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毛筆書法字帖

　　褚體是初唐四大書法家的褚遂良所創(chuàng)的楷書字體，對后世影響非常的巨大，在家中多備上幾份書法作品對自己的褚體書法也有非常大的幫助。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褚遂良毛筆書法字帖，希望對你有用!

　　褚遂良毛筆書法字帖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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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體書風的淵源與流變

　　褚遂良(公元596-695年)是晚于歐陽詢、虞世南近四十年出生的初唐又一書法家，被尊為“初唐四大家”之一。他尤長于楷書，張懷瓘《書斷》評褚書“真書甚得其(指王羲之)媚趣，若瑤臺青璅，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增華綽約，歐、虞謝之。”《唐人書評》里也稱褚遂良的書法“字里金聲，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他的書法在當時名噪一時，聲揚萬里，對后世也產(chǎn)生了深刻而廣遠的影響。

　　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說：“褚河南書為唐之廣大教化主”，指出了褚遂良書法澤被有唐一代書壇的事實。王澍在《虛舟題跋》中也說：“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險勁則為薛曜，稍痛快則為顏真卿，稍堅卓則為柳公權，稍纖媚則為鐘紹京，稍腴潤則為呂向，稍縱逸則為魏棲梧，步移不失尺寸，則為薛稷。”雖然所評未必十分準確，但可見褚氏卻為唐代書壇一關鍵人物。當時受他影響最大、得益最多的莫過于薛稷。張懷瓘稱薛稷“書學褚公，尤尚綺麗美好，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所以在唐中宗、睿宗時就流傳著“買褚得薛不落節(jié)”的說法?？涤袨橐苍f：“唐世小碑，開元以前，習褚、薛者為最盛。”薛稷為褚氏嫡傳，承其衣缽，為世所知。楊守敬也正是據(jù)此推斷既無年月、又無書者姓名的《龍門山涅槃經(jīng)》為薛稷所書。

　　敬客所書《王居士磚塔銘》年代不確，其風格瘦勁飄逸，神似褚河南，所以有人說他學褚;也有人說它出自《龍藏寺碑》。不管敬客先學褚還是先學《龍藏寺碑》，褚與《龍》碑終屬于同一類風格，且時間相去不遠。只不過敬客當時書名不顯，不免為巨公所掩。

　　此外，高正臣、徐浩以及鄭萬英《信法寺彌陀像碑》(658年)等皆師法褚氏，蔚成風氣。如果從流傳至今的唐代墓志來看，從顯慶之開元之間，許多無書者姓名的墓志精品其書風很多都受到褚遂良書風的熏染，如《郭君妻張氏墓志》(652年)、《斛斯君妻索相兒墓志》(652年)、《劉普曜墓志》(653年)、《楊玉墓志》(655年)、《李信墓志》(657年)、《趙王李福妃宇文修多羅墓志》(660年)、《騎都尉李文墓志》(664年)、《九品亡宮墓志》(665年)、《呂眾及妻曹氏合葬墓志》(668年)等。

　　從以上所舉史料來看，褚遂良書法確如前人所評，在唐代初期近百年的時期里曾經(jīng)風靡書壇。虞世南死后，魏征將褚遂良推薦給唐太宗。不可否認，褚遂良的成功與虞世南死后他受到唐太宗的重視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他的博學多識，藝術高超，才華出眾?？偟膩碚f，褚遂良書法明顯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筆畫瘦硬;二是含有隸意;三是提按分明;四是極具媚態(tài)。下面，我們結合史料從這四個方面去探討褚遂良書風形成的淵源所自。

