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鄧小平社會主義觀差異的詮釋學維度論文
社會主義(socialism)一詞源于拉丁文。是一種經濟社會學思想，主張或提倡整個社會作為整體，由社會擁有和控制產品、資本、土地、資產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眾利益。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毛澤東和鄧小平社會主義觀差異的詮釋學維度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毛澤東和鄧小平社會主義觀差異的詮釋學維度全文如下：
【內容提要】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都主要來源于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由于二人的接受視閾不同，由此形成他們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解的許多差異。我們可以站在哲學詮釋學的立場，借鑒它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就毛澤東和鄧小平社會主義觀形成差異的具體原因進行分析，并借此說明科學社會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關 鍵 詞】毛澤東/鄧小平/社會主義觀/理解/詮釋/差異
【 正 文】
正如哲學詮釋學所指出的那樣，任何理解和解釋都有其自身的詮釋處境，任何理解和解釋都有歷史性和有限性，任何理解和解釋也都有未完成性和開放性。這給我們研究社會主義思想發(fā)展史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取得勝利的過程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人對科學社會主義不斷理解、詮釋、運用的過程。本文運用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立場和觀點，通過對毛澤東和鄧小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運動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理解和詮釋差異的形成原因以及繼承關系進行分析，同時也借此說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
一
社會主義觀主要是指建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觀念。毛澤東、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都來自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詮釋。馬克思、恩格斯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比較集中地反映在《共產主義原理》、《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等著作中。他們設想未來的理想社會是：高度發(fā)展的生產力;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全部生產資料歸社會直接占有;消除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tài)，生產按預定計劃有組織地進行;消滅了商品貨幣關系，采取從社會儲存中直接供應的方法進行消費品的供應;消滅了階級和階級差別，國家將逐步消失;人將獲得自由而全面地發(fā)展。
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方面，他們一再強調不能一下子就廢除私有制，“只有在廢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創(chuàng)造出來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239頁)，“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tǒng)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293頁)。并一再強調：“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qū)別于現(xiàn)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fā)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676頁)。即我們必須根據(jù)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實踐來認識和發(fā)展這一理論，不要把它教條化，這是一個重要原則。
應該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這些論述主要是以社會主義首先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為前提的，是根據(j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情況推論的，但現(xiàn)實的發(fā)展超出了他們的設想，社會主義首先不是在經濟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取得了勝利。這種現(xiàn)實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所探討的理想的社會主義是有所不同的。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認為社會主義是中國唯一的選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對于建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和鄧小平都進行了大量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同樣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詮釋，毛澤東、鄧小平都堅持和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之中一些基本原則，如：在建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問題上，在政治上都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都強調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不可動搖的基礎，按勞分配是體現(xiàn)社會主義制度性質的分配形式。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都強調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但同樣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詮釋，毛澤東、鄧小平在中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也產生了一些明顯的差異?？偟恼f來，毛澤東設想的社會主義是以平均主義為特征、以實現(xiàn)平等為目的、帶有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社會。在他看來，平等是脫離生產力的實際發(fā)展水平和社會發(fā)展階段的抽象原則，平等目標的實現(xiàn)從根本上不是取決于生產力的發(fā)展，而是在于社會道德的提高和生產關系的改變，這帶有明顯的倫理社會主義的色彩。
鄧小平認為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之所以經歷曲折和失誤，歸根到底是由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沒有搞清楚。他結合中國的實際和時代特點，賦予社會主義觀以新的內容：社會主義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就是共同富裕。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目標，其根本途徑就是發(fā)展生產力，可以說鄧小平社會主義觀的核心思想就是通過發(fā)展生產力來建設社會主義。
二
哲學詮釋學認為，歷史性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無論是理解主體之本人還是作為被理解和詮釋的文本，都內在地鑲嵌于歷史之中。人們的歷史特殊性和和局限性是無法消除的，因此，人們的理解也無法逃脫這一歷史特殊性和局限性，這就是理解的前結構。對于接受主體而言，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產生的前見與那些阻礙理解并導致誤解的前見區(qū)別開來。承認理解的歷史性，就承認了理解者前見的合理性。這種前見是構成理解的基礎和前提。一切解釋都是在前理解的基礎上達到的新理解。
