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的史詩價值

　　《詩經(jīng)》，它的價值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了《詩經(jīng)》的史詩價值相關知識，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詩經(jīng)》的史詩價值

　　從歷史價值角度言，《詩經(jīng)》實際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歷史，全方位、多側(cè)面、多角度地記錄了從西周到春秋的歷史發(fā)展與現(xiàn)實狀況，其涉及面之廣，幾乎包括了社會的全部方面——政治、經(jīng)濟、軍事、民俗、文化、文學、藝術(shù)等。后世史學家的史書敘述這一歷史階段狀況時，相當部分依據(jù)了《詩經(jīng)》的記載。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詩，本是歌頌祖先的頌歌，屬祭祖詩，記錄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會后期到周滅商建國的歷史，歌頌了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輝煌功績。這些詩篇的歷史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它們記錄了周民族的產(chǎn)生、發(fā)展及滅商建周統(tǒng)一天下的歷史過程，記載了這一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大遷徙、大戰(zhàn)爭等重要歷史條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經(jīng)濟、民俗、軍事等多方面情況，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史料。雖然這些史料中摻雜著神話內(nèi)容，卻無可否認地有著可以置信的史實。

　　《詩經(jīng)》的民俗價值也顯而易見，包括戀愛、婚姻、祭祀等多個方面。如《邶風·靜女》寫了貴族男女青年的相悅相愛;《邶風·終風》是男女打情罵俏的民謠;《鄭風·出其東門》反映了男子對愛情的專一。這些從不同側(cè)面和角度反映表現(xiàn)各種婚姻情狀的詩篇，綜合地體現(xiàn)了西周春秋時期各地的民俗狀況，是了解中國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從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對待婚姻的不同態(tài)度和婚姻觀。

　　《詩經(jīng)》中不少描述祭祀場面或景象的詩篇，以及直接記述宗廟祭祀的頌歌，為后世留下了有關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風·簡兮》中寫到“萬舞”，以及跳“萬舞”伶人的動作、舞態(tài)，告訴人們這種類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廟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體狀況。更多更正規(guī)的記錄祭祀內(nèi)容的詩篇，主要集中于《頌》詩中。如《天作》記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時所歌。這些詩章充分表現(xiàn)了周人對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誠，以祭祀歌頌形式，作謳歌祈禱，反映了其時人民對帝王與祖先的一種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從中折射出上古時代人們的心態(tài)和民俗狀況，是極寶貴的民俗材料。

　　《詩經(jīng)》社會功用

　　《詩經(jīng)》的編集本身在春秋時代，其實主要是為了應用：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jīng)》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一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xiàn)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jīng)》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賦詩言志”。想言什么志，則引什么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稱引的內(nèi)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jīng)》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

　　賦詩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現(xiàn)，切合了《詩經(jīng)》的文學功能，是真正的“詩言志”——反映與表現(xiàn)了對文學作用與社會意義的認識，是中國文學批評在早期階段的雛形。如《小雅·節(jié)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讻”?！洞笱?middot;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等。詩歌作者是認識到了其作詩的目的與態(tài)度的，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tài)度，從而達到歌頌、贊美、勸諫、諷刺的目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賦詩言志，也是使賦詩言志真正切合《詩經(jīng)》的文學功能及其文學批評作用。

　　《詩經(jīng)》社會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會(包括士大夫與朝廷統(tǒng)治者)利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yǎng)性、治國經(jīng)邦——這是《詩經(jīng)》編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詩經(jīng)》產(chǎn)生其時及其后一些士大夫們所極力主張和宣揚的內(nèi)容。

　　孔子十分重視《詩經(jīng)》，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兒子訓誡要學《詩》?？鬃诱J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經(jīng)》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興、觀、群、怨”說，也是他認為《詩經(jīng)》之所以會產(chǎn)生較大社會功用的原因所在?？鬃拥?ldquo;興、觀、群、怨”說闡明了《詩經(jīng)》的社會功用，既點出了《詩經(jīng)》的文學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發(fā)讀者的想像與聯(lián)想，又切合了社會與人生，達到了實用功效。

