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國外交政策論文1500字(2)
2017中國外交政策論文1500字
2017中國外交政策論文1500字篇4
《論國民認知差異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摘要：在國際政治關系中，影響兩國關系的除了經濟利益、政治、綜合國力、決策者重大決策等宏觀層面的因素外，兩國間國民的認知差異也會影響兩國之間的外交關系。本文試圖從國民認知的角度入手分析影響中國與日本兩國關系微觀層面的因素，具體闡述兩國國民在歷史問題、國家利益、民族心理方面的認知差異。最后將嘗試性地從認知層面對推進中日關系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提出一些的建議。
關鍵詞：國民認知;認知差異;中日關系
中日雙方良好穩(wěn)定關系的建立不僅對雙方乃至于東亞及世界范圍內的和平與穩(wěn)定發(fā)展都有重要意義。但中日雙方在認同上的差異已成為嚴重影響和制約中日發(fā)展雙邊友好關系的障礙。為了打破這種僵局，中日兩國除了需要從政治和經濟等方面進行努力外，還需要從文化認同的層面上著手，積極改善兩國關系。
一、影響中日雙邊關系認知的因素
中日民間關于彼此雙方的認識知覺單薄。從知覺的形成機理講，社會群體間要形成相互知覺必須具備認知主體，認知對象和認知途徑三個基本要素。在知覺的形成過程中認知途徑的作用相當重要，它是連接認知主體和認知對象的橋梁，如果沒有這個橋梁，社會群體間是很難形成關于對方印象的知覺。在中日關系進程中，這個認知途徑可以簡略劃分為三類，親身游歷、面對面對話以及社會中介的介紹，就前兩種途徑而言，一般中日民眾是很難擁有的，中日民間知覺的形成主要依賴于社會中介的介紹。中日聯合調查也指出，連續(xù)四年的調查表明，新聞媒體是兩國民眾了解對方的最主要渠道。在這種較為單一的認知途徑背景下，社會中介的介紹就在中日民間知覺形成過程中顯得至關重要。其介紹內容的廣度、深度、客觀性、真實性也就決定了中日民間知覺的數量和質量。在當今信息爆炸的時代，媒體所營造的信息氛圍是影響中日民間知覺的重要認知情景。
中日媒體在報道對方的過程中信息選擇性都較強，如在日本電視臺上有關反日游行的報道連日不斷地重復播放游行的錄像，就像中國全國都被游行洪流淹沒在中國居住的日本人都處在危險中一樣。中國媒體同樣熱心于報道日本政府對中國國民感情的一再傷害，日本對中國的政治軍事圍堵以及日本對中國領土的覬覦。這樣選擇性的報道導致了中日大部分國民對于對方國家在認識上的諸多誤解。
二、中日國民認知差異
文化上的認同差異和相互認識上的心理誤區(qū)使中日兩國難以做到透徹地了解對方，甚至存在許多誤解，這是當前中日關系的一個突出特點。以下就具體分析中日國民之間存在包括歷史問題認知、國家利益認知、民族心理認知方面的差異。
(一)歷史問題認知差異
半個世紀特別是自上世紀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地區(qū)始直至抗戰(zhàn)結束這段充滿血腥味的歷史所造成的兩國民眾之間的心靈創(chuàng)傷和感情堅冰，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民眾認為日本不愿在歷史問題上道歉，是一個頑固不化的國家而與之對應的是日本民眾也形成了中國“咄咄逼人”糾纏不清的印象。例如日本一些政治家就說，中國動輒就提歷史問題，要日本賠禮道歉，村山內閣不是在1995年就表示過歉意了嗎?怎么沒完沒了，日本要道歉到何時才是頭?