　　一、師法隋唐

　　許多有成就的書法家都是最先從師法同時代的名家開始的，褚遂良也不例外。比褚氏稍早的初唐兩位杰出書家虞世南、歐陽詢都對褚遂良產(chǎn)生了影響。李嗣真《書后品》中說：“褚首師虞。”張懷瓘《書斷》也稱其“少則服膺虞監(jiān)。”項穆《書法雅言》稱“褚氏登善始依世南。”而歐陽詢則是褚遂良之父褚亮的好友。《唐書本傳》曰：“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筆者按：隸書在唐代實則指今天的楷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鄭杓、劉有定《衍極并注》稱“褚遂良親師歐陽。”《評書帖》曰：“褚河南書《龍門三龕記》，中年筆也，平正剛健，法本歐陽，多參八分。”褚遂良《孟法師碑》唐拓孤本的收藏者清代李宗翰跋曰：“遒麗處似虞，端勁處似歐，而運以分隸遺法，風規(guī)振六代之余，高古追鐘王以上，蓋登善早年極用意書。”可見，在褚遂良學書的道路上，歐陽詢和虞世南是最早的兩位提攜者，他們的書風對褚遂良早期書法的面貌有著最為直接的影響。而除了歐、虞之外，褚遂良早期同時還受到了家法——其父褚亮的影響，只不過其父書名不顯，故多不為人所知也。

　　初唐歐陽詢、虞世南皆是由隋入唐的，他們的書風直接承襲隋人衣缽，故初唐時期書法的面貌與隋代的書法有著直接的血緣關系。自然，褚遂良也是如此，所以錢泳說褚遂良“與歐陽詢同習隋派。”李嗣真《書后品》則記載了“太宗與漢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授之于史陵”的史實。史陵是隋代人，生卒年不詳，但趙明誠《金石錄》卷三記載了他寫的楷書《禹廟殘碑》(大業(yè)二年，公元606)。根據(jù)《書斷》中“史有古直，傷于疏瘦”的評論，可略知史氏書風之大概，其對于初唐書風是有一定影響的，所以明代王叔明也稱“虞、褚同師于史陵。”隋代不僅在政治上統(tǒng)一了中國，而且在文化藝術上也表現(xiàn)出明顯的融通格局。其書法就是熔鑄南北書風，有整齊之現(xiàn)象，而《龍藏寺》、《賀若誼》諸碑實已開歐、虞之先聲。

　　二、熔鑄六朝

　　阮元在《石揅經(jīng)室集》中說：“唐人書法，多出于隋;隋人書法，多出于北魏、北齊。不觀魏、齊碑石，不知歐、褚之所來。”眾所周知，隋代歷史很短，雖然其時書風有一種融會的特征，但其直接承傳自六朝，與六朝書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阮元這句話直接點名了歐、褚書風由隋上溯到六朝碑刻，一脈相沿的承傳過程。清代一些書論家曾將書法史上的風格作南北之別，并衍生出由魏晉至唐的演變脈絡和書家歸屬，而褚遂良的歸屬一直頗有爭議。錢泳認為“褚屬南派”，而阮元則認為“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我們從褚氏流傳的作品特別是其早年作品看，筆畫瘦硬堅挺，得益于北碑尤多，所以阮元又說：“其(指北碑)尤佳者，如《刁遵墓志》、《司馬紹墓志》、《高植墓志》、《賈使君碑》、《高貞碑》、《高湛墓志》、《孔廟乾明碑》、《鄭道昭碑》、《武平道興造像藥方記》，建德、天寶諸造像記，《啟法寺》、《龍藏寺》諸碑，直是歐、褚?guī)煼ㄋ蓙?rdquo;。將褚遂良歸為南派的錢泳也承認了北碑對包括褚遂良在內(nèi)的初唐諸家的影響，他認為“其間如《刁遵》、《高湛》、《鄭道昭》、《元太樸》、《啟法寺》、《龍藏寺》諸碑，實歐、虞、褚、薛所祖。”而清代集碑學之大成、力倡“尊碑”之說的康有為更詳細而明確地分析了北碑與褚體的具體淵源關系：“《楊震碑》縹緲如游絲，古質如蟲蝕，尤似楷隸，為登善之先驅”;“《吊比干文》之后，統(tǒng)一齊風，褚、薛揚波，柳、沈繼軌”;“《吊比干文》，瘦硬峻峭，其發(fā)源絕遠，自《尊楗》、《褒斜》而來，……其裔胄大盛于齊，所見齊碑造像百種，無不瘦硬者，……下則開《龍藏》，而胎褚孕薛者也。”可見，在褚遂良早年的作品中，不僅同時代書家對他有直接影響，而且六朝碑刻瘦硬清挺的面目也滋養(yǎng)和孕育著褚遂良書法風格的形成。

