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文化背景(2)

　　二、婚姻的需要與桐城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榮的背后還體現出社會對女性需求層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員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數有閑階級的男子們把興趣轉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買姬妾、蓄家樂，有些便以與妻妾們酬和為樂事，文學畢竟是比較風雅的一種消遣，于是士大夫們爭相效尤，蔚成風氣。對于婦女自身來說，文學成了名正言順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為不僅她們被束縛的才華終于得到了某種施展的機會，而且還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進了夫妻之間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們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謝肇制，《五雜俎》的作者，在一段關于女子之才與色的論述中曾說：“婦人以色舉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幾于木偶也。”他說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著長相，也意味著文學才華。清代王相母親作《女范捷錄》，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猶可；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誠非；——蓋不知才德之經與邪正之辨也。”這段話即明確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確立。為女性文化的繁榮創(chuàng)造了良機。
　　《桐城續(xù)修縣志》卷之三風俗卷中有這樣的記載：“女家重擇婿．男家亦重擇婦。”謄三雖然文章中沒有詳細列出“男家擇婦”的標準，但我們是否可以推斷出，女子的才學應該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锻┏敲麐茉娾n》一書中記錄了不少閨房之內，夫唱婦和，舉案齊眉的和諧畫面，可見受過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為“閨中良伴”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
　　張瑩，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讀書，于歸后，即屏棄紛華，從夫學詩，以寫起意，多見道語，不類世俗女子香奩之音。著有《友閣集》；
　　張姒誼，與瑩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詩，隨夫宦游蒲亭皇華，而不廢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為樂。著有《保艾閣集》；
　　姚苑，幼讀史書，好吟詠，年十五歸茂稷，閨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鳳翔，幼博經史，既歸云旅，分題梧閣，此唱彼和，積稿盈尺：
　　左如芬，階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儷甚篤，文熊遠客，如芬思念，輒賦詩遣悶；
　　姚德耀，中城指揮同邑馬占鰲室，素嫻內則，性喜為詩，閨閣中倡隨歌詠，互相詩友，不減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與桐城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母教”是儒家倫理傳統的一個長久信條。劉向的《列女傳》以十四位模范母親的故事為開篇，是女性訓誡文學的開山之作。到了明代，通過給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譽頭銜，明政府從官方正式承認了女性對男性的教育貢獻。桐城一縣，明清兩代，男子外出做官或遠游者不計其數，母親就當仁不讓地擔負起教育后輩的職責。正如《桐城民俗風情》一書中所錄地方民謠：“桐城好，鄉(xiāng)校頌聲傳。都堂繼志開家塾，南路延師啟后賢，膏火給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還做客，教兒宜古更宜今，宵共補衣燈。”書中且有后記說明：“吾鄉(xiāng)宦游與遠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張?zhí)?，秉外王母胡母訓，恭儉人慈，深明大義，雖膝下僅不肖一人，而教誨之嚴與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則竭蹶延師，夜則篝燈課讀，每同志過談時，必于廳事后偵之，或援經道古，語語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談其興，倘稍涉戲謔，則呵逐立加。”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的培養(yǎng)，非一朝一夕，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需要有個良好的家庭教育環(huán)境。從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經歷來看．他們的家庭教育環(huán)境有個共同的特點：全是出身于書香之家，父母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對孩子的教育極為嚴格。劉大拋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樾五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統奴皆睡去，獨大家偎爐火以待，聞叩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啟門，且執(zhí)手問日：‘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即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姚瑩是姚鼐的侄孫，他在得到姚鼐教誨的同時，還得到其母的嚴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話來說：
