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學術論文
控制論模式、經(jīng)驗-功能主義學派、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方法論是三大基礎流派，形成傳播學學術自治的理論基礎。這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傳播學學術論文，僅供參考!
傳播學學術論文篇一
新聞傳播學術：失范與規(guī)范
內容提要：我國新聞傳播學在學術規(guī)范方面與國際不接軌，使得我們的學術成果難以走向世界。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有四個層次的失范,從淺層次的引文注釋少;到深層次的，論題大而無當，原創(chuàng)性研究少;學術倫理失范擾亂正常的學術秩序;最嚴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治學方式與現(xiàn)代科學研究規(guī)范有距離。多方面的現(xiàn)實原因也使得學術規(guī)范難以改進。論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該不該有本民族的特色，“應然”研究是否也應給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進學術規(guī)范的學術群體是什么等幾個問題發(fā)表看法。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 學術規(guī)范 研究方法學術倫理
我國設有新聞傳播學院系或專業(yè)的大學數(shù)以百計，從事新聞傳播學教學和研究的教師數(shù)以千計，博士生、碩士生難以計數(shù)，但打入國際一流刊物的論文很少，在國外出版學術著作的也很少聽說。這種現(xiàn)象僅僅是因為意識形態(tài)不同的原因嗎?傳播學重在傳播效果的研究，意識形態(tài)的成分少得多，為什么也同樣如此呢?
筆者認為，一個重要因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與西方缺乏對話的空間，學術規(guī)范的欠缺限制了對話的可能。楊玉圣、張寶生認為，各說各話是無法建設學科的，只有在同一概念下，同一文獻體系的基礎上進行交流和討論，才能推動學術交流和討論[1]。香港中文大學蘇鑰機教授認為，大陸新聞傳播研究屬封閉型，寫作的格式和內容均與西方學術傳統(tǒng)要求相去甚遠;[2]新聞傳播研究甚至在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對話中也難以交流，對于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認知缺乏使對話與交流的平臺難以搭建。
一句話，我國新聞傳播學在學術規(guī)范方面與國際不接軌，使得我們的學者難以參與國際對話，只能“自言自語”。當然，這是針對大陸學人中的情況而言的。香港、臺灣傳播學人經(jīng)歷了西方實證研究訓練，能夠登上與世界主流新聞傳播學界對話的平臺，在國際學術刊物上已發(fā)表過不少成果。
本文準備主要研討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在哪些方面失范，以及產生失范的原因，并討論若干有待明確的問題。
一、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四個層次的失范
當然，不能僅僅因為在國際上發(fā)表的成果少就貶低我國的新聞傳播研究。應該說，我國新聞傳播學雖然是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但經(jīng)過幾代人的努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fā)展，在量的方面有著很多累積，在質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學術規(guī)范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新聞傳播學科的發(fā)展與我國龐大的學術資源(主要是人才資源)相比，只能說是差強人意。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或者說不規(guī)范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由淺層到深層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層次：
其一為具體操作的層面，表現(xiàn)為缺乏規(guī)范的注釋、引文等。一項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聞傳播研究論文篇平均引文數(shù)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平均引文量(6.06) ;新聞傳播學論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無引文的文章之比為(50.5：49.5)，這意味著只有一半論文含有引文，這個比例同樣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學術規(guī)范中技術層次的規(guī)范，包括各種符號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釋等，雖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內容、道德水平，是基礎性、核心性的要求[4]。學術論文規(guī)范的注釋、引用，一方面體現(xiàn)對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時也促使研究者將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脈絡，實現(xiàn)知識增量。在國外的許多論文中，有引文注釋四五十條是很常見的。
其二為內容問題，許多論題大而無當，實際上是在做重復研究;從小問題入手進行原創(chuàng)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識增量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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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為學術倫理上的失范，包括學術品質、學術責任等方面。前文講到我國新聞傳播學術論文引文、注釋少的狀況，實際上其中包含一種現(xiàn)象，就是作為論文重要論點出現(xiàn)的觀點，明知是別人的研究成果，卻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話說出來，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該觀點就是這位作者的創(chuàng)新觀點。這種不尊重別人知識產權的做法，嚴格說起來有剽竊之嫌，卻成了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還有人，并無真知灼見，卻搬來一些國外的或外學科的連自己也沒搞清的詞匯裝點文章，結果是繞來繞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論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發(fā)表，也有人在不該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問題卻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擾亂了正常的學術秩序。
其四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不規(guī)范。對于那些以學術為職業(yè)的人來說，他們可能已經(jīng)不會在上述幾個層次上多有欠缺。但由于研究方法使用的不規(guī)范，影響他們出高層次的成果，特別是走向世界的成果，這種情況并不鮮見。對于他們來說，研究方法的失范是問題最大的失范。本文隨后會分析這方面的情況。
二、最嚴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
前面已經(jīng)談到，對于新聞傳播研究規(guī)范的強調，須和研究方法運用的考察聯(lián)系在一起。研究方法對研究成果的質量有著根本性的影響，所以研究方法的失范是最嚴重的失范。新聞傳播學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筆者以為有三種：思辯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其他的研究方法，許多是這三種研究方法的變化形式。三種研究方法不能分孰優(yōu)孰劣，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它們分別有自己的適用范圍。而我國學人在運用這三種研究方法中都有失范之處。
