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針發(fā)明的時間是在什么時候
指南針發(fā)明的時間是在什么時候
指南針，可以讓人不會迷路，而能夠讓人們在航海上，或者是在深山迷路了都會同樣直接走得出來。下面是小編分享的指南針發(fā)明的時間點，一起來看看吧。
指南針發(fā)明的時間點
春秋時期，中國勞動人民就在采礦、冶煉中，逐漸認識了磁石。到戰(zhàn)國時期，就有人用磁石做成器具來判定方向，當時叫“司商”它是在一個無沿的方盤上放置一只水勺似的磁石，水勺的柄端向南指。到北宋后期(公元11世紀)，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了人工磁鐵，此后又創(chuàng)制了“指南魚”把用磁鋼片制成的“魚”放在水面上，以此指示方向。后來經過反復研究改進，又把磁鋼片改成細小的磁鋼針，并使它的尖端成磁北極，末端成為磁南極，這就成了指南針。
北宋杰出的科學家沈括，對于指南針的制作和使用，作了許多科學的說明和分析。到了14世紀初，指南針才由中國傳到歐洲。
關于指南針的觀點
觀點之一
王振鐸的相關觀點，指南針的發(fā)明至早不逾于宋代，此種觀點在其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都有所體現(xiàn)。如在《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上)》一文中所述：“自周末至李唐，古人所稱述之‘司南’或稱‘指南’為一種辨別方向之儀器，其物便于攜帶及測驗，宛如指南針之用矣。王振鐸認為在唐朝已經出現(xiàn)了便于攜帶的類指南針儀器，但絕不是指南針。王振鐸把此種物件看作是指南針的過渡形式。王振鐸未明確論斷指南針發(fā)明的具體時問，由于缺乏材料，出于科學嚴謹性方面考慮，所以未輕易論斷。他在《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中)》中說：“(指南)魚法固早于(指南)針法約半個世紀，然此二者先后相互之關系，仍有待史證之發(fā)現(xiàn)而說明也。”正是在此情況下說的。另外，在同一篇論文中又說：“中國古代，藉縫紉之鋼針，經人工傳磁，而成人造磁體之指南針，其史證之發(fā)現(xiàn)，至今尚未見有早于十一世紀以前者。”這是以北宋時沈括《夢溪筆談·雜志一》與《夢溪筆談補》為根據(jù)而加以論斷的。這兩篇文章中記載了此種人工傳磁而成人造磁體的指南針。另外王振鐸在此篇文章中批判了英人維烈亞力(Alexanderwylie)所著《中國研究》中所指的唐朝僧一行已經注意到了磁針所指方向與北極之差的錯誤理解。最后鄭重地提出論斷：“按中國磁針偏向之記載，尚未發(fā)現(xiàn)史證有早逾《夢溪筆談》者，存中記其‘微偏東’，寇宗爽記謂‘偏東’，即指磁針之偏角而言。”這便是王振鐸由于材料所謂限制而不能對中國磁偏角的發(fā)現(xiàn)時間有一個確切的認識。關于指南針的發(fā)明時代，王振鐸只是給出了一個大致的推測，在《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中)》中，王振鐸說：“指南針之發(fā)明時代，以《萍洲可談》海舶用磁針及沈括謂方家制磁針，信其創(chuàng)始必早。”指南針的發(fā)明應當是一個很漫長的時間中，慢慢地改進的結果，而不同時期的形式，也應以不同的形式出現(xiàn)，王先生也只能給出一個時間區(qū)間。
觀點之二
李約瑟的觀點，順序的磁偏角，先向東后偏西，體現(xiàn)在中國堪輿羅盤的設計的同心圓，這些同心圓一直存留至當代。勿容置疑，磁羅盤在中國用于堪輿目的很久以后，才被用于航海。但是航海羅盤確是中國人的發(fā)明，它可能發(fā)生在十一世紀以前的某個時期或更早的時期。”李約瑟在此段中對指南針，磁偏角、羅盤等問題論述的清楚，雖然有些論斷過于武斷，但是對中國指南針的發(fā)明問題，做出了一個總結性的論斷。
潘吉星先生在王振鐸先生與李約瑟先生研究的基礎之上加以總結，但可以明顯看出他比較同意李先生的觀點，對于李約瑟先生所提到的幾個材料在《中國古代四大發(fā)明——源流外傳及世界影響》一書作了詳細地論述與闡述。但同時也和李約瑟先生一樣，在有些問題上過于武斷，明顯的證據(jù)不足，讓人難以信服。
