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商道敘事英雄化例析文學論文
當代文學商道敘事英雄化例析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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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商道敘事英雄化例析全文如下：
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有四大群體為其主要構成類別。《漢書?食貨志》認為，“士農工商，四民有業(yè)：學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學、殖、作、鬻，四民各司其業(yè)。四民有序，尊卑有別。士居首，商占末席。抑商的傳統(tǒng)在中國數(shù)千年歷史中一直根深蒂固。商人被釘在追逐利益的恥辱架上，長期的社會道德貶抑，讓他們很難抬頭：治世輕商，亂世阻商。就文學表現(xiàn)而言，專門表現(xiàn)商人的文學作品不僅數(shù)量稀少，而且其中偶爾出現(xiàn)的商人形象往往成為唯利是圖的代名詞。商人與奸猾、狡詐為伴，與誠信絕緣。大氣人生、叱咤風云這些描寫英雄人物的字眼往往與商人擦肩而過。即便是當代，由于曾發(fā)生過“割資本主義尾巴”――以國家意志扼殺商道活力的荒.唐行為，當代文學作品對商人的正面表現(xiàn)一度成為一個文學禁區(qū)，商人角色只能作為配角出現(xiàn)。
但事實是，無論古代還是當代，從來就不乏杰出的商人，缺乏的是他們的表演舞臺和描繪他們精彩人生的文學作品。上世紀70年代末期至今，市場經(jīng)濟逐漸深入影響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商人終于獲得了一個自己當主角的活動平臺，理直氣壯地活躍在社會生活中。商業(yè)活動不再偷偷摸摸、羞于啟齒。他們是市場經(jīng)濟的參與主體，其活動利及天下，這已成為當今時代的共識。英雄不僅僅在軍旅和江湖中產(chǎn)生，他們也會從商界中脫穎而出，做出同樣頂天立地的大事。正是這種社會大環(huán)境的改變與轉向，才導致了當代文學關于英雄敘事的一種突變傾向，發(fā)生了由“輕商”到“重商”的敘事演變。“歷史英雄進入文學文本常常以喪失其歷史性為特征，這是因為敘事者的敘事指向不在于挖掘英雄人物的歷史性，而在于借用歷史英雄的名號來推演當代的歷史。”[1] 站在這個敘事思考基點和角度之上，當代文學涌現(xiàn)了一大批以現(xiàn)實或歷史商旅英雄人物為主角的敘事類文學作品。其中，《喬家大院》《大染坊》就是這種敘事突變的典型代表。
《喬家大院》對商道英雄化敘事做了淋漓盡致的描摹。其主人公喬致庸為形勢所迫，誤打誤撞進入商界。這位骨子里浸潤著中國傳統(tǒng)士人氣質和老莊精神的讀書人從未有過從商的打算，卻在艱難時世中成為亂世奇商。他所踐行的大商之道，可概括為“智勇仁”三字。
喬致庸商道之智，體現(xiàn)在他明形勢、講策略、用手段。他接手家業(yè)之時，喬家已面臨絕地、危若累卵。為應付危局，他理智地采取了許多措施：先用空城計勸退債主，贏得喘息時間與回旋余地;以誠相待、以孝動人，請出三星鏢局戴二閭出馬，解除喬家匪患;巧施掉包計，放出假消息，讓老謀深算的達盛昌東家邱天駿難辨虛實，一舉挽回包頭高粱霸盤敗局;慧眼識人，善于籠絡人心，重用落魄書生孫茂才、流浪兒高瑞、小伙計馬荀，人才各盡其能;善辨商界大勢，行人所未行，疏通南北茶路、東西絲路進而設立票號，實現(xiàn)“匯通天下”的夙愿……處處有大創(chuàng)意，事事有新舉措。商場如戰(zhàn)場，喬致庸韜略非凡，鎮(zhèn)定從容，可謂“智商”。
喬致庸之大勇，首先表現(xiàn)在他敢于與悍匪叫板。老鴉山擊退劉黑七之后，為徹底消除后顧之憂，深入匪穴，曉之以理，以道義二字打動劉黑七;敢為天下先，不避萬死，南下開通茶路;敢于第一個“吃螃蟹”，冒天下之大不韙，改店規(guī)，重建包頭商界秩序，“將晉商的天捅了個大窟窿”; 重誠信，以一己之力，向朝廷討要巨額欠款……喬致庸不理會“良賈深藏若虛”的古訓，一次次將自己置于危地，馳騁商旅，鋒芒畢露，可謂“勇商”。
