地估價自己,結果很慘。再如,上個世紀70年代末,陳景潤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跡報道后,吸引了很多人繼續(xù)做這項研究。中科院數(shù)學所的所長楊樂不斷收到聲稱自己證實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來信,要求予以鑒定。楊樂不勝其擾,為此發(fā)表了公開聲明,他說,我建議凡是以哥德巴赫猜想為研究方向的人,退出來吧。為什么呢?目前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問題的數(shù)學工具還沒出現(xiàn),就是說條件不成熟。當然,上述兩個例子,比較極端。通常情況下,研究方向不至于這么難,但是較之自己的實力和條件,所選擇的研究方向過難,這個情況還是常見的。

  三是自由度低。即所選擇的研究領域大腦不能自由思考,手腳不得伸展。科學研究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而未知世界充滿了大量偶然因素,各種各樣的困難隨時都可能出現(xiàn),因此科學家在從事科學研究的時候,必須保持自由。

  自由,首先是心靈自由,其次是外部自由。心靈自由,是指思想超脫,擺脫名利羈絆,所選方向有可能使人一輩子陷進去出不來了,但就是這樣,毫不動搖。這種做法和上面說的情況不同。上面說的是所選方向過難,不可企及、不自量力。這里是,難,但經過奮斗,成功還是有可能的。順便說及,搞學術不可老是寫些小文章、搞點小項目,要做高水平的學術,一定要煉好基本功。正像蓋樓,要想把樓蓋得高一些,地基必須打深、打寬、打牢。其中最當緊的就是要熟讀本學科的經典著作。每個學科都有經典著作,要熟讀經典著作。筆者有句座右銘:“半部論語治天下,十部經典傲學林”,筆者不是主張驕傲,而是說,只要有十部經典著作爛熟于胸,在這個學科的同行面前,就有了底氣。一定要相信這一點。先查一下所在學科的經典著作是什么,著眼于學科的歷史發(fā)展、最新發(fā)展和國際視野,找出十本來,然后反復讀,讀透它!讀透,就是搞清一本書的作者提了什么問題,怎么提的,怎么論證的,基本觀點是什么;然后再跟作者辯論,正確評價其長短;最后“接著說”,超越原著,闡發(fā)自己的觀點。南懷瑾知名度很高,南懷瑾的功夫就在這里,他閉關修行了兩三次,躲進山林,隱居起來,啃四書五經。我們不一定隱居,但沉默兩年行不行?不發(fā)論文、不做項目,只看書,把經典啃透了。這一點在青年教師中間非常值得提倡,筆者積三四十年科研之經驗,有這么個體會:非淡泊無以明志,無寧靜不能致遠;淡泊、寧靜的實質就是保持心靈自由。

  外部自由,首先是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如果你的研究方向伸到禁區(qū)里去了,意識形態(tài)不允許,那就需要再斟酌;其次是指研究的物質條件充分?,F(xiàn)在搞社會學、管理學、法學等方面的研究,常常有社會調查的問題,沒有經費,寸步難行。另外,許多單位的統(tǒng)計資料不實,還不公開,這個學問沒法做呀,外部條件不行!

  顯然,這里所說的“自由度低”,主要是指所選擇的研究領域里的“外部自由”程度低。

  上面,我們對選題要下沉到的點,做了許多限定,諸如要有新意、比較關鍵、有前景等等,那么,這樣的點怎么去找呢?沒有捷徑,還是得從讀書、查資料入手。通過系統(tǒng)、全面地查找與自己研究目標相關的資料,摸清研究現(xiàn)狀、發(fā)現(xiàn)問題,然后通過所發(fā)現(xiàn)諸多問題的比較,找出自己中意的“點”。