　　因為褚遂良書風最終的形成與他在一生中的廣采博取有關，他的書風也在逐漸發(fā)生一些變化，所以強行將他歸為南派或北派，難免讓人覺得牽強。但是，北朝碑刻書法的精神氣息卻實實在在地影響了褚體書風，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我們只要看看北齊時期許多不知名的墓志石刻文字便不難知曉。一種書法風格或面貌的形成，往往先由民間書寫形成一種共同的習慣或相近的面目，再由名家加以吸收整理，發(fā)展其優(yōu)點。這種流行于北齊石刻文字間的瘦硬清挺的風格在漫長的歲月里經(jīng)歷了萌芽、胎吸、積累、衍變的過程，可以說，褚遂良正是六朝以來逐漸發(fā)展起來的一派書風的完成者。

　　三、取意魏晉

　　褚遂良瘦硬之骨得益于其早年師法北碑，而其秀逸之姿則與他后來上溯王羲之有關。張懷瓘說褚氏“長則祖述右軍”;李嗣真也說：“褚氏臨寫右軍，亦為高足”。在王羲之受到推崇的唐代，各家書法受到王羲之影響自是情理中事，然而各家所得卻不同。褚遂良對王羲之作品研究極深，善辨真?zhèn)?。?jù)朱長文《續(xù)書斷》載：“虞世南死，太宗思之，嘆曰：‘吾無與論書者矣!’魏鄭公白薦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其偽。遂良獨論所出，無敢舛冒，非夫博學深究者，豈足與是非數(shù)百年之舊跡哉!”褚遂良鑒賞極精，領會王字也與人不同。梁巘說：“王右軍字大小、長短、扁狹，均各還體態(tài)，率其自然。至唐人，顏、柳、歐、虞則剪裁其體，直取方格內(nèi)整齊，而歐得其骨，虞得其源，褚得其趣。”可見各家學王都是“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必全。”(鄭板橋語)各人根據(jù)自己的性格氣質、審美趣味有鑒別、有取舍，各取所需。而褚遂良學王，所得正在其“趣”，在其生動之處。褚字生動處，即其輕飄處。王偁曾說：“及其(指褚遂良)自書，乃獨得右軍微意，評者謂其字里金生，行間玉潤，變化開合，一本右軍。其諸帖中《西昇經(jīng)》是學《黃庭》，《度人經(jīng)》是學《洛神》，《陰符》學《畫像》，《湖州獨孤府君碑》、《越州右軍祠記》、《同州、雁塔兩圣教序記》是其自家之法。”王昇所評，將褚書與王羲之書師承源自一一對應，未免機械刻板，且有些褚氏作品已不存世，無從考對;但可以肯定的是，褚氏書法受到了王羲之的很大影響并著意于王書的風致生動處的。此外，對于魏晉的書家作品，朱長文提到褚氏“學鐘公之體”，即胎息鐘繇古雅絕俗的高古氣息;梁巘則提到據(jù)他判斷是魏晉人書寫的《敬善寺碑》(無書寫者姓名)“筆意似褚”，他發(fā)出了“豈河南學此耶?”的追問?？傊簳x時期的一些作品，特別是王羲之的書風對褚體書風的形成有著重要的作用，由此在褚體早年瘦硬堅挺之中融入了虛和風雅的韻致，這對于成熟的褚體風格的形成至關重要。

　　四、上追漢隸

　　宋人董逌在《廣川書跋》中說：“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疏瘦勁練，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筩》等書，故非后世所能及也。……河南書者，正得于此，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書貴瘦硬方通神”是杜甫的論書名句，而瘦硬正是褚遂良書法的明顯特征，所以宋濂曾說：“褚書《千文》，柔勁險媚，真如鐵線縈結而成。”而楊賓在《大瓢偶筆》中同樣認為：“登善本領全在瘦勁，瘦勁之際，而媚生焉。今但言其媚，則失之矣。”那么，褚體書風的瘦勁從何而來呢?除了前面提到的北齊碑刻之外，還有別的汲取嗎?其勁與媚的結合何以如此完美?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影響了褚體書風最后的形成?