在“仁”道方面，喬致庸一介商人，以大仁大愛立商。本可以置對手于萬劫不復之地卻手下留情 ，給了達盛昌一線生機;疏通茶道的根本目的在于為亂世茶民尋找生計;在包頭免去破產(chǎn)相與(合作伙伴)所欠債務并予以適當周濟;災荒之年舉家食粥卻花巨資賑濟難民……身在商旅卻心懷天下，認為“天下事關系天下人，天下人理應關心天下事”。當左宗棠準備進軍新疆、平定西北，三軍欲動卻糧草短缺之時，喬致庸以天下為念想，冒巨大風險，籌措巨款為大軍經(jīng)辦糧草。小仁惠及家人鄉(xiāng)親，大仁需要處處以天下為念。喬致庸同行小仁與大仁，可謂“仁商”。《禮記?中庸》有言：“智勇仁三者，天下之大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喬致庸智、勇、仁三者兼?zhèn)?，以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恢弘膽魄詮釋了商界英雄的內涵。
如果說喬致庸是商界中的儒商代表，那么《大染坊》中的陳壽亭則是來自社會底層的“草根”商界精英。此人自幼孤苦伶仃、流乞街頭?？部劳昴サZ出了他的機警與深不可測的心機。他似乎天生就是一個商人，剛柔相濟，游刃有余，“死也要看哪家棺材便宜”。面對對手的窮追猛打卻鎮(zhèn)定自若、從容應對。將計就計，制服元亨染廠的孫明祖，數(shù)次擊敗日商藤井，幾招擊垮上海富商林祥榮……陳壽亭遵循商界規(guī)則但他反擊絕不手軟，出招必置敵于死地。如同江湖中的絕頂高手，睥睨商道豪雄，成為底氣十足的“雄商”。
如果僅僅以純粹的“在商言商”，那么陳壽亭只不過是一個頗有計謀的商人而已。讓陳壽亭成為商道英雄的同樣是他胸懷天下的大商之心。“要趕上那太平盛世，我能把大華干得和青島城那么大!我能把飛虎牌買遍全中國!”對陳壽亭而言，成為大商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難說他最初有什么愛國意識。他無償捐布支持學生反帝游行，其真實目的是抓住商機，打出自己產(chǎn)品的名氣。“咱弄了四十匹布，怎么著不游個十天半月的，這游街怎么兩天就散了?”以商人眼光看時勢，可見一斑。但陳壽亭是一名正直的商人。他有疾惡如仇的剛烈個性和樸素的愛國情懷。對于訟棍出身、漢奸味十足的訾家模范染廠，他下手迅捷，一招致命;日本商人藤井的氣勢凌人、步步進逼激發(fā)了他的民族情感，對日本人什么歪招狠招都上，讓日本人“心甘情愿”地掉入陷阱，大上其當;他收容東北逃亡難民，為抗日慷慨解囊……識大體、顧大局，縱橫捭闔，氣度不凡。陳壽亭由小作坊伙計逐步成長為一名民族資本家，指揮若定，于亂局中求險勝，漸具大商風范。
令人嘆惋的是，喬致庸與陳壽亭最后都是以悲劇的身姿走完商旅與人生。“國家太弱，個人太強，這樣會吃虧的”――藤井評價陳壽亭的這句話道出了喬、陳的悲劇命運走向。喬致庸所處的晚清吏治之腐敗、當局之混賬難以言說――上至最高統(tǒng)治者慈禧太后下至地方大員廣東總督哈芬跡近無賴，賴賬、敲詐無所不用。一名本應嗜利如命的商人能處處以家國為念，以信義行事，而本應以誠信立國的政府反而百般耍賴。在這種扭曲的政治格局下，喬致庸最后所實現(xiàn)的匯通天下不僅未能惠及萬民，反而成為官府盤剝人民、向列強支付賠款與官員中飽私囊的工具。這是一個巨大的反諷。
民間商界精英面對糜爛的國家機器無可奈何，商旅英雄富國利民的理想被國家大勢碾作齏粉。“泱泱中華，天朝上邦，萬國來朝，全他媽的屁話!”《大染坊》中元亨集團的董事長孫明祖憤恨的“國罵”折射出了那一代商人對時局的失望與無奈?！洞笕痉弧分杏校?ldquo;國家，是人生活動的最終平臺。當這個平臺倒塌的時候，所有的一切亦如流星逝去。能力、才華、熱血、激情，也僅是垂死者那慘白的面孔上一縷燦爛的笑容……”命運的嘲諷，硬漢的失敗，商界英雄的事業(yè)悲劇發(fā)人深省……
“描寫把一切擺在眼前，敘述的對象是往事”。[2] 當代作家回頭審視舊時中國后再環(huán)顧當今社會現(xiàn)實，他們在筆端不約而同地得出一個結論：商運與國運互通，商人的生存之道與國家的發(fā)展道路和興衰程度緊密相連。
《喬家大院》與《大染坊》只是當代文學英雄敘事的一個縮影。喬致庸和陳壽亭這兩個商道英雄人物的出現(xiàn)絕非偶然。他們商道起伏的本身是對其所處當世現(xiàn)狀的適應，而這兩部商道英雄敘事作品出現(xiàn)的本因就是與當代社會經(jīng)濟形勢的變遷曲線的高度吻合。作家通過這對典型商旅人物的塑造，以舊啟新，響應了新時代對商道英雄的呼喚，與新世紀時代重商精神聲氣相通。一個市場經(jīng)濟大行其道的時代讓人們欣賞甚至崇拜商旅英雄。因此，商道英雄敘事作為新世紀英雄敘事突變的方向之一，必將會在新世紀文壇上留下深深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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