(二)國家利益認知的差異
認同的一致性是獲得共同利益的基礎，而行為體對自身利益的認同又離不開自我身份的約束?？梢?，對自我身份的界定限制著對自我利益的認同，對彼此身份的界定則限制著行為體對雙方共同利益的認同。如果行為體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一個合理的定位，就不僅能對自我利益形成正確的認識，還能獲得雙方在共同利益上的一致認同近年來中日之間頻繁出現的爭端和糾紛，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日本對中、日雙方的身份和利益認同產生了偏差和錯誤。國家利益說到底是國民認同中的國家利益，是一個被抽象出來的思維概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利益是由國家認同界定的。
而現在，中國作為亞洲經濟體系新的強國(或潛在的強國)，對日本經濟構成了挑戰(zhàn)。在日本的國家認同?，F在的中國似乎是舊的亞洲經濟體系的“破壞平衡者”，儼然已對日本的國家利益形成威脅。正是這種認同取向，使日本忽視了兩國之間存在著的廣大的共同利益，只看到競爭的一面，看不到合作的一面，迷信“中國威脅論”，多方遏制中國的崛起。
(三)民族心理認知的差異
在日本對華認知上，日本民族心理的兩面性突出表現在日本人在自卑感與優(yōu)越感之間不斷徘徊。當日本認為自己處于優(yōu)越地位時就會表現出對中國的蔑視，反之一旦自己停滯時，不僅出現中國威脅論，在他者認識中甚至還隱藏著期待中國崩潰的陰暗心理。冷戰(zhàn)結束后伴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日本對華親近感卻不斷下滑，這種現象與日本民族心理的潛在影響有關。
三、從認知層面對推進中日關系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提出的建議
推進中日關系健康發(fā)展的起點是我們必須首先相互了解，相互認識，正確認知彼此間的差異。
(一)理性地全面認識和了解日本民族
不管人們對日本的感情是蔑視還是敬，不可否認的是，日本是一個具有特殊的民族心理特征和特殊的歷史文化的國家。日本人成功地把以強烈的集體主義為美德的社會紀律，同西方人習慣看作與個人主義不可分的那種責任感結合起來，其程度是任何其它國家無可比擬的。這一點已為日本自身的成功發(fā)展所證明。
理性的國人，需暫時放下仇恨，用理智與平靜的心態(tài)去了解真實的、這個永遠也不會搬家的鄰居，先去了解，面對未來不了解別人是危險的，行走在愛恨間，我們總在情緒上反對日本，傷害我們的感情，的確，日本始終欠中國一筆歷史債，注定要清算后才能平復國人心懷的血淚債，但在這之前，讓我們睜大眼睛把對方看清楚，讓我們把他們的優(yōu)點和精華拿過來，只有強大才有話語權，也只有強盛國力才有資格說不。的確，在中國漸漸崛起的今天，我們對于日本，需要也必須去了解。
(二)改善認知環(huán)境，督促雙方媒體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對方
比較中日大報可以知道，中國媒體對日本的報道要遠遠少于日本媒體對中國的報道。而且中國媒體對日本的報道更多是和歷史相關的報道，而日本媒體卻格外關注中國當下的變化，特別是經濟的發(fā)展，且這種關注是研究式的。我們要拋棄情緒性的關注和報道。 督促雙方媒體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對方，使媒體在市場利益、政治利益、社會利益三者之間保持恰當的平衡。因為大概對于中日兩國大多數的記者來說，客觀的、中立的友好的報道是他們的理想。但是，導致這個理想無法實現的各種各樣的障礙和制約現在正糾纏著兩國的媒體。如果不對這些障礙和制約等環(huán)境因素加以思考，即使宣稱客觀、中立、友好，其結果也只能是于水中撈月。
(三)消除中日民族心理的自卑感，加強互信
從民族心理的角度來看，在中日建立互信的過程中，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雙方要逐漸消除對對方抱有的心理上的自卑感。坦率地說，日本在包括經濟、法制、國民生活、衛(wèi)生等在內的社會狀況方面，對中國懷有一種優(yōu)越感，但是對中華文明以及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風采又懷有一種自卑感。與此相反，中國方面因為自己的悠久文明和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地位以及作用，對日本懷有一種優(yōu)越感，但對自己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又懷有一種自卑感。中國人的自卑心理與近代史上的屈辱遭遇是分不開的。
