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庸與中道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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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庸之道;中道美德;倫理思想
論文摘要：中庸與中道，二者意義較為相近。中庸概念由孔子首先提出來，《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亞里士多德也提出了中道美德這一觀點，指出在實踐事務上也和在感情事務上一樣，存在過度、不及和適中三種情形。他認為道德德性是適度，它是兩種惡即過度與不及的中間。中庸與中道相比較，在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等諸方面存在著怎樣的異同，本文將從中庸與中道的理論提出、思想內涵、達到途徑等方面予以論述。
一、理論提出的時代背景
孔子(前551一前479)，我國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是中國文化的第一位集大成者。當時多變的政局使他的政治抱負難以施展，歷經了14年周游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雖即如此，但孔子仍克己修身，反躬自省，游說于諸侯。孔子所處的時代正是奴隸社會衰亡、新興封建制逐漸興起的交替時期，在這種變革動蕩的時代中，許多人都會提出不同的主張?？鬃釉谡紊蠌娬{以禮立國“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同時，《論語·子路》中還記載了他提出的尊君而不主張獨裁的言論。在這種時代和文化背景下，孔子所提出的中庸，就是倡導以禮修身養(yǎng)性，這便是中國家國一體的文化特征，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從家族倫理到國家倫理精神的體現，充分反映出孔子倫理思想的進步，以及為調和當時的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服務的主觀政治思想意愿。
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希臘科學精神的集大成者。在他的倫理思想里“中道”居于核心地位，是最高的善。這也是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方法論和全部思想的基石。亞里士多德生活在古希臘由城邦奴隸制向中央集權奴隸制過渡的時期。各城邦內奴隸主之間爭權奪利的斗爭十分激烈。中小奴隸主破產，社會財富大量集中在大奴隸主手中。馬其頓帝國建立后，希臘各城邦均受其統(tǒng)治，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理想國家的形式，他認為以中小奴隸主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既是最好的，又是穩(wěn)定的。這種政體的優(yōu)點還體現在中產階級適應理性，不會走極端。他說:“在一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階級)—極富、極貧和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這一中道理論的提出，雖然只是他的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幻想，但這與亞里士多德所處的時代和位置密不可分，他當時作為亞歷山大大帝的家庭老師，與馬其頓王親有非常特殊的關系，為維護馬其頓帝國的統(tǒng)治利益，他提出這一中道倫理觀，想以此來協(xié)調各方面的矛盾。
孔子的理論提出比亞里士多德早一個多世紀，但縱觀他們所處的相似的動蕩而變革的時代背景，他們的中庸與中道思想提出的主旨意圖，卻有極其相近之處。中庸與中道思想是中西方倫理精神發(fā)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它反映出人們一定的價值標準和文化取向，是人類自我意識進一步發(fā)展的產物。無論是在中國思想發(fā)展史，還是在西方思想發(fā)展史中，都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
二、中庸與中道的思想內涵
孔子非常崇尚中庸，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那么何為中庸?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強調君子應以中庸為行動指針，以中道行事，這便是合乎天地好生之德。中庸強調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恰到好處之度?！墩撜Z·先進》中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這與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有共通之處，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道德德性必定是以求取適度為目的，同感情與實踐相關，而感情與實踐中存在著過度、不及與適度。而過度和不及都被他稱之為惡，都同樣會毀滅德性。正如他所舉例，這就像體力與健康的情形一樣，鍛煉過度或過少都損害體力。同樣，飲食過多或過少也會損害健康，只有適量的飲食才能增進和保持健康。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都把中庸、中道歸于“至善”。
《中庸》載:“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中”、“庸”與“和”自然是不能分開的，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和者，中之所達。正如《中庸》載;“舜其大知也欽!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這進一步說明，君子以中庸為行為規(guī)范，以中求和，環(huán)顧左右，權衡利弊，做出科學的判斷，并非無原則的調和折中。所以，中庸反對極端，追求和諧的境界，盡可能緩解各方面的矛盾與對立，以期達到倫理的、政治的及社會的和諧。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其中有過度、不及與適度，他所說的德性是兩種惡即過度與不及的中間。在感情與實踐中，惡要么達不到正確，要么超過正確。德性則要找到并且選取正確。所以，雖然從其本質或概念來說德性是適度的，但從善的角度來說，它又是一個極端。正如勇敢與節(jié)制方面不可能有過度與不及—因為適度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極端一樣。就此可以看出，孔子所追求的是一種和諧，反對極端，而亞里士多德所追求的適度，本身就是一個極端。
