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xué)論文

國學(xué)論文

　　李斯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想，在這一點上大家都沒有分歧。兩千多年或多或少延續(xù)不斷的中國政治史中，有兩個相距很近的劃時代的決策。第一是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從此之后的兩千多年中國基本上以中央集權(quán)的政治形式為主體，這在世界的歷史上——除去古埃及之外——是絕無僅有的。第二是漢武帝把儒家思想確定為政治與社會理念的基礎(chǔ)。中央集權(quán)與儒家政治基本上貫穿了兩千年的中國歷史。李斯在確立中央集權(quán)的政治形式上起過決定性的作用。作為主管司法的大臣——廷尉(由于秦朝重視刑罰，因此廷尉位列三公)——李斯抵制了丞相與御史大夫(宰相與副宰相)分封諸侯的建議，開創(chuàng)了中國特有的中央集權(quán)政治。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李斯的政治天才與遠見。從時效上來看，李斯幾乎趕上了孔子。李斯不僅是出色的政治實踐家，他從業(yè)于當(dāng)時最著名的政治理論家與思想家荀況，并從同學(xué)韓非那里學(xué)到了很多東西，成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理論家。李斯甚至是書法家。所有這一切，都給了李斯一個極端特殊的歷史地位。司馬遷在《史記•李斯列傳》中總結(jié)他的一生說：“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yè)，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wù)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茍合，嚴(yán)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且與周召列矣。”

　　但是，李斯不同于他的前輩老子與孔子。老子與孔子雖然生前沒有建立功名，但死后不久就受到了極高的崇拜。漢朝以來，史家很少談到李斯，一旦談到，也是嚴(yán)厲地批評。李斯的名望要等兩千多年之后才重新輝煌起來，那就是五四的時代和“”中的批林批孔。五四和以后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李斯有一種特殊的崇拜。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崇拜李斯，本來應(yīng)該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F(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大多崇尚歐洲18世紀(jì)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這與李斯和法家的政治理念截然相反。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先繞一個圈子，看看作為歷史人物的李斯的人格是怎樣的。

　　1.李斯的人格

　　有關(guān)李斯的生平的史料不多，今天人所依據(jù)的也主要是司馬遷《史記》中的相關(guān)章節(jié)。我們先看看李斯與同學(xué)韓非的關(guān)系?！吨G逐客書》是中國文學(xué)史很重要的作品，我們很多人在中學(xué)都讀過。當(dāng)時，在秦國強大的壓力之下，很多諸侯國都派出說客游說秦王，企圖以此化解來自強秦的威脅。秦國的宗室大臣看穿了這些說客的計謀，請秦王驅(qū)逐所有外國來的士人。李斯出身楚國，后來跟隨荀況學(xué)習(xí)，不是秦國本地人，當(dāng)然在被驅(qū)逐的行列。李斯為此向秦王上書，這就是那篇名著《諫逐客書》。李斯列舉了外來的人才、物產(chǎn)對秦國的益處之後總結(jié)說：“夫物不產(chǎn)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chǎn)于秦而愿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nèi)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這篇文章有理有據(jù)、痛快淋漓，一下子就把秦王說服了。李斯不僅重新回到了秦國，而且很快就受到了重用。李斯在這里不僅今強調(diào)了外國的人才對秦國有用，還特別強調(diào)了外國來秦國尋求功名的士人都愿意效忠秦王。

　　我們知道，李斯與韓非都曾經(jīng)拜荀況為師，是同學(xué)。而且，從后來李斯《對二世書》我們可以知道，李斯對韓非的學(xué)問與理論崇拜已極，甚至把韓非的話說成是“圣人之論”。那么，他是怎樣對待這位令自己崇拜不已的同學(xué)的呢?《史記•韓非列傳》說：“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我們在這里特別要注意兩點。第一，李斯陷害韓非所使用的理由，恰恰就是當(dāng)年自己被驅(qū)逐的理由。在這里，李斯口氣一轉(zhuǎn)，說外國人不能效忠秦王，這是人之常情?？吹竭@里，我們對那篇精彩的《諫逐客書》的夸獎就要大打折扣了，因為，它不是出于內(nèi)心的信仰，而是出于個人利益的需要，寫得再好，也是假的。更嚴(yán)重的是，李斯在《諫逐客書》中明確指出，如果把這些外國的人才驅(qū)逐掉，不僅秦國不能利用他們的才能，還會逼著他們到別國去效勞，因此，“逐客”是“資敵”，對敵國有好處。為了避免韓非可能幫助其他的國家與秦國作對，就不能把韓非驅(qū)逐，而要把他殺掉。為了殺掉韓非，李斯教唆秦王誣陷韓非，找茬把他殺掉。而且，李斯在極度的嫉妒中依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對于可能的競爭敵手一定要斬草除根。看到秦王還沒有最后下定決心，就把韓非毒死在獄中了。果然，秦王很快就后悔了，但是，李斯已經(jīng)捷足先登。所有心腸險惡、殘酷無情的人看到這里恐怕都要撫膺長嘆、自愧不如了。

　　2.生命的動力

　　崇拜李斯的中國知識分子常常說：陷害韓非是李斯一生中的污點，但是，瑕不掩瑜，李斯仍然不愧一個偉大的人物。那么，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偉大的人物的胸懷與抱負吧?！妒酚?bull;李斯列轉(zhuǎn)》有這樣一段記載：“李斯……從荀卿學(xué)帝王之術(shù)。學(xué)已成，……欲西入秦，辭于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鶩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疆行者耳。故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大于困窮。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李斯學(xué)成后辭別自己的老師，說：對人最大的辱罵就是卑賤，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窮困。處在卑賤的地位，生活在窮困之中，而批評社會，鄙夷利益，這不是作士人的心胸。這一段是李斯對自己人生志向的總結(jié)，他的人生動力就是追求高貴的地位、物質(zhì)的利益，除此之外，都不在話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把自己的天才與本領(lǐng)都用上了。而且，他的目的也的確達到了。他不僅自己位極人臣，而且兒子都娶了公主，女兒都嫁了皇子，過生日時來給他祝壽的大臣鬧得車水馬龍、門庭若市。