文化是各國人民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溝通交流的平臺和紐帶。當今，在國際性的交流場合，假定他國(他人)和本國(自己)的同一性，先驗性地想象相互理解的實現，是蘊含著極大危險的，這本身就會成為阻塞交流的因素。提倡換位思考，對對方與歷史問題相關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給予客觀的評價。譬如對于日本成為“普通國家”及前述修改戰(zhàn)后憲法等的訴求，對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訴求，對雙方的政治智慧和民族胸襟，都是一種考驗和挑戰(zhàn)。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態(tài)，其合理內核往往是相同的，總能為人類所傳承。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類智慧的成果，對人類進步做出了貢獻，應該彼此尊重。人類因無知或偏見引起的沖突，比因為利益引起的沖突更可怕。我們主張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尋找雙方的共同點，開展廣泛的文明對話和深人的文化交流。
總結：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和文化淵源上的某些同質性是雙方形成合作性認同感的地緣優(yōu)勢和文化基礎。盡管現在中日關系還處于歷史上的低潮時期，兩國人民的認同親近感也異常冷淡，但是，隨著中日之間在多層次、多領域項目中交流與合作的擴大與加強，兩國人民能夠加深對彼此的了解，并在此基礎上獲得積極的認同。在這樣的形勢下，中日兩國一定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廣泛開展友好合作的外交關系。
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既要重視宏觀層面的分析，也要注意微觀層面的分析。既要看到決策者和社會精英的作用，也要密切關注民間的物質和非物質力量。其中，民間知覺的正確與否對于維護國家間關系的正常化非常重要。政府有必要加強對民間知覺的重視和監(jiān)控及時消除可能危害國家間關系的知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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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崛起的“新型大國關系”》
摘要：“新型大國關系”正在崛起，美國將不得不轉變思維方式，準備應對三十年后出現的特大單一經濟體——中國。對抗和遏制是逆世界潮流而動，徒然浪費精力和錢財。與中國密切合作，攜手解決全球問題，創(chuàng)造人類新一輪的繁榮和進步，是美國未來應有的、適應人類進步時代的選擇。有了進步的思維，有了中國的真誠合作，美國領導世界的地位才可能持續(xù)。
關鍵詞：大國關系 產業(yè)格局 地緣政治 世界趨勢
能力與觀念
“大國”指的是實力出眾的國家。大國間的相互關系左右國際關系大勢，決定人類走向戰(zhàn)爭或和平。
2400年前，雅典政治家修昔底德細致地描述了雅典與斯巴達兩大城邦相互沖突的利益——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爆發(fā)的直接原因。但他又聲稱，戰(zhàn)爭最深層次的原因是斯巴達對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懼”。這個判斷千古不朽，因為他抽象了大國關系的兩大要素，即能力和觀念。利益貌似客觀，對利益的認知卻是主觀的，是由觀念塑造的。若雅典不視斯巴達為敵，若斯巴達不對雅典的崛起感到“恐懼”，兩敗俱傷的大戰(zhàn)或許不會發(fā)生。兩大城邦原本可以是拉動希臘城邦世界的兩架馬車。換言之，相對實力變遷與觀念互動是戰(zhàn)爭與和平的兩大根本原因。國際關系研究中的“現實主義”理論強調相對實力的變遷，忽略觀念互動，認識論上傾向“唯物主義”。“建構主義”理論則強調觀念的互動，忽略相對實力變遷，認識論上傾向“唯心主義”。實際上，相對實力變遷和觀念互動對大國關系同樣重要。
