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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于中國人思維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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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于中國人思維特點

  中國人的思維是在對現(xiàn)象充分關(guān)注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下面學(xué)習(xí)啦小編為大家介紹的屬于中國人思維特點,希望對您有幫助哦。

  中國人思維特點

  中國人善于采用整體的、全息的、系統(tǒng)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醫(yī)是整體療法,頭疼可能醫(yī)腳;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構(gòu)成一個相生相克的整體,對應(yīng)于人體的肝、腎、脾、心、肺,也是一個系統(tǒng)、整體;中醫(yī)認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個人體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點包含整個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論。在中國人眼里,人與大自然、社會也是一個整體,此即天人合一、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chǔ)。

  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是以直覺、體驗、類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邏輯,感性強,理性弱。我們的古人記錄了哈雷彗星四十來次,但沒人總結(jié)它的運行規(guī)律,最終讓英國人哈雷獲得了此項發(fā)現(xiàn)權(quán);我們早就有類似于血液循環(huán)的看法,但沒有上升為理論,最終是英國人哈維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

  中國人反映哲學(xué)思考的語言也往往文約義豐,充滿了隨意性、不確定性、模糊性、暗示性。傳統(tǒng)哲學(xué)經(jīng)典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斷匯集,語句之間沒有多少聯(lián)系,如《道德經(jīng)》皆似名言雋語,雖深刻但不系統(tǒng);《論語》也是往往以寥寥數(shù)語闡述哲學(xué)觀點,雖簡約但不規(guī)范。這與中國哲學(xué)的用途有關(guān)。它為鑄就有修養(yǎng)的“人”并妥善處理人際關(guān)系為目標,只有簡潔,哲學(xué)才能在民間推廣,達到熏陶每個人的目標。

  愛因斯坦說:西方的科學(xué)是以邏輯推理和實驗驗證為基礎(chǔ)的,而中國卻不是走這樣的路。的確,有別于西方智慧的邏輯型、思辨型、實證型,中國的智慧是記錄型、描述型的,我們有許多彗星、新星、太陽黑子的記錄,我們有無數(shù)的實用技術(shù)發(fā)明,但常常處于捕捉現(xiàn)象的階段。難怪雨果說:“中國是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

  中國人的思維特征

  維決定行為。有什么樣的思維方式,就有什么樣的行為方式。

  沒有正確的思維方式,就不可能有正確的行為;沒有正確的思維方式,也不可能建立起正確的知識體系,更不可能產(chǎn)生科學(xué)。概而言之,中國之專制和愚昧,以及今日之種種異端,歸根結(jié)底,是由中國特色的思維方式?jīng)Q定的。

  因此,再說中國人是全世界的異類之前,先要搞清,中國人是如何思考的。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民相比,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具有科學(xué)精神的西方人比較,有什么特點。即:中國人有怎樣的思維特征。

  根據(jù)我的思考,中國人的思維特征,可歸結(jié)為四點:1,類比;2,聯(lián)系;3,大局觀;4,循環(huán)論證。不是說,這就是中式思維的全部了。而是,和別人、前人相同的看法,我就不重復(fù)了。

  例如,季羨林先生首先提出(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是綜合的,西方人是分析的”。就是一個非常精辟的觀點,已有很多人引用,并加以論述了。本文,就不再引述了,但這不說明我不認同這種觀點,相反,對季老這一發(fā)現(xiàn),我是完全支持的。季老的其他言論,我可不同意,否則,就犯了中國人“聯(lián)系”的毛病。

  一.類比

  如果說,思維方式是分析問題、探究真理的工具,那么,中國人最多運用、最得心應(yīng)手的利器,無疑是類比。類比之多,隨處可見。但,為了嚴謹,本文采用西方的歸納法,來列舉并證實類比是中國人思維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種。

  第一位是孟子。所以如此,一者,因為孟子亞圣的地位;二者,儒學(xué)后生認為,孟子善辯,也有人說,孟子像憤青,對當世不滿,愛發(fā)牢騷;三者,孟子“證明”的問題,是社會學(xué)中最根本的問題,即:性善與性惡。

  孟子道:“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說得斬釘截鐵,不容置疑。果然,這個“證明”也就作為儒學(xué)理論的基石,歷千年而不倒。

  孟子的“證明”毫無根據(jù),本經(jīng)不住推敲。水性與人性,有何關(guān)聯(lián)?如孟子的“證明”是成立的,則“人性之惡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惡,水無有不下。……”也成立。如此,人性之善惡,依然是一個懸案,而不是宣判為“性善”的定案。但儒學(xué)體系恰恰是建立在“性善”論之上的,“性善”之論證,卻如此草草。“性善”立不住,古往今來的儒學(xué)家,苦心經(jīng)營的儒學(xué)大廈,豈不是千瘡百孔的“爛尾樓”嗎?

