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開山之祖的介紹
日本茶道最初源于中國，卻有自身形成和發(fā)展的特殊內(nèi)蘊。日本茶道不僅要求有幽雅自然的環(huán)境，而且規(guī)定有一整套煮茶、泡茶、品茶的程序。下面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的日本茶道開山之祖的介紹，一起來看看。
日本茶道開山之祖的介紹
村田珠光(1423-1502)，被后世稱為茶道的"開山之祖"。生于奈良，幼年在凈土宗寺院出家，因為違反寺規(guī)被轟了出來，此時，日本禪宗的重要人物，大名鼎鼎的"聰明的一休"--"瘋僧"一休宗純，正在京都的大德寺掛單，珠光聞名前去拜師參禪，這是茶道形成史上一個重要事件。
室町末期，相對于上面各種由皇室、貴族、武士、僧侶、富人壟斷的主流的茶活動，由平民百姓組織的飲茶會"云腳茶會"也開始出現(xiàn)，在這些初期的平民茶會中，奈良的"淋汗茶會"是非常聞名的，它采取的草廬式建筑后來成為茶道建筑的典范。
珠光身為奈良流的代表人物，又是柰良茶會的名人，從一休那里吸取了禪宗的精華后，馬上開始用禪來改造自己的茶事活動，他將圓悟克勤的墨跡必恭必敬的掛在茶室壁龕中，那是茶室最為顯著的位置，每個來參加茶事的客人都要先向圓悟的手跡行禮。從此這副墨跡不僅是禪門重寶，而且也成為茶道至高的圣物。(它是珠光將禪宗與茶道相結(jié)合的見證。茶與禪的結(jié)合，是茶道形成的一大要害，從此，茶事活動有了深邃的思想內(nèi)涵。珠光以后的歷代茶人，幾乎都參禪，而茶道也被認為是"在家禪"的一種，有"茶禪一味"(或"茶禪一如")之說。
珠光開創(chuàng)的"草庵茶"乃是后世茶道的出發(fā)點。在他的晚年，經(jīng)將軍義政的文化侍從能阿彌的介紹，成為將軍義政的茶道師范，在充分了解了東山"書院茶"并有機會接觸到義政搜集的大量藝術(shù)文物珍品("東山御物")后，他的茶道思想有了進一步的飛躍，平民奈良流"草庵茶"與貴族"書院茶"的結(jié)合，完成了由茶文化到茶道升華的最為重要的一步。
茶的民間化、茶與禪的結(jié)合、貴族茶與民間茶的結(jié)合，是茶道形成的三大要害性工作，通過村田珠光的一生實踐，機緣巧合的得以完成，這不能不說是茶道的幸運。
日本茶道的歷史
一 奈良、平安時代
據(jù)日本文獻《奧儀抄》記載，日本天平元年(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四月，朝廷召集百僧到禁廷講《大般若經(jīng)》時，曾有賜茶之事，則日本人飲茶始于奈良時代(公元710-794)初期。
據(jù)《日吉神道密記》記載，公元805年，從中國留學(xué)歸來的最澄帶回了茶籽，種在了日吉神社的旁邊，成為日本最古老的茶園。至今在京都比睿山的東麓還立有《日吉茶園之碑》，其周圍仍生長著一些茶樹。
與傳教大師最澄從中國同船回國的弘法大師空海，在日本弘仁五年(公元814)閏七月二十八日上獻《梵字悉曇子母并釋義》等書所撰的《空海奉獻表》中，有“茶湯坐來”等字樣。
《日本后記》弘仁六年(公元815)夏四月癸卯記事中，記有嵯峨天皇巡幸近江國，過崇福寺，大僧都永忠親自煎茶供奉的事。永忠在寶龜初(公元770年左右)入唐，到延歷二十四年(公元805年)才回國的，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多年。嵯峨天皇又令在畿內(nèi)、近江、丹波、播磨各國種植茶樹，每年都要上貢。《拾芥抄》中更近一步說，在當時的首都，一條、正親町、豬熊和大宮的萬一町等地也設(shè)有官營的茶園，種植茶樹以供朝廷之用。
日本當時是如何飲茶的?從與永忠同時代的幾部漢詩集中可以發(fā)現(xiàn)，日本當時的飲茶法與中國唐代流行的餅茶煎飲法完全一樣。《經(jīng)國集》有一首題為《和出云巨太守茶歌》描寫了將茶餅放在火上炙烤干燥(獨對金爐炙令燥)，然后碾成末，汲取清流，點燃獸炭(獸炭須臾炎氣盛)，待水沸騰起來(盆浮沸浪花)，加入茶末，放點吳鹽，味道就更美了(吳鹽和味味更美)。煎好的茶，芳香四溢(煎罷余香處處薰)。這是典型的餅茶煎飲法。
這一時期的茶文化，是以嵯峨天皇、永忠、最澄、空海為主體，以弘仁年間(公元810-824)為中心而展開的，這一段時間構(gòu)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黃金時代，學(xué)術(shù)界稱之為“弘仁茶風(fēng)”。
