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

國學

　　清代初年，王朝正朔的變易并未帶來社會制度的變革，學風亦承襲舊朝，積弊甚多。滿清統(tǒng)治者仍奉程朱理學為圭臬，科舉制度蹈襲明代規(guī)矩，士大夫多窮年皓首背誦經(jīng)注以求科場飛黃騰達，狹窄和僵死的學風扼殺了無數(shù)學人的創(chuàng)造才智，造就了大批抱殘守缺的腐儒。一些有識之士已深感到宋學和八股文的流弊給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潛心探求變革學風之途。

　　生于其時的啟蒙學者戴震，起而承繼顧炎武“舍經(jīng)世無理學”的大旗，借求真以矯偽，借復古以創(chuàng)新，力糾宋學的空疏，倡導經(jīng)世致用，講求實學，以他為首的皖派和以惠棟為首的吳派繼承發(fā)展了由清初閻若璩、胡渭等開創(chuàng)的漢學，造成了清代樸學的黃金時代。他一生治學授徒，其力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撼動了程朱理學的理論基礎，充滿了“那個時代的科學精神”，對其時學風的嬗變起到重要作用，預示出清代學術一個新時期的來臨。

　　一

　　戴震于學風嬗變之功，首先表現(xiàn)在他大膽地破除對程朱理學的迷信，通過訓詁的途徑，對漢代儒學進行了重新研究，倡導實學，借求真以矯偽。

　　先秦學術則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之母，而尤以儒家學術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生活的影響為巨，甚而可以說，封建中國的整個精神文化形態(tài)和學術均被其規(guī)范和制約。自漢武帝置五經(jīng)博士后，傳習儒經(jīng)便成為歷代士人的首要功課。經(jīng)學發(fā)展至宋，理學出現(xiàn)程朱及其門徒遍注諸經(jīng)，標榜要闡發(fā)儒經(jīng)的微言大義，實則是根據(jù)封建社會后期強化封建集權統(tǒng)治的需要(統(tǒng)治理論的山窮水盡必然出現(xiàn)非理性的強權政治)，借釋經(jīng)來建立新的“天理”至上的儒學思想體系，其實刪割了先秦儒學的理性內(nèi)涵。然由于孱弱的封建社會肌體的需求，程朱理學經(jīng)南宋理宗的褒揚得以占據(jù)官方哲學寶座。明代王守仁倡導“致良知”的心學，雖是出于對程朱理學的懷疑和不滿，但王學只專尚悟而不講實學，空論良知心性而不求經(jīng)邦定國，造成明末虛無主義和清談學風的泛濫，把人們的聰明才智引向無用之地，如清漢學家江藩所斥：“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jīng)為根柢，束書不讀，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jīng)訓家法，寂然不聞，儒林之名，徒為空疏藏拙之地”。清初的樸學創(chuàng)始人閻若璩曾在《潛邱札記》中指出清初學風的三個弊病，即陋、俗、虛。而史稱文韜武略的康熙又奉“家齊于上而教成于下”的理學為至尊。使得清代前期呈現(xiàn)一種理學回光返照的格局。

　　由宋及清初，思想界主潮繞了一個“程朱理學━陽明心學━程朱理學”的圓圈，這表現(xiàn)出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前進步履的蹣跚，亦反映出這時期學人求索痛苦的心靈歷程，他們徘徊于中世紀的故道，無法掙脫歷史因襲的重負，陷入了矛盾的窘境。為突破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在人們思維方式上所設置的藩籬，戴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戴震幼年從學時就不肯漫然置信宋儒的許多立論，對宋元以來理學家隨意解釋附會經(jīng)傳，歪曲孔孟學說的原旨感到不滿，對其宣揚的明心見性、明道窮性、主靜主敬的那一套求學途經(jīng)更是極不贊同。他指責“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圣立言之見，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于天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他決心通過治經(jīng)來還先儒的本來面目，揭穿宋明理學家托名詮經(jīng)，實為亂經(jīng)的實質(zhì)。他指出：“經(jīng)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其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這是針對宋儒片面玄談義理，輕視訓詁之學而提出的。他十分重視對名物制度的考證，主張通過文字音韻來判斷了解古代經(jīng)書的涵義，如他說：“凡故訓、音聲、算數(shù)、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他治經(jīng)的態(tài)度非常嚴謹，凡事力求追本窮源，常從他人不經(jīng)意處找間隙，然后層層探究，直到正本清源。如果沒有可靠的證據(jù)，雖有先哲之言他也不相信。