  聲明:此發(fā)現(xiàn),是從王小波那里,學(xué)的。王小波是否第一發(fā)現(xiàn)者,沒考證過。

  第二位是莊子。莊子很逍遙,在他看來,最逍遙的莫過于天上的鯤鵬,“大鵬展翅,不知其幾萬里也”,和孫猴子一樣,無法無天,無邊無際。次一等,是水里的魚。

  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條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和名家惠施在濠水岸邊散步。莊子說:“你看,河里那些鯈魚,舒鰭擺尾,多高興啊。”惠施說:“你不是魚,怎么知道魚是快樂的呢?”莊子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惠施道:“我不是你,所以不了解你;你也不是魚,本來也不了解魚。”

  孟子是一個人的獨白,莊子和惠施則是兩個人的舞蹈。當然,莊子和惠施之辯,遠比孟子高明。孟子將“人性善”與“水就下”捆在一起,也不論行還是不行。惠施則反駁莊子:你不是魚,怎么能知魚?換言之,人和魚是不可類比的。進一步,類比這種思維方式,是否可用,何處可用,值得研究。

  有一段關(guān)于湯武革命的辯論,異常精彩。《漢書儒林傳 轅固生傳》記載:

  轅固,齊人也。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于上前。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

  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為〕何?”

  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

  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xué)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

  譯為白話,如下:

  轅固生是齊國人,也就是現(xiàn)在的山東人。山東乃孔孟之鄉(xiāng)、儒學(xué)發(fā)源地,所以,轅固是儒家一派的。轅固對《詩經(jīng)》很有研究,漢景帝時期,在朝廷當博士。

  一天,轅固生和黃生,在漢景帝面前,爭論上了。

  黃生說:“商湯和周武,并不是奉什么天命,而是殺害夏桀和商紂的兇手。”

  轅固說:“不對。夏桀和商紂,是有名的暴君,荒淫無度,禍亂天下,壞事做絕,人心失盡。民心皆歸湯武,湯武替天行道,順應(yīng)民心而殺掉桀紂;人民不用強迫,自動歸順了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為帝王,不是受命是什么?”

  黃生說:“破帽子,也該戴在頭上;新鞋子,也只能穿在腳上——為什么?這是規(guī)矩。夏桀和商紂,雖不仁義,可畢竟是帝王;湯武再賢明,也是臣下?,F(xiàn)在,人主有過錯,臣下不是幫助他改正錯誤,而是因為他的過錯殺死他,并取代他的位置面南而立,不是殺戮是什么?”

  轅固說:“照你這么說,本朝高祖皇帝取代暴秦,反倒是錯的了。”

  本來,漢景帝在一邊聽著,眼見自己的祖宗高祖劉邦,也被扯上了。只好加進來,發(fā)表總結(jié)陳詞。漢景帝說:“沒吃過馬肝,不算沒吃過肉;研究學(xué)術(shù),不討論湯武革命,不算是笨蛋。”就此打住吧。

  這是類比最為成功的思辨案例之一。也是最早對儒家所倡導(dǎo)的“革命”提出質(zhì)疑的、頗具創(chuàng)見的思考??上?,漢景帝之干涉,使之突然死亡,并且,再也沒有繼續(xù)下去。本文不關(guān)注討論的問題,只關(guān)心討論的思辨方式。不難看出,正方與反方,都極為巧妙地運用了類比,或者說“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換位思考方式。

  黃生以帽子和鞋子作比,說明社會秩序之先驗性、規(guī)定性和不可動搖。如果動搖,就是頭上穿鞋子、腳上戴帽子,滑稽可笑。至此,轅固生被逼到了死角。不料,轅固生反戈一擊,說:照你這么說,漢武帝倒是弒君篡位的亂臣賊子了?殺了一個回馬槍。這桿槍,不是別的,也是類比。