(一)思辯研究中有諸多毛病
我國學人最喜歡、最擅長的是思辯研究。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能把思辯研究做得很規(guī)范。常見的毛病是：1、不嚴格使用定義方法，重要概念在運用中其內涵時大時小，捉摸不定，影響了全文的邏輯性。有人在界定輿論監(jiān)督時，把群眾來信來訪也圈定在輿論監(jiān)督的內涵之內，然后又大談輿論監(jiān)督的特點是公開性。2、對源自西方的概念，不考察其源和流，對著翻譯出來的中文望文生義，隨心所欲地進行解釋，比如，斷言源自西方的出版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不包括新聞自由，并推論，出版自由既是自然人的自由又是法人的自由，而新聞自由則不是自然人的自由，只是法人的自由。更有人講新聞自由的說法不通，因為新聞是名詞;只有出版自由的說法通，因為出版是動詞。實在莫名其妙。3、對國外的或國內歷史上同類研究的主要文獻知之甚少，就開始洋洋灑灑，結果是在淺水灘上翻跟頭，看上去很熱鬧，卻逮不著一條大魚。4、用領袖的話或者當前政策作為邏輯起點，進行推理，結果形勢和政策一改變，“學術成果”很快成了垃圾。5、一篇論文提出若干命題，卻沒有一個進行充分論證，那就只是提出一些“假說”——“看上去有道理的陳述”，如果連這些假說都是別人那里搬來的，那這篇論文就不過是“經(jīng)常講，反復講”的宣傳品而已。6、大膽假設，卻不肯小心求證。習慣于提出一個論點舉一兩個例子，以為這樣就算立論成功。作這樣沒有說服力的簡單論證的文章多得很。因為社會生活極端復雜，人們對任何論點幾乎都可以舉出一兩個例子加以證實或者證偽。““””中通過報道不上大學的人做出成就，來證明“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進而證明大學可以不上、可以不辦。這只是一個新聞報道方面的例子，但有些研究者實質上也遵循著同樣的邏輯，運用相同的思想方法。
以上不規(guī)范的現(xiàn)象不能說很普遍，但也絕不是很罕見。
海外學者還注意到大陸的研究中有太多的“應然”研究。美籍華人學者李金銓教授認為大陸傳播學學術研究有著假、大、空的現(xiàn)象，傳播學者許多人論多證少，有人甚至只論不證，新聞傳播研究者憑直感和空話鋪成一篇篇“應該”(should)如何的論文，獨獨說不出“是”(is)什么[5]。于是有人將其稱為“應然”研究。“應然”的方法是一種從原則出發(fā)進行演繹和推理的方法，而“實然”的方法是從實際出發(fā)進行分析、綜合和概括的方法。但“應然”研究要以“實然”研究為基礎。否則會導致理想代替現(xiàn)實，價值判斷替代現(xiàn)實判斷。脫離了“實然”的“應然”是空洞、無意義的，沒有說服力的。
(二)對定性研究產生誤解
我國有些學人說中國新聞傳播學界擅長定性研究，他們舉出的例證是新聞學中大量存在的黨性、階級性的分析。把定性研究看作使用階級性、黨性等概念來對新聞進行思辯研究，這顯然是陷入了誤區(qū)。更有人又把思辯簡單化地理解成有感而發(fā)，這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實際上，思辯研究是操作概念(當然可以而且應該舉出許多事實和其他例證)，主要使用演繹的方法。而主要使用歸納方法的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一樣，都屬于操作事實，都是有嚴格操作規(guī)范的實證研究。可見，定性研究不同于思辯研究，更不是有感而發(fā)的隨感錄。
較早在國內介紹并倡導定性研究方法的北京大學陳向明教授，1996年在對國內外定性研究的成果進行梳理后指出，定性研究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動關系中，通過深入、細致、長期的體驗調查和分析對事物獲得一個比較全面深刻的認識。定性研究方法雖不像定量研究那樣要檢測大量的因果變量，但也不是隨意而為的方法，必須遵循嚴格的研究程序，以保證其研究結論的說服力。定性研究的過程一般包括：確定研究對象、陳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問題、了解研究背景、構建概念框架、抽樣、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結論、建立理論、檢驗效度、撰寫研究報告等。定性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環(huán)境下，使用實地體驗、開放型訪談、參與型和非參與型觀察、文獻分析、個案調查等方法對社會現(xiàn)象進行深入細致和長期的研究。可以看出，這些步驟和方法在形式上與定量研究有著不少相似之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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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化研究最受冷漠，且多有不合規(guī)范的
定量研究是西方人發(fā)明的，在美國新聞傳播學中是最正宗、使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但在我國，盡管從上世紀80年代初就在我國新聞傳播學領域廣泛介紹，不少大學還開了傳播學研究方法課，但使用這個研究方法的至今不多。從1995—2004年研究科技傳播的論文中，在選擇的366個樣本中，只有兩篇實證性論文。[7]在非常需要實證研究的報業(yè)集團的研究中也有同樣的現(xiàn)象。在296個樣本中，運用人文研究方法的論文高達212篇，占到總數(shù)的72%，實證研究論文只有84篇，占論文總量的28%，但真正意義上的定量研究只有一篇中國大陸報業(yè)集團十年研究綜述[8] 。
我國新聞傳播的定量研究不但比較少，而且其中做得很規(guī)范的也不多。比如進行抽樣調查，有的安排考核的維度、變量不足以回答假設;或者是同類的定量研究，其維度、變量設置每次都有變化，難以做連續(xù)調查和比較研究;有的抽樣的科學性不夠，致使信度不夠高;有的在安排調查人員時沒有重視對他們的素質的要求，調查人員中竟有不入戶認真進行調查，想當然填數(shù)字者。毫無疑問，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的不規(guī)范，都會影響抽樣調查的質量。
……(此處有刪節(jié))
由于我國在定量研究上過于不足，筆者在這里作了倡導，以求有所彌補，但筆者也不希望出現(xiàn)為定量而定量的熱潮。在量化的方法論原則下，“真理是不斷發(fā)現(xiàn)的事實的積累這一信念壓倒了一切其它的假設”9，單純的定量研究由于有時過于微觀以至于割裂事物間普遍聯(lián)系的弊端，西方學術界自己都感覺到了。思辯研究正是彌補這一缺陷的最好方法。我國學人的特長不可丟失。需要看到的是，客觀世界的豐富多樣性和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學術表現(xiàn)形式的多樣性。這就決定了在學術研究中，沒有一種方法論是完美無缺的。有的項目適合定性，有的項目適合定量，有的適合多者結合。正如吳廷俊教授2006年在一次講學中所說的，“無論用哪種方法，它的終極價值訴求是要最方便地、最大化地逼近真理”。
三、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治學方式與現(xiàn)代科學研究的距離
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存在許多不規(guī)范現(xiàn)象，有著傳統(tǒng)的和現(xiàn)實的原因。本節(jié)談一談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治學方式與現(xiàn)代科學研究方法的距離。
(一)中國人缺乏邏輯性、分析性的思維傳統(tǒng)。在用概念、范疇去固定和網(wǎng)絡自己對客觀對象的認識時，主要不是以形式邏輯為依據(jù)，而是通過意會和體悟來達到對其特性的系統(tǒng)說明。古人的意會和體悟無需辨析、說明，不像西方人基于認識論的認同而生發(fā)出的科學精神。10個人的體悟、意會是一種直覺思維。沒有形式邏輯作為基礎，只能運用大量直覺思維，使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理論思維比較輕視經(jīng)驗考證和邏輯推理，也沒有產生出用以把握對象世界的嚴謹?shù)母拍钕到y(tǒng)和邏輯規(guī)則，從而使中國傳統(tǒng)哲學無論是對世界本體的理解，還是對事物本質的把握，始終帶有揮之不去的神秘性和模糊性11。以中國傳統(tǒng)思維中的“天人合一”的觀念為例，它是中國哲學中對天人關系的一個重要觀點，強調“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為”的合一。戰(zhàn)國時子思、孟子提出這種思想，漢儒董仲舒即強調“天人之際，合而為一”。這大約是天人合一的說法的正式確立。兩千多年來，很多哲人都論述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學，仍在繼續(xù)論證。但是從直覺思維出發(fā)的整體把握的思維方式，卻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論向前推進。一兩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說的天人合一，與一兩千年后的程顥、朱熹所講的沒有多大差別。12