　　戴震治經(jīng)還特別強調(diào)要獲得“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余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傳聞以擬其是，擇其眾說以裁其化，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jù)以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源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秒，不手披枝肆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見也。”在這里，他強調(diào)學者治經(jīng)必須“巨細畢究，本求兼察”，所得結論要合乎客觀規(guī)律，經(jīng)得起多方驗證。他教授生徒時，鼓勵弟子獨立思考，從疑章難句中發(fā)現(xiàn)問題，敢于懷疑舊注，責難先儒，糾正了許多后世對先秦經(jīng)傳的附會解釋，在學術上多發(fā)古人所未發(fā)，反映出他治學一絲不茍的精神。

　　戴震對當時某些學人或稱新立異嘩眾以揚名，或迎合名家附驥以得利的治學態(tài)度極為不滿。他指出：“其得于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 ，即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這就是說，治學應該采取實事求是和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為迎合名儒亦步亦趨或為嘩眾取寵故作高論均是治學之大忌。他認為學術必須創(chuàng)新，但創(chuàng)新需有所本，其成果方能經(jīng)受得住歷史的考驗，而不至于名噪一時，倏忽間便湮沉莫聞。他和門人本著這種精神，多向前人未發(fā)明的學術領域中去探索磨琢，其宏富的著述創(chuàng)樹甚多，一時由經(jīng)學而及于小學、史學、音韻、金石、?？薄⒛夸?、天算、地理、名物、制度等，都成為專門學問，這不能不歸功于戴震等的倡導實學。

　　戴震對宋儒的批判和對漢代儒學和重新研究，把無數(shù)士子從對理學的迷信篤信中喚醒，使他們對被統(tǒng)治者奉為絕對真理的程朱理學產(chǎn)生了懷疑，籠罩程朱的神圣靈光黯然失色，“駁朱”的風氣一時漫延于當時的知識界，而由戴氏等開創(chuàng)的漢學則取代了宋學在學術界的支配地位，大有“移程朱而代其統(tǒng)”的趨勢，中國學術史由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

　　二

　　戴震于學風嬗變之功，其次表現(xiàn)在富于批評精神，把“求理”、“聞道”作為學術的目的，為改良社會提供理論依據(jù)，借復古以創(chuàng)新。

　　稍后于戴震的學者汪中在評價清代前期的學術時指出：

　　“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淪之緒，……亭林始開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

　　這大體勾勒出清初至中葉漢學發(fā)展的輪廊。汪中認為漢學發(fā)軔者是顧炎武，其后的胡渭、梅文鼎、閻若璩、惠棟各有專門創(chuàng)研，而給予戴震以諸大家集大成者的獨特地位，此語很有見地。在學術史上，人們在比較皖派與吳派對學術的貢獻時，多以為皖派高于吳派，戴震高于惠棟。其實，吳派諸人在治《周易》、《尚書》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可是，作為吳派中堅之一的汪中為什么會特別推崇戴震為漢學的集大成者呢?就學術成就而言，皖吳兩派實在伯仲之間，說皖派高于吳派，恐怕主要在于哲學思想方面的貢獻，這正是戴震等把“求理”、“通道”作為學術研究的目的之結果。

　　學術研究的目的理當是為改造社會服務，考證理應只是“求理”、“聞道”的手段。然而，清初的樸學家們卻過于偏頗于考證，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談存在著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的偏見，株守所謂漢儒的通經(jīng)家法。戴震高于惠棟之處正在于不僅以考證為滿足，面是著重于掌握經(jīng)傳的思想內(nèi)容并予客觀評價，即所云“志存聞道”，“由字通辭，由辭通道”是他治學的宗旨。如果說閻若璩、胡渭等人有開創(chuàng)樸學之功的話，戴震則在他們的基礎上又向前大大邁了一步。

　　戴震特別強調(diào)治經(jīng)要明義理，認為明義理方能“通道”。段玉裁曾轉述過戴震所說：“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核之學。義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義理，面后能考核、能文章。”在這里，他把學習分為義理、文章和考核(或稱考據(jù))三個方面，認為三者有主有次，他把義理稱作“源”，視為文章和考核的根本。他既不滿意清初樸學的“得其制數(shù)，失其義理”，又堅決反對宋儒的“得其義理，失其制數(shù)”，主張兩者應結合起來，而以“求理”、“通道”為治學的目的。正是在這種治學思想的指導下，他寫下了閃爍新思想光輝的《孟子字義疏證》，借疏證孟子學說來闡發(fā)自己的見解，力抨程朱理學的舛誤和腐朽，比較系統(tǒng)地表達了他的世界觀和認識論。近代劉師培曾評價些篇說：“東原之說，名為伸孟子，實則與孟子相戾也。”確實，此篇已超出漢學的范疇，實在是清算程朱理學的一篇檄文。它以精煉流暢、清楚透辟的論述，從理論上批駁了程朱“存天理、滅人欲”的荒謬，運用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重新解釋了天理與人欲的關系，提出了“有人欲才有天理”的命題，否定了先驗的、永恒的、絕對的“天理”的存在，即否定了封建社會秩序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無怪乎章太炎贊稱戴震哲學的特點是“專務平恕，為臣民朔上天”，“是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無辜于上”，“其言絕痛”的為民請命的哲學，認為其思想解放的意義不下于盧梭和孟德斯鳩的哲學。作為一部充滿勃勃生氣和創(chuàng)造精神的哲學著作，《孟子字義疏證》成為我國哲學史上的一塊豐碑，這正是戴震高于其他漢學家的所在。正由于戴震經(jīng)常教導弟子以“求理”、“明道”為已任，故皖派諸家不僅在訓詁學上多有建樹，而且在重新認識整理古代經(jīng)典的過程中時有新的思想閃爍出來，如王念孫的《廣雅疏證》等。