　　李斯在《諫逐客書》中向秦王表示忠心，但是，他對秦始皇沒有絲毫的忠誠。秦始皇死前寫信給太子扶蘇，要把兵權(quán)交給大將蒙恬，并讓扶蘇前來喪葬，繼承大統(tǒng)。但是，趙高向李斯陳說了厲害，告訴他：扶蘇、蒙恬一旦得志，你就沒戲啦。于是，他與趙高一起封閉秦始皇的死訊，偽造遺詔，陷害了扶蘇、蒙恬，扶持二世胡亥當(dāng)上了皇帝。這是秦朝滅亡的開始，而李斯作為丞相，在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說，在這件事上趙高是主謀，并不是因為李斯比趙高高尚，僅僅是在趙高那里李斯遇到了更高明、更險惡的人，李斯最后終于慘死在趙高的手里，一點兒也不奇怪。

　　趙高、李斯縱容胡亥驕奢淫逸、壓榨百姓、迫害大臣，導(dǎo)致普天下人對他們的怨憤，六國舊族與陳勝、吳廣紛紛起義，近逼首都咸陽。二世質(zhì)問李斯，李斯為了保住自己的爵祿地位，運用超人的辯才，教導(dǎo)胡亥：作皇帝不能為天下服務(wù)，而要讓天下為你服務(wù)。為人服務(wù)的人是下賤人，被人服務(wù)的人才是尊貴的人。怎樣才能讓天下人都為你服務(wù)呢?你要對所有人嚴(yán)加監(jiān)視，用酷刑懲罰他們。他舉了一個例子。把灰土灑在道路上本來是很小的過錯，但是商鞅對這個人施了殘酷的肉刑。百姓看見這樣小的過錯都要受到那樣殘酷的刑法，因此就會俯首帖耳為你服務(wù)了。我們今天講恐怖主義，其實，把恐怖主義當(dāng)作政治手段是我們中國人的發(fā)明。李斯進一步勸說胡亥要自我放縱、享盡人間之樂，并無恥地說：這樣才能算是賢明的帝王。決不能讓仁義的道德、忠烈的感情、大臣的諫說等等妨害了自己作威作福、壓榨人民。作為這種行為的理論基礎(chǔ)，李斯說：皇帝要限制一切，但不能被任何東西所限制。聽了李斯的勸告，胡亥變本加厲地搜刮民脂民膏、殘害百姓，對人民敲詐勒索多的官吏被稱為“明”，使用酷刑殺人多的官吏被稱為“忠”。朝野天下怨聲載道，起義軍獲得了廣泛的支持，這是導(dǎo)致秦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所以，司馬遷說李斯不忠于秦朝，是很精辟的。李斯的智慧僅僅為了保證自己飛黃騰達，而秦朝的江山天下不是他真正關(guān)心的。

　　3.可悲的共鳴

　　現(xiàn)在，我們回過頭來，試著回答前邊提出的問題：為什么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李斯有那樣的崇拜。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假想敵是孔孟之道，是儒家。因為儒家對申、韓、李斯一直持嚴(yán)厲批評的態(tài)度，按照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的原則，要****孔家店的知識分子就重新抬出法家，來證明：歷史上一直就有一種正當(dāng)?shù)乃枷朐谂c儒家進行斗爭，這就是出名的“儒法斗爭”。但是，我感到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有著嚴(yán)厲的批評，而且很多批評都很切中要害，比如批判文人士大夫是“滿嘴里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指出了在儒家思想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中人的虛偽。但是，五四人矯枉過正，走了另一個極端，對虛偽的批判變成了對仁義道德這些價值本身的批判，甚至把仁義道德當(dāng)作了“吃人”、殺人的軟刀子。因此，一談起道德品行，五四人就很反感，當(dāng)時流行的“非孝”與拋棄結(jié)發(fā)妻子、另尋“志同道合”的新歡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行為模式。因此，對虛偽的批判變成了對仁義道德的批判，對仁義道德的批判變成了對一切道德的批判。與這種極端的情緒相適應(yīng)，從歐洲傳來的唯物主義(陳獨秀)和從美國傳來實用主義(胡適)在被中國知識分子誤解之后，成了徹底拋棄一切道德約束、價值體系的理論基礎(chǔ)。而不要一切道德恰恰就是李斯和法家最重要的特點，是法家理論的核心。從李斯個人一生的行為，從他給秦始皇、二世胡亥出的主意、做的說教，我們都可以明顯地感到這種為了追求個人事業(yè)成功、尊貴地位、物質(zhì)享樂，不故親情，不顧友誼，不顧社會輿論，不惜犧牲他人的利益，甚至犧牲他人的生命，不擇手段，務(wù)以殘酷為尚的思維與行為模式。因此，秦始皇、商秧、李斯和那個“寧叫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的曹操，都被畫在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凌煙閣上，成了崇拜的對象。

　　今天，隨著社會變革的不斷加劇，誠信、團結(jié)、公道、關(guān)懷等等價值慢慢地重新回到了人們的意識中。在這個時刻，回顧李斯一類法家人物的事跡，反思百年來道德價值喪失的原因，有著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