根據(jù)哲學詮釋學這一重要理論，我們很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理解和詮釋的前見不同，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雖然都主要是直接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但是也表現(xiàn)出明顯的差異。我們注意到，毛澤東社會主義觀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實際上來自于其理解的前見影響，這些前見造成了毛澤東對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大量誤讀。“前見”也即“接受視閾”，毛澤東的接受視閾極大地受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
毛澤東自幼熟讀儒家“四書五經”，后又遍讀“二十四史”。毛澤東真正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后，也就是說，當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時已經成年，他所接受的傳統(tǒng)思想和傳統(tǒng)教育已經在他身上扎下了根。這樣，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思想就構成了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前見。比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不僅是影響毛澤東選擇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還影響到他把平等、平均作為衡量是否是社會主義的根本標準。從其一生對社會主義認識的發(fā)展就可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早在1919年，有志于改變中國社會窮困面貌和救民于水火的青年毛澤東即提出了“新村”計劃，為未來的中國社會繪制了美好藍圖：“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chuàng)制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起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yǎng)院、公共學校……”(454頁)毛澤東用了十數(shù)個“公共”組織概括了“新村”的社會模型。這些組織包攬了社會成員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產娛樂各個方面，“新村”實行共同勞動、共同享受，實行完全的平均分配。
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澤東用“圣域”來表達這一理想，并描繪道：“如世但有君子，則政治、法律、社會制度及多余之農、工、商業(yè)，皆可廢而不用。”(85頁)可見，無論“新村”還是“圣域”，都強烈地表達了毛澤東對理想社會的憧憬，體現(xiàn)了他的政治抱負和終極價值目標：消滅差別，實現(xiàn)平等。對于毛澤東身上體現(xiàn)出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lián)黨組的談話中說：“毛澤東講過兩次，家庭是要消滅的。他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39頁)這表明毛澤東把共產主義理想和康有為的《大同書》聯(lián)系起來。而這一認識在毛澤東發(fā)起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有著更生動的表現(xiàn)。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社會主義思想與理論史上，人們通常都把“公社”同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聯(lián)系起來。人民公社特點就是“一大二公”。所謂的“公”一方面是公有化的程度高，甚至于社員的自留地、家庭副業(yè)、以至于個人財產也收歸公社所有;另一方面就是積極倡導實行供給制，供給制被毛澤東看作是共產主義因素加以提倡。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所有制解決以后，(人民公社)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的問題。過去實現(xiàn)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二十二年戰(zhàn)爭都打勝了，為什么建設共產主義不行呢?(1011頁)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闡述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的公平原則，在社會主義時期就必須開始實行，否則，就是“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也就是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方向。
公平、平等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也是共產主義奮斗目標之一，問題在于如何正確認識和實現(xiàn)它。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發(fā)展生產力，創(chuàng)造生產的物質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fā)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態(tài)創(chuàng)造現(xiàn)實基礎。而要是在沒有生產力高度發(fā)展的情況下去勉強實行社會公平的目標，“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39頁)?？墒牵诿珴蓶|看來，實現(xiàn)平等從根本上不是取決于生產力的發(fā)展，而是在于社會道德的提高和生產關系的改變。而對于生產力的發(fā)展，毛澤東卻惟恐它有礙于道德與人際關系的改造，最終難于實現(xiàn)平等。這種認識明顯地帶有中國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印記。當然，這不是說，毛澤東不曾認識到生產力的重要性，事實上，在理論上，他對此也有過不少強調。但是，在情感上，在實踐上，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個前提條件的實現(xiàn)，使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平等”的認識發(fā)生了偏離，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求。
與毛澤東相比，鄧小平社會主義觀的最根本特點，就是完全按照唯物史觀，把公平看成一個取決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歷史范疇。鄧小平把發(fā)展生產力概括進社會主義的本質，這與馬克思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發(fā)展生產力的思想一脈相承，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繼承和發(fā)揚。而這一新理解的產生是由鄧小平的新視閾影響的。比較毛澤東而言，鄧小平少年時代就遠赴歐洲，在接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也比較多地受到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影響，這使得他能夠以更寬廣的眼界和更理性的態(tài)度來審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他在法國勤工儉學6年間，閱讀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還積極參加旅歐共青團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研討活動，系統(tǒng)地學習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
