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最后的大師--季羨林
關于最后的大師--季羨林
“最后的大師”，這個已被用濫的稱謂，現(xiàn)在用在季羨林身上，或許才是最恰當?shù)摹Ｋ娜ナ?，使我們不僅損失了一位文化老人，同時也帶走了20世紀那一輩學人最后的學術精神。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大師出自“草根”
季羨林，字希逋，生于辛亥革命爆發(fā)前的1911年8月，山東清平縣(今屬臨清市)人。在很多人印象中，在當時能出國留學的年輕人，非富即貴。但季羨林不是。按照他本人的說法：“清平是全山東最窮的縣，官莊是全縣最窮的村，而我又出生在全村最窮的人家。”在他的早年回憶中，唯一的關鍵詞就是饑餓，能吃上一頓白的(面)，曾是他最大的奢望。
季羨林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轉折，始于6歲那年的第一次背井離鄉(xiāng)。依靠在濟南謀生的叔父接濟，他有機會進城讀書。在濟南，這個敏感而聰慧的農(nóng)村孩子，一直都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他接受的基本是現(xiàn)代教育，他的中學老師中有前清的狀元，也有左聯(lián)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頻、魯迅的好友董秋芳。在校園里，他還遇到了作為教師家屬的上海灘“文小姐”丁玲，她穿著高跟鞋一瘸一拐的摩登形象，讓他記憶深刻。
1930年，季羨林同時考取了當時最好的大學：北大和清華。為趕上“出國熱”，他最終選擇了出國更容易的清華，入西洋文學系。但他很快就不滿意了，因為系里的外國老師們大多只會照本宣科，基本屬于“誤人子弟”。倒是一些旁聽課，如陳寅恪的佛經(jīng)翻譯、朱光潛講的美學，讓他感覺如醍醐灌頂，以至于影響了他一生的學術方向。
在清華，季羨林很快嶄露頭角，成為小有名氣的文青。常與同學李長之、吳組緗、林庚等交游，指點江山、品藻人物，人稱清華“四劍客”。像今天的文學青年韓寒一樣，他們會為“茅盾是不是好作家”這樣的問題爭得面紅耳赤。學生時代，他已開始在著名的《大公報》等報章副刊發(fā)表文章。
1934年清華畢業(yè)后，無權無勢的季羨林一度遭遇“就業(yè)難”，只得“改行”回濟南中學教國文。一年后，他終于等到了一個難得的出國機會，考取了清華大學與德國大學的交換研究生，撇妻別子，第―次踏上出國之路。
和漫長的赴德旅程一樣，季羨林沒有想到，他的留德生涯會如此漫長。有感于當時的留學風氣，季羨林為自己定下一條原則：不靠研究中國的東西拿國外的博士。再加上在清華時受陳寅恪等先生的影響，季羨林最終選定西方人壟斷的梵語研究作為自己的主修方向，輔修英國語文學、斯拉夫語文學和吐火羅文、巴利文等。在這里，他有幸得到古代東方語言權威瓦爾德施密特和西克教授的一對一指導，奠定了一生的學術基礎。
因為隨后爆發(fā)的二戰(zhàn)，原本兩年的留學計劃，竟延滯了10年之久。他一邊兼任助教，一邊繼續(xù)做研究。在德國小城哥廷根，在戰(zhàn)爭和饑餓之中，季羨林幾乎讀遍了所有跟自己專業(yè)相關的書籍和資料。
1946年，戰(zhàn)爭結束了，手握權威論文和哲學博士學位的季羨林，放棄去劍橋大學任教的機會，斬斷了一段朦朧的異國感情，輾轉回到國內(nèi)。因為老師陳寅恪的推薦，他被胡適、傅斯年主持的北京大學聘為副教授，并在一周后“閃電”升任教授，兼東語系系主任。
此后的60多年，他從未離開過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建立了中國的東方學體系，東語系也從北大最小的系一度躍居北大第一大系。東語系培養(yǎng)的學生中，僅駐外大使就有100多位。
“胸無大志”的學術大師
2009年7月12日，北京，季羨林公眾吊唁活動，歐陽中石先生送上挽聯(lián)。
雖然人到中年突然“官運亨通”(季羨林語)，但他對當官興趣不大，甚至“厭惡政治”。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位為一個純知識分子。用他自己的話說，自幼就“胸無大志”，只想做點學問。終其一生，北大副校長可能是他擔任的最高職務。而中共黨內(nèi)顯赫一時的“南北二喬”，都曾是他的故交：喬冠華是他留德的同路人;曾任毛澤東秘書、中宣部副部長的胡喬木是他的清華同學，當年曾苦勸他參加革命，被他以“膽子小”為由婉拒。對于當了“大官”的朋友，他從不主動接近，倒是胡喬木曾多次登門相求。