(二)中國人喜歡作非白即黑的兩極判斷。例如，孟子說，人性本善;荀子說，人性本惡。就沒有人說，人之初，無所謂善惡，或亦善亦惡。中國自古以來就把人分為君子與小人。其實大量的人是蕓蕓眾生，既算不上君子，也不至于是小人。“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其實，對蕓蕓眾生來說，其死既不重于泰山，也不輕于鴻毛。毛澤東總喜歡把文學藝術作品分為香花、毒草兩類，要么就捧，要么就滅，其實整個綠色世界中大量的是不香的花和不毒的草。對事物作兩極判斷，相對來說比較容易。而現(xiàn)代傳播學的統(tǒng)計方法可以表現(xiàn)出無數(shù)個梯級層次，如實反映事物多樣化的特征，從而克服簡單化的毛病。
(三)中國人崇拜權威，喜歡借經(jīng)立言。中國人在數(shù)學和醫(yī)學上兩千多年前就有很高的成就，在漢朝就有《九章算術》和《黃帝內經(jīng)》。這些被奉為數(shù)學、醫(yī)學領域的最高峰的經(jīng)典，后人就不敢突破，充其量不過是通過注釋經(jīng)典的方式發(fā)表一些自己的見解，以至于后來一直沒有超過這兩本經(jīng)典的著作出現(xiàn)。在文科領域更是如此?？酌纤枷敕顬榻?jīng)典后，沒有人敢于突破。一千多年中的科舉考試，考生們無不是借孔孟之經(jīng)立言。不敢挑戰(zhàn)經(jīng)典，只能借經(jīng)立言的風氣嚴重阻礙了中國古代科學的發(fā)展。
古人以上缺乏形式邏輯，依靠直覺思維，喜歡作非白即黑的兩極判斷的思維習慣，以及崇拜權威，借經(jīng)立言的治學方式，不難看出會導致以下幾個缺點：其一，論證的主題往往是宏觀話題，古代思想成果多是對于天地人的論述，議題重復，且因循守舊。而具體的社會問題則被擱置。由于思維不是從現(xiàn)實出發(fā)，因而得出的結論對于實踐難以有適用性。其二，論證是從概念到概念，缺乏現(xiàn)實的具體內容，論證過程弱化，論據(jù)以一些“原概念”為主，尊奉經(jīng)典，最終的論據(jù)還原為天地、陰陽、五行等帶有神秘色彩的東西。其三，中國文人往往停留于一般的思辨，停留于想當然。講究求證，肯動手做試驗的人少之又少。由于不肯做深入細致的研究，所以對知識總量貢獻甚少。對這些古人的思維習慣和治學方式，如果現(xiàn)代學人不能意識到其不足，在現(xiàn)代的新聞傳播學研究中受其影響，就必然會出現(xiàn)前面提到的那些不規(guī)范的現(xiàn)象。
四、學術規(guī)范難以改進的現(xiàn)實原因
(一)黨報學的傳統(tǒng)——重心是領會宣傳方針和策略
學術失范本身，是主客觀因素，或者說是研究者與研究環(huán)境交織的產物。就新聞傳播學科而言，缺乏某種規(guī)范的原因，公正地講，客觀的原因甚至比學者們主觀的原因更具決定性13。新聞傳播學科的自主性程度如何，對于新聞傳播學學術規(guī)范能否確立有著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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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學術基金有可能變成“遵命學術”的指揮棒
學術基金是促進學術發(fā)展的重要的力量，但我國學術基金除了政府的幾乎沒有民間的。政府學術基金研究指向比較單一，大部分是與促進新聞管理與控制的課題有或多或少的關系。單一的學術基金把許多人才引向比較單一的課題，造成大量的重復研究，比如幾乎每個省、市都有課題組研究突發(fā)事件報道、傳媒與和諧社會等，這些課題的研究當然是必要的，但新聞傳播研究過于追逐“政策熱點”、“理論熱點”，浪費大量國家資源作重復研究則是不必要的。有的學人把各級政府學術基金這樣使用，稱為搞“計劃學術”。這當然不僅僅是新聞傳播學科的事。“計劃學術”、“規(guī)劃學術”的現(xiàn)象15，充斥整個社會人文學界。這在課題的申報和評審中尤其明顯。“計劃學術”意味著學術評價的易位，行政的而不是學術的標準占據(jù)主導位置，課題申請前的指導性的課題指南設置了學術研究的議程，其中諸多研究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宣傳需要，對于現(xiàn)行制度或者思想進行“科學性”或者“學術性”的詮釋。在這種微妙的上下互動中，行政體制掌握著學術的議題權與評價權，在學術資源的調配中，不僅隱含著研究的目標與方向，甚至已經(jīng)預設了方法與結論，課題的意識形態(tài)意涵以及實用性被強調16。學人為了中標，獲取經(jīng)費，在申請中主動追逐與臆度審批者的思路，結果真正的社會需求被擱置，甚至研究結論被扭曲。在這樣的互動中，學術發(fā)展的內生邏輯被遮蓋，其結果是泡沫學術與垃圾知識的出現(xiàn)。
(三)業(yè)界刊物的文章算作學術論文傳出不利于學術規(guī)范的信息
在我國新聞業(yè)界，至少省部級以上媒體都有刊物，這些刊物上的大多數(shù)文章是媒介從業(yè)人員所寫，多是實踐感想、政策詮釋和經(jīng)驗介紹，寫作者的身份以及題目的性質就決定它們不會遵守學術文章的規(guī)范。這些文章對業(yè)界的作用當然不可抹煞。但媒體工作者在評中、高級職稱時必須交學術論文，而這些文章都算作了學術論文。長此以往，在青年學人中，這些文章也就成了學術論文的樣本。不但青年學人，即使一些大學新聞院系，也把它們看作學術論文。比如，某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把新華社的《中國記者》、人民日報的《新聞戰(zhàn)線》這樣業(yè)務性的刊物列為新聞學的權威學術刊物，而復旦大學的《新聞大學》竟算不上。他們區(qū)別是否權威學術刊物，其標準是全國性的還是地區(qū)性的，而不是按學術規(guī)范、學術水準。學術規(guī)范被何等輕視由此可見一斑。
五、幾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一)研究方法能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
西方新聞傳播研究方法的引入是必須的，但我們不必完全照搬。這是一些人的觀點。這個觀點當然是有些道理的，但還值得作進一步分析。對于思想觀點等內容形態(tài)的東西，筆者贊成取這樣的態(tài)度。正如陳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吸收輸入”卻也置于“不忘本來”之前17。但學術規(guī)范、研究方法屬于操作規(guī)則，畢竟與思想觀點等內容形態(tài)的東西有所不同，接軌與引入是發(fā)展的前提。就像踢足球、打乒乓球，你不能強調民族化，而自立一套規(guī)則。只有武術、中國象棋你可以自立規(guī)則。當然，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是無止境的，所以不能排除我國學人在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會發(fā)現(xiàn)其他科學的研究方法。
盡管學術規(guī)范與競賽規(guī)則多有相似，不能有明顯差異，但考慮到我們的治學傳統(tǒng)與西方差別較大，筆者還是認為，適當進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也未嘗不可?，F(xiàn)在舉一個筆者身邊的事例?？紤]到中國新聞傳播學界對理論色彩的講究和追求(通常認為這才顯得有學術性)，筆者的博士生何志武在撰寫博士論文《大眾媒介參與公共政策過程的機制研究——以武漢市取締“麻木”(三輪車)的政策過程為例》時，在進行問題討論中，與國外同類的定性研究的博士論文相比，增加了很多思辯研究的內容。這是為了適應環(huán)境呢，還是本來就應當這樣做，也只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二)“應然”研究是否也應給予一定的地位?
西方國家，例如美國，新聞制度定型幾百年了，所以大量的是“實然”研究。批判學派對現(xiàn)行制度作了不少批判，卻沒有做出像樣的“應然”研究，因為他們無法提出改變現(xiàn)存局面的辦法。而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新聞改革千呼萬喚二三十年，學術界參與其中，發(fā)了多少文章出謀獻策，才有今天這樣較好的局面。我們不能反過來把那些“應然”研究一概否定。它們至少為新聞改革增加了輿論力量。那些在實踐中還沒有或很不充分，在過去甚至連提也不能提的事物，如新聞自由、新聞立法、媒體創(chuàng)辦改革等，難道不能作一些“應然”研究嗎?理論研究不僅僅是總結實踐，還要指導實踐，自然有一部分成果是對于新的實踐提出設想和主張。
只是許多作者總愛在文中或文末談應該如何如何，這種“應然”研究確實不甚可取。某些“應然”研究，完全可以也應該改為寫研究報告。比如，多花些功夫，進行現(xiàn)實調查資料和中外對比研究資料的大量搜集和深入分析，提出某一方面的改革意見，這種“應然”研究，豈是那種在文中隨感式地高論應該如何如何的文章可比的?
(三)最能改進學術規(guī)范的學術群體是什么?
