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杜審言對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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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晶1由 分享
【摘要】“詩圣”杜甫,與其祖初唐著名詩人杜審言,在詩學淵源上還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在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思想內核、藝術特征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杜審言的影響。這種影響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家風、家學以及詩歌家法傳承等方面。
【關鍵詞】杜審言; 杜甫;儒學傳統(tǒng) ;詩學傳統(tǒng) ;詩歌藝術;影響
眾所周知,杜甫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后人常常評價杜甫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這讓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審言的詩歌營養(yǎng)?，F(xiàn)從家風、家學以及詩歌家法等方面來探討杜審言對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
一、 家風、家學承襲
(一) 儒學傳統(tǒng)的影響
杜甫在《進鵰賦表》中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è)”,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個富有儒學傳統(tǒng)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學傳統(tǒng)可以追溯到他的遠祖杜預。杜預是晉代名臣兼名儒,并且還是《左傳》研究專家。杜甫曾在《祭遠祖當陽君文》中,稱頌先祖:“《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為仁!”。對于祖父杜審言,杜甫更是推崇備至:“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1]。杜甫對于儒學的信仰直接承杜審言而來。杜甫的《進雕賦序》言:“臣幸賴先臣緒業(yè),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審言,杜甫對杜審言的崇敬,加上主動的學習,使得杜審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潛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對儒學的信仰。
儒學傳統(tǒng)滲透到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形成了其詩歌思想感情層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表達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說這只是盛唐時代背景下的詩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調的話,那么經(jīng)歷了唐代社會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敗與離亂。此刻他將原先入世的積極意識轉化成深沉內斂的憂患意識,這也符合儒家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主張。
面對國家危難,他痛吟“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而一旦大亂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淚,“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啼淚滿衣裳。”(《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面對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與”的博愛情懷,這種情懷表現(xiàn)為一種推己及人的人道主義思想。杜甫的人道主義不同于孔丘、孟軻那樣儼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著一種利他主義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悲慘境況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甫的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不僅體現(xiàn)在國家人民身上,還體現(xiàn)在自然界萬物中。杜甫曾說過“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鳥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這種親近自然,與自然為伍的情懷極大地豐富了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題材范圍。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馬行》等等。“仁民愛物”的人道主義情懷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內核。
無論前期積極進取的入世精神,還是后來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都是根源于儒學傳統(tǒng)的歷史傳承。杜甫詩中滲透出來的那種悲天憫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來自于儒學的傳統(tǒng)涵養(yǎng)。清代理論批評家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言:“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見“仁民愛物、憂國憂民”的儒學品格才是杜甫詩歌催人淚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詩學傳統(tǒng)的影響
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和崔融、李嶠、蘇味道,合稱“文章四友”。杜審言極負詩才,嘗與人曰:“吾文章當?shù)们?、宋作衙?吾筆當?shù)猛豸酥泵妗?rdquo;[3]杜審言的文才在當時文壇的確享有盛譽。宋之問曾評價其詩風:“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于春林,其秉艷也,似涼雨半晴,懸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諸子”的地位;另外陳子昂也曾云“杜司戶炳靈翰林,研機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余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合”[5],給予了杜審言詩歌的高度評價,充分肯定了杜審言的歷史地位。
杜審言的詩名多多少少給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贈蜀僧閭丘師兄》曾言:“吾祖詩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詩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見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詩學傳家的。杜甫在《壯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見他早年所學主要是詩賦與書法,受詩學傳統(tǒng)的影響。
從杜審言身上傳承下來的詩賦之學,影響到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手法。杜甫的一些詩,敘述夾議論,有“小雅”的因素,有賦的鋪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種“以文為詩”的特點。杜詩采散句入詩,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避免了近體詩因為格律束縛所造成的板滯。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啼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全詩將一種狂喜的心情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用一些口語化、通俗化的詞語,如“忽傳”“ 初聞”“ 卻看”“ 漫卷”,尾聯(lián)更是采用了流水對的方式,使詩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暢自然,毫不受律體的束縛。能夠將律詩寫得渾融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jīng)意,使人忘其為律詩,這是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為詩”不只是停留在詞句的散文化上,還表現(xiàn)為意興的有機結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藍田崔氏莊》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 羞將短發(fā)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并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首聯(lián)詩人情感從悲秋—自寬—盡歡極盡轉折變化,才剛落筆就筆鋒急轉,為全詩奠定了悲中盡歡的基調:頷聯(lián)才敘寫了盡歡之貌,頸聯(lián)就以“藍水千落”“玉山高并”這樣的哀景起興,傳達出詩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聯(lián)則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變來反襯人的多變,現(xiàn)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這一細節(jié)動作將詩人心中強抑的惆悵之情托胸而出。眾所周知,“沉郁頓挫”是杜詩的主要風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養(yǎng)的體現(xiàn),“頓挫”則是他詩歌感情表達的波浪起伏、反復低回,而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為詩”的詩歌句式與手法的表現(xiàn)方式。