為什么“相對實力”重要?國際關系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強者支配弱者，制定規(guī)則，領導國際組織。所以，國家的相對能力塑造國家行為。不少學者強調“國際組織和國際規(guī)則”與“相對實力”同等重要，故描述無政府狀態(tài)存在“不同程度”。但他們難以解釋國際組織和國際規(guī)則的產生和維持，更難解釋大國對彼此相對實力變遷的極度敏感。在實現“世界大一統”之前，無政府狀態(tài)是國際關系存在的前提條件，沒有無政府狀態(tài)就沒有“國際關系”。
為什么觀念互動重要?因為觀念塑造利益。受不同觀念影響的人對“國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徑庭。觀念從哪里來?形形色色的“存在”塑造五花八門的觀念。
在現代世界，哪怕徹底的唯心主義者也不會否認“存在”對觀念的作用，哪怕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也不會把觀念簡化成國家間的相對實力。相對實力變遷會改變對國家利益的認知，卻并不必然對應某種特定的國家利益認知。中國的“崛起”或許讓中國人意識到應對“國際社會”負更大的“國際責任”。但與西方大國相比，中國對“國際社會”和“國際責任”的定義可能很不同。西方國家認為美歐富國俱樂部就是“國際社會”，西方幾大報刊代表“國際輿論”，政治制度傳教和經濟貿易禁運是“國際責任”。中國迄今還遭到“國際社會”的高科技和武器禁運，所以可能認為擁有世界人口85%的欠發(fā)達國家不應被排除出“國際社會”，不應被肆意侮辱、欺凌。對中國而言，“國際責任”是減少貧困、支持自由貿易、反對貿易禁運、維護各國人民正常生活的權益。而且，觀念從不孤立存在，都是相對的、互動的。觀念在互動中產生，在互動中加強或消失。或良性循環(huán)，或惡性循環(huán)。
傳統的大國關系形態(tài)
什么是“大國關系”?在傳統的國際關系認識中，大國關系的基本目標是“爭霸”——爭奪支配區(qū)域事務乃至世界事務的權力。支配力的爭奪當然是“零和”的，A國對X國支配力的增強就意味著B國對X國支配力的減弱。支配通常經由援助或削弱被支配國實現，即俗稱的“胡蘿卜加大棒”。
大國爭霸的目標取決于對自身利益的認識;對自身利益的認識取決于大國間的相對能力和觀念互動。
在相對能力難以更改時，觀念互動就是主戰(zhàn)場。觀念的互動塑造對利益的認知。攪亂對手心智就能攪亂其對利益和目標的認知。于是，蘇聯是“自殺”還是“他殺”就成了個問題。在古代文明的衰落史中，他殺與“巫師”鼓動的自殺比例一樣高，或是兩者的結合。滿洲與朝鮮山水相連，自隋唐以降迄于近代，華夏國運向來系于此地大局。若想讓中國難以兼顧沿海南北首尾，甚至因遭遇戰(zhàn)爭而一蹶不振，挑撥中國與朝鮮的關系是上上策。首先讓中國人誤以為朝鮮政府是世界上最壞的，其次用戰(zhàn)爭威脅逼朝鮮絕望發(fā)瘋，最后誘使中國出重手“制裁”。中國若與此強軍鄰邦反目成仇，勢將付出比少量經援大得多的代價。挑撥者不僅能讓數十萬志愿軍將士白流血，而且能以敵制敵，不戰(zhàn)而屈中國之兵。倘若中國不被意識形態(tài)蒙住眼睛，不懼、不理，挑事者便只好責任自負，甚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大國間爭霸的手段是什么?拋開國內事務中的“自強”因素，國際爭霸的基本手段有兩種：
第一種是硬的物質手段，包括戰(zhàn)爭、結盟、貿易。用戰(zhàn)爭摧毀競爭對手，是爭霸最直接、最簡單的手段。在蘇聯覆滅前，霸主地位都是被戰(zhàn)爭剝奪的。英國霸主地位的喪失是因為空前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爭的威脅導致結盟行為，因為結盟能改變相對能力。國際貿易相互補缺，提高本國人民生活水平，對雙方有利。但國際貿易讓不同國家得到不同的“相對收益”，也會改變國家間的相對能力。
第二種是軟的非物質手段，主要指的是近代意識形態(tài)。意識形態(tài)是關于“正義”的觀念體系，天然具有好壞兩種特性。如同戰(zhàn)爭，意識形態(tài)能凝聚或者分裂一個國家和社會，并影響結盟行為。盤算物質利益的得失屬于理性范疇，意識形態(tài)基本是“非理性”的。宗教天然不是意識形態(tài)，但意識形態(tài)天然包含宗教。以宗教包裝的“正義”很有吸引力。埃及的統治者壓抑伊斯蘭教，親近西方，獲得了西方國家的支持。當那種統治遭遇自由主義者和伊斯蘭教各派信徒們的挑戰(zhàn)，再難延續(xù)時，西方就支持推翻埃及統治者，挑動自由主義者及各派宗教信徒間無休止的內斗，以阻止埃及產生穩(wěn)定的反西方政權。
軟硬兼施是國際關系中最常用的手段。科技貿易禁運同向他國推銷某種政治觀念并行不悖。一手持劍、一手持《圣經》或《可蘭經》，征服了除中國外的全部世界。中國因有遼闊地域、龐大人口，不信宗教、也不用易學易懂的字母文字，故難被征服。反之亦然，無利劍、經書、字母，中國就只能奉行“王者不治夷狄”(即“華不治夷”)了。
相對能力和觀念互動塑造大國關系。但能力和觀念從何而來?