　　對于“求理”、“明道”之途，戴震指出：“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他提出了“理在氣中”、“氣化即道”的唯物主義觀點，即認為“理”存在于具體事物中，只有以精審的態(tài)度對事物細分縷析，方能發(fā)現(xiàn)客觀存在于事物之中的“理”。在思維方式上，他主張把自已放進去，深入事物內(nèi)部去詳細考察。他說：“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盡之乎?以我絜之人，則理明”。如此把自己放到社會生活中，深入事物內(nèi)部，通過人情的實際體驗去求得義理的方法既有別于王陽明提倡的通過“靜坐內(nèi)省”去“致良知”的悟理方法，又與程朱以抽象的所謂“無理”來代替對具體事物的分析扼殺人情和人性有著根本的不同。明王守仁明顯受佛教禪宗的影響，提倡“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朱熹的“居敬”說則重視向內(nèi)做明心見性的功夫，反對向外尋求客觀真理，主張由熟讀儒經(jīng)、涵泳體察而上通天理，成為圣人。朱、王學說均有明顯的逃避現(xiàn)實社會矛盾的傾向。而戴震治學重視客觀的求理方法，體現(xiàn)了近代的人道主義精神。他以求實的態(tài)度和批判的精神治學，對改變宋明以來的不良學風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的歷史表明，一種醞釀新學風、新文化的運動，當其自身內(nèi)容尚未尋找到成熟獨立的表現(xiàn)形式時，常常不得不訴諸于古代權威，在復古的形式下偷偷地尋求革新。這正如歐州文藝復興運動決不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簡單復興，而是標志著資產(chǎn)階段的萌芽一樣，以戴震為首的皖派漢學實質(zhì)上也并不是漢代經(jīng)學的簡單復活。他們對古代經(jīng)典的整理和剖析，始終包含著對舊文化的懷疑、反思和批判。他們的求理，正意味著新的思想意識的孕育，先秦理性之光的復明，呼喚著學人正視這人心澆漓、充滿災難的社會，面對現(xiàn)實去進行艱難不懈的理性探索。

　　三

　　戴震于學風嬗變之功，還表現(xiàn)在他力抨宋儒僵死空疏的學風，在治學方法上，提出很多精辟的科學見解，在學術史上開一代新風。

　　程朱理學以“存天理，滅人欲”為理論大旗，嚴重地敗壞了社會學風。既然“天理”是現(xiàn)成的，那么士子只要熟記這“天理”謹謹循規(guī)蹈矩就有望終成圣人，獨立思考自然是用不著的，如果竟然思考起這“天理”是非合理那是非議圣賢，更屬大逆不道。在這種學風影響睛，加之腐朽的科舉制度，士人唯有死讀書、讀死書之一途。