　　我們從現(xiàn)存的褚氏作品分析來看，許多字的橫畫末端、捺腳等處都帶有濃厚的隸書筆意，飽滿而有風致。這一點，前人也早有察覺。宋代陳藻在跋褚書《枯樹賦》時直接說：“褚登善書用隸法。”蘇東坡在《東坡集》中評《孟法師碑》時也說：“清遠蕭散，微有隸體。”王昶則從結體方面指出褚書借鑒隸書的特點，“登善從隸出，故結字稍寬;率更從篆出，故體較長。”劉熙載所評與王昶微有出入，但同樣肯定褚出于隸書，“歐、褚兩家并出分隸，于‘遒’、‘逸’二字各得所近。若借古書評評之：歐其如龍威虎震，褚其如鶴游鴻戲乎?”

　　那么，究竟褚書從隸書中主要借鑒了什么呢?這一點，清代阮元在《揅經(jīng)室三集》卷一《復程竹盦編修書》中首先作了回答：“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最可見者‘乙’字捺腳飛出，內(nèi)圓外方，全是隸法，無論‘一’字畫末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鉤轉作‘乙’，此其分別之跡。”近人胡小石則從內(nèi)擫、外拓兩大筆勢的發(fā)展方向對書法史脈絡作了簡單梳理，認為“鐘(繇)書尚翻，真書亦帶分勢，其用筆尚外拓，……王(羲之)出于鐘，而易翻為曲，減去分勢，其用筆尚內(nèi)擫，不折而用轉，……此二家之異也。其后鐘為北書之祖，而王為南書之祖。北朝多師鐘，故真書皆多分勢，……鐘王而降，歷代書人每沿此二派以為向背。在唐，虞、褚齊名。虞書內(nèi)擫，分勢少;褚書外拓，分勢多。”這與前述褚遂良師法北朝石刻的事實是吻合的。

　　而清人王澍在其《虛州題跋》中多次影響褚氏書法的漢代具體碑刻作了說明，他認為“河南書本《韓叔節(jié)》(即指《禮器碑》)，世人皆知河南書之神，而不知其所以神也。河南晚年無筆不酷?！妒骞?jié)》，獨《思古》一刻，乃為神似。觀其形貌，無一筆似者，而神而明之，獨見天倪，此其所以神也。”又說，“余謂褚公書實自《韓敕孔子廟碑》來，觀其用筆，寓勁健于清微，藏變化于妥帖，正與褚公《圣教序》如出一手。今以《韓敕》書法摹褚，突過一重，乃適得合”。他一語指出了褚書疏瘦勁健的淵源所自：“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為奇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吾向以褚河南書疏瘦勁練，如鐵線綰成，究其本根，實源于此。”

　　眾所周知，《禮器碑》是漢碑中的極品，向來為人推崇，被清人列為“漢碑三杰”之一。如果說，在漢碑中，《張遷碑》以“拙”取勝，《曹全碑》以“秀”見長，《石門頌》以“逸”為人樂道的話，那么，《禮器碑》正是以其鐵線銀鉤般的線條和微妙變化的結體稱頌于書史的。但是這種勁健不是蠻僵之力，而是活脫，是百煉鋼化為繞指柔，而褚河南可謂深得其中三昧。對于這一點，董其昌作了較高的評價：“發(fā)筆處便要提得筆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傳語。蓋用筆之難，難在遒勁。而遒勁非是怒筆木強之謂，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這大概就是梁巘說的“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吧。

　　通過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在大量史料和前人評述的基礎上，我們不難看出，褚遂良作為唐代風格獨特的一位優(yōu)秀書法家其藝術語言逐漸形成的過程，從而證實了一個樸素的學書道理：借鑒前人，開拓創(chuàng)新。褚遂良正是在廣泛借鑒前人的基礎上，“陶鑄萬象，隱括眾長”，自己融會貫通，逐漸形成彪炳書史的褚家風貌。

　　那么，這種風格形成之后，褚體在書法史上的發(fā)展又如何呢?對后世有什么樣的影響呢?