生產方式的變革
人類生產財富的方式決定大國的能力和觀念。新的生產方式讓國際關系里的“能力”和“觀念”都發(fā)生了變化。換言之，硬的戰(zhàn)爭、結盟、貿易和軟的意識形態(tài)都發(fā)生重大變化。
全人類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地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涨暗拇鷥r刺激了技術進步，催生了新的生產方式。
首先，“絕對武器”——核武器，特別是“第二次核打擊”能力，深刻地改變了戰(zhàn)爭和結盟。以往的武器能決定戰(zhàn)爭勝負。擁有了“絕對武器”，大國間戰(zhàn)爭的升級必須停在雙方能接受之處，否則意味著共同毀滅。沒有了輸贏，戰(zhàn)爭就喪失了目的和意義。若核大國能展示堅定、可信的使用核武器的意志，就能排除大國關系里用戰(zhàn)爭摧毀對方的選項。日本沒有核武器，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但日本可能選擇擁有核武器，而且日本選擇核武器并不會使戰(zhàn)爭更容易發(fā)生。盡管沖突不斷，中日關系的選項里已經不可能包括戰(zhàn)爭。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大國選擇擁有核武器，兩國爆發(fā)大規(guī)模戰(zhàn)爭也變得不可能了，中國與南亞各國的戰(zhàn)爭也不可能了。這里的人口之和是30億，全世界總共才70億。欲在這里的大國戰(zhàn)爭中分出勝負無異于毀滅人類。世界上許多國家擁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除非安全陷入絕望，他們不會選擇擁有核武器?？煽康牡诙魏舜驌裟芰O為昂貴。既然大國間的戰(zhàn)爭變得不可能，“結盟”就漸失傳統的“安全”含義，變成經濟政治聯盟。“非傳統安全”概念已經崛起，其龐雜的內涵里幾乎不包括戰(zhàn)爭，雖然“非傳統安全”還帶著“安全”的余韻。
其次，出現了新的生產方式。在二戰(zhàn)結束時，美國的第三產業(yè)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靠知識創(chuàng)新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時代就此降臨。如同第一產業(yè)讓位于第二產業(yè)一樣，第二產業(yè)正在全世界范圍內讓位于以“設計研發(fā)”為核心的第三產業(yè)——生產無形產品的產業(yè)。創(chuàng)造無形產品帶來巨大財富，正在成為人類獲取財富的主要方式。而今，第三產業(yè)占所有發(fā)達國家GDP的70%以上。無論擁有龐大制造業(yè)的美國、德國，還是靠出口原料生存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無一例外。中國的第三產業(yè)占GDP比例迄今尚未過半。在第三產業(yè)時代，專業(yè)制造有形產品的國家和地區(qū)會陷入相對貧困。這就迫使落后的大國積極向知識經濟的新方向轉型，至少要升級到高附加值的制造業(yè)。
新的生產方式改變了國際貿易和意識形態(tài)。第三產業(yè)促使國際貿易發(fā)生重大變化。雖然純粹的服務業(yè)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增加緩慢，目前在20%左右，但知識附加值在硬件產品中已經占據絕對優(yōu)勢。美國蘋果公司專門從事設計研發(fā)，是世界上最值錢的公司。中國制造和出口了蘋果公司的全部產品，但90%以上的利潤屬于蘋果公司。第三產業(yè)時代貿易的變化帶來了下述三大結果。
