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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語文課堂作者的想法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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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語文課堂作者的想法問答

  答青年語文教師十問(5)

  不要證明“作者的想法”

  問:

  梁老師,我在聽課時常常遇到這樣一個情形。教者拋出“作者為什么要這樣寫”,“作者是怎么想的”,“作者想表達什么主題”之類的問題,然后好像教學(xué)就是在證明“作者的想法”??墒俏铱傆X得有些不對勁。請問您遇到過嗎,又是怎樣處理的?

  答:

  理解揣摩作者的寫作目的,大概就是傳統(tǒng)上我們所熟悉的知人論世的解讀文本方法。毋庸置疑,這是解讀文本的方法之一。

  可是,每當(dāng)我想到類似的問題時,跟你的感覺一樣,心里總是不踏實。別人怎么想,我怎么知道?哪怕是背景資料的呈現(xiàn),抑或是輔之以同一作者其他作品的互證,抑或是其他評論者的言論。即使這樣,也不能認為,我所證明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想法。更何況,有些作家當(dāng)初創(chuàng)作作品時,壓根就沒有我們現(xiàn)在所牽強附會的那么高大上的理由。有的作家坦言,自己的創(chuàng)作無非就是為了賺取稿費養(yǎng)家糊口而已。據(jù)說巴爾扎克之前跟人做生意失敗欠了很多債,只好不停的寫小說賺稿費還債,那些債務(wù)到他去世了還沒還清。這對我們總想給作者創(chuàng)作緣由一個令人景仰理由的人而言,可能是一個冷笑話。

  優(yōu)秀作品創(chuàng)作的動機,未必都是偉大而崇高的;偉大作品也不能完全折射出創(chuàng)作者本身的偉大而崇高。

  作者的真實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別人無從得知。這是常識。我們所能知道的,無非是借助語言文字來從旁了解一些而已,但這些從旁了解的未必就符合作者的本意。

  有的作品,作者直抒胸臆,讀者理解與作者的意圖大致可以疊合。像茅盾的《白楊禮贊》,郭沫若的《石榴》等直抒胸臆的文字。這些似乎問題不大。

  有的作品,作者的確給讀者留下了“寫作意圖”,但這也不妨礙讀者有自己的見解。如,莫懷戚先生的《散步》,就有“尊老愛幼”說、“責(zé)任擔(dān)當(dāng)”說、“珍愛生命”說等等,盡管莫懷戚先生自己曾陳述寫作的緣由,但實際教學(xué)中,我們發(fā)現(xiàn),很多老師和學(xué)生都會有與作者不相同的解讀結(jié)果,至今爭訟不斷。又如,魯迅先生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盡管作者在談及這篇文章時說是關(guān)于兒時記憶的,“我有一時,曾經(jīng)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xiāng)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xiāng)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朝花夕拾》小引)但后來讀者從壽鏡吾先生私塾空氣里讀到“對舊式教育”的抨擊,這就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吧,我猜想。

  不排除一種情形,作者自己說的話,寫出的文章也未必就是真實“完美”的表達。有的是故意為之。古代的一些善用春秋筆法的作者所著述的文字,如《曹劌論戰(zhàn)》中有“齊師伐我”之句,并有“公將鼓之”“一鼓作氣”“齊人三鼓”的敘述,可謂微言大義。沒有一定的積淀,估計連皮毛都算不上,甚至?xí)`讀。有的則是言在此意在彼,如高爾基的《海燕》等,需要結(jié)合創(chuàng)作背景,才能理解,此所謂“知人論世”的解讀方法。這些比較含蓄隱晦的內(nèi)容,還受制于讀者的閱歷、歷史的原因等,是否能準確讀懂也未可知。還有一種情形,不是所有作者都能把自己最想表達的意思表達出來,最準確真實的想法也未必就在文中能清晰的表達出來。這就是文學(xué)理論上所說的“作者未必然,讀者未必不然”。即使作者沒有想到寫到,但是讀者有可能在讀的時候卻能主動建構(gòu)出新的意義。這就像每年高考題中,出現(xiàn)一些作者“自己不會解答”的題目一樣,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其實,在文學(xué)領(lǐng)域,乃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而已。作品一旦離開了作者,就不再由作者自己決定,而是由作品與讀者一起建構(gòu)了。

  有的作品主題本身就多元,可以見仁見智。李商隱的《錦瑟》的主題,歷來眾說紛紜,影響比較大的有悼亡說,自傷說,音樂說,詩序說等。即使同持一說的,對具體詩句的理解也不盡相同。一千多年來《錦瑟》始終像迷一樣吸引著無數(shù)的讀者去研究,其中不乏蘇軾、朱彝尊、何焯、錢鐘書、周汝昌等這些大學(xué)者。有人說一千個觀眾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拿來形容李商隱的《錦瑟》《再別康橋》等詩歌也可以說是毫不夸張。很多詩句,在歷史的變遷中,早已不再是當(dāng)初的意思,如“風(fēng)馬牛不相及”、“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早就轉(zhuǎn)移到其他義項,至于原本的意思,只能算其中的一種了。魯迅先生說《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jīng)學(xué)家看見《易》,道學(xué)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請問,你能說哪一種說法是曹雪芹自己的“想法”?

  因而,語文課上,不要自作多情地去證明作者的想法。你無法知道的答案,卻要自以為是地去論證,不是很滑稽嗎?在這樣的課堂上得出的所謂“作者意圖”,恐怕也是教者強加在作者的頭上。

  總而言之,文學(xué)作品一旦形成,便于作者分離而成為一種客觀存在。作家不是父親,不是權(quán)威,作品的意義存在于文本特殊的語言組織形式,即文本的結(jié)構(gòu)中。對作家提供的這個可解釋的客體,只有通過文本與讀者的交流,才能重現(xiàn)最終的意義。正如伊瑟爾所說:“文學(xué)文本只有當(dāng)其被閱讀時才能起反應(yīng)。”(伊瑟爾:《閱讀行為》,金惠敏等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第142頁)

  在我看來,閱讀教學(xué)讓學(xué)生依據(jù)作品語言文字讀到一些什么,并且有理有據(jù),自圓其說,這就是作品存在的價值。至于是不是作者原初的想法,其實已經(jīng)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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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梁增紅

  公眾號:梁增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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