杜甫所受的詩賦學傳統(tǒng)的影響,開啟了“以文為詩”詩歌表現(xiàn)手法的一種轉變,這是杜甫在詩學傳統(tǒng)影響之下的發(fā)展。杜甫在文學思想上主張:“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這里的“親風雅”就是杜甫詩學傳統(tǒng)的證明,而這里的“轉益多師”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審言。
【關鍵詞】杜審言; 杜甫;儒學傳統(tǒng) ;詩學傳統(tǒng) ;詩歌藝術;影響
眾所周知,杜甫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后人常常評價杜甫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這讓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審言的詩歌營養(yǎng)?，F(xiàn)從家風、家學以及詩歌家法等方面來探討杜審言對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
一、 家風、家學承襲
(一) 儒學傳統(tǒng)的影響
杜甫在《進鵰賦表》中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è)”,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個富有儒學傳統(tǒng)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學傳統(tǒng)可以追溯到他的遠祖杜預。杜預是晉代名臣兼名儒,并且還是《左傳》研究專家。杜甫曾在《祭遠祖當陽君文》中,稱頌先祖:“《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為仁!”。對于祖父杜審言,杜甫更是推崇備至:“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1]。杜甫對于儒學的信仰直接承杜審言而來。杜甫的《進雕賦序》言:“臣幸賴先臣緒業(yè),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審言,杜甫對杜審言的崇敬,加上主動的學習,使得杜審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潛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對儒學的信仰。
儒學傳統(tǒng)滲透到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形成了其詩歌思想感情層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表達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說這只是盛唐時代背景下的詩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調的話,那么經(jīng)歷了唐代社會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敗與離亂。此刻他將原先入世的積極意識轉化成深沉內斂的憂患意識,這也符合儒家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主張。
面對國家危難,他痛吟“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而一旦大亂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淚,“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啼淚滿衣裳。”(《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面對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與”的博愛情懷,這種情懷表現(xiàn)為一種推己及人的人道主義思想。杜甫的人道主義不同于孔丘、孟軻那樣儼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著一種利他主義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悲慘境況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甫的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不僅體現(xiàn)在國家人民身上,還體現(xiàn)在自然界萬物中。杜甫曾說過“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鳥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這種親近自然,與自然為伍的情懷極大地豐富了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題材范圍。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馬行》等等。“仁民愛物”的人道主義情懷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內核。
無論前期積極進取的入世精神,還是后來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都是根源于儒學傳統(tǒng)的歷史傳承。杜甫詩中滲透出來的那種悲天憫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來自于儒學的傳統(tǒng)涵養(yǎng)。清代理論批評家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言:“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見“仁民愛物、憂國憂民”的儒學品格才是杜甫詩歌催人淚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詩學傳統(tǒng)的影響
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和崔融、李嶠、蘇味道,合稱“文章四友”。杜審言極負詩才,嘗與人曰:“吾文章當?shù)们?、宋作衙?吾筆當?shù)猛豸酥泵妗?rdquo;[3]杜審言的文才在當時文壇的確享有盛譽。宋之問曾評價其詩風:“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于春林,其秉艷也,似涼雨半晴,懸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諸子”的地位;另外陳子昂也曾云“杜司戶炳靈翰林,研機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余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合”[5],給予了杜審言詩歌的高度評價,充分肯定了杜審言的歷史地位。
杜審言的詩名多多少少給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贈蜀僧閭丘師兄》曾言:“吾祖詩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詩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見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詩學傳家的。杜甫在《壯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見他早年所學主要是詩賦與書法,受詩學傳統(tǒng)的影響。
從杜審言身上傳承下來的詩賦之學,影響到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手法。杜甫的一些詩,敘述夾議論,有“小雅”的因素,有賦的鋪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種“以文為詩”的特點。杜詩采散句入詩,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避免了近體詩因為格律束縛所造成的板滯。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啼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全詩將一種狂喜的心情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用一些口語化、通俗化的詞語,如“忽傳”“ 初聞”“ 卻看”“ 漫卷”,尾聯(lián)更是采用了流水對的方式,使詩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暢自然,毫不受律體的束縛。能夠將律詩寫得渾融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jīng)意,使人忘其為律詩,這是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為詩”不只是停留在詞句的散文化上,還表現(xiàn)為意興的有機結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藍田崔氏莊》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 羞將短發(fā)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并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首聯(lián)詩人情感從悲秋—自寬—盡歡極盡轉折變化,才剛落筆就筆鋒急轉,為全詩奠定了悲中盡歡的基調:頷聯(lián)才敘寫了盡歡之貌,頸聯(lián)就以“藍水千落”“玉山高并”這樣的哀景起興,傳達出詩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聯(lián)則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變來反襯人的多變,現(xiàn)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這一細節(jié)動作將詩人心中強抑的惆悵之情托胸而出。眾所周知,“沉郁頓挫”是杜詩的主要風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養(yǎng)的體現(xiàn),“頓挫”則是他詩歌感情表達的波浪起伏、反復低回,而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為詩”的詩歌句式與手法的表現(xiàn)方式。
杜甫所受的詩賦學傳統(tǒng)的影響,開啟了“以文為詩”詩歌表現(xiàn)手法的一種轉變,這是杜甫在詩學傳統(tǒng)影響之下的發(fā)展。杜甫在文學思想上主張:“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這里的“親風雅”就是杜甫詩學傳統(tǒng)的證明,而這里的“轉益多師”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審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