其一，制造有形與無形產品的分工使世界緊密地聯在一起。而今，幾乎每個產品都由各國共同制造。“相對實力”依然重要，服務業(yè)時代的產業(yè)分工卻導致國家間“相互依存”度上升。“云計算”、“大數據”非常重要，但數據處理極為耗能，導致環(huán)境污染，需“外包”給欠發(fā)達國家。“相互依存”有固化分工、固化貧富強弱之嫌，但地球南北的“共贏”而非“零和”已經成為雙方都不得不接受的觀念。
其二，對原料和能源的爭奪將逐漸變成欠發(fā)達國家間的事。對靠知識創(chuàng)新來獲取財富的國家而言，原料和能源的重要性穩(wěn)步下降。大國依舊在意硬的“地緣政治”，但越來越在意軟政治，如幣緣政治(本幣的國際流通范圍和數量)、環(huán)境政治、知識產權政治、品牌政治、國際形象政治。事實上，美國對拉美、西亞的興趣明顯減弱，而且已把北非事務的主導權讓給了歐洲。換言之，大國“支配”或“干預”欠發(fā)達國家內政的誘惑力相對減弱。欠發(fā)達國家還處于向制造業(yè)邁進的階段，其內部矛盾的增長會漸超南北矛盾，重塑觀念互動的格局。
其三，區(qū)域經濟整合成為國際貿易的大趨勢。區(qū)域整合能構建經濟全球化的緩沖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塑造了人口過億的“超級大國”，中等國家主導世界越來越不可能。中國在三十余年后可能崛起為“經濟規(guī)模”上的特等超級大國，并超越美歐經濟體量之和。因此，歐洲走向統一，其他小國也以地理為依據組成形形色色的經貿共同體。“騾馬大會”式的WTO走向沒落，集團間討價還價的態(tài)勢逐漸形成?？绱笪餮蠼洕?、跨太平洋經濟同盟，都成了熱門話題。從此，原本為國家生存安全的結盟變成了經濟、政治勢力的“聯盟”。這是大國“相對實力”面臨的新挑戰(zhàn)。美國若依賴軍事力量“回到亞洲”，搞“再平衡”，注定是“瞎折騰”。21世紀不是19～20世紀，幾艘美國航空母艦在此游蕩只能刺激中國增加些軍費。
第三產業(yè)也促使塑造利益的意識形態(tài)發(fā)生重大變化。農業(yè)陷入相對沒落，關于農民驅動歷史的思想走向衰落，制造業(yè)也走向沒落，19世紀產生的以階級劃分驅動歷史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也“壽終正寢”了。
意識形態(tài)是企圖塑造現實的思想體系。19世紀產生了“左”、“右”兩派意識形態(tài)，均以固化的階級利益集團分際為基礎。意識形態(tài)雖強調“科學論證”，卻如宗教般依賴人們的信仰生存。21世紀的制造業(yè)已然碎片化，不再成為劃分階級的生產基礎。“階級”這個2400年前古希臘時代崛起時的歐洲概念正被簡化成收入多少的差異。在第三產業(yè)時代，收入多少的差異很難被家庭傳承、固化。保護知識產權比保護生產資料產權難得多，專利保護至多不超過二十年。在發(fā)達國家里，居然有99%的公民自我認同為“中產階級”，與19世紀的“階級社會”迥然不同。在知識經濟時代，能否“中產”與高等教育的質量密切相關。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就業(yè)的國際化，隨著跨國旅行日漸尋常，青年們對世界各國的了解越來越豐富，其思想正在沖破傳統意識形態(tài)的“陣營”分際。在當今世界上，中國既非“左派”國家，亦非“右派”國家。傳統意識形態(tài)的沒落帶來了下述三大結果。
第一，意識形態(tài)的沒落導致觀念的碎片化，“階級政治”變成了“認同政治”。第三產業(yè)時代的核心政治概念是“認同”。認同政治的主戰(zhàn)場是大眾能隨意參與的(移動)互聯網。群體認同在各種淺薄、時髦的互聯網價值觀中飄忽不定，比如對環(huán)境、性別、勞動、民族等問題的看法。這些觀念比“階級利益觀”的彈性大得多。網上形形色色的信息和隨意發(fā)表的評論構成了虛擬世界，反映了現實社會的碎片化。反過來說或許同樣正確，虛擬世界的碎片化塑造了現實社會的碎片化。