嵯峨天皇愛好文學(xué)，特別崇尚唐朝的文化。在其影響下，弘仁年間成為唐文化盛行的時代，茶文化時其中最高雅的文化。嵯峨天皇經(jīng)常與空海在一起飲茶，他們之間留下了許多茶詩，如《與海公飲茶送歸山》。嵯峨天皇也有茶詩送最澄，如《答澄公奉獻詩》等。
弘仁茶風(fēng)隨嵯峨天皇的退位而衰退，特別是由于宇多天皇在寬平六年(894)，永久停止譴唐使的派遣，加上僧界領(lǐng)袖天臺座主良源禁止在六月和十一月的法會中調(diào)缽煎茶，于是中日茶文化交流一度中斷。但在十世紀初的《延喜式》中，有獻瀨戶燒、備前燒和長門燒茶碗等事的記載，這說明飲茶的風(fēng)氣開始在日本流傳。
總之，奈良、平安時期，日本接受、發(fā)展中國的茶文化，開始了本國茶文化的發(fā)展。飲茶首先在宮廷貴族、僧侶和上層社會中傳播并流行，也開始種茶、制茶、在飲茶方法上則仿效唐代的煎茶法。日本雖于九世紀初形成“弘仁茶風(fēng)”，但以后一度衰退。日本平安時代的茶文化，無論從形式上還是精神上，可以說是完全照搬《茶經(jīng)》。
二 鐮倉、室町、安土、桃山時代
(一) 鐮倉時代
鐮倉時代(公元1192—1333年)初期，處于歷史轉(zhuǎn)折點的劃時代人物榮西撰寫了日本第一部茶書——《吃茶養(yǎng)身記》。榮西兩度入宋，第二次入宋，在宋四年零四個月，1191年回國。榮西得禪宗臨濟宗黃龍派單傳心印，他不僅潛心鉆研禪學(xué)，而且親身體驗了宋朝的飲茶文化及其功效。榮西回國時，在他登陸的第一站——九州平戶島上的富春院，撒下茶籽。榮西在九州的背振山也種了茶，不久繁衍了一山，出現(xiàn)了名為“石上苑”的茶園。他還在九州的圣福寺種了茶。榮西還送給京都拇尾高山寺明惠上人5粒茶籽，明惠將其種植在寺旁。那里的自然條件十分有利于茶的生長，所產(chǎn)茶的味道純正，由此被后人珍重，人們將拇尾高山茶稱作“本茶”，將這之外的茶稱為“非茶”。
榮西回國的第二年，日本第一個幕府政權(quán)——鐮倉幕府成立。掌握最高權(quán)力的不再是天皇，而是武士集團首領(lǐng)——源氏。政治的中心，也由京都轉(zhuǎn)移到鐮倉。建保二年(公元1214年)，幕府將軍源實朝醉酒，榮西為之獻茶一盞，并另獻一本譽茶德之書《吃茶養(yǎng)生記》?！冻圆桊B(yǎng)生記》分上下兩卷，用漢文寫成，開篇便寫道：“茶也，末代養(yǎng)生之仙藥，人倫延齡之妙術(shù)也”。榮西根據(jù)自己在中國的體驗和見聞，記敘了當時的末茶點飲法。由于此書的問世，日本的飲茶文化不斷普及擴大，導(dǎo)致三百年后日本茶道的成立。榮西既是日本的禪宗之祖，也是日本的“茶祖”。自榮西渡宋回國再次輸入中國茶、茶具和點茶法，茶又風(fēng)靡了僧界、貴族、武士階級而及于平民。茶園不斷擴充，名產(chǎn)地不斷增加。
榮西之后，日本茶文化的普及分為兩大系統(tǒng)，一是禪宗系流，一是律宗系流。禪宗系統(tǒng)包括榮西及其后的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律宗系統(tǒng)則有西大寺的叡尊、極樂寺的忍性。飲茶活動以寺院為中心，并且是由寺院普及到民間，這是鐮倉時代茶文化的主流。
日本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筑前崇福寺開山者南浦紹明禪師，自宋歸國，獲贈徑山寺茶道具“臺子”(茶具架)一式并茶典七部。“臺子”后傳入大德寺，夢窗疏石國師率先在茶事中使用了臺子，開點茶禮儀之先河。此后，臺子茶式在日本普及起來。
鐮倉時代末期，上層武家社會的新趣味、新娛樂“斗茶”開始流行，通過品茶區(qū)分茶的產(chǎn)地的斗茶會后來成為室町茶的主流。
(二) 室町時代
室町時代(公元1333—1573，受宋元點茶道的影響，模仿宋朝的“斗茶”，出現(xiàn)具有游藝性的斗茶熱潮。特別是在室町時代前期，豪華的“斗茶”成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但是，與宋代文人們高雅的斗茶不同，日本斗茶的主角是武士階層，斗茶是擴大交際、炫耀從中國進口貨物、大吃大喝的聚會。到了室町時代的中后期，斗茶內(nèi)容是更復(fù)雜、獎品種類也更多，據(jù)記載有茶碗、陶器、扇子、硯臺、檀香、蠟燭、鳥器、刀、錢等。比起中國宋代的斗茶來，室町時代的斗茶更富有游藝性，這是由日本文化具有游藝性的的特點決定的。擺弄進口貨，模仿宋朝人飲茶，是一件風(fēng)雅之事。當然，在室町時代的斗茶會里，也有一些高雅的茶會。室町時代的斗茶經(jīng)過形成、鼎盛之后，逐漸向高級化發(fā)展，為東山時代的書院茶準備了條件。