  “革命”之辯,因漢景帝而終止。有興趣的,可以Step By Step,繼續(xù)下去。

  以上,算是第三位。

  下一個,是董仲舒。都知道董仲舒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首創(chuàng)者,實際上,董仲舒還有一個很有新意的想法,借老天爺?shù)膭萘韺够蕶?quán),此謂“天人合一”。當代人,把“天人合一”理解成環(huán)保主義,驢唇不對馬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兒。

  董仲舒的想法是,一方面,把天上的星宿和人間的秩序聯(lián)系起來,證明天子是“天上最亮的星一顆”,而且,是恒星。另一方面,也借天象有異來規(guī)勸天子,既然你是天上的星星,那么,你的舉止不當,就會引發(fā)天象的混亂,比如天狗蝕日、比如五星凌犯、比如流星墜落、比如彗星彌天等等。

  “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本文關(guān)心的;本文旨在說明,“天人合一”背后的思維方式,是類比。古人認為:人和人構(gòu)成的社會,與星體以及星體排列而成的天象,有一種嚴格和牢不可破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某人,文章寫得好,是文曲星;要在古代,我可能就是文曲星。旁人見了,會另眼相看。某人當了皇帝,是紫微星下凡。

  “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這是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寫的。他繼續(xù)寫道:“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xiāng)。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jié)度,定諸紀,皆系于斗。”如此,可以這樣設(shè)想,就是九天之上,有一個現(xiàn)實社會的克隆版。所謂天上人間,人間天上。天上是人間的翻版,人間是天界的下凡。

  人間和天界之間的對應(yīng),不是靜態(tài)的,而是動態(tài)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lián)系的。人間的風(fēng)吹草動,都能從星象上看出來。反之,天界的異動,也一定是人世有了非分之舉。要想天象正規(guī),人們必須有所作為。

  《后漢書·嚴光傳》記了一個故事:劉秀當了皇帝,把少年同伴嚴子陵接到宮里,談了一天。晚上,留嚴子陵同榻而眠。嚴子陵熟睡之后,把一只腳搭到劉秀肚子上。第二天,掌管天文的太史官上奏,說:昨夜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帝笑著說:我和嚴子陵睡在一張床上,罷了。

  漢光武帝和嚴子陵,是兩個星座;兩個星座之間的聯(lián)系,是一只腳搭在另一個星座的肚子上。漢光武帝坐鎮(zhèn)紫苑,星光燦爛;嚴子陵在皇帝肚子上動作,正應(yīng)了客星凌犯。

  李約瑟說:“天文與歷法一直是正統(tǒng)的儒家之學(xué)。”不過,這種學(xué)術(shù),并不是要觀察星系和宇宙,也不是關(guān)注時間和空間,而是,以簡單的類比思維,由天變推演人事。 “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羽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

  “天人合一”所反映之類比思維,并不是董仲舒一個人的,也不是只在漢代。秦漢隋唐,兩宋明清,以儒學(xué)為看家學(xué)問的士大夫階層,已將類比固化為一種既定的思維模式。士大夫階級關(guān)于自然、社會、人倫道德和制度法律的思考和判斷,無處不顯現(xiàn)著“類比”的影子。

  沿襲這一思維模式的下一個大人物是朱熹。朱熹的“理論”并無高明之處,思維模式也是類比。只是,朱熹提出了一個新概念:理。這個“理”,不是人世的,而是上天的;不是經(jīng)驗的,而是先驗的;不是多元的,而是唯一的;不是變化的,而是宇宙間唯一不變的根本。

  在儒家學(xué)派看來,朱熹絕對是集大成者,對儒學(xué)之發(fā)揚光大立下大功一件。其實呢,朱熹之前的前輩們,在天和人之間,已經(jīng)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聯(lián)系。欠缺的,是一個更高級、更空虛、不可證偽、更不可證實的概念,把“天人合一”的說辭裝進去。這個容器就是“理”。

  天上有“理”,人間有“禮”;“理”是上天、自然、自古以來的大道,“禮”是人、社會、迄今為止的規(guī)矩。“理”統(tǒng)御一切,“禮”覆蓋眾生;朱熹說:萬物莫不是一個理字;《論語》有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聞、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二程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朱熹說: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上天之“理”,是先于一切、統(tǒng)御一切、壓倒一切的絕對真理。以此推理,社會之“禮”,不也應(yīng)具有至高無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嗎?朱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想把“禮”的基礎(chǔ)做扎實了嗎?朱熹的用心,不過如此;以自然比附社會,由萬物延伸至人類,人倫模擬物理,“禮”制模仿天“理”,其中心,不就是一個反復(fù)使用的類比嗎?