1926年1月到1927年春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立志改造中國之后，更自覺地致力于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積極改造中國文化傳統(tǒng)，這就使得鄧小平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更多的是一種批判性繼承(毛澤東也強調這一點，當時由于其接受視閾的限制，盡管其在理論上重視，而在實際做法上卻未能完全踐履)，尤其是他通過對毛澤東晚年失誤的總結，洞察到中國封建主義文化殘余的嚴重危害。鄧小平曾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fā)展社會生產力。”(116頁)在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充分吸收養(yǎng)料的同時，又以全新的現(xiàn)代意識對傳統(tǒng)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樣是對“平等”的認識，鄧小平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116頁)。
“社會主義最大的優(yōu)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xiàn)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364頁)。但是，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平均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155頁)。而要實現(xiàn)共同富裕就必須大力發(fā)展生產力。對于發(fā)展生產力，鄧小平不僅反復說明“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fā)展生產力”這一基本立場，而且一再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首要任務、中心任務、根本目的是發(fā)展生產力。
“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xiàn)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fā)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fā)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363頁)。正是鄧小平對傳統(tǒng)文化批判的繼承的立場，使其不僅糾正了毛澤東因受傳統(tǒng)文化影響而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理解的偏差，而且進一步促成了馬克思主義這種西方文化精粹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結合，全面深化了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理解，豐富和發(fā)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通過上面對毛澤東與鄧小平社會主義觀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同樣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理解和詮釋，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詮釋卻更能接近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真實。道理很簡單，鄧小平對西方文化的接受，無論是從感性的層面還是從理性的層面來講，都比毛澤東具有更廣的接受視閾。這種多重視閾有助于鄧小平在接受和詮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時有更多的比較和選擇，從而產生新的視閾融合。
三
如果說，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接受視閾”或曰“前見”對他們在理解和詮釋社會主義時發(fā)生差異有其必然性的話，那么，根據(jù)哲學詮釋學“視閾融合”的觀點，毛澤東和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也都有合理性。“視閾融合”認為，詮釋者與詮釋文本各有不同的視閾，而理解的過程正是兩種視閾不斷調整和不斷融合的過程。這種融合的過程無論是對詮釋者，還是對經典文本而言，都將產生新的意義。因此，可以認為，毛澤東和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理解都有合理性。
既然是兩種不同視閾的融合，因此，我們首先應該了解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當下視閾是怎樣一種狀況。毛澤東時代，國際環(huán)境十分嚴峻，先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和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1957年11月，毛澤東在《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于帝國主義的力量站了壓倒的優(yōu)勢”(321頁)，就是對此形勢的概括。后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軍備競賽幾度使對抗升級;社會主義陣營內，中蘇從合作走向論戰(zhàn)、對抗，使新中國的整個國際環(huán)境更加嚴峻。
1970年5月，毛澤東還講;“新的世界大戰(zhàn)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9](584頁)在這種戰(zhàn)爭與革命的時代，毛澤東在處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時，首先必須考慮的是國家的安全。即使是70年代主動與美國改善關系，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對付蘇聯(lián)的威脅。這種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分歧與對立，使得毛澤東對帝國主義戰(zhàn)爭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威脅抱有很深的戒備心理。
應該說毛澤東還是非常重視和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中關于交往普遍化和利用資本主義的思想。早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明確地表示：“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10](1325頁)1956年，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yè)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43頁)并將發(fā)展對外經濟關系從“做生意”擴展到了“向外國學習”這個更廣泛的領域。在向外國學習的同時，他又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要改變貧困落后的面貌，就必須堅持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設，把立足點放在自己一邊，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爭取外國的支持和援助，但這不能以附加任何不公正的條件為代價。
理論的接受與實際的行為畢竟是不同的。鑒于毛澤東接受視閾中的國際環(huán)境與個人的因素的影響，在處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方面，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fā)展、科技進步以及具體制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重視不夠，在實際中過多地強調了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對立，忽視了兩者在經濟上的統(tǒng)一與互補，對資本主義缺乏一種歷史的、辯證的科學分析，因此，在實踐上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以至于在客觀上造成了一種“閉關自守”的狀態(tài)。
與毛澤東相比，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接受視閾顯然有很多不同。他在法國勤工儉學6年，對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感性認識使得他在接受視閾上更能切近馬恩對資本主義的論述。他在第二次復出后又出訪歐美一些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它們科技的迅猛發(fā)展和發(fā)達的經濟有著直接的體驗和認識。在他重登歷史舞臺領導中國社會變革的時候，時代已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時代主題已從過去的革命與戰(zhàn)爭轉變?yōu)楹推脚c發(fā)展。
