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學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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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學論文摘要(一)

　　淺析日本浪漫主義文學思潮

　　摘 要：浪漫主義文學思潮是18世紀末到19世紀前半期，以英國、法國、德國為中心在歐洲各地而興起的一股革新思潮。這是歐洲資產階級企圖擺脫封建秩序和封建統(tǒng)治的運動在文學上的具體體現。在其影響之下，日本的浪漫主義文學也在約一個世紀之后興起了。日本的浪漫主義文學思潮雖不像歐洲浪漫主義那般聲勢浩大，但也對日本文壇以及日本文學史產生了重大影響。

　　日本文學論文摘要(二)

　　淺論日本文學的特質

　　摘 要：文學是一種文化發(fā)展到最富于活力的歷史階段所煥發(fā)出來的絢麗光彩，是文化、社會的反映。從大和時代至今的一千多年的文學發(fā)展中，日本文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氣質。這其間有文學作品層出不窮、大放異彩的時代，也有匱乏佳作、文壇暗淡的時代。平安時期成為了王朝女流文學的全盛期。在借鑒外來文化的同時，日本又創(chuàng)作了自己獨特的文學體裁。

　　日本文學論文摘要(三)

　　淺析日本作家的世界文學想象

　　摘要：世界文學的人類立場,要求今天的中國作家既要超越民族主義,又要避免唯西方世界馬首是瞻。當然,強調世界文學寫作的人類立場,并不是要抹殺不同文化世界的作家創(chuàng)作的內部差異,而是主張在世界文學的框架下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通過彼此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尋找到彼此能夠感同身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類立場。這也許正是日本作家給中國文學界帶來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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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析日本作家的世界文學想象

　　摘要?。菏澜缥膶W的人類立場,要求今天的中國作家既要超越民族主義,又要避免唯西方世界馬首是瞻。當然,強調世界文學寫作的人類立場,并不是要抹殺不同文化世界的作家創(chuàng)作的內部差異,而是主張在世界文學的框架下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通過彼此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尋找到彼此能夠感同身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類立場。這也許正是日本作家給中國文學界帶來的啟示。

　　關鍵詞：日本文學 大江健三郎　世界文學　人類立場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呼聲日漸高漲。伴隨著這種文化走出去的沖動,卻是中國文學與諾貝爾文學獎的漸行漸遠。帶著這種無奈的失望,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今年以來,由當代文學界掀起的,部分思想界人士參與的關于重新評價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討論。便是這種文化焦慮情緒的集中釋放和反映。這場爭論還在繼續(xù),并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必須從“民族化”、“西方化”的非此即彼的選擇中跳出來。尋找屬于自己的第三條道路——世界文學之路。這方面,考察一衣帶水,有著相似的文化記憶的鄰邦——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文學道路,也許會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發(fā)。

　　大江健三郎的世界文學想象

　　有兩位作家給日本文壇帶來了世界級的榮譽,一位是川端康成,另一位便是大江健三郎。與展示“美麗”日本獨特的民族特色和傳統(tǒng)特色而贏得世界聲譽的川端康成相比,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則因站在全人類的高度反思日本文化而震撼世界文壇,他使世界認識了“暖昧”的日本。

　　縱觀大江健三郎一生的努力,他都在為建立世界文學而努力,并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和褒獎。在諾貝爾文學獎演講辭中,大江健三郎指出:“我希望能夠探尋到一種方法——如果可能。將以自己的贏弱之身,在20世紀,于鈍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學技術與交通的畸形發(fā)展中積累的被害者們的苦難。我還在考慮,作為一個置身于世界邊緣的人,如何從自己的意愿出發(fā)展望世界,并對全體人類的醫(yī)治與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義的貢獻”…。這段話可以看作打開大江健三郎文學世界大門的鑰匙。大江健三郎所耗盡一生找尋的方法,就是對世界文學的想象。不過,頗具策略的是,大江健三郎并沒有特別強調世界文學,而是認為,無論是日本文學還是中國文學,都應加入作為“世界文學一環(huán)的亞洲文學”當中。大江健三郎深情地說:“我的母國的年輕作家們,當然,也包括我在內,從內心里渴望實現前輩們沒能創(chuàng)造出的世界文學之一環(huán)的亞洲文學。這是我最崇高的夢想。期望在21世紀上半葉能夠用日本語實現的夢想……正因為如此,今天我才仍然像青年時代剛剛開始步入文壇時那樣,對世界文學之一環(huán)的亞洲文學總是抱有新奇和強烈的夢想。”