公元1396年，38歲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讓位于兒子義持。次年，他在在京都的北邊興建了金閣寺。以此為中心，展開了“北山文化”。在他的指令、支持下，小笠原長秀、今川氏賴、伊勢滿忠協(xié)主持完成了武家禮法的古典著述《三義一統(tǒng)大雙紙》，這一武家禮法是后來日本茶道禮法的基礎(chǔ)，而觀阿彌、世阿彌父子草創(chuàng)了能樂。公元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隱居京都的東山，在此修建了銀閣寺，以此為中心，展開了東山文化。東山文化是繼北山文化之后室町文化的又一個繁榮期，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由娛樂型的斗茶會發(fā)展為宗教性的茶道，是在東山時代初步形成的。在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建造的東山殿建筑群中，除代表性的銀閣寺外，還有一個著名的同仁齋。同仁齋的地面是用塌塌米鋪滿的，一共用了四張半。這個四張半塌塌米的面積，成為后來日本茶室的標準面積。全室塌塌米的建筑設(shè)計，為日本茶道的茶禮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日本把這種建筑設(shè)計稱作“書院式建筑”，把在這樣的“書院式建筑”里進行的茶文化活動稱作“書院茶”。書院茶是在書院式建筑里進行、主客都跪坐，主人在客人前莊重地為客人點茶的茶會。沒有品茶比賽的內(nèi)容，也沒有獎品，茶室里絕對安靜，主客問茶簡明扼要，一掃室町斗茶的雜亂、拜物的風(fēng)氣。日本茶道的點茶程序在“書院茶”時代基本確定下來。書院式建筑的產(chǎn)生使進口的唐宋藝術(shù)品與日本式房室融合在一起，并且使立式的禪院茶禮變成了純?nèi)毡臼降墓蜃瓒Y。書院茶將外來的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結(jié)合在一起，在日本茶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以東山文化為中心的室町書院茶文化里，起主導(dǎo)作用的是足利義政的文化侍從能阿彌(1397—1471年)，他是一位杰出的藝術(shù)家，通曉書、畫、茶。 在能阿彌的指導(dǎo)下，當時所進行的點茶法是一種“極真臺子”的茶法。點茶時要穿武士的禮服——狩衣，點茶用具放在極真臺子上面，茶具的位置、拿發(fā)，動作的順序，移動的路線，進出茶室的步數(shù)都有嚴格的規(guī)定，現(xiàn)行的日本茶道的點茶程序基本上在那時就已經(jīng)形成了。能阿彌不愧是室町時代的一位劃時代的大藝術(shù)家，他一生侍奉將軍義教、義勝、義政三代，一掃斗茶會的奢靡嘈雜，創(chuàng)造了“書院飾”“臺子飾”的新茶風(fēng)，對茶道的形成有重大影響。他推薦村田珠光作足利義政的茶道老師，使得后者得以有機會接觸“東山名物”等高水準的藝術(shù)品，達成了民間茶風(fēng)與貴族文化接觸的契機，使日本茶道正式成立之前的書院貴族茶和奈良的庶民茶得到了融會、交流，為村田珠光成為日本茶道的開山之祖提供了前提。如果說村田珠光是日本茶道的鼻祖，那么能阿彌就是日本茶道的先驅(qū)。
應(yīng)永二十四年(1417年)六月五日，一種由一般百姓主辦參加“云腳茶會”誕生，云腳茶會使用粗茶、伴隨酒宴活動，是日本民間茶活動的肇始。云腳茶會自由、開放、輕松、愉快，受到歡迎，在室町時代后期，逐漸取代了煩瑣的斗茶會。
在飲茶文化大眾化的潮流中，奈良的“淋汗茶”引人注目。文明元年(1469年)五月二十三日，奈良興福寺信徒古市播磨澄胤在其館邸舉辦大型“淋汗茶會”，邀請安位寺經(jīng)覺大僧正為首席客人。淋汗茶會是云腳茶會的典型，古市播磨本人后來成為珠光的高徒。淋汗茶的茶室建筑采用了草庵風(fēng)格，這種古樸的鄉(xiāng)村建筑風(fēng)格，成為后來日本茶室的風(fēng)格。
