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陵居士李贄的簡介
李贄，明代思想家、文學家。歷任共城知縣、國子監(jiān)博士、姚安知府等職。著有《李氏藏書》、《李氏續(xù)藏書》、《李氏焚書》、《李氏續(xù)焚書》等，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溫陵居士李贄的簡介，希望對你有幫助。
溫陵居士李贄的簡介
李贄(1527～1602)明代官員、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初姓林，名載贄，后改姓李，名贄，字宏甫，號卓吾，別號溫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舉人，不應會試。歷共城知縣、國子監(jiān)博士，萬歷中為姚安知府。旋棄官，寄寓黃安、麻城。在麻城講學時，從者數(shù)千人，中雜婦女，晚年往來南北兩京等地，被誣，下獄，自刎死。李贄著有《焚書》、《續(xù)焚書》、《藏書》等，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后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要求。
溫陵居士李贄的生平簡介
嘉靖三十五年(1556)
授河南共城教諭。三十九年，擢南京國子監(jiān)博士，數(shù)月后，父白齋公病故于泉州，回鄉(xiāng)守制。時值倭寇攻城，他帶領弟侄輩日夜登城擊柝巡守，與全城父老兵民同仇敵愾。
嘉靖四十二年任北京國子監(jiān)博士。“三年服闋，盡室入京……居京邸十閱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授徒。館復十余月乃得缺。稱國子先生如舊官。”
隆慶四年(1570)
調任南京刑部員外郎，至萬歷五年(1577)止，共七年。在南都任職的七年中，相識耿定向、耿定理、焦竑等。后來耿定向的假道學面貌露出時，李贄與之互相辯難。至于李贄對耿定向的弟弟定理以及定向的學生焦竑則一直為莫逆之交。在南都時，李贄又見過王守仁的弟子王畿以及泰州學派的羅汝芳。李贄對王、羅二人都很崇敬。這一時期的重要關鍵是李贄師事泰州學派的學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兒子，幼聞庭訓，王艮在淮南講學，王襞長時期在左右，對“樂學”之說，發(fā)揮尤多。
萬歷五年(1577)
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在公余之暇，仍從事于講學。他居官的準繩是“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而且“自治清苦，為政舉大體”。他還在府衙的楹柱上寫了兩副對聯(lián)。其一是：從故鄉(xiāng)而來，兩地瘡痍同滿目;當兵事之后，萬家疾苦總關心。”其二是：“聽政有余閑，不妨甓運陶齋，花栽潘縣;做官無別物，只此一庭明水，兩袖清風。”袁中道的李溫陵傳記他此時，“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即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當時云南邊境少數(shù)民族很多，上官嚴刻，他說：“邊方雜夷、法難盡執(zhí)，日過一日，與軍與夷共享太平足矣”(焚書卷四豫約感慨平生)。在姚安居官三年以后，他厭惡簿書的生活，袁中道說他“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jié)，疏令致仕以歸”。
李贄的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活，使他深感受人管束之苦。焚書卷四豫約感慨平生說：“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為墨，難盡寫也。為縣博士，即與縣令、提學觸。為太學博士，即與祭酒、司業(yè)觸。……司禮曹務，即與高尚書、殷尚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最苦者為員外郎，不得尚書謝、大理卿董并汪意。……又最苦而遇尚書趙。趙于道學有名。孰知道學益有名，而我之觸益又甚也。最后為郡守，即與巡撫王觸，與守道駱觸。……此余平生之大略也。”這是多年居官生活的總結，反映了處處與上司抵觸的情況。這種抵觸，實質上是李贄的反封建思想與封建主義的抵觸。他解官以后，并不回鄉(xiāng)，攜妻女往湖北黃安依耿定理。自稱：“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余日，即為至快，何必故鄉(xiāng)也?”在李贄云南辭官的前一年，萬歷七年(1579年)，何心隱被楚撫王之垣緝捕殺害于武昌。李贄對這件事極為憤怒，曾著文二篇為何辯冤，并表示對何的景仰。后來他給焦竑的信中，提起何心隱說：“何心老英雄莫比。觀其羈絆縲紲之人，所上當?shù)罆?，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tài)，如訴如戲，若等閑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為人。其文章高妙，略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字，但見其一瀉千里，委曲詳盡。觀者不知感動，吾不知之矣。奉去二稿，亦略見追慕之切。”(續(xù)焚書卷一與焦漪園太史書)信中所稱論何心隱者二篇，今焚書卷三中有何心隱論一篇;另一篇，未見。焚書卷六有贈何心隱高第弟子胡時中五絕一首：“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師弟恩情重，不忍見武昌。”這詩當做于云南解官后初到黃安時，可見他對何心隱及其弟子的同情。李贄一生未有機會與何相識，他在與焦漪園太史書中曾引以為憾：“弟向在南都，未嘗見兄道有此人也，豈兄不是之耶，抑未詳之耶?若此人尚不是，天下古今更無可是之人類，則其所是者又可知也。”(焚書卷一)。