  如果說,“天人合一”有一點神秘性、高端、僅限于為儒學(xué)尋找理論基礎(chǔ)、為皇權(quán)樹立規(guī)矩的話,“家國同構(gòu)”、小家大國、“家是小的國、國是大的家”,則是儒家學(xué)說組織上的保障,是深入每一個中國人血液中的、影響每一個人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重要觀念。也是儒家學(xué)說雖然簡陋不堪、錯漏百出、卻始終屹立不倒的唯一原因??梢哉f,“家國同構(gòu)”的觀念不破,儒家學(xué)說將永遠不敗。

  國,是由無數(shù)個家庭組成的;家國家國,有了家才有國;國家國家,國,是我們共同的家。齊家治國,治家的理念和方法,也一并拿來,用于管理國家。家,是未來政治的試驗場和人才培訓(xùn)基地;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家之棟梁,國之良將。“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如此看,“家國同構(gòu)”,像是無可置疑。

  家國同構(gòu)的表面一致性,迷惑了所有人,使得我們輕易放棄了思考和追問,就信了。實際上,“家國同構(gòu)”根本經(jīng)不起推敲。略作分析,其大不同就露餡了。

  家,是小規(guī)模的;國,是大規(guī)模的。一個組織,當規(guī)模發(fā)生變化的時候,其管理模式,必然隨之變化。否則,管理就失效,組織將崩潰。此其一。

  家,是基于血緣的,是封閉型社會組織;國,是非血緣的,是開放性社會組織。家,是熟人社會;國,則是一個陌生人構(gòu)成的社會。熟人之間的交易規(guī)則,與陌生人之間的規(guī)則,能類比嗎?

  家,是利益共同體;國,是非利益共同體。家,由于規(guī)模小,彼此血緣緊密,使得家庭和家族,往往也是利益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即便如此,當家庭規(guī)模擴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難免出現(xiàn)利益紛爭,如《紅樓夢》里的容寧二府,利益顯然是不一致的。國,則不同。“大家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不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的”,這就使得一個國家的不同種族、階層和地域之間,有非常顯著的利益沖突。利益一致性組織和利益不一致的組織,能類比嗎?

  最關(guān)鍵的,是家之權(quán)力制衡是隱含的、內(nèi)置的;國,沒有與家類似的制衡機制。沒有內(nèi)在制衡機制,卻要實行“家”之管理,“家天下”豈不總是左支右絀、矛盾叢生嗎?

  家之內(nèi)在制衡機制是什么?是血緣。“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顯然,家的決策者是家長一人。傳統(tǒng)家庭之家長,是很獨裁的,說一不二,不容置疑和辯解?!都t樓夢》里的賈政,對賈寶玉也是痛下狠手的,但是,再狠,賈寶玉也是他兒子;再狠,賈政也是有底線的,也不能真把賈寶玉打壞了、打殘了,更不要說打死了。在此,賈政是獨裁者,對抗獨裁的,是賈寶玉身上流淌的賈家的血液。這是內(nèi)在的、隱含的,無可更改的,同時,它也能最有效地制衡獨裁家長。打死兒子的,不是沒有,但要是和殺戮大臣如割草芥相比,則不可同時而語了。

  國之獨裁者,是皇帝?;蕶?quán)至上,拿什么制衡皇權(quán)呢?除了大臣的屁股,就是腦袋了。秦始皇以來,無數(shù)大臣死在皇帝的權(quán)杖之下。所以,伴君如虎。僅朱元璋,就成萬地屠殺大臣。他還有一個非常正當?shù)睦碛桑?ldquo;清君側(cè)”——不但為自己清,還為將來即位的建文帝清。有一次,建文帝勸他少干那些缺德事兒吧。朱元璋就把一個花椒樹枝,扔地下,叫建文帝撿;建文帝一拿,刺兒扎手,縮手不撿了。朱元璋哈哈一笑說:孫子哎,你知道我為什么殺那么多大臣了嗎?那是剔刺兒啊!為你,也為我。

  家和國,看著很像,實際上,卻有本質(zhì)不同。“家國同構(gòu)”是中國人國家觀念的基石,是類比思維最廣泛的應(yīng)用之一,在我看來,也是謬誤最大、遺毒最深的。家和國,是人作為家庭和社會分子須臾不可離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在這一基本問題上,中國人深受儒家之影響,以“家國同構(gòu)”為依據(jù),試圖由家及國構(gòu)建一個人人滿意的大同世界。結(jié)果是幾度奮斗,幾度失敗;努力得越多,失敗得越快;投入的越大,損失得越多。反思再三,難道不是“家國同構(gòu)”這個根基有問題嗎?要是“家國同構(gòu)”立不住腳,難道不是類比思維有缺陷嗎?