  強調下沉到點,是不是就反對選擇宏觀題目?不是的,原則上說宏觀的、微觀的都可以選,不過選微觀的比較好一點。特別是年輕人,科研經驗比較少,選微觀的容易些,而且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可以收到以小見大、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論大問題還是小問題都是研究對象本身反映出來的,二者息息相關,密切相聯(lián)。小問題做大、做深入,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到大問題、觸及到事物深層的本質。正如讀一首或一組唐詩,譬如杜甫的《羌村三首》吧,對于該詩某一句的理解,可說是一個局部問題,它對于理解杜甫詩的思想和風格或許是一個小問題。其實,事情沒有那么簡單,1962年杜甫誕辰1250年之際,山東大學杜甫專家蕭滌非先生連續(xù)發(fā)表了兩篇小文章,專門辨析《羌村三首》“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一句中“復卻去”的主語是誰的問題。當時,學界有三種觀點:杜甫;嬌兒;杜甫或嬌兒均可。蕭先生主張“杜甫”說。在這兩篇小文章中,他把這個問題辨析得非常透徹,完全靠杜甫詩透露出的信息,一句句地引用。

  從杜甫孩子的年齡、《羌村三首》的寫作時間、“不離膝”所表現(xiàn)的親熱程度,以及杜甫一貫對孩子的態(tài)度等,進行了多方面舉證,最后有說服力地論證了他的觀點;同時充分展示了杜甫的匠心獨運和為文風格。蕭先生選用的題目也挺有意思,是《一個小問題,紀念大詩人》。他在文章中這樣說道:“用這樣一個小問題來引念大詩人,原本是不相稱的,但如果通過這一問題的爭論,使我們對詩人那種‘細論文’的精神有進一步的認識和發(fā)揚,那么對我們學習、研究和批判繼承文學遺產也將不是毫無意義的吧?”[2]你看蕭先生,一位唐代文學研究的權威,他為了論述杜甫“細論文”的精神,竟然選擇了一句杜詩的主語辨析這樣一個小問題。其結果,他對杜甫“細論文”精神的論述,達到了出神入化、感人至深的地步!   既然論文選題選微觀的比較好,為什么又說選宏觀的也行、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呢?這是因為,選宏觀的題目易于高屋建瓴、統(tǒng)籌全局、直逼根本。特別是,如果一個人有一定的學養(yǎng)、有關的學術積累厚實,選宏觀的題目當然是可以的。但是選宏觀的題目,必須考慮怎么去寫。不可面面俱到,要著眼于題目的整體,看哪個地方最關鍵,選擇一個關鍵點,由此入手,向深處開掘。這樣一來,仍然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二、 論文的獨創(chuàng)性

  學術研究的核心是發(fā)展新知識,所以,獨創(chuàng)性是學術研究的生命線。缺乏創(chuàng)新、搞重復研究,有悖學術規(guī)范,而且浪費人力、物力,浪費讀者的時間,是學術界所鄙視、拒斥的,所以一定要有創(chuàng)新的意識。

  一般來說,學術論文的創(chuàng)新,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方面,一是選題新,二是材料新,三是方法新,四是觀點新。選題新,已如前述,下面談后三新。

  1. 材料新

  材料新即是文章中使用的是學界沒有發(fā)現(xiàn)過的材料,或對于某一主題沒有使用過的材料。新材料可以是文獻上的,也可以是地下發(fā)掘出來的或田野調查得來的等;同時,新材料可以是一宗,也可以是零星的。比方說,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中國古書,特別是一些名著,并非自古傳下來的。秦朝焚書坑儒,燒了很多,后來歷史上又發(fā)生過幾次大的焚書事件。于是許多書沒有傳下來。既然如此,我們是怎么讀到的呢?靠學者“輯佚”,即從存留下來的古書里一句句、一段段、或一篇篇地輯錄出來的。據(jù)記載,僅從明代《永樂大典》這部類書里,就輯佚出了375種重要著作,共計4926卷。