　　為什么要關注亞洲的問題?大江健三郎直言。“作為日本作家,我希望自己能夠創(chuàng)作出既能被中國人理解,又能被韓國人理解的文學以亞洲為舞臺,思考亞洲的未來,這種文學就是亞洲文學。我認為。中國、韓國、菲律賓等國的作家,應該把自己的文學思考聯(lián)系到亞洲。我提出亞洲文學這一說法,目的就是呼吁人們重視這個問題。亞洲各國應該攜起手來,一同思考亞洲。”在大江健三郎看來,亞洲文學是通往世界文學的橋梁和中介。亞洲的話題,也是世界的話題;理解了亞洲,也就理解了世界。那么,什么才是亞洲作家共同關注的話題?顯然,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給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guī)砹司薮蟮膭?chuàng)傷,反思戰(zhàn)爭給人類帶來的災難便成了“世界文學之一環(huán)的亞洲文學”的母題。

　　大江健三郎反思之旅開始于其長子的降生。28歲時長子大江光誕生,不幸的是,大江光頭骨先天性殘疾,這種靈魂受到強烈沖擊的“畸嬰體驗”和隨后的廣島之行使大江健三郎從人類生存的高度反思戰(zhàn)爭——特別是日本處于尷尬境地的侵略戰(zhàn)爭。“畸嬰體驗”直接催生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個人的體驗》,瑞典文學院認為:“作者本人是在通過寫作來驅除惡魔,在自己創(chuàng)造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個人的體驗,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繪出了人類所共通的東西,可以認為這是在成為腦殘疾病兒的父親以后才得以寫出的作品。”在后來的文學作品中,廣島問題、沖繩問題、核武器問題,還有殘疾兒問題都成為大江健三郎關心的重點。在這些作品中,他集中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文化傳統(tǒng),探尋造成日本國民性病態(tài)的文化因子。與此同時,他還把目光集中在戰(zhàn)后大都會青年人的存在狀態(tài),他通過“對現實的關注、對自我的審視和挖掘、對人性復雜性的體察、對日本青年人的存在和性狀態(tài)的描繪”,實現了對日本戰(zhàn)后社會現實的批判,并最終形成了具有大江特色“東方存在主義”的文學:揭露荒誕現實,塑造人文主義者形象,喚起人的責任感、自尊心,驅除自我內心的惡魔,使文學發(fā)揮拯救人類靈魂的作用。

　　大江健三郎在《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作品中描繪的暴動、自殺、通奸、畸形兒誕生等互相交織的社會場面,以及著力刻畫的荒誕、困惑、不安、迷茫的人生狀態(tài),正是表達了現代人普遍的、最真切的生命體驗。作為一個存在的勘探者,大江健三郎表達了經受戰(zhàn)爭夢魘后的人類共通的體驗。并創(chuàng)造了獨具特色的文學樣式。喚起了亞洲其他國家的共同記憶,其意義和影響已經超越了日本文學的范圍,而具有了世界意義。因此,他的那些對戰(zhàn)爭和戰(zhàn)后高度發(fā)展的物質與精神文明面臨的危機思考的作品甫一問世,便在中國、韓國等其他國家引起強烈的反響。

　　大江健三郎對中國作家的啟示

　　受歌德“世界文學”概念的影響。大江健三郎曾在不同的場合表達他對世界文學的看法。盡管他的作品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并取得了世界性的影響,但在大江健三郎看來,“實在是難以給世界文學下一個定義”。世界文學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他甚至謹慎地認為,“日本文學以及我們這一輩的文學,在多大程度上缺乏世界性和普遍性,對之我抱有很大的危機感”。然而,大江健三郎的世界文學之路并不是無跡可尋。他的成功,讓很多中國作家看到了希望。并有可能在通往世界文學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理由如下:

　　第一。共同的世界文學場正在生成

　　沒有哪個時代的作家,像今天這樣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隨著一個開放的出版市場的建立,文學生產的各種要素開始在全世界范圍內流通。從文學出版的要素領域來看,中國當代文學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已經超越了一國范圍。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開始主動融人到世界文學生產中,再也不像1980年代那樣被動地卷人世界文學的潮流,更不是一個相對于西方文學來說可有可無的他者。這種文學的跨國生產,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表現在以莫言、余華等為代表的少數純文學作家的作品已經在國際出版市場上占據一定的份額,在國際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并有了相對固定的國際讀者群。他們每部作品的出版和翻譯,都有可能成為國際出版界的文化事件;另一方面,則是新世紀以來,以蘇童、李銳等為代表的中國優(yōu)秀作家參與到全球出版工程——重述神話的寫作中。“重述神話”系列圖書項目的全球出版是一項巨

　　大的工程。到目前為止已經耗時6年,加入這一項目的作家包括多位諾貝爾 文學獎和布克獎的獲獎作家及提名者。這一項目被譽為“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跡”。中國作家能參與到這項全球性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在某種程度上也標志著中國文學正日益融人世界文學場中。正如張頤武先生所言,“應該看到,中國‘新世紀文學’已經成為了世界文學出版活動的一個有機的部分,并且成為全球華語文學 寫作和出版的中心。這是新世紀中國文學對全球文學格局的重要改變,也是全球華語文學格局的重要改變。對于中國文學而言,一個新的世界性的文學平臺已經形成了”。