如果從碩士生、博士生算起，包括新聞院系的教師在內，我國新聞傳播領域的學術群體是很龐大的。這個群體中，碩士生只有比較少的一部分會繼做作學問，老教師中對大部分學術規(guī)范遵守得很好，但在研究方法上習慣于走老路，發(fā)揮老方法(主要是思辯方法)的優(yōu)勢，除了少數(shù)已熟悉新方法者以外，要他們去做規(guī)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那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全面地掌握現(xiàn)代學術規(guī)范，登上國際學術交流平臺，希望寄托在中青年學人身上，特別是正在培養(yǎng)的博士生身上。
要求博士生嚴格按照學術規(guī)范做學位論文，是培養(yǎng)新的學術群體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現(xiàn)在有的導師鼓勵博士生一畢業(yè)就能將論文出書，結果博士生將學位論文一味地加大篇幅，實際上是大量堆砌一般化的資料，結構松散，邏輯主線不清晰，常常是在支線上“炫博”、“吊書袋”。出了書也很快進入半衰期，即文章受關注、被引用的期限十分地短。在一個場合，李金銓教授曾問一位博士生：根據(jù)你的博士論文大綱，哪是你的創(chuàng)新點。對方回答：我歸納的六個特點啊。李教授問：這六個特點中，哪一個是你研究出來的。對方無語。李教授指出的問題，在筆者看到的不少博士論文中都存在。寧愿歸納六個特點，也不肯以一個特點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這是我國一些博士論文論題大而無當、文章長而空洞，充滿假說而無創(chuàng)新點的原因。
筆者曾請兩個博士生(滕朋、張振亭)從網(wǎng)上下載國外優(yōu)秀的新聞學與傳播學博士論文各100多篇(只是自用)，研究他們的學術規(guī)范，并撰寫和發(fā)表了相關論文，作為博士生們寫學位論文時的借鑒，大家感到頗受啟發(fā)。
筆者相信，只要學人們認識一致，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我國新聞傳播學的學術規(guī)范會比較快地得到改觀。(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
注釋：
[1]楊玉圣、張寶生：《學術規(guī)范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引論;
[2]轉引自金兼斌：《傳播研究典范及其對我國當前傳播研究的啟示》，《 新聞與傳播研究》， 1999年第2期;
[3]段京肅、任亞肅：《新聞學與傳播學學術期刊影響力研究報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 現(xiàn)代傳播》，2006年第5期;
[4]陳學飛：《談學術規(guī)范及其必要性》，《中國高等教育》， 2003年第11期;
[5]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xiàn)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版 ，第4頁;
[6]何志武、孫旭培：《有感而發(fā)不是定性研究——對于新聞學定性研究的思考》，《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2期;
[7]李堯鵬：《近十年中國大陸科技新聞傳播研究述評》，《 新聞大學》，2005年第4期;
[8]屠忠俊、劉建強，《中國大陸報業(yè)集團十年研究綜述》，《世界媒體實驗室》ICXO.COM， 2006年3月13日;
9(美)卡爾·博格斯：《知識分子和現(xiàn)代性危機》，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139頁;
10汪涌豪：《范疇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頁;
11 楊謙：《如何理解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思維直覺性特征》，《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年第4期;
12 孫旭培：《新聞學要講究規(guī)范與方法》，《淮北煤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1999年第2期;
13 金兼斌：《傳播研究典范及其對我國當前傳播研究的啟示》，《新聞與傳播研究》， 1999年第2期;
14 吳飛，《延安整風時期中共黨報理論的發(fā)展與局限》，中國新聞研究中心( www.cddc.com )，2002年9月8日;
15 參見許紀霖：《計劃學術何時休》，《中國新聞周刊》，2004第2期;喻大翔：《“計劃學術”膨脹傷害了什么》，《文匯報》，2005年5月25日;江曉原《泡沫學術是計劃學術的直接產物》，《科學時報》， 2005年4月27日;
16 王焱：《知識生產機器與行政支配下的課題審批制》，《中國書評》，2005年第1輯;
17 李慎之：《什么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開放時代》， 1998年第5期 。
傳播學學術論文篇二
中美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比較研究
【摘 要】本文選取了中美兩國各兩份新聞傳播學主流學術期刊，通過對其六年間(2000年-2005年)所有論文的內容分析，描繪出中美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的概貌并比較其異同。本文還訪談了部分中美新聞傳播學者(包括期刊主 編)，希冀對兩國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與學術環(huán)境的內在邏輯關系展開論證。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討論了中國新聞 傳播學的發(fā)展問題，認為提高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質量并完善學術制度建設是優(yōu)化我國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的必由之 路。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中美比較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上世紀70年代末以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以新聞學為主;1978年傳播學自美國引入后，以 全新知識框架、理論模式和研究規(guī)范在我國得到迅速發(fā)展，研究成果不斷涌現(xiàn)，[1]學科地位亦不 斷提升，1997年新聞學與傳播學一道被正式確定為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成為我國社會科學的 有機組成部分。[2]
與此同時，國內學界也相當重視總結與展望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趨向，并不斷反思如何切 實提高研究水平。[3]其中，歐美新聞傳播學學術研究傳統(tǒng)作為中國研究的參照系而備受關注，[4]已有學者注意到中西方傳播學相異的研究風格。[5]本文希望繼續(xù)此類探究，選取了中美兩國各兩 份新聞傳播學學術期刊，通過對其六年間(2000年―2005年)所發(fā)表的所有論文的內容分析，描繪 兩國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的共性與差異，并嘗試結合兩國的學術環(huán)境來解釋和評價兩國學術傳統(tǒng) 的異同，以此為基礎探討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發(fā)展問題。
二、文獻綜述
西方新聞傳播學界業(yè)已形成較為成熟的學術傳統(tǒng)。有學者將學術傳統(tǒng)二分為“科學研究”與“非科學研究”;[6]多數(shù)學者則將“非科學研究”(亦稱“人文研究”或“定性研究”)進一步 劃分為“詮釋研究”和“批判研究”;并從本體論、認識論、研究思路和方法等維度對“科學研 究”、“詮釋研究”和“批判研究”三種學術傳統(tǒng)予以闡釋。[7]相比之下，中國因長期以來對學 術傳統(tǒng)的界定較為籠統(tǒng)，缺乏西方那樣的系統(tǒng)闡釋。
近來，國內學者(主要是經(jīng)濟學界和社會學界)一直在探討我國學術傳統(tǒng)的重建問題，并提 出了改進措施。[8]他們不僅強調學術傳統(tǒng)的重要性，還著重論述學術傳統(tǒng)與學術環(huán)境的內在邏輯關聯(lián)。他們認為學術傳統(tǒng)是各種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和藝術在內的人類實踐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構成性因素，學術傳統(tǒng)會直接影響學術研究的創(chuàng)新能力和學術成果的品質。同時他們 強調學術傳統(tǒng)有明顯的空間(地域特征)和時間(歷史發(fā)展)上的局限性，即學術傳統(tǒng)創(chuàng)建要符 合一個國家的國情，并認為創(chuàng)建學術傳統(tǒng)很難，但要銷毀傳統(tǒng)卻很容易，彰顯出學術傳統(tǒng)的彌足 珍貴。[9]
有學者提出學術傳統(tǒng)重建需三個必要條件：一要有社會需求，要在中國語境中提出中國的基 本問題;二是要建立一套鼓勵學術競爭的制度，允許不同思想和觀點的競爭，使學者保持對主流 立場的獨立批評性，鼓勵建立非主流立場的傳統(tǒng);三是要確保有一群享有共同精神氣質的研究群 體一直在關注一些基本問題。[10]這些學者都贊同學術環(huán)境的建構(包括對學術研究模式的認同和 相關學術制度)對學術規(guī)范化和整個學術傳統(tǒng)的形成是有一定影響的。[11]
學術傳統(tǒng)和學術規(guī)范是兩個相關概念。學術傳統(tǒng)是指一門科學在常態(tài)情況下具有的共同遵守 的基本假定、價值系統(tǒng)和解決問題的程序。[12]這里的“解決問題的程序”即指學術規(guī)范，也就是 說學術規(guī)范是學術傳統(tǒng)的組成部分，是學術傳統(tǒng)的具體體現(xiàn)。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包 括新聞傳播學界)越來越認識到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guī)范的缺失已經(jīng)開始阻礙我國學術研究的 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13]并紛紛就如何借鑒西方學術規(guī)范，加強我國學術規(guī)范的建設提出建議。[14]
這些討論涉及內容豐富，包括學術研究的具體規(guī)范、道德規(guī)范、引用規(guī)范、評估規(guī)范和批評 規(guī)范等，但對于論文的具體寫作規(guī)范一般涉及較少，或相對簡單，無法作為具體論文寫作和評估 的具體標準，[15]因此我國大學、學術機構和學術期刊一般會各自制訂學術論文的寫作標準。由于 缺乏統(tǒng)一標準，我國目前沒有像美國文科類高校那樣擁有統(tǒng)一的出版與寫作規(guī)范手冊。[16]
中美新聞傳播學界分析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的論文很多，其研究思路并不完全一致：美國論文 一般采用內容分析的方法，通過數(shù)據(jù)來概括新聞傳播學研究的趨勢和規(guī)律，研究時間跨度一般較 長(5年或以上)，研究主題多涉及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的理論使用、研究范式、涉及主題和研究 趨勢及傳播學學科的獨立性分析等問題。[17]中國論文對以往的相關研究也進行了富于價值的探 索，然而其對研究對象的分類多是按照其研究領域或研究論題，少數(shù)兼顧研究方法，這使得研究 只能反映出研究對象的概況，而對于研究對象的細部特征(諸如結構、理論框架、規(guī)范性等)的 描述則相對乏力。這些論文或報告在肯定我國新聞傳播學術研究成就的同時，更傾向于指出目前 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進意見，但較少結合學術環(huán)境來思考我國新聞傳播學 研究現(xiàn)狀與相關問題。[18]
二、研究方法
學術傳統(tǒng)事關一門科學的承繼與創(chuàng)新，而學術期刊可視為學術傳統(tǒng)的集中體現(xiàn)，它“一方面應當 反映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水平，而另一方面則應當在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國人文科學的發(fā)展 和方向，更應當在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生產和學術傳統(tǒng)的建構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19]因此，本文 將“學術傳統(tǒng)”作為核心概念，希望通過對中美兩國新聞傳播學學術期刊的比較研究，來討論中 美兩國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及學科發(fā)展。當然，本文此次比較研究并非僅停留于評價中美兩國學 術傳統(tǒng)孰優(yōu)孰劣，而是希望在此基礎上結合兩國目前的學術環(huán)境來審視兩國的學術傳統(tǒng)。
本文將學術傳統(tǒng)這一概念細分為“誰”(研究主體)、“研究了什么”(研究內容)和“如何研究”(研究范式與研究規(guī)范性)三個維度?；谶@樣的研究思路，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問題：
(1)中美新聞傳播的研究主體有何異同?