  中國古代數(shù)學有部名著《算經十書》,它所包含的十本算經,有7本是從《永樂大典》里輯佚出來的。這些輯佚出來的書,每一本都是新材料,每本書的發(fā)現(xiàn)過程都可以寫成一篇好文章。這是一大宗新材料的例子,也有小到一件事、一件實物、一句話、一個詞、一個字的新材料。如《尚書》首篇《堯典》里面有一句話:“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這個“光”字是什么含義?學界有不同意見。大部分學者認為做“顯”解,清代著名學者戴震不同意,他認為應做“橫”解。古代“光”通“桄”,即今天的“橫”字。于是,他提出一個假說:未發(fā)現(xiàn)的《堯典》古本必定有將“光”作“橫”即說“橫被四表”者。后來,學界陸陸續(xù)續(xù)有幾個人給他找到了證據(jù),倒不是《堯典》古本的發(fā)現(xiàn),而是漢代典籍有此類句子:“橫被四表”、“橫被六合”等。這些證據(jù)的存在不是偶然的,對他的假說是有力的支持,使學界感到他的假說基本可信。學者們從古書里找出來的這些帶“橫被”的句子,就是新材料。依據(jù)這樣的新材料寫成的文章自然是好文章。

  另外,圍繞文章的主題,首次引入的外文材料、自己調查得來的材料等,都是新材料。

  通常,一些年輕學者對新材料不太重視。其實,新材料,絕不僅僅是材料的問題。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它和觀點是緊密相關的。一方面,新材料,尤其是關鍵性的新材料,對于支撐觀點是很有用的。例如,長期以來學界主流一直認為:不存在《孫臏兵法》,所謂《孫臏兵法》即是《孫子兵法》。結果,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把《孫臏兵法》和《孫子兵法》一起挖掘出來后,“不存在《孫臏兵法》”的觀點便不攻自破了。另一方面,當新材料發(fā)表后,就是作者不做概括,新材料里蘊含的觀點或理論也會被有些讀者感受到的。所以,新材料非常重要,是很有價值的。寫文章一定要重視到學術前沿、稀見文獻、地方史料、新出土的文物或社會實踐第一線去尋找新材料。筆者有一個習慣,到一個地方總是設法向當?shù)氐氖分巨k公室或者政協(xié)文史委要一點地方史料。有的地方史料尚未進入學界視野,十分珍貴。史學界通常高度重視材料,稱搜集一手資料為“采銅于山”(顧炎武語)。歷史學家傅斯年甚至說:“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他還有句名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3]。他代表了一派人的觀點,這一派對材料的強調盡管有些過頭,但重視材料這一基本觀點是正確的。

  2. 方法新

  方法新是指論文使用了新的方法。新方法包括新創(chuàng)造的方法、最先從其他領域引進到所研究領域的方法或者采取看問題的新角度等。其中,不同學科、不同領域間方法和理論的互相借用,是經常的、大量的,而且,隨著一個學科的逐步成熟,這種現(xiàn)象會呈急劇上升趨勢。例如,過去生物學不怎么用數(shù)學,現(xiàn)在不同了,目前生物信息學中,用到的數(shù)學有信息論、運籌學、概率統(tǒng)計、函數(shù)方程、動量理論等。方法對于學術研究,至關重要。不論對于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都是這樣??梢哉f科學誕生的關鍵在方法,科學突破的關鍵在方法,科學發(fā)生效用的關鍵也在方法。

  近代實驗科學是怎么產生的?它和古代科學是怎樣分開的?關鍵在于近代科學實現(xiàn)了實驗方法和數(shù)學方法的結合,從而為科學家確立了以定量的實驗觀測結果作為科學研究的出發(fā)點和理論檢驗的標準,制定了用數(shù)學抽象描述自然現(xiàn)象的各種參數(shù)及參數(shù)間相互關系的工作規(guī)范。古代研究自然依靠經驗、思辨和想象等,而伽利略研究落體運動,不僅做了斜面實驗,而且作為實驗結果的落體定律是用數(shù)學公式表達的。正是這樣,自然科學發(fā)展起來了。所以,自然科學誕生的關鍵在方法。為什么說科學突破的關鍵在方法?因為實現(xiàn)重大科學突破,走老路不成,非得獨辟蹊徑不可。每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的獲獎研究,總是伴隨著方法的更新,或在方法上有獨到之處。還有,科學發(fā)生效用的關鍵也在方法。想把科學發(fā)現(xiàn)轉變?yōu)榧夹g和專門的應用,關鍵的環(huán)節(jié)在于通過中間試驗解決如何轉變的問題。所以,方法太重要了。為什么課題申請書都有研究方法這一欄?有的老師不重視這一欄,隨意填上了事。這是不可以的,要想中標,必須根據(jù)課題的需要,認真考慮方法的創(chuàng)新。方法創(chuàng)新,是觀點創(chuàng)新的根本保障。