　　《毛詩序》在繼承孔孟的說教基礎上，特別強調(diào)了《詩》的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其中尤其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強調(diào)了統(tǒng)治者應通過《詩》來向百姓作潛移默化的倫理道德教育，使之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從而有利于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統(tǒng)治的鞏固。《毛詩序》的這一有關《詩經(jīng)》教化的理論，無疑大大強化了《詩經(jīng)》的社會功用，也大大提高了《詩經(jīng)》的地位，使之成了統(tǒng)治者行使統(tǒng)治的必備工具，對后世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

　　《詩經(jīng)》禮樂文化及其它價值

　　周代文化的鮮明特征之一，產(chǎn)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響后代的禮樂文化。其中的禮，融匯了周代的思想與制度，樂則具有教化功能?！对娊?jīng)》在相當程度上反映、表現(xiàn)了周代的這種禮樂文化，成了保存周禮有價值的文獻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均為燕饗樂章，它們或燕樂嘉賓，或臣工祝頌天子;而《寥蕭》則為燕遠國之君的樂歌。從中可知周朝對于四鄰遠國，已采取睦鄰友好之禮儀政策，反映了周代禮樂應用的廣泛。又如《小雅·彤弓》，記敘了天子賜有功諸侯以彤弓，說明周初以來，對于有功于國家的諸侯，周天子均要賜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頒發(fā)。相比之下，《小雅·鹿鳴》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詩是王者宴群臣嘉賓之作。“周公制禮，以《鹿鳴》列于升歌之詩。”朱熹更以為它是“燕饗通用之樂歌”詩中所寫，不光宴享嘉賓，還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從而顯示了“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后世法”。

　　除燕饗之禮外，《詩經(jīng)》反映的禮樂文化內(nèi)容還有：《召南·騶虞》描寫春日田獵的“春蒐之禮”;《小雅·車攻》、《小雅·吉日》描寫周宣王會同諸侯田獵;《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寫寫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農(nóng)等諸神;《周頌》中多篇寫祀文王、祀天地，可從中了解祭禮;《小雅·鴛鴦》頌祝貴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會諸侯檢閱六軍，可分別從中了解婚禮、軍禮等。 《詩經(jīng)》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中國詩歌藝術(shù)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現(xiàn)實主義精神與傳統(tǒng)

　　《詩經(jīng)》立足于社會現(xiàn)實生活，沒有虛妄與怪誕，極少超自然的神話，描述的祭祀、宴飲、農(nóng)事是周代社會經(jīng)濟和禮樂文化的產(chǎn)物，對時政世風、戰(zhàn)爭徭役、婚姻愛情的敘寫，展現(xiàn)的是周代政治狀況、社會生活、風俗民情，這一“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精神傳統(tǒng)為后世所代代繼承和發(fā)揚。

　　二、抒情詩傳統(tǒng)

　　從《詩經(jīng)》開始，抒情詩成為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風雅與文學革新

　　《詩經(jīng)》中關注現(xiàn)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為屈原所繼承和發(fā)揚，被后人概括為“風雅”精神 。

　　后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感嘆齊梁間“風雅不作” ，李白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杜甫更是“別裁偽體親風雅” ，白居易稱張籍“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 ，以及唐代的許多優(yōu)秀詩人，都繼承了“風雅”精神。而且這種精神在唐以后的創(chuàng)作中，從宋代的陸游延伸到清末的黃遵憲。