　　宋元以來，朱熹提出的讀書法被統(tǒng)治者定為士人進學的法規(guī)，“讀書成誦”是這種讀書法的核心內(nèi)容。所謂“成誦”就是要把所讀的書記得爛熟直到能背誦出來，考試則是機械的經(jīng)義問答和默寫經(jīng)書條文。對清代士人影響較大的是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該書固然有功于挽救陸九淵學說末流以不讀書為學的流弊，但同樣是強調(diào)讀書注重精熟，提倡倍讀(即背誦)，要士子對經(jīng)書反復溫習玩索，點定句錄，抄錄正文。乾隆皇帝就曾下令：“書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規(guī)，立之儀節(jié)，以約束其身心，仿分年讀書之法予以課程，使貫通乎經(jīng)義，其有不率教者，則擯斥勿留”。這種僵死的學習方法很不利于士人優(yōu)游暇豫精神的發(fā)揚。如此治學的結果是，士人從幼年開始讀書，至到頭發(fā)花白，耗盡心血，甚至還不能領悟一門經(jīng)書的微言大義，成為一批食古不化、懵懂無知的腐儒。難怪顏元曾憤慨地指責這種學習方法是“以章句誤巷生”。戴震嚴厲抨擊這種學風敗壞的現(xiàn)象，提出了對于士人學習方法的新見解。首先，他重視通過學習來提高人的由血氣化生而來的認識事物的能力，強調(diào)啟發(fā)“心知”。他指出：“唯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于智”，“有血氣則有心知，有心知，雖自圣人而下，明昧各殊，皆可學以牖其昧，而進于明”，“學以牖吾心知，猶飲食以養(yǎng)吾氣血”。他認為即使是一般人，通過后天的學習，也可以由蒙昧達于圣智。他特別強調(diào)一“牖”字，主張通過啟發(fā)心知來開通其愚味，增益其德性，使愚者變明，柔者變強，從而達其圣智。

　　其次，他提出了“貴化”之說，“茍知問學如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不化。記問之學，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則居其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我之心知，極而至乎圣人之神明矣”。他反對被動式的“記問之學”，指出光靠背誦經(jīng)書而不去理解消化，是入而不化，只有自己理解消化所學的東西，才能夠牢固掌握它而不動搖，才能夠積蓄很深，并且運用自如，取之不盡。這樣做，我們的認識發(fā)展到最后，便能達到和圣人一樣的神明境界。這就不僅批駁了程朱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和學習方法論，而且也否定了陸王心學“以我觀書”、“致良知”的修身養(yǎng)性方法。這些對學習方法的新見解對建立起乾嘉學派樸實謹嚴的學風起到了重要作用。

　　戴震還提出“學貴精不貴博”的思想。在學習過程中，如何處理博與約、博學與專精的關系，歷代多有爭論。宋代的朱熹與陸九淵、陸九齡之間圍繞治學中博與約的關系問題有過一場論爭。朱熹主張“令人泛觀博覽而后歸之約”。而二陸則主張“先發(fā)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明王廷相曾指出宋儒的博學實質(zhì)上已流于雜。的確，象宋儒那樣把“是非邪正兼收”而“罔知抉擇”的學風炫耀為博學，確實給后世學風帶來惡劣影響。戴震對宋代理學家那種只注重學究式的博學、而忽略在某個方面有所創(chuàng)造的治學方法是堅決反對的。他比較注重學有所專，學有所精，“凡學未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衡量，就令載笈極博，猶謂思而不學則殆”。他認為學人縱使學富五車，有很廣博的知識，但如果不精通書中的道理，就不能掌握認識分析事物的方法，這樣的博，是難以有所成就的。他又說：“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卻到地也”。他認為學人重要的是要“知得一件”，真正弄通其精髓，掌握其方法，就勝于那種浮泛空疏的博。以此教導人們的結果，是使他們學有專攻，從疑古出發(fā)，寫出了很多有著精深獨到見解的著作，不是僅限于陳述式地詮釋古代經(jīng)傳，而是不迷信古代經(jīng)傳，用自己的頭腦去重新評價，去檢驗批評封建倫理，去認識考察社會生活，他們的成果使得宋明理學體系支離破碎，捉襟肘見，雖然立新有限，但于破舊確是功績昭著了。

　　以上從三個方面論及戴震于學風嬗變之功，足見戴震在清前期學風嬗變中所作的巨大貢獻。但也必須指出，任何人超越他的時代只是相對的，時代對人的制約誰也無法完全擺脫。戴震的哲學富于革命意義只是相對于禁錮人性的宋明理學而言，戴震對學風的變革亦只是相對于當時的惡劣學風而言。從歷史宏觀角度看，戴震所倡導的學風弊端畢竟不少。尤其是許多戴震的后學在對古代經(jīng)傳的研究中，于“由字通辭”多畢盡一生才思，于“由辭通道”卻囿之于蹈常襲故，有著明顯的逃避社會現(xiàn)實的傾向。這固然與清代統(tǒng)治者實行高壓恐怖的文化政策有關，但畢竟是個缺撼。時代的黑暗窒息了思想，帶血的屠刀壓制的創(chuàng)造，對艱難求索在那個時代的先哲們，我們還能苛求些什么呢?戴震身后的清代社會依然是一片黑暗，使得惡劣學風得以延續(xù)的社會機制仍在掙扎著運行。乾嘉學派的昌盛被作為王朝升平的點綴，變革學風、改良社會的期圖被扼殺在搖籃，真正認識到戴震倡導新學風的不尋常意義，是在那個社會的黑暗消退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