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經濟倫理教育問題

　　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既包括經濟理論和分析工具的教育，又包括經濟倫理的教育。伴隨著數(shù)學邏輯方法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的應用日益成熟，如何在教學過程中加強經濟倫理教育逐漸受到經濟學者的關注。經濟倫理指直接調節(jié)和規(guī)范人們從事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的一系列倫理原則和道德規(guī)范?，F(xiàn)代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從同情心出發(fā)，論述了利他主義的倫理觀;在《國富論》一書中從物質利益和個人私利出發(fā)，論述了利己主義的經濟觀。他從經濟理性和倫理道德的內在統(tǒng)一的角度論述“經濟人”假說，一方面，人們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對得失和盈虧計算精密;另一方面，利他心理阻止人們使用卑鄙行徑和不公正手段獲得財富。隨后，馬歇爾、弗里德曼、阿馬蒂亞·森等眾多經濟學家都在經濟倫理方面展開了論述。馬歇爾指出經濟人的完全利己主義假設在道德面前是不成功的;弗里德曼主張在法律和基本的道德規(guī)則下追求利潤;阿馬蒂亞·森通過經濟學和哲學手段的綜合運用，把倫理因素重新納入投票悖論、個人選擇、不可能定理等至關重要的經濟學問題的討論之中，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總之，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包含有豐富深厚的經濟倫理元素。

　　一、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經濟倫理教育的重要性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進行經濟倫理教育有助于學生認識和了解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和價值觀。西方主流經濟學說一直將功利主義作為其哲學基礎，而從倫理的角度出發(fā)，功利主義的積極和消極方面勢必會直接影響西方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局限性。經濟學家羅爾斯指出了功利主義的三個錯誤：沒有認真考慮社會如何分配利益和福利，沒有認真考慮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沒有考慮欲望滿足方面的特性。熊彼特進一步指出，功利主義的假設對于解釋經濟史，解釋經濟的推動力，解釋涉及實施動機的問題都毫無價值，它只對福利經濟學具有根本性的意義。而且，在最狹義的經濟領域里，功利主義的假設是多余的。在西方經濟學中加強經濟倫理教育，有助于形成對功利主義的科學認識，能使學生從辯證法的高度認清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優(yōu)勢和先天不足。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進行經濟倫理教育有助于學生了解當前西方經濟學及其政策導向中蘊含的價值取向。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說，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其理論假設和核心主張方面都體現(xiàn)出了非常鮮明的價值取向。理論的中心思想指出：以私有制為基礎組織起來的市場社會是人類自然的狀態(tài)，在沒有外部干預的情況下這樣的社會將通過看不見的手走向繁榮;資本主義從來就存在;人類歷史是市場逐步自由化的過程，社會唯一需要的是消除國家束縛和干預。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加強經濟倫理教育，客觀地研究和分析當代西方經濟學及其政策導向中的價值取向，是正確認識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建樹及其應用價值的必然要求。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進行經濟倫理教育有助于學生樹立正確的經濟倫理觀。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經濟人”假設，即認為自利是最基礎的人性。這一假設是經濟分析的邏輯起點，具有分析工具的價值，但不具有人生目的和理想人格的價值。作為經濟學者，一方面，在研究動機上不能將自己定位為一個追逐私利的“經濟人”，而應是為公眾利益服務，具有高尚的道德信仰和人格追求的人;另一方面，在經濟研究中不能脫離正確的倫理價值觀的引導，應利用倫理常識將經濟學知識進行整理與應用。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加強經濟倫理教育，無論是對增強學生以正確的經濟倫理立場分析和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素質和能力，還是對提升學生的人生理想和抱負，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西方經濟學教學中進行倫理教育的方法探討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進行經濟倫理教育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教師在講授西方主流經濟學說或代表人物思想觀點時，增加對其哲學淵源和倫理特色進行介紹。在西方經濟學的產生與發(fā)展時期，絕大部分經濟學家都是出生于資產階級家庭，哲學、倫理學不可避免地對其研究立場、觀點和方法有所影響。而經濟學家將經濟研究的結論抽象到哲學理論層面時，又必然會烙上當時某種哲學或倫理學的印記。正因如此，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將18世紀到19世紀經濟學說的哲學淵源和倫理特色抽象歸納為功利主義。亨特將20世紀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哲學淵源和倫理特色歸納為個人主義和倫理上的功利性享樂主義結合起來的產物。第二，教師在講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模型建設與推導時，增加對其價值判斷進行倫理評述。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雖以模型化和實證化為主要特征，但理論模型建設與選擇上卻總是以一定的倫理特色的價值判斷為基礎和前提的。以經濟學家約翰·貝茨·克拉克的邊際生產率分配模型為例，該模型提出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指出：勞動和資本各自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它們各自的產品價值，同時也就決定了它們各自所取得的收入。經濟學家施蒂格勒將該模型稱為“邊際生產率倫理學”，獲得了公眾和經濟學家廣泛的支持。第三，教師在歸納主流經濟學家提出的政策主張時，增加對其倫理價值導向的道德分析。經濟學家在適當考慮了某一經濟現(xiàn)象背后的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后，其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從廣泛的社會科學(包括倫理學、哲學的知識)中得出的結論，不僅僅局限于經濟分析。完整的解讀經濟學家的政策內涵，既要分析和介紹經濟方面，也要分析和介紹非經濟方面，特別是倫理方面。更何況，任何的經濟政策主張都會影響到社會秩序中每個人的幸福和福利，而利益的追逐是道德問題產生的基礎。以最大產出的經濟政策為例，美國和俄國都以最大限度的產出和財富的增長為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但是，美國的最大產出量由消費者決定，而由于受到經濟體制的影響，俄國的最大產出量基本由中央集權的領導機構來確定。兩個國家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完全一樣，而其中所隱含的倫理意義卻完全不同。由此可見，各國的經濟政策是各個國家根本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中核心價值觀的產物，無論引導還是跟隨某種政策主張，都需要某種倫理體系來指導他們提出建議。因此，弄清楚西方經濟學家政策主張中蘊含的倫理價值導向，對于我們認清西方市場經濟各種政策的實質及其對我國的適用范圍，是極為有益的。

　　此外，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進行經濟倫理教育，對從事西方經濟教學和研究的高校教師也提出了挑戰(zhàn)。教師不僅需要具備良好的西方經濟學專業(yè)知識和研究能力，還需要提升自身的哲學倫理素養(yǎng)。一方面，應注重總結西方經濟理論內部隱含的道德判斷及其作用;另一方面，應關注西方經濟學對于倫理或道德的解釋性內容的研究。道德和經濟學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問題之一，高校經濟學教育工作者，要達到經濟學素質與哲學素質俱佳，才能精準地解讀前人的在經濟倫理方面的深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