  有些情況下,選題尚在其次,因為有待研究的問題明擺著。如,數(shù)學上要證明哪些數(shù)學猜想、高能物理要打開哪些基本粒子、生命科學要繪制哪些基因圖譜、醫(yī)學上要攻克哪些疑難病癥等,需要研究的問題都很明顯,關鍵是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可以認為,科學創(chuàng)新的關鍵在方法。關于這一點,已經引起了我國科學界的高度重視。有一件事可以證明:幾年前多位院士聯(lián)名給溫家寶寫信,提出“自主創(chuàng)新,方法先行”,認為,我們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搞科學創(chuàng)新,方法創(chuàng)新是關鍵。應該盡快立項對科學創(chuàng)新的方法進行大規(guī)模的研究。溫家寶立即做了批示。于是,國家撥了一大筆款,動員全國的力量,包括科學界、技術界、科技管理界、科學哲學界等,聯(lián)手制定了一個詳細研究各個學科各個領域研究方法的方案,目前,這項研究正在進行中。   一般來說,方法分為兩種類型:軟件方法和硬件方法。軟件方法就是通常說的物理方法、化學方法等無形的研究工具;硬件方法就是實驗儀器和實驗設備等有形的研究工具。對于現(xiàn)代科學,實驗儀器和實驗設備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如,研究基本粒子離不開高能粒子加速器。筆者參觀過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它建于1984年,在地道里,很復雜、很長,感覺像是圍著一個小城區(qū)轉了一圈似的。僅2009年正式完工的改造工程,投資額就高達64億元。要是沒有這個,就無法研究基本粒子。至于用于太空科學研究和觀測的國際空間站的規(guī)模就更大了。它是由十幾個國家歷時近30年、造價1000億美金建造而成的!總之,現(xiàn)代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捆到了一起。實驗儀器和設備跟不上,必然會制約科學的發(fā)展。

  同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分為軟件方法和硬件方法。軟件方法,即通常所說的研究方法。軟件方法更新很快。例如,兩年前筆者到美國去,在德克薩斯A&M大學見到了華裔歷史學家王笛教授,我們聊了將近一下午。他向筆者介紹說,在美國現(xiàn)在的史學研究中,“新文化史學”和“微觀史學”的風頭正勁。它們研究歷史的方法和中國大陸通行的方法大不相同。中國大陸研究歷史,比如研究孫中山,比較規(guī)范的做法是,把孫中山的全集找來,甚至把全集里面沒有搜集到的資料也一并予以搜集;然后,將孫中山交游范圍內的那些人的資料搜集起來;接著讀透孫中山的所有這些資料;最后,把孫中山放到孫中山所在時代的整體當中去,琢磨孫中山的思想。美國的“新文化史學”和“微觀史學”不這樣研究。王笛研究1900―1950年間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變遷,是通過成都街頭的茶館進行的。大家知道,很多政治的、社會的事件在茶館里會有所反映。在過去,茶館既是占城市經濟主導地位的一種典型的小商業(yè),也是人們公共生活和社會交往活動的中心,甚或是不少社會組織的大本營。所以說,茶館是個微觀世界,足以折射出大干世界的豐富多彩。王笛先生從美國飛到中國來,一蹲就是一個月或幾個月,首先查50年間的歷史檔案,再查50年間的所有報紙,以及到過四川的作家寫的游記,凡是與成都茶館有關的資料都集中起來;然后從這些大量的資料中考察它們和經濟、文化和政治事件的聯(lián)系。他的這種方法對于中國的史學界沖擊很大。怎么還有這樣做歷史研究的?通過微不足道的茶館來研究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變遷!他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一書獲得了巨大成功,他說他又開始寫下一部了,研究1950―2000年這50年的社會變遷,采用的仍是這種方法!