(2)中美新聞傳播的研究內容有何異同?
(3)中美新聞傳播的研究范式與研究規(guī)范性有何異同?
(4)如何理解中美新聞傳播學科學術傳統(tǒng)之間的差異?
(5)如何促進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發(fā)展?為了解答上述問題，本文采用了兩種研究方法：內容分析和個人訪談。本文使用內容分析，來描繪比較中美兩國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的異同。內容分析對象為四份學術期刊，分別為美國的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以及中國的《新聞 與傳播研究》和《新聞大學》。[20]本文選取了這四份期刊2000年到2005年的全部論文，共計1221 篇，其中英文論文485篇,中文論文736篇。[21]12位研究生在培訓后擔任了編碼員。本次內容分析 共設置了18個指標，[22]分別歸屬于研究主體、研究內容、研究范式與研究規(guī)范三個維度。這三個 維度編碼的交互信度分別為：研究主體(2項指標)為99%;研究內容(5項指標)為94%，研究 范式與研究規(guī)范性(11項指標)為84%;全部指標的交互信度為87%。
由于內容分析更多地停留于描述，無法全面解釋中美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的概貌與異同，更 無法有效闡釋學術環(huán)境對學術傳統(tǒng)的影響，因此，對于第四和第五個研究問題，本文運用了質化 研究的方法，訪談了中美兩國部分新聞傳播學者(包括被選取期刊的主編)。
個人訪談是在內容分析編碼完成后逐步開展的。雖然對中美學者的訪談措辭稍有不同，但總 體來說，訪談內容包括了對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的認識、研究理論化程度、研究范式、研究規(guī)范 和研究發(fā)展趨勢等五個方面的內容。[23]
三、研究數(shù)據(jù)
1、研究主體和研究內容
美國兩份學術期刊中研究主體(即論文作者)的分布多為美國本國學者或在美國本土的學者(88.8%)，外國學者的比例為10%，華人學者占1.2%，沒有來自大陸的學者。本文還發(fā)現(xiàn)美 國期刊論文作者分布呈現(xiàn)多樣化趨勢，沒有出現(xiàn)在短時期內一本期刊(3-6個月)的論文有三名 以上的作者來自同一個機構的現(xiàn)象。
由于中國期刊“研究主體”的分布情況與美國期刊稍有不同，因此本文在測量中國期刊作者 分布時做了適度調整(見表1)。我國兩份中文學術期刊的作者分布情況與美國不同：研究主體 相對集中，本國學者的所占比例分別高達99.7%和98.4%，并且，盡管“國內其他學術機構”學者 所占比例最高，(《新聞大學》為60.6%，《新聞與傳播研究》為69%)，但兩份學術期刊中來 自其主辦單位的作者比例都相對較高，《新聞大學》的論文作者中38.5%來自其主辦單位復旦大 學新聞學院，而《新聞與傳播研究》的論文作者中來自其主辦單位社科院新聞所稍少一些，但也 有19.6%。
相比之下，《新聞與傳播研究》的研究主體分布比《新聞大學》更趨多樣化，因為《新聞與 傳播研究》的論文作者中還包括華人學者(3.9%)和其他國外學者(1.5%)，復旦學者也占到了9.8%。而《新聞大學》中這樣的比例幾乎沒有，或者很低。
表2和表3(見下頁)分別展示了中 美兩國學術期刊的研究內容(即研究議 題)。中美兩國學術期刊的論文類型基 本上都以學術論文為主，分別占92.4% 和97.1%，專業(yè)文章則相對較少，都在10%以下(見表2)。
兩國期刊論文所涉及地區(qū)均以本 國為主，中國為65.8%，美國的比例更 高，達84.1%。兩國期刊論文中的比較 研究比例相差不大，均為2%左右，但 中國期刊中“無明確地域”的論文比例(16.3%)明顯高于美國(7.6%)。)
就總體內容而言，“大 眾傳播”在兩國期刊論文中 均處于突出地位(80%以 上)，但中國期刊的比例要 比美國期刊高出15%，達到 了95.5%，中國研究主要關 注的是大眾傳播，而美國則 同時關于非大眾 傳播的研究。
及“綜合媒體”的論文比例相 對較多，達19.7%，中國的期 刊論文這個比例僅為9.1%。
本文對中美兩國期刊論文 涉及的大眾傳播內容作了進一 步分類。中國期刊論文關注較 多的大眾傳播研究分別為“新 聞業(yè)務”(15.6%)、“傳播 者”(13.7%)，“傳播內 容”(11.4%)、“新聞史”(10.8%)和“傳播學反思”(10.4%)，其他的內容分布則相對多元。而美國期刊論文關注的大眾傳播內容則非常集中，排在前四位的分別為“受眾與效果”(29%)、“傳播內容”(26.4%)、“傳播學反思”(11.2%)和“傳播者”(8.1%)，美國期刊論文涉及其他內容類別的比例明顯較少，基本都 在4%以下(見表3)。
綜上所述，中美兩國期刊論文的研究主體分布存在明顯差異：美國學術期刊的研究主體相 對多元，而中國學術期刊研究主體則相對集中。盡管中美兩國期刊論文的總體類型、涉及的媒體 種類相對較為一致，但在研究內容的其他方面則均表現(xiàn)出較大差異。尤其在涉及大眾傳播內容方 面，兩國期刊論文的不同側重就更加明顯。因此，本文認為中美兩國期刊在研究主體和研究內容 兩方面的差異顯著。
2、研究范式的使用
中美期刊論文的差異同樣體現(xiàn)于其研究范式的使用上：美國期刊論文有近96%的論文運用 了西方公認的三種研究范式(即它們的學術傳統(tǒng))，且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即量化研究)所占比重尤高(76.2%)。而中國期刊論文使用西方這三種研究范式的只占18.6%，大 部分期刊論文(81.4%)使用了本文稱之 為的 “其他研究范式”(見表4)。在“其他研究范式”中，“概括性研究”占了近三分之一(30%)，其次是“對策性研究”(17.8%),“史學研究”和“純思辨研究”分別 占了15.7%和10.8%，當然“介紹性研究”也不少(8.2%)(見表5)。
3、研究規(guī)范性
表6共列出7項指標，主要是關于中美兩國期刊 論文寫作的具體規(guī)范;表7則反映了兩國期刊論文應用理論的情況，即兩國新聞傳播研究的理論化程度。
中國期刊論文中只有一半(50.9%)指出明確的研究目的，而絕大部分論文(90.4%)沒有文獻回顧，涉及傳播理論的論文比例也不高(僅為13.3%);有一半的中國期刊論文提出了研 究問題并展開了有效論證(均為51.2%)，并有接近60%的論文得出相關結論;另外有三分之一 的中國論文(32.4%)沒有注明參考文獻;在注明參考文獻的論文中，近60%的論文引用文獻為1-20條，引用文獻20條以上的論文總數(shù)不超過10%。相比之下，幾乎全部美國期刊論文(99.4%)介紹了研究目的，大部分論文回顧了相關文獻(78.6%)，有一半論文(51%)提及相關傳播理論，幾乎全部論文提出了研究問題或假設并展 開了有效論證(均為98.3%)，得出了相關的結論(99.2%);美國期刊論文幾乎全部注明了參 考文獻(只有3%沒有參考文獻)，多數(shù)論文的參考文獻在21-40條(34.8%)和41-60條之間(34.4%)，有20%以上的論文參考文獻超過了60條。表7顯示：“議程設置”是兩國期刊論文涉及最多的理論。中國期刊論文中涉及的多數(shù)理論來自西方。而美國期刊論文中提及的理論多為受眾與效果理論，與研究議題分布相呼應。在理論應用方面，涉及到理論的中國論文中多是僅僅“提及理論”(42.2%)，而“支持理論”(19.3%)和“作為框架”(16.49%)或“評價理論”(14.5%)相對較少，“提出理論”和“檢驗已有理論”更少(共為6%)，“融合”和“拓展理論”則沒有。美國期刊論文在應用理論方面，“僅僅提及理論”的較少(22.7%)，但絕對的數(shù)量則比中國要多(56篇對35篇);總體上其理論使用趨勢相對多元：“支持和作為框架”的論文比例也相 對較高，分別為20.2%和27.9%，“檢驗和拓展理論”的論文比例均為10%左右，“提出理論、融合理論和比較研究”的論文比例相對較少(1%上下)。
綜上所述，中美兩國新聞傳播期刊論文的規(guī)范性也是有明顯差異的，尤其在論文的寫作規(guī)范 性方面尤為明顯。此外，兩國期刊論文在理論化程度方面也存在明顯差異。當然，中美國期刊論 文中能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的論文均不多，多數(shù)期刊論文還停留在理論使用層面。
四、比較分析和討論
通過對中美兩國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概貌的描繪，兩國學術傳統(tǒng)的差異已凸顯出來，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美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間的差異呢?