《中庸》有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孔子所言中庸，不僅是一種為人處事的行為規(guī)范，更要求君子應當每日克己復禮，時刻自省，如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之道不僅是作為一種行為準則，而且已成為檢驗是否為君子的一種標尺。這點與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極相吻合。他認為適度就是德性的特點，過度和不及就是惡的特點。同時，“德性是在我們能力之內的。惡也是一樣……既然做還是不做高尚(高貴)的行為，做還是不做卑賤的行為，都是我們能力范圍之內的事情……關系到一個人是善還是惡，做一個好人還是壞人就是在我們能力范圍之內的事情·····一個人的品質就決定于他怎樣運用他的能力”。
三、中庸與中道的達到途徑
其一，孔子作為中國儒家倫理精神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提出的中庸思想，直接脫胎于“禮”與“仁”。儒家倫理精神人倫建構的原理是禮，是由家族倫理到國家倫理;人性提升的原理是仁，是由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而德性修養(yǎng)的原理則是由修己到安人，由成己到成物。正如孔子所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維系儒家這種倫理政治化、政治倫理化的根源在于血緣、宗法、政治三位一體的人際關系，充分體現了基于血緣關系的人情倫理思想所提倡的克己復禮，以人治人的中庸思想，最終構建家國一體的和諧社會，這與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中道還是有明顯的不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倫理思想直接反映在他的政治主張上，認為應建立民主和法制的社會，因為“法律問題總是在政治的共同體的范圍里制定的。所有的共同體都是政治共同體的部分，政治的共同體維護共同生活的最重要的東西首先要靠法律”，因為“法律恰正是這樣一個中道的權衡”。“既然違法的人是不公正的.而守法的人是公正的.所有的合法行為就在某種意義上是公正的。因為，這些行為是經立法者規(guī)定為合法的，這些規(guī)定都是公正的。所有的法律都是促進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同時，他還闡明了法律對個人發(fā)展的重要性，“如果一個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長的，就很難使他接受正確的德性，因為法律可以使人變好”。
其二，中庸與中道思想在生活中是作為“至善”的最高行為準則和追求的目標，并非每個人都能達到，在具體的行動中總會有些偏差，如何達到適度，或最大限度地接近適度，在這方面孔子和亞里士多德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法。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捐乎?狂者進取，捐者有所不為也。”此處便是闡述在退而求其次的時候，也要在二者中取其優(yōu)，要么銳意進取，要么做事不越度。亞里士多德也認為:“既然要準確地選取適度非常困難，我們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選擇就只能是如諺語所說‘在兩惡中擇其輕。’”無論是選取哪種方法，也都是強調要盡可能地趨善避惡。
論文摘要：中庸與中道，二者意義較為相近。中庸概念由孔子首先提出來，《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亞里士多德也提出了中道美德這一觀點，指出在實踐事務上也和在感情事務上一樣，存在過度、不及和適中三種情形。他認為道德德性是適度，它是兩種惡即過度與不及的中間。中庸與中道相比較，在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等諸方面存在著怎樣的異同，本文將從中庸與中道的理論提出、思想內涵、達到途徑等方面予以論述。
一、理論提出的時代背景
孔子(前551一前479)，我國春秋末期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是中國文化的第一位集大成者。當時多變的政局使他的政治抱負難以施展，歷經了14年周游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雖即如此，但孔子仍克己修身，反躬自省，游說于諸侯。孔子所處的時代正是奴隸社會衰亡、新興封建制逐漸興起的交替時期，在這種變革動蕩的時代中，許多人都會提出不同的主張?？鬃釉谡紊蠌娬{以禮立國“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同時，《論語·子路》中還記載了他提出的尊君而不主張獨裁的言論。在這種時代和文化背景下，孔子所提出的中庸，就是倡導以禮修身養(yǎng)性，這便是中國家國一體的文化特征，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從家族倫理到國家倫理精神的體現，充分反映出孔子倫理思想的進步，以及為調和當時的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服務的主觀政治思想意愿。
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希臘科學精神的集大成者。在他的倫理思想里“中道”居于核心地位，是最高的善。這也是亞里士多德哲學的方法論和全部思想的基石。亞里士多德生活在古希臘由城邦奴隸制向中央集權奴隸制過渡的時期。各城邦內奴隸主之間爭權奪利的斗爭十分激烈。中小奴隸主破產，社會財富大量集中在大奴隸主手中。馬其頓帝國建立后，希臘各城邦均受其統(tǒng)治，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理想國家的形式，他認為以中小奴隸主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既是最好的，又是穩(wěn)定的。這種政體的優(yōu)點還體現在中產階級適應理性，不會走極端。他說:“在一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階級)—極富、極貧和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這一中道理論的提出，雖然只是他的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幻想，但這與亞里士多德所處的時代和位置密不可分，他當時作為亞歷山大大帝的家庭老師，與馬其頓王親有非常特殊的關系，為維護馬其頓帝國的統(tǒng)治利益，他提出這一中道倫理觀，想以此來協(xié)調各方面的矛盾。