季羨林的貢獻，首先是在學術上。他被稱為最后一個“通儒”，他通曉十幾種語言，一生著述數(shù)千萬字，在每個涉及的領域都有開創(chuàng)性建樹。他在學術上的貢獻，被研究者總結為十大方面，這還不包括所謂的“國學”研究。他的學生錢文忠認為，季羨林研究的主要領域和“一根紅線”，是印度古代語言研究，進而運用這個工具解決印歐語言學、文化交流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難題。這是一個十分冷僻的領域，在世界范圍內(nèi)都少有人能真正與之對話。但是，他的研究成果豐碩且影響巨大，這種影響至今仍在。
在生前，季羨林是碩果僅存的社會科學一級教授，他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界備受推崇。后來到了臺灣的“中研院”院長胡適，曾對人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
更難得的是，季羨林的學術之路，經(jīng)過了多次主動或被動的調(diào)整。學成歸國后，他的主業(yè)梵語研究，因為沒有研究材料而無用武之地，只得擱置，他就搞起了中印交流和佛經(jīng)研究，又承擔起創(chuàng)建東語系等大量的行政事務。10年““””，他被打入牛棚，掃廁所、當門衛(wèi)，甚至一度準備好了自殺的藥片。最后，幫他克服了短見的，還是“做學問”的信念。他利用看大門的空隙，偷偷翻譯抄在紙條上的梵語詩。““””結束不久，皇皇巨著《羅摩衍那》全譯本問世。在80歲高齡以后，他仍在做查資料。做卡片的笨功夫，推出了70多萬字的《糖史》。 至于平常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有機會窺其學術的門墻。更多人是被純粹的學術精神和幾十年如一日的勤奮所折服。作為大學者的季羨林，既無家學淵源，也非聰明絕頂，他把自己的經(jīng)驗總結為最簡單的“勤奮”二字。
北大中文系教授樂黛云說，住院之前的季羨林，每天早晨4點起床讀書、寫作，這個習慣堅持了數(shù)十年。“最早的燈光”已成為北大一景。
一位1980年代初曾在北大工作的年輕人，在寫給北大百年校慶的紀念文章中，深情回憶了對他影響最大的師長之一季羨林。從他親見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季羨林是如何“勤奮”的。有一次，他與季羨林一起參加一個會議，住在西苑飯店，且同住一室。會議上，季羨林每天都準時參加，正襟危坐。但他發(fā)現(xiàn)，在發(fā)言人跑題的時候，季便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劃來劃去。年輕人抑制不住好奇去問緣由，季回答說，這個時間可以用來復習外語單詞。
當時這位年輕人正在翻譯一本難懂的法學著作，遇到一個難懂難譯的詞，就去向季先生請教。季羨林當即作了回答，但同時又說：“你可以先這樣。”他當時還不理解季羨林這樣說的意思。當晚，他發(fā)現(xiàn)季先生沒有住在飯店，次日返回，即向他說明了這個詞的由來，多種含義解釋得十分詳盡。這位青年感嘆：“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為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他當晚認真地查閱了這個詞。”
這位當時的年輕人，就是時任北京大學團委書記的李克強。
偶露崢嶸的樸厚長者
在北大，有一條一代代學生口耳相傳的“季羨林典故”：上世紀80年代左右，某年新學年開學，一新生來校，帶著行李來學校報到。因忙著去辦各種手續(xù)，行李無人照看，恰好看見一老人走過，一頭白發(fā)，著陳舊中山裝，就推斷他肯定是學校的校工，就招呼一聲：“老同志，給我看一會兒!”老者點頭答應，就站在門口，一直看守到他辦完一切回來才離去。直到隨后的開學典禮上，該新生才發(fā)現(xiàn)，為他看行李的，就是坐在主席臺上的北大副校長、東方學大師季羨林。
這個段子已成為經(jīng)典，至于其真實性，有人曾問到季先生，他自己也無從證實。或許在他看來，做這樣的事是十分自然的。
雖是留德10年的海歸，但季羨林很少有西裝革履的時候。出現(xiàn)在人們面前時，他幾乎永遠是中山裝、黑布鞋，一口山東口音的普通話，他確實像自己所說的“土包子”。
而他的為人，也一如他的外表，樸實寬厚，平易近人。所以，他有很多各界的朋友和忘年交，甚至有林青霞這樣的明星粉絲。“拜訪季羨林”也成了很多人去北大的一大目標。而對于朋友請求，他幾乎有求必應。這也是他題詞、寫序這么多的原因。