李贄棄官后于萬歷九年(1581)春，應湖北黃安(今紅安)耿定理之邀，攜妻子女兒到耿家鄉(xiāng)黃安天臺書院講學論道，住耿定理家中充當門客兼教師，但和耿定理做大官的的哥哥耿定向意見沖突。耿定向在李贄看來是鄉(xiāng)愿、是假道學的代表人物。萬歷十二年耿定理死去以后，自然與耿定向不能相容，不可能再在黃安耿家住下去了。耿定理死時，李贄有五言長詩三首哭耿子庸(定理字)。其間萬歷十一年王畿卒，李亦著王龍溪先生告文，對王畿表示敬仰，如稱王畿為“圣代儒宗，人天法眼”，又說“先生今既沒矣，余小子將何仰乎?萬歷十二年(1584)十月，李贄從黃安移居麻城，因無館住宿而返。第二年三月才定居于麻城龍?zhí)逗系闹シ鹪?。龍?zhí)毒喑侨?，一般人不易走到。他從此安靜地讀書著作，與一二相知者講學。移居麻城的時候，李贄將妻女送回福建，自己孑身居麻城龍?zhí)逗シ鹪?，讀書著述近二十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復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李贄倡導絕假還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針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并受到熱烈的歡迎。
溫陵居士李贄的思想
李贄以孔孟傳統(tǒng)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在文學方面，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創(chuàng)作要“絕假還真”，抒發(fā)己見。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李贄在詩文寫作風格方面，也主張“真心”，反對當時風行的“摹古”文風，他的這一傾向，對晚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wèi)道士、偽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回護太多。“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泛愛博愛;實執(zhí)定己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實際上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無一厘為人謀者”(《焚書·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干啥說啥(同上)。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續(xù)焚書·三教歸儒說》)。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他們“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書·又與焦弱候》)。李贄對程朱理學及衛(wèi)道士們的揭露真可謂一針見血，句句中的。
李贄對統(tǒng)治階級所極力推崇的孔孟之學也大加鞭撻。在《焚書·贊劉諧》及《續(xù)焚書》的《圣教小引》、《題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為至圣先師的古代，真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為孔子并非圣人，“雖孔夫子亦庸眾人類也”(《焚書·答周柳塘》)。孔子沒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漁之人即無不可取，則千圣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何必專門學孔子而后為正脈也”(《焚書·答耿司寇》)。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學孔子呢?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為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丑婦之賤態(tài)”(《焚書·何心隱論》)了。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tǒng)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為不能將其當做教條而隨便套用?！读洝贰ⅰ墩撜Z》、《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焚書·童心說》)。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圣無法”的地步，難怪統(tǒng)治階級對他要恨之入骨了。
對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婦女，李贄給以深深的同情，他大聲疾呼，為婦女鳴不平。在《焚書·答以女人學道為短見書》中，李贄批判了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的說法。他說：“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為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這是對傳統(tǒng)封建禮教的尖銳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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