  “新文化史學”和“微觀史學”中也有通過概念變遷研究思想史的。如,“科學”這個概念是一個外來詞,是19世紀末轉道日本引進的。中國古代也出現(xiàn)過“科學”一詞,但它指“科舉”,沒有別的意思。以后主要沿習《大學》里的“格物致知”,用過“窮理之學”、“格致之學”、“格致”等。最后慢慢演變成了“科學”。“科學”概念的演變,展示了各個時代人們對科學的理解,從一個特定角度反映了科學思想的變化,所以,通過關鍵詞的演變歷史研究思想史,不失為一種有效方法。

  人文社會科學方法也有硬件方法及其創(chuàng)新的問題。臺灣清華大學黃一農先生,現(xiàn)在是臺灣中研院的院士,學術地位很高。不久前,他提出了歷史學研究的“e-考據(jù)”方法。什么叫“e-考據(jù)”方法?就是利用網絡和電子資源,大規(guī)模地搜集資料進行學術研究的方法?,F(xiàn)在,相當多的古代典籍都刻成了光盤或上了網,有人專門做這個工作。用他們的光盤或上網閱讀,需要花錢購買,這也是一種商業(yè)運作。所以,電子資源建設已經成為現(xiàn)代圖書館一項越來越重要的工作。研究某個歷史人物,現(xiàn)成的資料很少或不夠用,怎么辦?就去查他的交游圈里那些人的著作,通過這些著作匯集所研究歷史人物的資料。既然某個朝代所有的書面文獻都刻成了光盤或上網了。用關鍵詞搜索,肯定會有收獲。這就叫“e-考據(jù)”方法。“e-考據(jù)”仍然是過去的考據(jù)方法,但是研究工具變了,由手工操作變?yōu)橛嬎銠C操作,這就是硬件的變化。

  另外,方法創(chuàng)新還有采用新角度的問題。新角度,有時表現(xiàn)為新理論、新框架。新角度實際上是研究的新路徑。這也是一種方法創(chuàng)新。例如,筆者的一位碩士,她的畢業(yè)論文做的是清末民初中醫(yī)泰斗張錫純的中西醫(yī)會通思想研究。張錫純是河北鹽山人,祖籍為山東諸城,代表作是《醫(yī)學衷中參西錄》,他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對中醫(yī)和西醫(yī)進行會通。他力圖用西醫(yī)學完善和發(fā)展中醫(yī)。這位碩士入校時基礎較差,但很用功,幾乎把張錫純的一手和二手資料一網打盡,還兩次赴鹽山、滄州和石家莊搜集地方史料。對資料反復研究后,完成了初稿??晌液退龑Τ醺宥疾粷M意,覺得是描述性的,缺乏深度。后來,我就向她推薦了新近西方有人提出的“后殖民技科學”理論。該理論反對“西方科學中心論”,認為包括西方科學在內,一切科學都有地方性,都存在著地方性和客觀普遍性的纏繞,在地方性問題上東西方科學是平等的。由此我們想到,西醫(yī)的產生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在其具體知識的產生和發(fā)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滲透進一些社會因素。所以,它確有地方性。既然西醫(yī)也有地方性,不是普適的,它就有缺點,就需要其他的醫(yī)學來補充,所以,中醫(yī)和西醫(yī)必定是互補的,需要會通。整個醫(yī)學的發(fā)展方向應當是以西醫(yī)為主導,吸收中醫(yī)、藏醫(yī)、蒙醫(yī)等各種醫(yī)學,共同發(fā)展。一旦明確了這一點,她從“后殖民技科學”理論角度,再去回頭看張錫純的中西醫(yī)會通工作,就有了評價的標準,而且一下子抓住了張錫純中西醫(yī)會通思想的靈魂,找到了她應該大力闡發(fā)的中心論題。結果,她的論文做得非常成功,被評為優(yōu)秀論文,而且應屆考上了博士。所以新角度這種方法創(chuàng)新是非常重要的。再如,就研究杜詩而論,蕭滌非那一代,自幼就對唐詩下功夫了,達到了對杜詩倒背如流的熟練程度。當今學人哪個能達到這種程度?現(xiàn)在誘惑那么多,沒有那么多時間,也靜不下心來啊。所以,若用傳統(tǒng)的方法研究杜詩,肯定一輩子也趕不上蕭滌非。怎么辦?用新方法。例如,現(xiàn)代西方哲學里有一種流派叫現(xiàn)象學,先把現(xiàn)象學鉆研透了,然后從現(xiàn)象學的角度解杜詩,就可以看到蕭先生看不到的東西,可以超越他。創(chuàng)新方法的重要,由此可見一斑。   3. 觀點新