　　一體化的世界文學場的出現和壯大,自然要歸功于 經濟全球化、資本世界化。這種世界文學場給世界文學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當然。它從另一個層面印證了馬克思關于世界文學的經典描述。在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后的2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于是由許多民族的文學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資本主義經濟 發(fā)展的歷史高度洞察和把握了世界一體化的發(fā)展趨勢,為歌德“世界文學”在全球范圍內的普及與推廣提供了強大的動力。無疑,今天的資本全球化加快了世界文學場的形成。

　　第二,中國作家面臨著共同的人類難題

　　世界文學場的出現只是世界文學誕生的必要條件之一。全球化的時代,人類面臨共同的難題,這才是世界文學存在的根基。比如,今天的全球面臨著巨大的生態(tài)危機。不獨是發(fā)達國家,即使是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的中國,其生態(tài)問題也觸目驚心。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片面強調經濟發(fā)展,不惜以犧牲 環(huán)境為代價帶來的嚴重的生態(tài)危機開始顯現,中國面臨著與西方一樣的生存困境。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批關注人與自然的生態(tài)文學作品開始誕生。這些作品關注的人類普遍性問題,自然也就有了世界文學的潛質。

　　當然,今日中國,比生態(tài)危機更可怕、更急迫的是精神的危機,表現為誠信缺失、道德虛無、信仰真空以及虛無主義彌漫。這種情況與經濟起飛階段的日本何其相似。這正是世界文學所要關注和解決的共同母題。再比如,流亡與回鄉(xiāng)是近年來諾貝爾獎關注的一個重要文學母題,除去文學的內部因素之外,它與20世紀中前期世界性的戰(zhàn)爭災難和中后期的 政治局勢有著密切的關系。與此相類似,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發(fā)生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人口遷徙運動。這場人口遷徙運動的規(guī)模和影響,并不遜色于歷史上的幾次著名的大遷徙。大批的農民工離開土地,被迫卷人現代化的洪流中,他們面臨的不僅是身份的斷裂、生活 經驗的斷裂,更是與以土地為代表的 文化的斷裂、精神的斷裂。它帶給中國人的精神創(chuàng)傷是深刻的,可惜的是,時至今日,中國的作家還沒有寫出令人滿意的作品。也許,中國作家真正要做的便是像大江健三郎那樣,直面那些既屬于中國問題,又屬于世界問題的話題,保持作品“同時代性”。“在與 社會的 聯(lián)系中,在保持著一種緊張關系的狀態(tài)中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

　　第三,人類立場是世界文學的真正立場

　　回顧歌德對“世界文學”所下的定義,他特別強調了世界文學未來的理想狀態(tài):文學的普遍意義。世界文學的重要表征就是文化的普遍主義。大江健三郎在對世界文學的闡述中,也特別強調了文學的“世界性”和“普遍性”。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世界文學可以透過民族性的文化審美層面來揭示人類的共同特征。在這個平臺上,文學題材可以有東西之分,文學形式可以有國族之別,但是文學的母題和作家所要表達的立場和堅持的價值卻是全人類的。世界文學關注人類共同母題,這些母題包括生/死、流亡,回鄉(xiāng)、愛,恨、民主、自由、信仰等。這是人類共通的情感。世界文學的寫作必須直面人類所處的共同的現實處境。這種觀點符合文學的內在本質。真正的文學是著眼于人類的普遍性困境,通過描述、揭示、反省等去努力接近世界的真相。并給人以精神的震撼和慰藉。世界文學所要刻畫的是人性深刻而普遍的內涵,所要張揚的也是人類最深刻而崇高的理想主義情懷和人道主義精神。正如肖鷹所說:“不同民族的文學表現形式和審美趣味是有差異的,但是根本的文學精神是相通的。這種基于人性的相通性,不僅使國際文學的交流和相互影響成為可能,而且也使我們在深層的一致性上能夠超越時代和文化界限對人類一切偉大的文學作品進行判斷和欣賞。”因此,完全可以相信,不同族類的人們在閱讀世界文學作品時,都可以在“道德立場、美學立場、人性立場乃至終極價值、終極關懷等”方面尋找到某種交集。

　　世界文學的人類立場,要求今天的中國作家既要超越民族主義,又要避免唯西方世界馬首是瞻。當然,強調世界文學寫作的人類立場,并不是抹殺不同文化世界的作家創(chuàng)作的內部差異,而是主張在世界文學的框架下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通過彼此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尋找到彼此能夠“感同身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張檸語)的人類共同的經驗,并在對這種人類經驗的闡述中光大中國文學。這也許正是大江健三郎給中國文學界帶來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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