　　四、賦比興的垂范

　　《詩經(jīng)》的“賦、比、興”的表現(xiàn)手法，在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中一直被繼承和發(fā)展著，成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对娊?jīng)》還以鮮明的事實證明了勞動人民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才能，《詩經(jīng)》民歌重疊反復的形式，準確、形象、優(yōu)美的語言，被后世詩人、作家大量的吸取運用?！对娊?jīng)》以它所表現(xiàn)出的深刻的社會內(nèi)容和優(yōu)美的藝術(shù)形式，吸引著后代文人重視民歌，向民歌學習。《詩經(jīng)》靈活多樣的詩歌形式和生動豐富的語言也對后代各體文學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魏晉時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學習《詩經(jīng)》，創(chuàng)作四言詩。文學史上的賦、頌、箴、銘等韻文也都與《詩經(jīng)》不無關系。

　　《詩經(jīng)》的誕生(包括產(chǎn)生、采集與編成)，首先在詩歌體裁形式上創(chuàng)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的新體式——四言體。在《詩經(jīng)》之前，詩歌雖說已誕生，但尚無自己固定的體式，且還流于口頭形式，一般以二言為主;到《詩經(jīng)》時，中國詩歌開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格局，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體式，也就是說，中國詩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詩經(jīng)》時代。

　　《詩經(jīng)》不僅創(chuàng)立了中國詩歌史上第一個有形的歷史階段——四言詩，且這種體式影響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詩歌創(chuàng)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詩，尤其五言詩，是在它基礎上的突破與擴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時代，也還有作者創(chuàng)作了不少四言詩，沿襲了《詩經(jīng)》形式。

　　從詩歌的節(jié)奏韻律上說，《詩經(jīng)》也為后世詩歌創(chuàng)了先例，尤其在詩歌的押韻形式與韻部等方面，為后世詩歌提供了范式與典型，這在詩歌創(chuàng)作史上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

　　更重要的是，《詩經(jīng)》在創(chuàng)作上首開了寫真的藝術(shù)風格——以其樸素、真切、生動的語言，逼真地刻畫和表現(xiàn)了事物、人物及社會的特征，藝術(shù)地再現(xiàn)了社會的本質(zhì)，為后世文學創(chuàng)作(尤其詩歌創(chuàng)作)提供了藝術(shù)寫真的楷模與借鑒范式。具體地說，《詩經(jīng)》為當時和后世活畫了一卷社會與歷史圖畫，真實地反映了上古時代社會的面貌，謳歌了上古時代人民的勤勞、勇敢，鞭撻了統(tǒng)治階級的卑劣、無恥，為后世留下了立體的、具象的歷史畫卷，是一部豐富生動的上古時代百科全書。 《漢書》記載，西漢時西域各國貴族子弟多來長安學習漢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連續(xù)發(fā)掘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毛詩鄭箋小雅》殘卷 ，確證是公元五世紀的遺物。新、舊《唐書》也記載，通過絲綢之路中國與西亞、羅馬進行經(jīng)濟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漢學者。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撰寫者景凈是敘利亞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詩經(jīng)》二三十處，這證明《詩經(jīng)》從絲綢之路外傳歷史相當悠久。

　　中國與印支半島和印巴次大陸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漢代。漢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推行漢朝的教化，作為五經(jīng)之首的《詩經(jīng)》必然進入。在古代漫長的交往中，這些地區(qū)的國家都有通曉漢學的人士。在越南據(jù)史書記載：李朝十世以《詩經(jīng)》為科試內(nèi)容，黎朝十二世科試以《小雅·青蠅》句為題，士人無不熟誦《詩經(jīng)》。從12世紀開始出現(xiàn)古越南文學多種譯本，越南詩文、文學故事中廣泛引用《詩經(jīng)》詩句和典故，影響了越南文學的發(fā)展，某些成語并保存在現(xiàn)代越南語言中。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五經(jīng)傳入朝鮮。當時朝鮮半島百濟、新羅、高麗三國分立，據(jù)《南史》記載，541年百濟王朝遣使請求梁朝派遣講授《毛詩》的博士，梁武帝派學者陸詡前往 。新羅王朝于765年規(guī)定《毛詩》為官吏必讀書之一。高麗王朝于958年實行科舉制，定《詩經(jīng)》為士人考試科目。講學《詩經(jīng)》在朝鮮形成幾個世紀的風氣。到16世紀，朝鮮大學者許穆精研中國經(jīng)學，現(xiàn)仍保存著他的《詩》說，《詩》說全面貫徹了孔子的詩教思想 。18世紀初編纂出版的朝鮮第一部時調(diào)集《青丘永言》，開拓了朝鮮近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寬廣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編纂是借鑒孔子編訂《詩經(jīng)》的思想和經(jīng)驗 。韓國67所大學中文系講授《詩經(jīng)》，其中34所專門開設了必修或選修的《詩經(jīng)研究》課程。