  在“四新”中,“觀點新”是核心。因為其他三新最終都要通過觀點新來體現(xiàn)。我們搞人文社會科學是干什么的?就是不斷更新人們的觀念,不斷提出新的思想,給人以指導或啟迪。關于觀點新,應該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基本觀點應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前進,“發(fā)人之所未發(fā)”。這也就是學位論文以及比較嚴肅的學術論文需要有文獻綜述部分的緣故。自然科學論文相當重視文獻綜述,沒有文獻綜述是不能發(fā)表的。一篇論文提出的問題和觀點是不是新,必須有根據(jù)。這個根據(jù)就要靠文獻綜述來提供。所以,申報課題時,申請書上“國內外當前的研究現(xiàn)狀與問題”這一欄要下真功夫,應該把它當作一篇論文來寫。不要隨便一填就交上去了,這樣,課題是批不下來的。總之,文獻綜述必須緊扣有待研究的問題和需創(chuàng)新的核心觀點來寫,其作用就是交代清楚論文所要討論的問題和前人研究的關系,證明自己想要研究的問題和擬給出的解答的確是新的。

  第二,觀點新不是針對某個人或某群人而言的,而是針對在此之前所有同行和所有相關文獻而言的。

  第三,學術論文的讀者對象是學界同行專家,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寫論文實際上是在和學界高手下棋、對話。一個大學生看到你的論文,覺得挺好,那不行。科普和科研是兩碼事,毛澤東主席說:哲學應該從哲學家的課堂里解放出來,是否不對呢?不是的。毛澤東主席說的是哲學普及,不是哲學研究。如果學術論文都要讓老百姓看得懂,那麻煩大了。陳景潤寫哥德巴赫猜想論文,若要讓老百姓看懂,必須從四則運算開始,那樣論文就長得不得了。當然,寫論文也要注意語言平實、深入淺出?,F(xiàn)在有些年輕人寫文章故作高深,把簡單的寫成復雜的,好像讓讀者暈了,就證明我水平高了,這個不行。語言有一個表達的問題,盡管論文內容很專,但表達應該用規(guī)范的語言。

  第四,觀點新是內容上的、實質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舊觀點換了個新說法仍然是舊觀點。有人寫文章不在觀點創(chuàng)新上下功夫,功夫全用在表述的改頭換面上。我跟你的表述不一樣,你是10個字我是20個字,語序也不一樣,你看我創(chuàng)新了吧?這個不行,須是實質上的、內容上的。

  第五,新觀點要選擇恰到好處的語言表達形式,形式和內容不能分離,有了新的學術觀點一定下功夫考慮它的語言表達問題。正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從更高的要求說,觀點新還包括分量問題,就是它有沒有沖擊力的問題,有時,一篇文章讓人讀了以后,會覺得他提的問題挺好,回答得也不錯,但就是中規(guī)中矩、四平八穩(wěn)、缺乏分量、沒有沖擊力。這篇文章不論誰寫,只要花工夫,都能寫出來。所以,由此想到,人文社會科學論文,應當拒絕平庸,一定要有沖擊力。所謂沖擊力,不是嘩眾取寵,而是提出的觀點能夠讓人茅塞頓開、豁然開朗。甚至能夠起到指點迷津,引領人生的作用。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顧炎武有句名言:“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4]明道,就是發(fā)現(xiàn)世界規(guī)律,講清做人做事的根本;救世,可以理解為挽救時局,推動社會發(fā)展。