第二，觀念的碎片化導致對利益認識的碎片化，傳統的政黨政治走向衰落。歐美的茶黨、綠黨、海盜黨、還有日本形形色色的“黨”，已經不能用富人或窮人的“代表”來歸類，而是在具體議題里“認同”的臨時組合。五花八門的政治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冒出，此起彼伏。這些非傳統“政黨”尾巴搖動腦袋，左右政黨選舉。如此，政治家與選民的蜜月期越來越短，難以獲得穩(wěn)定的多數支持。以“多數決”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契約”正在走向沒落。發(fā)達國家的大型政黨政綱日漸含混、趨同，紛紛聲稱代表“全民”利益，越來越像中國執(zhí)政黨。在欠發(fā)達國家，制造業(yè)興起時代的歐式階級斗爭注定不會被普遍重復。
第三，利益和政黨的碎片化導致大國對外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穩(wěn)定性。而今，無論在發(fā)達國家還是欠發(fā)達國家，缺乏對外政策的社會共識是普遍現象。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都有影響對外政策的機會。盡管還有學者熱衷于設計19～20世紀式的“大戰(zhàn)略”，卻經常被公眾嘲笑。分辨敵友是“大戰(zhàn)略”的基礎，而今這基礎由于“相互依存”而趨于瓦解。哪些大國互為敵國?在大國各自的社會里，關于大型“敵國”的判斷缺乏共識，表述都極為含混，比如“競爭性的伙伴關系”。在中國，追求“國強民富”成了最明顯的“大戰(zhàn)略”。這并非外交戰(zhàn)略，更非“全球戰(zhàn)略”，而是19世紀后期以來中國全民的一貫追求。不僅美國國內缺乏對外政策共識，所有大國都是如此。與冷戰(zhàn)期間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而今大國的外交政策被具體問題和突發(fā)事件牽著走。然而，全球化與碎片化的國內社會共存，關心定義含混的“人類共同利益”正在成為大國行為“合法性”或“正當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型大國關系的漸進趨向
第一產業(yè)時代是自給自足的時代，人類分隔生存。全球分工始于第一產業(yè)與第二產業(yè)的分工。在第二產業(yè)時代，資本主義市場創(chuàng)造出“世界經濟”，全球分化成富裕的“核心”國家和相對貧困的“邊緣”國家。第二產業(yè)與第三產業(yè)的分工更要求全球分工，甚至是打破國界的全球分工。當然，這種“歷史唯物主義”式的認識意味著放棄當代國際關系理論常用的“系統論”方法，放棄追求“形而上”理論的簡潔美觀。
在第三產業(yè)時代，只有人口龐大的“大國”才可能應付被邊緣化的威脅。集團式的區(qū)域經濟整合，包括本區(qū)域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能夠創(chuàng)造出如歐盟般的“虛擬大國”。拉美與東盟各自有6億人口，比歐盟人口多，分別是美國人口的一倍或中國人口的一半。若遭美國或中國壓迫，這兩個區(qū)域勢必更緊密地團結起來。比較19～20世紀的條件，在21世紀，“大國”甚眾，一國獨霸世界非常艱難，或許不可能。
在第三產業(yè)時代，高等教育成為進入“中產”的前提條件。教育機會的爭奪正在取代意識形態(tài)戰(zhàn)爭和生產資料的爭奪。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塑造“人類平等”和“人類共同利益”觀念。以互聯網為平臺，一個以英語為“普通話”，混合多元文化的“世界文明”正在崛起。