  下一個問題更基本、更常見。

  死,是人生的必然,是人生的必修課。沒有一個人逃得過,沒有一個人不得不隨時面對它。中國人如何看待死亡呢?將生比死。一個人是如何活著的,他也將如何死著;生前享受什么,死后也享受什么。生前享受不到的,死后也要補上。

  秦始皇兵馬俑,最有代表。秦始皇幾乎“把一切都帶走”,地下所有,是其生前生活的再版。之所以有這樣的行為,必然是,秦始皇認為:死后,人將過和陽間一樣的生活。他在陽間退位了,但還要在陰間上任。陰間的山川道路、宮殿車馬、風(fēng)花雪月和衣食住行,一樣也不能少。陰陽映照,互相對稱,只是隔著一層黃土。

  秦始皇并非始作俑者,更早的曾侯乙墓葬,九鼎八簋,整整齊齊,和五星酒店自助餐的食器排列,一樣。估計生前,曾侯也這么擺,也這么吃罷。形制巨大的青銅食器,無一不顯擺著曾侯的霸氣——通吃天下,是也。秦始皇之后,每一代帝王,也都是如此設(shè)計和建設(shè)自己的地下寢宮的。

  帝王如此,老百姓也不例外。只是,老百姓沒有皇帝的財力,不能來真的,就弄虛作假。房子、車馬、細軟、錢財珠寶,都是紙糊的。如今,有了創(chuàng)新。寶馬汽車、別墅洋房、電視冰箱洗衣機,iphone、ipad、平板電腦,也都化作一股青煙,向陰間報到。陰間的生活,與時俱進,和人間等量齊觀、并駕齊驅(qū)。

  這是否源于中國人,生死類比的思維方式呢?!

  還要提到中醫(yī)學(xué)中的“以形補形”。對中醫(yī)及其理論,我沒研究過;請教過人,但可能沒找對人,也可能高人不愿意教我。所以,一直含糊著,不敢下結(jié)論??隙ㄓ羞@么一回事,如人參長得有人形,就大補。至于,其思維邏輯是不是類比,我不能肯定。也許是,也許不是。像是,但不能妄斷。

  最后,必須說一說諧音。中國人有一種特異功能,變壞事為好事;所有的壞事,都能變成好事。比如,杯子碎了,說“歲歲(碎碎)平安”。其實,只碎了一個杯子,不是兩個。碎了兩個杯子,才好說“碎碎平安”。以后,要是打了杯子,再有人那么說,我就再打碎一個杯子:碎碎平安,好事成雙。

  蝙蝠有“蝠”氣,所以,常常出現(xiàn)在各種吉祥圖案中。私下里,沒一個中國人喜歡蝙蝠。有的,估計都沒見過蝙蝠;見了,必然嚇得半死——蝙蝠的長相,可不是那么喜慶地。棺材,是升官發(fā)財。近年,有一種木雕非常流行:荷花上爬著一只螃蟹。初不解風(fēng)景,經(jīng)人指點,原來是“荷蟹”之諧音。荷花和螃蟹,和諧嘛!

  以上,羅列了類比的幾種表現(xiàn)。下面,做個小結(jié)。

  據(jù)我看,類比是一種易于理解的思維方式,但其科學(xué)性,大可質(zhì)疑。換言之,類比作為一種論證方法基本是不可靠的。如孟子以水論性善,儒家之“家國同構(gòu)”、“天人合一”,朱熹以“理”證“禮”,中國人將生比死等,都是經(jīng)不起推敲,甚至是愚不可及的。轅固黃生之辯和莊子的知魚之樂,也顯示,類比很難證實或證偽某個問題。兩個對辯,都是平手。

  這不是說,類比完全不可用。在施加較為嚴格的條件下,類比是可用的。但是,條件是什么?如何擬定條件?嚴格的界限在哪兒,都是未定的。搞清了這些問題,類比才可能成為一種可行的、科學(xué)的思維方式和論證方法。這也是本文的另一個用意。第一個用意是說明:類比是中國人最頻繁使用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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