日本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珠光11歲時進了屬于凈土宗的奈良稱名寺做了沙彌，由于怠慢了寺役，被趕出了稱名寺。之后，他來到京都，19歲時進了大德寺酬恩庵(今稱一休庵)，大德寺是著名的臨濟禪宗的寺院。珠光跟一體宗純(1394—1481年)參禪，獲得一休的印可。他將禪宗思想引入茶道，形成了獨特的草庵茶風(fēng)。珠光通過禪的思想，把茶道由一種飲茶娛樂形式提高為一種藝術(shù)、一種哲學(xué)、一種宗教。珠光完成了茶與禪、民間茶與貴族茶的結(jié)合，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內(nèi)核、夯實了基礎(chǔ)、完善了形式，從而將日本茶文化真正上升到了“道”的地位。
日本茶道宗師武野紹鷗(1502—1555年)承先啟后。大永五年(1525年)，武野紹鷗從界町來到京都，師從當時第一的古典學(xué)者、和歌界最高權(quán)威、朝臣三條西實隆學(xué)習(xí)和歌道。同時，師從下京的藤田宗理、十四屋宗悟、十四屋宗陳(三人皆珠光門徒)修習(xí)茶道。他將日本的歌道理論中表現(xiàn)日本民族特有的素淡、純凈、典雅的思想導(dǎo)入茶道，對珠光的茶道進行了補充和完善，為日本茶道的進一步民族化、正規(guī)化作出了巨大貢獻。武野紹鷗的另一個功績是對弟子千利休的教育和影響。
室町時代末期，茶道在日本獲得了異常迅速的發(fā)展。
(三) 安土、桃山時代
室町幕府解體，武士集團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zhàn)，日本進入戰(zhàn)國時代，群雄中最強一派為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系統(tǒng)。群雄爭戰(zhàn)，社會動亂，卻帶來了市民文化的發(fā)達，融藝術(shù)、娛樂、飲食為一體的茶道便受到空前的矚目。寧靜的茶室可以慰藉武士們的心靈，使他們得以忘卻戰(zhàn)場的廝殺，拋開生死的煩惱，所以，靜下心來點一碗茶成了武士們?nèi)粘Ｉ钪胁豢扇鄙俚膬?nèi)容。戰(zhàn)國時代，茶道是武士的必修課。
千利休(1522-1592年)少時便熱心茶道，先拜北向道陳為師學(xué)習(xí)書院茶，后經(jīng)北向道陳介紹拜武野紹鷗為師學(xué)習(xí)草庵茶。天正二年(1574年)作了織田信長的茶道侍從，后來又成了豐臣秀吉的茶道侍從。他在繼承村田珠光、武野紹鷗的基礎(chǔ)上，使草庵茶更深化了一步，并使茶道擺脫了物質(zhì)因素的束縛，還原到了淡泊尋常的本來面目上。利休是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是一位偉大的茶道藝術(shù)家，他對日本文化藝術(shù)的影響是無可比擬的。
鐮倉時代，日本接受了中國的點茶道文化，以鐮倉初期為起點，日本文化進入了對中國文化的獨立反芻消化時期，茶文化也不例外。鐮倉末期，茶文化以寺院茶院為中心，普及到了日本各地，各地都出現(xiàn)了茶的名產(chǎn)地。寺院茶禮確立。
總之，鐮倉、室町、安土、桃山時期，日本學(xué)習(xí)和發(fā)揚中華茶文化，民族特色形成，日本茶道完成了草創(chuàng)。
三 江戶時代
由織田信長、豐臣秀吉開創(chuàng)的統(tǒng)一全國的事業(yè)，到了其繼承者德川家康那里終于大功告成。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戶建立幕府，至1868年明治維新，持續(xù)了260多年。
千利休被迫自殺后，其第二子少庵繼續(xù)復(fù)興利休的茶道。少庵之子千宗旦繼承其父，終生不仕，專心茶道。宗旦去世后，他的第三子江岑宗左承襲了他的茶室不審庵，開辟了表千家流派;他的第四子仙叟宗室承襲了他退隱時代的茶室今日庵，開辟了里千家流派;他的第二子一翁宗守在京都的武者小路建立了官休庵，開辟了武士者路流派茶道。此稱三千家，四百年來，三千家是日本茶道的棟梁與中樞。
