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的名詞解釋_發(fā)展歷程_主要派別_應(yīng)用
功利主義的名詞解釋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即效益主義是道德哲學(倫理學)中的一個理論。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主要哲學家有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杰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等。
功利主義的發(fā)展歷程
早在功利主義正式成為哲學理論之前，就有功利主義思想雛型的出現(xiàn)。
西元前5世紀的亞里斯提卜(Aristippus)、前4世紀的伊比鳩魯、中國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隨者的倫理學中都存在著如何促使最大快樂的思維，他們是古人中的功利主義先驅(qū)。近代英國哲學家與倫理學家如坎伯蘭 (Richard Cumberland)、法蘭西斯·哈奇森與休姆都有功利主義的傾向。據(jù)邊沁指出，他在英國化學家約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意大利法學家貝卡里亞 (Cesare Beccaria) 以及休謨(Hume)等的著作中都發(fā)現(xiàn)了功利原則。
功利主義正式成為哲學系統(tǒng)是在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期，由英國哲學家兼經(jīng)濟學家邊沁和密爾提出。其基本原則是：一種行為如有助于增進幸福，則為正確的;若導(dǎo)致產(chǎn)生和幸福相反的東西，則為錯誤的。幸福不僅涉及行為的當事人，也涉及受該行為影響的每一個人。
19世紀末期的功利主義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認為功利主義來自對“常識”的道德系統(tǒng)的反省。他論證多數(shù)的常識道德被要求建立在功利主義基礎(chǔ)上。他也認為功利主義能解決常識學說的模糊和前后矛盾而產(chǎn)生的困難和困惑之處。在20世紀功利主義雖然經(jīng)過摩爾 (G.E. Moore) 的批判，但英美哲學家與英國自然科學家兼?zhèn)惱韺W家圖爾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牛津大學的諾埃爾·史密斯 (Patrick Nowell-Smith)、厄姆森 (J.O. Urmson)以及澳大利亞的斯馬特 (J. J. C. Smart)等人仍為功利主義辯護[2] 。
功利主義的主要派別
功利主義根據(jù)應(yīng)用的方式可分為以下幾種：
情境
情境功利主義強調(diào)的是“在此時此刻這個情境下，該怎么做才能促進全體快樂值。”而不是問若將此道德律推廣到每個人身上會對全體快樂值造成什么影響。
舉個例子，像說謊一般來說是不對的行為，但在某些情境下，情境功利主義者會認為說謊是對的，像善意的謊言、為保守國家機密而說謊等。
對情境功利主義的定義可以參考下面一句話：
“某個行為僅在全體快樂值不低于其他等同行為所產(chǎn)生的全體快樂值時為善，此為情境功利主義。”
普遍
普遍功利主義重視的是“若每個人都按照我現(xiàn)在遵守的道德律作出行為，這個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最明確的例子是“窮人可不可以奪取富人的財富?”按照情境功利主義，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可以促進最大快樂值，但普遍功利主義提醒我們，若每個人都這么作，那社會會變成什么樣子?[3]
規(guī)則
其學說認為，若每個人都永遠遵守同一套道德規(guī)范，就能產(chǎn)生最大快樂值。常見的應(yīng)用可見于交通規(guī)則，不能像情境功利主義那樣，視哪種方法能取得最大快樂值而決定該往左開還是往右開，而是根據(jù)既定的規(guī)范[3] 。若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規(guī)則，那么交通就能安全便利(最大快樂值)。 但需要注意這個規(guī)則制定時的合理性。也有批評學者認為實際是變化的，這種規(guī)則若不能緊跟變化會最終走向不合理。
有人認為，普遍功利主義和規(guī)則功利主義本質(zhì)上都屬于情境功利主義的一種。
功利主義的應(yīng)用
功利主義的影響甚為廣泛。它在法律、政治學、經(jīng)濟學方面更有特別顯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懲罰方面，功利主義反對“一報還一報”的“報應(yīng)”理論。功利主義者認為懲罰的基本原理是通過改造罪犯或保護社會不受罪犯破壞，從而避免發(fā)生更多的犯罪行為，同時也使其他人因懼怕受到懲罰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學上，功利主義者贊成將民主作為使政府利益與公眾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種方法。他們認為每個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過也有人因為強調(diào)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義、甚至獨裁主義。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認為最大的幸福是來自社會的根本變革，從而走向無政府主義的共產(chǎn)主義，如威廉·戈德溫。在經(jīng)濟學上，所謂邊際效用分析學派如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則是從邊沁那里吸取了許多思想，所謂“福利經(jīng)濟學”是以“比較愛好”代替“比較效用”，也表現(xiàn)功利主義的基本精神[4] 。在經(jīng)濟政策上，早期的功利主義者傾向自由貿(mào)易，反對政府干涉。后期的功利主義者由于對私人企業(yè)的社會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來糾正私人企業(yè)的弊病。在當代的討論中，人們對倫理學語言的分析，以及對邊沁的“快樂計算”均已失去興趣;功利主義出現(xiàn)了種種修正的和復(fù)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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