1、就研究主體分布而言，中美兩國期刊論文間的最大差異在于：美國的研究主體相對多元，而中國的研究主體則相對集中，中國期刊中有較高比例的論文作者來自期刊主辦單位。對于 這一差異，美國學者認為不可思議，因為在美國這是不可能的，美國新聞傳播學學術期刊都隸屬 于美國的新聞傳播協(xié)會(而不是某個學術單位)，學術期刊對所發(fā)表的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論文 都必須通過盲審才能發(fā)表。[32]
但是在美國學者看來的一個不可思議的問題，在我國卻確實存在。對此，中國學者提供的理 由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我國的學術期刊不是屬于某個學術協(xié)會，而是由某個學術機構或大學主 辦，即所有權歸一個具體學術單位。雖然我國的學術期刊對發(fā)表的論文也有嚴格要求，實行了盲 審，但不同形式的所有權必然會導致非學術因素(往往是不成文的潛規(guī)則)影響對論文的甄選，我國學術期刊會無奈地實行雙重標準，即多數(shù)論文采用盲審，但也有個別論文發(fā)表是毋需通過盲 審的。[33]本文無法斷定我國學術期刊中的上述問題即是導致研究主體相對集中的唯一原因，但本 文認為這兩者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
2、說到共同之處，應該說中美兩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內容存在較多共同之處：中美兩國期刊論文的總體類型、涉及的媒體種類以及在突出具有本國特色的研究內容方面均表現(xiàn)出高度的一 致性。例如，盡管網(wǎng)絡的發(fā)展十分迅猛，但印刷媒體仍是中美兩國新聞傳播學關注和研究的焦 點，這也折射出印刷媒體在這兩個不同社會環(huán)境中的影響力。中美兩國新聞傳播研究都在關注各 自社會和學術環(huán)境中的焦點話題，反映出中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獨立性以及兩國學術傳統(tǒng)的獨立性。
而兩國期刊論文在大眾傳播研究內容方面的不一致則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不同學術環(huán)境對新聞 傳播學的影響。中國論文的研究重點是新聞業(yè)務、新聞史以及傳播者和傳播內容等問題，這反映 出當前我國新聞傳播研究正處于由以往的新聞學占主導向新聞學與傳播學逐步融合過渡的趨勢，也說明我國文人辦報、強調寫作技巧等傳統(tǒng)余緒未斷。[34]我國學術期刊論文偏重大眾傳播，一方 面說明大眾媒體在目前我國社會環(huán)境中居于主導地位，而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傳播學舶入中國后，大眾傳播是最便于與當時中國學術傳統(tǒng)嫁接的部分，由于缺乏相應學術傳統(tǒng)的支撐，其他非大眾 傳播(如自我傳播)形式的研究則未能引起我國學界的重視。
美國新聞傳播學術研究已較為成熟，對新聞傳播學邊界的劃定也較為一致，不需要經(jīng)常討論 其體系性和框架性的宏觀問題，而這些話題在中國都還有必要進行討論。[35]因此，美國期刊論文 的研究越來越細致，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兩國的學術傳統(tǒng)尚處于不同的發(fā)展階段。
3、中美兩國期刊論文在研究范式和研究規(guī)范性方面的差異非常顯著。首先，中美學術期刊論文在“研究范式”使用上可謂大相徑庭。美國期刊論文基本可以歸入三大研究范式，尤其偏好 量化研究;而中國則偏好具有中國傳統(tǒng)特色的思辨型研究，美國學界所倡導的三大學術傳統(tǒng)雖然 在中國期刊中也有出現(xiàn)，但絕大多數(shù)還是“其他研究范式”。這說明中國新聞傳播研究正處于一 個多元化的階段，同時亦處于一個相對多變的階段。
學術規(guī)范是學術傳統(tǒng)的具體體現(xiàn)?？偟膩砜?，美國期刊論文較為注重學術規(guī)范，而中國期刊 論文相對不注重這些“西方式”的學術規(guī)范。應該說這是兩國上述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的必然延 伸。
針對美國學術研究而言，是否存在著過分強調學術規(guī)范的形式，而相對忽視其研究實質意義 的缺憾?關于這一點，美國學者認為美國的研究規(guī)范或流程是有必要遵守的，因為這有助于提升 學術研究的質量。但他們同時也認為，近年來好像沒有出現(xiàn)真正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研究，[36]能提出 像“議程設置”、“培養(yǎng)與分析”以及“知溝”那樣的理論。但也有學者認為美國學界經(jīng)過一個階段的“沉默”，新的理論突破可能就在不遠的將來。[37]
就中國研究而言，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宏觀思辨學術傳統(tǒng)有時使得我們的研究規(guī)范過于“百 花齊放”，致使因為缺乏規(guī)范而無法切實提高我們的研究質量。同時，另一個需要防范的問題是 我們在向美國學習量化研究規(guī)范的過程中可能會只關注量化研究的形式而沒有掌握量化研究的實 質，使得很多所謂的量化研究只徒有其表，數(shù)據(jù)表格一大堆，但無法展開論述，有效結論寥寥數(shù) 語。[38]
盡管中美兩國學術傳統(tǒng)在研究范式與研究規(guī)范性方面有較大差異，但兩國學者一致認為學術 研究的創(chuàng)新高于一切，而學術研究的形式則屬次要問題。本文的數(shù)據(jù)也顯示中美國期刊論文能進 行理論創(chuàng)新的并不多，多數(shù)期刊論文還停留于理論使用與解釋層面。而兩國學者在訪談中都對兩 國期刊論文理論化程度的低下也表示了擔憂。
4、討論：如何理解中美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間的差異?