除了三千家之外，繼承利休茶道的還有利休的七個大弟子。他們是：蒲生化鄉(xiāng)、細川三齋、瀨田掃部、芝山監(jiān)物、高山右近、牧村具部、古田織部，被稱為“利休七哲”。其中的古田織部(1544-1615)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大茶人，他將利休的市井平民茶法改造成武士風(fēng)格的茶法。古田織部的弟子很多，其中最杰出的是小掘遠州(1579-1647)。小掘遠州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茶人，他一生設(shè)計建筑了許多茶室，其中便有被稱為日本庭園藝術(shù)的最高代表——桂離宮。
片桐石州(1605-1673年)接替小掘遠州作了江戶幕府第四代將軍秀綱的茶道師范，他對武士茶道作了具體的規(guī)定。石州流派的茶道在當時十分流行，后繼者很多。其中著名的有松平不昧(1751-1818年)、井伊直弼(1815-1860年)。
千利休去世后，由他的子孫和弟子們分別繼承了他的茶道，400年來形成了許多流派。主要有：里千家流派、表千家流派、武者小路流派、遠州流派、藪內(nèi)流派、宗偏流派、松尾流派、織部流派、庸軒流派、不昧流派等。
由村田珠光奠其基，中經(jīng)武野紹鷗的發(fā)展，至千利休而集大成的日本茶道又稱抹茶道，他是日本茶道的主流。抹茶茶道是在宋元點茶道的影響下形成的。在日本抹茶道形成的之時，也正是中國的泡茶道形成并流行之時。在中國明清泡茶道的影響下，日本茶人又參考抹茶道的一些禮儀規(guī)范，形成了日本人所稱之的煎茶道。公認的“煎茶道始祖”是中國去日僧隱元隆琦(1592-1673)，他把中國當時流行的壺泡茶藝傳入日本。經(jīng)過“煎茶道中興之祖”賣碳翁柴山元昭(1675-1763)的努力，煎茶道在日本立住了腳。后又經(jīng)田中鶴翁、小川可進兩人使得煎茶確立茶道的地位。
江戶時期，是日本茶道的燦爛輝煌時期，日本吸收、消化中國茶文化后終于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抹茶道、煎茶道。日本茶道源于中國茶道，但是發(fā)揚光大了中國茶道。
四 現(xiàn)代時期
日本的現(xiàn)代是指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茶在安土、桃山、江戶盛極一時之后，于明治維新初期一度衰落，但不久又進入穩(wěn)定的發(fā)展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日間的茶文化交流頻繁，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日本茶文化向中國的回傳。日本茶道的許多流派均到中國進行交流，日本里千家流派茶道家千宗室多次帶領(lǐng)日本茶道代表團到中國訪問，第100次訪問中國時，江澤民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千宗室。千宗室以論文《<茶經(jīng)>與日本茶道的歷史意義》獲南開大學(xué)哲學(xué)博士。日本茶道丹月流家元丹下明月多次到中國訪問并表演。日本當代著名的茶文化學(xué)者布目潮風(fēng)、滄澤行洋不僅對中華茶文化有著精深的研究，并且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2001年4月，日本中國茶協(xié)會會長王亞雷，秘書長藤井真紀子等一行到安徽農(nóng)業(yè)大學(xué)中華茶文化研究所進行茶文化交流。
與此同時，國際茶業(yè)科學(xué)文化研究會會長陳彬藩、浙江大學(xué)教授童啟慶、臺灣中華茶文化學(xué)會會長范增平、天仁集團總裁李瑞河、浙江湖州的蔻丹、安徽農(nóng)業(yè)大學(xué)中華茶文化研究所顧問王鎮(zhèn)恒、安徽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副校長宛曉春等紛紛前往日本訪問交流。北京大學(xué)的滕軍博士在日本專習(xí)茶道并獲博士學(xué)位，出版了《日本茶道文化概論》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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