如他在書中所述：“但從司南儀到指南針中間經歷了幾個技術過渡，這些過渡發(fā)生在魏晉南北朝至唐代。”他這種論斷性的結論沒有太多的材料支持。但此結論在大體上是沒有錯的。潘吉星先生和李約瑟先生一樣把崔豹《古今注》中的“蝌蚪，蝦蟆，(青蛙)子也，一名懸針，一名玄魚。”作為“從勺到針”的過渡來看。他說：“將在空中的磁針與方位盤配合，在晉南北朝曾經用過，確能指南，從而實現(xiàn)了李約瑟先生說的from the spoon to the needle(從勺到針)的過渡。”潘吉星先生在同一本書中也對水羅盤的出現(xiàn)時問做出了論斷。他說：“有證據(jù)顯示，9世紀唐代堪輿羅盤制造者已經做出了這決定性的一步。”在同一頁中，他再一次強調說：“晉南北朝開始對司南作技術改進，而在唐代后期完成從司南向羅盤的轉變，北宋人享受這些技術成果并使之發(fā)揚，歷史的發(fā)展脈絡應是如此。”進一步對指南針的發(fā)展脈絡做出了闡述。潘吉星在李約瑟先生研究的基礎之上，吸收了王振鐸先生的部分觀點，對指南針的發(fā)明時間與過程重新作了一個界定，雖然依然有部分不妥之處，但總體來說，是科技史上的一個進步。麗另外一些學者，或是沒有新材料而做出驚人的論斷，或是材料不足，僅憑某一材料片段做出新的論斷，但總體來說均未能讓眾人信服，影響亦不是很大。”而把指南針起源論斷于唐代。姑且不論此論斷的正確與否，單依此材料根本不能得出此種論斷。
觀點之三
在成都民間收藏族的藏品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件極具學術研究價值的玉(石)器，它是由七塊玉(石)板拼接而成，正面是圖形，反面是古文字，特別是在第4塊玉(石)板上的中間，有一個圓形圖案，其上放置了一個類似半個“地球”的東西。在這個“地球”的頂部(北極)有一個直徑4cm的小洞，其中插有一支玉(石)的指南針，在圓形圖案上還有“東”、“南”、“西”、“北”四個古文字。依據(jù)現(xiàn)有學科專業(yè)知識分析，這四個古文字與我們今天在進行地質填圖時所使用的羅盤上的“東”、“南”、“西”、“北”的方位字一樣，除東字外，其余“南”、“西”、“北”三個字均與甲骨文不同。在三星堆玉(石)器上發(fā)現(xiàn)指南針很重要，那種認為指南針最早出現(xiàn)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觀點由此會被徹底推翻，文獻中曾提及的黃帝發(fā)明指南車一事，但至今只是推測，未見考古實物，而三星堆地區(qū)玉(石)器上指南針的發(fā)現(xiàn)把中國指南針的發(fā)現(xiàn)史推到了伏羲時代。三星堆發(fā)現(xiàn)的指南針是玉(石)的，不會轉動，是象征性的。
羅盤的發(fā)明與西傳
磁針問世后，先后用于堪輿和航海。為了使用方便，讀數(shù)容易，加上磁偏角的發(fā)現(xiàn)，對指南針的使用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家首先將磁針與分度盤相配合，創(chuàng)制了新一代指南針——羅盤。不過有些場合，碗中的水浮磁針仍在使用，故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四稱“水浮多蕩搖”。江蘇、河北和遼寧旅大曾出土元代的不帶刻度的指南針專用針碗。當航船還在使用浮針加針碗時，堪輿羅盤卻遠遠地跑到了前面。
考古資料表明，
堪輿家選擇墓穴采用二十四向表示法大約始于唐末。南唐何溥主持建徽城，看風水時也用二十四向表示法。何溥所撰的《靈城精義》“理氣章正訣”中說，“地以八方正位，定坤道與輿圖，故以正子午為地盤，居內以應地之實。”天以十二分野，正躔度之次舍，故以壬子丙午為天盤，居外以應天之虛。”作者、時代不明的《九天玄女青囊海角經》“理氣篇”中有一段幾乎相同的文字，兩者應同出一源。
羅盤古稱“地螺”、“地羅”。南宋曾三聘的《因話錄》(作于公元1200年前后)“子午針”條說：“地螺，或有子午正針，或用子壬丙午間縫針。”曾三聘是江西臨江俯峽江(今江西西清江)人。離峽江不遠的江西臨川，于1985年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堪輿旱羅盤模型，正可與《因話錄》的記載相互印證。1985年5月，江西臨川南宋朱濟南墓(葬于1198年)出土了座底墨書“張仙人”的瓷傭一式兩件。風水先生“張仙人”傭，左手抱一羅盤。值得注意的是，該羅盤的磁針與水羅盤的磁針根本不同，中部增大呈菱形，菱形中央有一明顯圓孔，明確現(xiàn)象地表示這是一種用軸支承的旱羅盤。
中國的磁針和羅盤先后經由陸水兩路西傳，曾給人類的文明的進程帶來重大的影響。以前史學界認為磁針在水中的水羅盤與指南針一脈相承，是中國的發(fā)明，但旱羅盤是歐洲所發(fā)明，16世紀才經由日本船傳入中國。而今臨川羅盤證明：旱羅盤的發(fā)明權也屬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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