上文從研究主體、研究內容以及研究范式與研究規(guī)范性三個維度比較分析了中美新聞傳播學 學術傳統(tǒng)的異同。本文認為中美兩國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的這三個維度均與各自的學術環(huán)境和學 術制度有密切關聯(lián)：
首先，中美兩國的研究主體(即論文作者)都生活在各自的學術環(huán)境中。上文中提及的中國 期刊論文作者相對集中和美國期刊論文作者相對多元的趨勢都是與中美學術期刊所有權的歸屬直 接相關。這說明目前兩國學術傳統(tǒng)中研究主體的分布趨勢不是作者的問題，而是由兩國研究主體 所處的學術環(huán)境(或者說學術制度)所造成的。
其次，中美兩國研究內容的特征更是對其學術環(huán)境的有效反映，而且隨著學術環(huán)境的變化而 不斷變化。美國學術環(huán)境相對穩(wěn)定，人文學科發(fā)展較為成熟，因此美國學術研究內容越來越細化 和專業(yè)化，研究規(guī)范相對穩(wěn)定和有序;而中國學術環(huán)境尚處于不斷的變動中，人文學科的發(fā)展處 在一個不斷融合的時期，因此我國的學界常有體系性和框架性的“宏大敘事”，研究話題也不斷 變化，多以大眾媒體為主，但時常處于無序的狀態(tài)。[39]
盡管如此，兩國研究又在不斷凸顯富于本國特色的內容，以滿足各自學術環(huán)境的需求。這也 說明就研究內容而言，不應該過分強調國際化，相反應保持各國研究的本土化特色。
最后，中美兩國的研究范式與研究規(guī)范性也與兩國學術環(huán)境有關聯(lián)。美國雖然仍舊崇尚以實 證為基礎的“社會科學研究”，但“批判研究”和“詮釋研究”的研究思路和范式越來越得到認 可，且已出現(xiàn)不同研究范式的融合趨勢，注重將自然科學和其他人文學科的研究范式引入新聞傳 播學研究中。[40]中國文史研究的獨特傳統(tǒng)歷來重思辨，這使得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具有了自己的 特色，往往重視直覺而忽視推理，重視個性而相對輕視規(guī)范。雖然研究思路較為宏觀，但研究范 式的運用則相對隨意。自引入傳播學以來的30年間，不僅新聞學和傳播學的融合在不斷加快，各 種學術流派和研究范式的爭論和融合也在不斷深入。而這種狀況都與中國不斷變化的學術環(huán)境有關。
中美學術傳統(tǒng)的研究范式盡管存在差異，但雙方學者都認識到研究范式和規(guī)范是為研究本身 服務的，并且不同研究范式各有所長，應當取長補短。研究規(guī)范雖是手段，但有效的論證和研究 都離不開合理的規(guī)范，這樣才能逐步形成適應社會需求的學術傳統(tǒng)，這已成為兩國學界的共識。[41]
綜上所述，中美兩國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無論就其研究主體、研究內容還是研究范式與研 究規(guī)范性而言，差異均大于共性。而這些異同均與兩國的學術環(huán)境息息相關。中美新聞傳播研究 都擁有各自獨立的學術傳統(tǒng)，而對學術傳統(tǒng)的評價與解釋有必要將其還原至其所處的學術環(huán)境中(包括政治、經(jīng)濟、文化傳統(tǒng)等方面)進行，這樣就能用發(fā)展的眼光來看待兩國學術傳統(tǒng)間的靜 態(tài)差異，并且有利于以一種理性的態(tài)度來認識中國學術傳統(tǒng)的現(xiàn)狀，既不排斥也不盲目崇拜美國(包括其他國家)的學術傳統(tǒng)。
五、結語：兼論我國新聞傳播學發(fā)展
作為結語，本文認為我國的研究主體還是相對集中，這不利于建立公平的競爭學術機制和開 展有效的學術交流，也不利于提高總體研究水平;盡管我國與美國的研究內容存在一定共性，但 我們目前還是較為偏重大眾傳播，研究視野有待拓展;就研究范式和規(guī)范性而言，我國在繼承思 辨?zhèn)鹘y(tǒng)所長的同時，也應該注意提高理論素養(yǎng)，加強研究方法使用以及論證過程的規(guī)范性。
相比之下，應該承認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確實存在需要改進之處，但要改進我國學術傳統(tǒng)必 須要了解其歷史發(fā)展和現(xiàn)實存在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學術環(huán)境影響著學術傳統(tǒng)，因此本文認為改進學術傳統(tǒng)必須以改善我國的學術環(huán) 境為前提，從學術環(huán)境視角來探討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發(fā)展。具體而言，本文認為我國新聞傳播學 的發(fā)展應該大力提高新聞傳播教育質量和積極完善學術制度建設，這樣才能在中國的學術環(huán)境中 不斷創(chuàng)新，同時還能將國外優(yōu)良學術傳統(tǒng)有機融入中國的學術傳統(tǒng)中，以期優(yōu)化中國新聞傳播學 的學術傳統(tǒng)。
1、提高新聞傳播教育質量的迫切性
研究主體(中國學者)是新聞傳播學術傳統(tǒng)中的重要因素，而研究內容是最能體現(xiàn)我國學 術傳統(tǒng)的特征。因此，如果要提高我國研究主體的總體研究水平并使研究內容越來越豐富且符合 社會需要，就必須提高我國目前的新聞傳播教育水平。新聞傳播教育不僅要傳授該學科必要的知 識，更重要的是要提倡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的專業(yè)理念和道德準則，并突出終身學習的概念。因 此，為了提高我國新聞傳播教育(本科和研究生)的水平，本文建議盡快建立并引入新聞傳播教 育客觀公正的評估體系，這將對有力推動我國新聞傳播教育發(fā)展。值得慶幸的是，教育部新聞學 科教育指導委員會已經(jīng)開始著手這方面的工作。[42]
2、完善學術制度建設的重要性
建立完善的學術制度是促使學術研究規(guī)范化和健康發(fā)展的有力保障，也有利于逐步形成公 平、創(chuàng)新、友好的學術競爭機制。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要有效建立我國新聞傳播的學術制度，還 離不開教育部的領導和相關學術機構(如學位辦、教指委和新聞教育協(xié)會)的統(tǒng)一協(xié)調，不僅要 對學術傳統(tǒng)、制度和規(guī)范進行學理上的宏觀探討，還有必要借鑒美國經(jīng)驗，[43]制訂一個全國適用 的學術論文的具體寫作規(guī)范(包括博士、碩士論文和其他學術論文)。
在強調學術規(guī)范同時，應該提倡盡量避免流于形式，不要一味照搬西方研究格式上的規(guī)范，也應該重視學術研究的內在邏輯性和學術價值。學術規(guī)范性和學術嚴謹性固然重要，但更要能言 之有物、言之成理，力爭理論創(chuàng)新，這才是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只有認清這一點，才會懂得在 發(fā)揮我國學術傳統(tǒng)的特色同時，吸收國外學術傳統(tǒng)的長處。這也是創(chuàng)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研 究模式的開始，從長遠來講也更有利于與美國學界開展有效的國際合作。
總之，本文認為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模式和學術傳統(tǒng)的出現(xiàn)還有賴于生活在中國學術環(huán) 境中的中國學者們(研究主體)，而目前我國學界如何認識我國學術傳統(tǒng)的現(xiàn)狀以及與外國學術傳統(tǒng)間的差異將有助于我們開展如何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模式的討論。希望本文能為這樣的 討論拋磚引玉。
注釋與參考文獻：
[1]根據(jù)上海大學戴元光教授的統(tǒng)計，30年來我國傳播學論著(包括教材)共有400多部，發(fā)表論文兩千余篇，引自其2007年18-19日在上海舉行的“全球傳播與發(fā)展國際學術論壇”的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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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內已有刊物形成了在新年之際或創(chuàng)刊周年回顧以往研究的慣例(可參見《新聞大學》、《新聞記者》等期刊)。其他一些總結過 往研究的論文也不在少數(shù)，可參見童兵(主編).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2007年最新報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戴元光 陳剛.中國傳播學30年與中國傳播學群.2007年18-19日在上海舉行的“全球傳播與發(fā)展國際學術論壇”的論文摘要;陳力丹.近 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概述.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4(3); 2005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十二個新鮮話題[J].新聞界，2006(1);2002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概述[J].新聞界，2003(3); 2001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J].新聞界，2002(2); 2000年中國新聞學研究概述[J].新聞界，2001(3);周恒宇.傳播學的理論解析和研究方向[J].新聞大學，2005(2);廖圣清.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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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參見曹晉 周憲. 新世紀傳播研究譯叢總序.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杜娟 齊濟.中西傳播學期刊定量研究論文規(guī)范性差異研究[J]. 中國傳媒報告，2007(5); 沈馨.當代歐美傳播學研究走向，碩士論文,2006; 謝靜.從《新聞與傳播學季刊》(1990-1999)看美國 九十年代的新聞學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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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郁振華.學術傳統(tǒng)芻議.