在同為“北大三老”的張中行看來，“樸厚”是季羨林最難能可貴的品格，甚至比他的博學更重要。
但季羨林并非“好好先生”。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自有原則。在人人過關的運動中，在對胡適、俞平伯、陳寅恪等人的批判中，找不到他的只言片語，至少他保持了沉默。相反，他為所有的老師寫了紀念文章?；仡欁约旱?ldquo;運動史”，他給自己一個“大節(jié)不虧”的判語。或許，這也是他“要說真話，不講假話。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理論的發(fā)源處。
如他所說，他甚至還是個“天生的犟種”。““””中，在北大“造反派”最猖狂的時候，教授、學生人人自危，他卻主動“跳出來”，公開反對那位北大“老佛爺”(聶元梓)，因此被打入牛棚，掛牌游街，甚至被毒打至血肉模糊。不過，在季羨林的回憶中，那是他所做的“最滿意的一件事”。
痛感于對那段歷史的長期遮蔽和遺忘，上世紀90年代末，季羨林推出了《牛棚雜憶》。這本20萬字的小冊子，當年曾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已成為反映““””歷史和知識分子心理歷程的經(jīng)典。在這本“秋后算賬”的書中，季羨林一改以往的溫情筆觸，秉筆直書，血淚可見，但在涉及具體加害者時，他又全部隱去姓名。在前言中，季羨林保證沒有一句假話，他用真話的力量，揭開了各種“傷痕”文學未曾達到的反思深度?！杜Ｅ镫s憶》作為不多的反思““””歷史的專著，是季羨林留給民族精神史的重要遺產(chǎn)。
“河東河西”之辯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季羨林已名滿天下。在各種稍有規(guī)模的文化工程和相關出版物上，總能看到“主編季羨林”、“顧問季羨林”，以至于被人稱為“寫序最多的人”和“最忙的主編”。
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季羨林開始在各種場合就東西方文化問題發(fā)表意見。季羨林自嘲說，“耄耋之年，忽發(fā)少年狂，一系列引人關注的怪論奇思問世”。季氏“怪論”的核心觀點是：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別在于思維方式不同，東方文化的特點是綜合，西方文化的特點是分析。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歷來如此，也絕不可能永遠如此，以“天人合一”為特點的東方文化才能拯救人類。21世紀，將是東方文化的世紀，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愿望為轉移的客觀規(guī)律。
季羨林的觀點，被形象地概括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他對中國和東方文化的自信和熱情，讓人印象深刻，這可能也是他獲得“國學大師”頭銜的緣起。“河東河西論”曾引發(fā)廣泛爭議。支持者遍及東西方各國，甚至有來自遙遠太平洋島國的信表達贊成：批評者也態(tài)度鮮明，視之為文化民族主義，認為“河東河西”的預測根本不值一駁，和算命先生的卦辭差不多(徐友漁)。更有激烈者，直斥“季羨林老糊涂了”。
面對來自各方的“商榷”和“質(zhì)疑”，季羨林的態(tài)度是“不爭論”，因為他認為，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將由歷史發(fā)展來證明的事實，沒有爭論的必要。
在山東大學教授、《季羨林傳》作者蔡德貴看來，季羨林長期留學西方，又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畢生從事的是溝通中西的印度古代語言和比較文化研究，對中西方文化前景發(fā)表看法，季老應該是最有發(fā)言權的。
體現(xiàn)在季羨林這代知識分子身上的強烈愛國情懷，或許也增加了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自信和熱愛。在《憶往述懷》中，季羨林曾滿懷深情地寫道：“我平生優(yōu)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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