  我們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往這個目標上奔,即明道、救世,指點迷津、拯救靈魂。這個目標看起來很高,但有這個目標和沒有這個目標是大不一樣的。照這樣去做,論文的立意就比較高遠。事實證明,有些文章做到了這一點。如,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的主要作者是南京大學哲學系的一名講師,可能還不如在座的老師們職稱高。他的文章投到《光明日報》以后,立即引起了高層的重視,為什么?因為當時正值 “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盛行,如果“兩個凡是”不推翻,文化革命不能正確評價,鄧小平不能復出,_不能平反,整個改革開放無法進行!這篇論文敏銳地抓住了時代脈搏,提出了重大的現(xiàn)實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大討論。這不是明道救世嗎?這不是指點迷津、拯救靈魂嗎?

  當然,有沖擊力的文章,除了這類有社會現(xiàn)實意義的以外,還有一種類型,就是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如果一篇論文解決了學科發(fā)展面臨的重大問題。那么,這篇論文肯定會有沖擊力。每一學科的發(fā)展,都有自己的哥白尼革命。能在本學科里引發(fā)一場哥白尼革命的論文,一定是有沖擊力的論文。這不是說大話,只要有人能做到,就應該努力去爭取。

  做到論文有沖擊力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奠定扎實的學術功底,密切關注社會發(fā)展現(xiàn)實,積極參與學術交流,努力拓寬學術視野等。不過有一點應予特別強調,就是思想解放。因為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永遠推動著理論發(fā)展。因此,必須要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發(fā)展已有理論;另外,有一定沖擊力的觀點,一定是超越傳統(tǒng)和世俗的新觀點,而傳統(tǒng)和世俗的勢力是異常強大的,只要觸犯了它,它一定會不遺余力地予以打壓。所以,從事學術研究,要有為真理獻身的精神,隨時準備跟保守勢力作斗爭。最近,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其作品帶有濃烈的個性色彩、濃郁的本土氣息,能夠觸動讀者的心靈,使人感受到震撼性的沖擊力,以至于諾貝爾獎評委會給予這樣評價:“借助魔幻與現(xiàn)實,以及歷史與視覺的混合,莫言創(chuàng)造了一個世界。”這個評價是很高的。

  莫言的作品為什么有沖擊力?學界普遍認為他的創(chuàng)作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汪洋恣肆、天馬行空”。談到創(chuàng)作風格,他個人也是這么認為的,他說“我主張創(chuàng)作者要多一點天馬行空的狂氣與雄風,少一點顧慮和猶疑。無論在創(chuàng)作思想上還是藝術風格上,不妨有點隨意性,帶點邪勁……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只要順手順心就好。[5]”我們應該學習莫言的這種精神。表面上看,莫言跟文學以外的學科沒關系,其實不然。從研究態(tài)度和研究方法上,不論哪個學科都應該學習他這種汪洋恣肆、天馬行空的精神。不要輕狂,但要思想解放。按文學流派,莫言是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但是,他第一次接觸魔幻現(xiàn)實主義時,就想到要超越它,立志做與眾不同的東西。所以,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其必然性。我覺得反映社會現(xiàn)實最敏感的就是小說,所有做學問的人不妨都經常讀點小說。

  (本文是在作者2012年10月24日唐山師范學院“百家講壇”的講演錄音整理稿的基礎上修改而成。錄音由唐山師范學院經管系龐曉明等同學整理,修改過程中呂曉鈺曾提出過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文章在本刊發(fā)表時,有個別文字進行了調整,特作說明。)

  〔參考文獻〕

  [1] Reviews of Morden Physics,1949,21,(3):350.

  [2] 蕭滌非.杜甫研究[M],濟南:齊魯書社,1980,241.

  [3] 傅斯年.傅斯年選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80-181.

  [4]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四(與友人書)[A],續(xù)修四庫全書本[C].

  [5] 張連湖. 莫言的藝術自由――想象力的飛揚[J],時代文學(下半月),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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