[10]汪丁丁.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傳統(tǒng)的重建問題.
[11]鄧正來.學術規(guī)范化和學術環(huán)境建構[OL].2006年6月26日，http://www.省略/data/detail.php?id=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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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這樣的討論和建議是有成效的：新世紀以來，政府行政部門開始頒布學術規(guī)范的文件，教育部先后在2002年和2004年頒布了《關于 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和《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guī)范(試行)》;全國各大學對博士和碩士論文的具體寫作規(guī)范也 開始作明確規(guī)定，而且也出現(xiàn)了專門論述學術研究規(guī)范的著作，可參見楊玉圣、張保生2004年出版的《學術規(guī)范導論》和葉繼元2005年 出版的《學術規(guī)范通論》。
[15]杜娟 齊濟.中西傳播學期刊定量研究論文規(guī)范性差異研究.
[16]美國心理學協(xié)會的出版和寫作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5th edition,2001,經(jīng)常被稱為APA寫作手冊)經(jīng)常會根據(jù)新出現(xiàn)的引注(如互聯(lián)網(wǎng)資料)不斷更新。
[17]張卓.(美國)傳播學學術身份與研究范式的論戰(zhàn)與反思[OL]. http://www.省略/article.php?id=5462; Donsbach,W. (2006). The identit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6:437-448; Trumbo. C.,W.,(2004). Research method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census of eight journals 1990-2000[J]. Mass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 Quarterly. 81(2):417-436; Bryant,J.,& Miron,D.,(2004).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4):662-704; Kamhawi,R.,& Weaver,D.,(2003).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from 1980-1999[J]. Mass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 Quarterly. 80(1): 7-27.。
[18]比如，童兵教授在其《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2007年最新報告)》中指出2006年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三個問題為：(1)研究熱 點過多，重點卻不突出;因此未能進行創(chuàng)新研究和攻關研究，影響了標志性成果的產出;(2)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不夠緊密，缺乏理 性;(3)有的研究者不能嚴格遵守學術研究規(guī)范;戴元光教授對我國在60多種中文刊物的810篇論文分析后，發(fā)現(xiàn)我國傳播學研究水平 還很低，問題還很多：(1)我國還沒有建構起健康而科學的學術環(huán)境，對傳播學研究的干擾較多，(2)缺乏正常的學術批評，(3) 功利主義和學術商業(yè)化嚴重，缺乏學術公信力;(4)傳播學本土研究才起步，仍處于用西方話語詮釋中國的階段。(摘自戴元光 陳 剛.中國傳播學30年與中國傳播學群. 2007年18-19日在上海舉行的“全球傳播與發(fā)展國際學術論壇”的論文摘要)。
[19]楊玉圣.學術期刊與學術規(guī)范[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
[20]美國的兩份學術期刊中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為美國新聞與傳播協(xié)會(AEJMC)的核心期刊，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則代表了美國的國際傳播學協(xié)(ICA);中國的《新聞與傳播研究》由社科院新聞研究所主辦，《新聞大學》由復旦大學 新聞學院主辦，均為全國核心期刊。
[21]編碼內容不包括會議紀要和推介性書評而研究性書評則計入其中。
[22]這18個指標分別為：(1)論文類型;(2)論文涉及地區(qū);(3)內容總體歸類，(4)議題分類;(5)涉及媒體;(6)研究范 式;(7)其他研究范式(8)有無介紹研究目的;(9)有無文獻回顧;(10)是否提及傳播理論;(11)涉及的具體理論;(12)如 何應用理論;(13)是否提出研究問題或假設;(14)是否開展論證;(15)是否得出相關結論;(16)參考文獻數(shù)量;(17)中國期刊論文作者分布;(18)美國期刊作者分布(其中指標4、11、12、17、18允許多選)。
[23]本文采訪的美國學者包括AEJMC現(xiàn)任會長、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Wayne Wanta教授;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編、俄克拉荷馬大 學Michael Pfau教授;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主編、Point Park大學Dane Claussen教授;中國學者包括新聞學 科教指委主任、復旦大學李良榮教授;《新聞大學》主編、復旦大學黃芝曉教授和上海大學戴元光教授。美國學者的訪談是通過e-mail 完成的，中國的學者的訪談則是通過面談，由作者記錄成文。
[24]本文把將就某一問題展開論證或論述的文章歸為“學術論文”;把演講稿、學術散文(第一人稱，主要談個人感想的文章)、書評 等以談感想為主的文章歸為“專業(yè)文章”。本文以下的指標主要針對學術論文。
[25]本文將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的論文則歸入“非大眾傳播”，對于“大眾傳播”的具體內容，本文做了進一步的細分，詳 見表3。
[26]同一篇論文涉及的媒體類型超過兩種，歸入“綜合”;“其他媒體”是指手機、DVD、VCD等媒體形式;“無明確媒體”指論文并不 涉及具體的媒體形式。
[27]這里的“研究范式”主要指：“社會科學研究典范”、“詮釋研究典范”、“批判研究典范”，可參見Fink,E.J.&W.Gantz(1996).A content analysis of thre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aditions: Social science,interpretive studies,and critical analysis.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1):114;金兼斌.傳播研究典范及其對我國當前傳播研究的啟示[J]. 新聞與傳播研究,1999.
[28]中文論文采用的研究范式與美國論文存在很大差異，這恰是中國目前新聞傳播學學術傳統(tǒng)的主要特征之一。本文對于“其他研究范 式”是這樣劃分的：“史學研究”：分析歷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機構及發(fā)展規(guī)律和趨勢，以歷史考證為主要方法，并闡述對當今時代的 借鑒和啟示;“對策性研究”：對新聞傳播學和媒體的發(fā)展和運作提出策略性的研究;“概括性研究”：對新聞傳播學和媒體的現(xiàn)狀和 發(fā)展提出一些概括性的總結和歸納;“介紹性研究”：主要對西方新聞傳播學和媒體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作介紹，旨在引發(fā)國人對此關注;“純思辨”是指對新聞傳播學的理論進行概念層面的思考;“一事一議或有感而發(fā)”則是針對新近發(fā)生的某一起具體的事件從傳播學角 度進行評點，提出觀點;其他類型則歸入“其他”。
[29]本文中的“論證”是指作者是否對自己提出的觀點用實證材料或者通過概念間的邏輯推理關系進行論述，主要依據(jù)總體判斷。
[30]本文對表4中的“提及理論”及應用情況定義如下：(1)提及理論：指論文僅僅提到某種理論;(2)作為框架：指理論為研究提 供了一個理論框架;(3)提出新理論：依據(jù)實證，邏輯推理建構出新的理論;(4)檢驗理論：在特定時間和地域選取實證材料來證明 或者證偽已有理論;(5)融合理論：將兩種以上的理論融合起來進行論述;(6)拓展理論：提出原有理論并以論述為基礎對理論重新 修訂或拓展;(7)支持理論：用理論支持觀點，指用他人的理論為自己的觀點提供支持;(8)評介理論：對一個或多個理論進行點 評;(9)比較理論：比較不同理論之間的異同。
[31]信息處理理論與把關人理論被提及次數(shù)相同。
[32]訪談：2007年6月底采訪AEJMC當時會長、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Wayne Wanta教授，地點：新加坡。這一觀點也得到了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編、俄克拉荷馬大學Michael Pfau教授和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主編、Point Park大學Dane Claussen教授的認同。
[33]訪談：2007年11月采訪《新聞大學》主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黃芝曉教授，地點：復旦大學。
[34]同注釋32。
[35]訪談：2007年8月采訪教育部新聞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復旦大學李良榮教授，地點：復旦大學。
[36]這與表7中美國期刊論文“提出理論”的比例(0.8%)較低是吻合的。
[37]同注釋32。
[38]同注釋33。訪談的中國學者還包括上海大學的戴元光教授，2007年5月，地點：上海大學。
[39]同注釋32。
[40]同注釋32。
[41]同注釋32、33。
[42]同注釋32。
[43]見注釋16。
傳播學學術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