第三產業(yè)時代的大國關系出現了新型的“相對能力”和“觀念互動”，呈現下述三個進步的大趨勢。
大國關系里軍事對抗的色彩將日趨減弱，以“安全”考量為主的傳統地緣政治將被地緣經濟取代。大國間的戰(zhàn)爭離我們漸行漸遠。美國減少軍事開支是必然趨勢。當美國軍事壓力減輕，中國在軍事硬件上迅速增加的開支也會適可而止。中國與美歐日關系的著力點在產業(yè)升級，與亞非拉國家關系的著力點在轉移低端制造業(yè)。中國勢將帶著豐富的減貧經驗和規(guī)模巨大的制造業(yè)裝備、技術、資金，大舉“南進”，促成“南方”電訊、交通運輸、教育醫(yī)療等基礎設施建設的繁榮，促進“南方”國家間的和平。正如在非洲已初步呈現的，這個趨勢未必會激化中國與西方的沖突，反而可能日漸受到西方的肯定，甚至導致中國與西方大國的合作。
西方(或歐洲)中心觀念、意識形態(tài)化的冷戰(zhàn)觀念、傳統的“霸權轉移”(導致戰(zhàn)爭)觀念，都是反時代潮流和反進步的，勢將走向沒落。美歐日終將認識到，21世紀不再是一國能獨霸世界的世紀。中國只是個特大經濟體，既無能力、亦無欲望通過武力統治世界。中華文明無利劍、經書、字母，不是傳教型文明，而是學習型文明，也是世界上最世俗、最物質主義的文明。中國的外交目標始終如一，即希望列強減少歧視，平等待我，允許我與發(fā)達國家之間像美歐日之間那樣，在人員、貨物、資本上自由往來。
“零和”式的霸權關系將逐漸被共存共榮的現實取代。中國的崛起絕非意味著西方的衰落。英語不會衰落，只會因中國人的使用而更流行于世界。西方擅長的第三產業(yè)不會衰落，只會因中國的加入而供需兩旺。西方關于人類精神的理想主義也不會衰落，將會因中國人不斷加深的理解而獲得更大的財富支撐。中國融入世界，不僅會減少西方對“他者”的文化和制度偏見，還會成為促進世界繁榮與和平的力量，成為促進跨國界“世界文明”崛起的力量。
中國的崛起并非是例外。支撐“新型大國關系”的欠發(fā)達國家還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這三個人口超過兩億的大型國家，還有人口過億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日利亞、俄羅斯、墨西哥，乃至人口行將過億的菲律賓。這些國家的經濟都欣欣向榮。加上先進的美國和日本，上述世界人口最多的12國占有世界人口的60%。世界各大區(qū)域的經濟一體化組織方興未艾，聯系越來越緊密，實力也越來越強大。在21世紀，沒有什么問題需要用戰(zhàn)爭來解決，戰(zhàn)爭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美歐軍火商和戰(zhàn)略家們通過散布“恐懼”來制造戰(zhàn)爭的傳統辦法應遭到新興勢力的唾棄。
“新型大國關系”正在崛起，美國將不得不轉變思維方式，未雨綢繆，準備應對30年后出現的特大單一經濟體。對抗和遏制逆世界潮流而動，徒然浪費大量精力和錢財，乃至重蹈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覆轍。與中國密切合作，攜手解決全球問題，創(chuàng)造人類新一輪的繁榮和進步，是美國未來應有的、適應人類進步時代的選擇。有了進步的思維，有了中國的真誠合作，美國領導世界的地位才可能持續(xù)。
【作者簡介】
潘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比較、美國社會發(fā)展史。
主要著作：《法治與民主迷信——一個法治主義者眼中的中國現代化和世界秩序》、《農民與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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