　　唐代日本遣唐使來長安留學，以后也不斷有中國學者去日本講學，從而促進了日本封建文化的發(fā)展。第一個日譯本出現(xiàn)在9世紀，以后選譯、全譯和評介未曾中斷，譯注、講解、漢文名著翻刻，成為幾個世紀的學術(shù)風氣，使《詩經(jīng)》廣泛流傳。日本詩歌的發(fā)展與《詩經(jīng)》有密切聯(lián)系，和歌的詩體、內(nèi)容和風格都深受《詩經(jīng)》影響，作家紀貫之(?~946)的《古今和歌集》的序言幾乎是《毛詩大序》的翻版，目加田誠的譯本被評價為信、達、雅，受到研究者和文學愛好者的歡迎 。日本當代學者于二十世紀70年代成立日本詩經(jīng)學會，出版會刊《詩經(jīng)研究》。

　　《詩經(jīng)》在歐洲的傳播開始于16世紀，通過來華的傳教士譯介給歐洲讀者。19世紀初葉起，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漢學升溫，《詩經(jīng)》譯介呈現(xiàn)繁榮景象，歐洲的主要語種都有了全譯本，而且趨向雅致和精確。關于是散譯還是韻譯，曾形成韻律派和散譯派之爭。韋理的譯本可作為西譯追求“雅”的典型，把原著譯成優(yōu)美的抒情詩，為了體現(xiàn)原著的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打亂原來的體制和作品次序，重新按內(nèi)容分類，附錄又將《詩經(jīng)》作為中國詩歌的代表與歐洲詩歌比較研究。高本漢的譯本可作為追求“信”的典型，他是語言學家，在訓詁、方言、古韻、古文獻考證諸方面都傾注功力。這兩部譯著在西方產(chǎn)生幾十年的影響。

　　北美在二十世紀初期才開始《詩經(jīng)》譯介。單篇譯文大量散見于期刊和各種選集，重要譯本有美國新詩運動領袖意象派大師埃茲拉·龐德(E·Pound，1885~1972)的選譯本《孔子頌詩集典》(1954)，海陶瑋(J·R·Hightower)的全譯本、麥克諾頓(Wenaughton)的全譯本。龐德的英譯曾引起熱烈討論，他向美國讀者特別推崇以《詩經(jīng)》為源頭的中國古典詩歌。

　　沙俄時期原已有15種《詩經(jīng)》譯本(選譯和全譯)，50年代以后，由于中蘇兩國關系、文化交往大有進展，從事譯介的都是中國古代文學專家和科學院院士，以王西里院士、什圖金院士、費德林通迅院士的影響最大。

　　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也都有《詩經(jīng)》譯本。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一些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遲緩的國家和地區(qū)，獨立后迅速發(fā)展，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巴次大陸都正在傳播《詩經(jīng)》。越南社會科學院列《詩經(jīng)》越文全譯為國家項目，蒙古文全譯也即將完成?！对娊?jīng)》正以幾十種語文在世界傳播，在各國的《世界文學史》教科書上都有評介《詩經(jīng)》的章節(jié)。詩經(jīng)學是世界漢學的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