　　清人梁巘在《評書帖》中描述了開元前后書風的變化：“開寶前，歐、褚諸家提空筆作書，體皆瘦硬。自明皇學魏隸，力趨沉著，筆實體肥。一時王縉、蘇靈芝悉宗之，雖季海、清臣、誠懸亦不免。”這說明黃帝的喜好對一個時期書法風氣影響的作用。這一點，在書法史上并不少見。在清代，康熙愛董，乾隆愛趙，一時董趙書風風靡書壇。而唐玄宗素喜豐腴，上行下效，由是書壇風氣大開。米芾對此頗有抱怨：“唐官誥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jīng)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梁巘同樣也指出了這一點，“唐初字尚瘦硬，如歐、虞、褚皆是，故工部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至玄宗字肥，其后顏魯公、徐浩、王縉、蘇靈芝諸人字皆寫肥。”在這樣的時代環(huán)境中，褚遂良以瘦硬堅挺見長的風格自然受到冷落，其“廣大教化主”的地位也已是昔日黃花，褚書在風靡書壇百余年后凋謝了。

　　但是其瘦硬的特點在宋代卻遇到了知音，最為著名的就是宋徽宗?；兆谮w佶雖為亡國之君，困死北域，但他在文藝事業(yè)上的貢獻卻永垂青史。他在書法上的貢獻不僅在于設立翰林書畫院、命人刊刻《大觀太清樓帖》，更在于創(chuàng)立了“瘦金體”的風格，堪稱書苑一枝奇葩。他的書法通過對筆畫起收之處、折筆和豎筆的強調，給人明顯的節(jié)奏感。更重要的是，他突出了字的筋骨勁挺，使其不因筆畫的細瘦而顯得柔弱無力。對于撇、捺和一些長筆畫則充分舒展，加上運筆時參以行書筆勢，所以氣韻顯得格外流暢和飄逸流動，這在楷書中是難能可貴的。而趙佶書法風格的形成正是由于鐘愛褚遂良、薛稷等“瘦硬通神”的書風，并且將其瘦硬挺拔發(fā)展到了極至。明代陶宗儀《書史會要》中說：“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跡求也。”

　　如果說宋徽宗學習褚氏書風是非常明顯，因而容易為人知曉的話，那么，宋代四家之一的米芾受到褚氏的熏染則并不太為世人所知了。但是，書論史上許多書論家對此卻眾口一詞：

　　項穆：“米書之源，出自顏、褚。如要學米，先柳入歐，由歐趨虞;自虞入褚，學至于是，自可窺大家之門，元章亦拜下風矣。”

　　吳德旋：“惲南田云：‘褚、米一家書，學米先需從褚入。’余謂學褚有得，自可不須學米。”

　　楊賓：“米襄陽自言初學顏，次學柳，次學歐，次學褚最久，……今觀其書，于歐、柳俱無所得，……今之所傳，大都得力于褚最深。”

　　錢泳：“元章學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

　　我們可以說，在宋代書家中，宋徽宗是在形貌精神上直接繼承了褚、薛的風格，并將他們的特點夸大和張揚了;而米芾則更多在筆勢氣息上予以借鑒，并化為自運而不留痕跡。他們的區(qū)別在于：宋徽宗的取法對象比較單一，而米芾廣采博取融成自家風貌，因而取法對象是多元的。

　　在宋代，受褚氏書風影響的并非只有趙、米二人，比如王澍指出：“樗竂(張即之)書出河南。”又說，“宋黃庭堅《夷齊廟碑》，山谷此碑出自褚中令，亦已開徽廟瘦金之先，世人見此書，未有信其為山谷者。”可見，張即之、黃庭堅等人也并未忽視從褚遂良處汲取營養(yǎng)。至于后來，學褚者自然代不乏人，比如明人“(祝)希哲根柢在河南、北海二家。”“汪退谷……再變學褚，得其瘦”等，本文不再一一臚列贅述。直至今日，仍有許多褚書的癡迷者，褚體書風已然沉淀為中國書法藝術百花園里不可忽視的歷史存在，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感召著后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