　　瑩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師教之，每當講授，太宜人屏后竊聽，有所開悟則喜，茍不慧或惰，則俟師去而苔之，夜必篝燈，自課瑩兄弟，《詩》《禮》二經，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動作，必稱說古今圣賢事。”桐城的一代文學宗師姚鼐也曾竭力贊揚婦女的才學過人。尤其認為母教對持家、教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如在《鄭太孺人六十壽序》中，他贊揚“侯官林君母氏鄭太孺人，少善文辭。”在其丈夫死后，他說：“上事姑，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xiāng)薦，季者成進士，為編修。余每與兩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譽最為登峰造極的是桐城龍泉學博孫森之女，張文端公張英之妻姚氏。據馬其昶所著《桐城耆舊傳》所載，姚氏性好簡樸，雖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態(tài)，生平于《毛詩》、《通鑒》悉能淹貫，旁及醫(yī)藥、方數、相上之書，而尤好禪學。子廷玉，繼入翰林，直南書房時，康熙帝嘗顧左右日：“張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獨父訓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圍與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桐城以一縣之地．產生出如此紛繁的女性文學。其原因當然離不開文化之鄉(xiāng)濃郁的文化風氣。一是讀書風，桐城境內，書院多，私塾多，家學多，讀書的人數多，“通衢曲巷，夜半誦讀聲不絕；鄉(xiāng)間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瑯瑯”。學子不僅在本鄉(xiāng)本縣讀書。還到外縣外省讀書，許多人幾歲就學，二十出頭就讀遍經史百家，學問淵博，在科舉考試中蟾宮折桂，名列前茅。“窮不丟豬，富不丟書”這是桐城世代相傳，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民間諺語。
　　《安徽名嬡詩詞征略》中便有許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覽群書的記載：吳令則，……博通經史，小從父學詩，聲調婉麗；吳令儀，……自幼勤學不倦；章有湘，……幼時人塾，常背誦《搗衣篇》《長恨歌》，一字無訛，與姊瑞麟、妹玉璜、回讕、掌珠，并善才名；吳坤元，……幼奇慧，從從祖應賓受書，輒成誦，十歲知屬文；姚宛，……幼讀史書，好吟詠；姚鳳翔，……幼博經史，善吟詠；吳氏，……諸生詢女，幼讀書時，父以“自古以來天氣好”詩句命對，即應聲日：“放懷之處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書史，幼從祖姑讀，及笄，學益進，……弟自塾中歸，必與討論詩文，一日，弟持師出聯“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對，份輒舉唐人詩“桃花帶雨濃”句應之，父大喜，謂工致蘊。
　　二是尊師重教風。明清兩代，桐城縣內私塾遍布，教師頗受尊重，文人從教者多。“與文人賢儒重教重讀相呼應，地方官宦士紳亦積極捐資辦學興教，數百年間，學風熏染，書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續(xù)修縣志》指出：“邑重女訓，七八歲時以女四書、毛詩授之讀，稍長，教以針黹尤必習于井臼，雖巨室不嬌慣。”％如姚鼐《鄭太孺人六十壽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為不然。使其言不當于義，不明于理，茍為炫耀廷欺，雖男子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當于義矣，不能以辭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辭為之，天下之善也。言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三是講學結社之風。“桐城地處畿內，易得風氣之先，……明代中葉，朝廷腐敗，部分名宦、碩儒隱居桑梓，傾心辦學。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棄官歸里，首倡講學，繼有統自澄設輔仁館，趙鴻賜組織“陋巷會”，方學漸筑“桐川會館”，授徒講學。明末，縣內聚友結賢，講學論政之風更盛，錢澄之、方以智、方文、孫臨結有“澤園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組織有多種文會，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薦，極力倡導教育。”桐城文人足跡遍及全國。一時聽者如云，極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學術影響。這一學術風尚或形式，影響了家族女眷。據縣志記載：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女詩人方唯儀、方維則、吳令儀等相聚唱和于縣城清芬閣，此為縣內最早的名嬡詩社。在這幾位名媛的帶動和教導下，先后有多位女性從事過文學創(chuàng)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陳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環(huán)(中通長女)、方如璧(如環(huán)之妹)、張瑩(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張姒誼(張瑩之姊妹)等。
　　四是撰述風。桐城文人從著名學者到一般文士，皆重著述，差不多人有其書，有的則多至數十種甚至上百種，其內容所及，大到史、哲學、政治、軍事、人才、科學、藝術、文學、小到一邑的道里、風俗、名宦、鄉(xiāng)賢、孝子、節(jié)婦、乃至里諺名謠，無所不包，桐城文人還注重文史資料的保存與整理，他們大量整理與刻印邑中前輩的重要著作，形成各種總集。這一傳統使清代桐城女性的文學成果雖經年代久遠，又屢遭兵燹，多數散毀，但我們仍可從《桐舊集》、《桐山名嬡詩鈔》、《桐城方氏詩集》、《桐城姚氏詩集》、《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明史·藝文志》《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歷代婦女著作考》《江南通志》等所錄各家女詩人詩集書目。窺見當日女性創(chuàng)作之盛況。
　　這些良好的風氣在桐城境內形成了濃厚的文化氣息，積聚了肥沃的文化土壤，桐城女性文化這顆奇葩正是在這種文化環(huán)境的滋潤與哺育下成長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