孔子的理論提出比亞里士多德早一個多世紀，但縱觀他們所處的相似的動蕩而變革的時代背景，他們的中庸與中道思想提出的主旨意圖，卻有極其相近之處。中庸與中道思想是中西方倫理精神發(fā)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它反映出人們一定的價值標準和文化取向，是人類自我意識進一步發(fā)展的產物。無論是在中國思想發(fā)展史，還是在西方思想發(fā)展史中，都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
二、中庸與中道的思想內涵
孔子非常崇尚中庸，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那么何為中庸?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強調君子應以中庸為行動指針，以中道行事，這便是合乎天地好生之德。中庸強調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恰到好處之度?！墩撜Z·先進》中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這與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有共通之處，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道德德性必定是以求取適度為目的，同感情與實踐相關，而感情與實踐中存在著過度、不及與適度。而過度和不及都被他稱之為惡，都同樣會毀滅德性。正如他所舉例，這就像體力與健康的情形一樣，鍛煉過度或過少都損害體力。同樣，飲食過多或過少也會損害健康，只有適量的飲食才能增進和保持健康。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都把中庸、中道歸于“至善”。
《中庸》載:“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中”、“庸”與“和”自然是不能分開的，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和者，中之所達。正如《中庸》載;“舜其大知也欽!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這進一步說明，君子以中庸為行為規(guī)范，以中求和，環(huán)顧左右，權衡利弊，做出科學的判斷，并非無原則的調和折中。所以，中庸反對極端，追求和諧的境界，盡可能緩解各方面的矛盾與對立，以期達到倫理的、政治的及社會的和諧。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其中有過度、不及與適度，他所說的德性是兩種惡即過度與不及的中間。在感情與實踐中，惡要么達不到正確，要么超過正確。德性則要找到并且選取正確。所以，雖然從其本質或概念來說德性是適度的，但從善的角度來說，它又是一個極端。正如勇敢與節(jié)制方面不可能有過度與不及—因為適度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極端一樣。就此可以看出，孔子所追求的是一種和諧，反對極端，而亞里士多德所追求的適度，本身就是一個極端。
《中庸》有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孔子所言中庸，不僅是一種為人處事的行為規(guī)范，更要求君子應當每日克己復禮，時刻自省，如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中庸之道不僅是作為一種行為準則，而且已成為檢驗是否為君子的一種標尺。這點與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極相吻合。他認為適度就是德性的特點，過度和不及就是惡的特點。同時，“德性是在我們能力之內的。惡也是一樣……既然做還是不做高尚(高貴)的行為，做還是不做卑賤的行為，都是我們能力范圍之內的事情……關系到一個人是善還是惡，做一個好人還是壞人就是在我們能力范圍之內的事情·····一個人的品質就決定于他怎樣運用他的能力”。
三、中庸與中道的達到途徑
其一，孔子作為中國儒家倫理精神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提出的中庸思想，直接脫胎于“禮”與“仁”。儒家倫理精神人倫建構的原理是禮，是由家族倫理到國家倫理;人性提升的原理是仁，是由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而德性修養(yǎng)的原理則是由修己到安人，由成己到成物。正如孔子所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維系儒家這種倫理政治化、政治倫理化的根源在于血緣、宗法、政治三位一體的人際關系，充分體現了基于血緣關系的人情倫理思想所提倡的克己復禮，以人治人的中庸思想，最終構建家國一體的和諧社會，這與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中道還是有明顯的不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倫理思想直接反映在他的政治主張上，認為應建立民主和法制的社會，因為“法律問題總是在政治的共同體的范圍里制定的。所有的共同體都是政治共同體的部分，政治的共同體維護共同生活的最重要的東西首先要靠法律”，因為“法律恰正是這樣一個中道的權衡”。“既然違法的人是不公正的.而守法的人是公正的.所有的合法行為就在某種意義上是公正的。因為，這些行為是經立法者規(guī)定為合法的，這些規(guī)定都是公正的。所有的法律都是促進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同時，他還闡明了法律對個人發(fā)展的重要性，“如果一個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長的，就很難使他接受正確的德性，因為法律可以使人變好”。
其二，中庸與中道思想在生活中是作為“至善”的最高行為準則和追求的目標，并非每個人都能達到，在具體的行動中總會有些偏差，如何達到適度，或最大限度地接近適度，在這方面孔子和亞里士多德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法。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捐乎?狂者進取，捐者有所不為也。”此處便是闡述在退而求其次的時候，也要在二者中取其優(yōu)，要么銳意進取，要么做事不越度。亞里士多德也認為:“既然要準確地選取適度非常困難，我們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選擇就只能是如諺語所說‘在兩惡中擇其輕。’”無論是選取哪種方法，也都是強調要盡可能地趨善避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