二戰(zhàn)以來冷戰(zhàn)局面的結束導致了國際政治格局的新變化;新科技革命的興起，極大地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fā)展和一體化進程，促使各國之間努力調整自己的內外政策，這給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既帶來了機遇，又帶來了挑戰(zhàn)。這就是鄧小平面臨的局勢，鄧小平認識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盡管在社會制度方面有本質不同，在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念方面也有很大差異，但社會主義制度要戰(zhàn)勝資本主義制度，中國要獲得迅速發(fā)展，要趕上世界的先進國家，“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xiàn)代社會化生產規(guī)模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373頁)。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不能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差別作為發(fā)展國家關系的障礙。正如鄧小平所說的，“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zhàn)略利益出發(fā)”(330頁)。鄧小平接受和詮釋的當下視閾，使他在認識和處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方面，能夠進一步深化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中關于交往普遍化和利用資本主義的思想。在他第二次復出后就提出，要擴大進出口，引進新技術、新設備，發(fā)展對外經濟關系。1976年粉碎“_”后，他又不斷強調，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必須善于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要以世界先進的科技成果作為我們發(fā)展的起點。1980年，他正式使用“對外開放”的表述。
1985年，鄧小平在同坦桑尼亞副總統(tǒng)姆維尼談話時說：“任何一個國家要發(fā)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行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fā)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116頁)可見，鄧小平準確地抓住了當代世界發(fā)展的實質：在迅猛發(fā)展的世界里，各國相互聯(lián)系，相互依存。從世界全局觀察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關系，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見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改革開放的社會，同屬改革開放的世界，二者在改革開放中競爭、滲透、共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市場經濟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同樣應當實行和發(fā)展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要贏得對資本主義的優(yōu)勢，必須使自己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fā)展得更快、更高。
總而言之，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當下視閾使他們接受和詮釋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時，體現(xiàn)出不少差異，這種差異，就是一種視閾融合。
四
理解和詮釋無法避開歷史性，但是歷史并不是靜態(tài)的一堆歷史事實，正如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正是從實際效果史的角度立言的。因此，研究毛澤東和鄧小平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發(fā)展歷史，不能不充分考慮他們在理解和詮釋馬克思主義并且運用于中國建設的實際效果。
雖然，就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的理解而言，仍然具有合理性，但當其將此理論運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實踐的過程中，其效果卻并未能達到毛澤東的預期目標，比如毛澤東發(fā)動““””，就是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確保社會主義制度。這一理論實際上是把革命的原義和轉義混為一談，在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已經建立起來以后，還要去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從理論上是錯誤的，從實際效果來講，也使天下大亂，給黨、國家、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談到毛澤東發(fā)動““””時說：“對于‘“”’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錯誤。”[12](34頁)站在詮釋學的立場來看，產生誤讀是必不可免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認為沒有“正讀”。相較而言，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詮釋，從其實際效果而言，其對社會主義的諸多認識，顯然更符合實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也更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認識。
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基本觀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際準。20多年來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巨大成就證明，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更有真理性。也正是從實際效果史的立場出發(fā)，我們既不回避毛澤東晚年造成的失誤甚至錯誤，但更要肯定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發(fā)展。要不然，我們會完全走到相對主義的立場上去，變成沒有是非的價值評判。
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科學認識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社會主義實踐的深入而逐漸深化的，它表現(xiàn)為一個真理的發(fā)展過程。絕對真理性的認識是由無數(shù)相對真理的總和構成的。在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無不受著當時實踐條件的制約，只能達到那個時代可能達到的程度。我們不能要求前人給我們提供今天實踐發(fā)展所要求的理論，正如我們無法為后人提供終極真理一樣，但每一代人都必然會承擔起時代賦予他們的理論任務，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推向前進。
通過上面對毛澤東和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差異，我們既從詮釋學的立場和觀點出發(fā)，做出了合理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帶給我們的啟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一個發(fā)展的體系，它遠沒有終結。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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