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保護參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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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保護工作包括檔案保護技術(shù)和保護技術(shù)管理兩部分。檔案保護技術(shù)，是指延長檔案使用壽命的各種方法。下文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guān)于檔案保護參考論文的內(nèi)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檔案保護參考論文篇1

　　試論漢代簡牘檔案的保護

　　【摘要】 漢朝經(jīng)歷了4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封建社會上升發(fā)展的時期。漢朝的檔案保護技術(shù)有了很大進步，發(fā)明了殺青保護竹簡的方法，字跡材料方面出現(xiàn)了人工墨品，修建了多處著名的檔案庫，對我國封建社會的檔案工作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關(guān) 鍵 詞】漢代/簡牘/檔案/保護

　　漢朝經(jīng)歷了4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封建社會上升發(fā)展的時期。漢統(tǒng)治者很清楚檔案在建立和鞏固封建政權(quán)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視檔案收集與管理工作，漢朝的檔案保護技術(shù)有了很大進步，對我國封建社會的檔案工作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在檔案保護技術(shù)方面主要表現(xiàn)為完備的竹木簡牘檔案材料的防潮防蟲措施，字跡材料松煙墨等人工墨品的出現(xiàn)，防火防盜等建筑技術(shù)用于檔案庫房的建筑等。

　　一、經(jīng)濟耐久的檔案材料

　　檔案制成材料的優(yōu)劣，是直接關(guān)系到檔案能否長久保管的問題。漢代檔案的書寫材料沿承先秦，仍以竹木簡牘為主。竹木簡作為官方的各種文書檔案、歷譜、律令、檄文、書籍、私人信件等的載體材料通行于世，也為20世紀以來全國各地陸續(xù)出土的大量漢代竹木簡牘檔案所證實。現(xiàn)存的古代文獻典籍中很多內(nèi)容，就因當初書寫于簡冊而流傳下來。漢代在簡牘檔案材料的保護方面是卓有成效的。

　　在我國古代，經(jīng)過修治的細竹條為簡，細木條稱為札。稍寬的長方形木板、包括竹板，稱作牘或方。后人將竹簡、木札統(tǒng)稱為“簡”，將其與“牘”合稱為“簡牘”。自漢以后，簡與牘的區(qū)分僅指形制上的差異并不指材質(zhì)上的不同。一般來說，南方產(chǎn)竹，故南方出土的多為竹簡，多用毛竹、慈竹，也有短穗竹與苦竹等。而北方干燥少竹之地，則以木簡居多，多用松木、楊柳等材料，因為松、楊、柳等木質(zhì)色白、質(zhì)軟，易于吸墨，書寫美觀。揚雄在《答劉歆書》中就有“鉛摘松槧”之語，松槧就是以松木作為簡牘的原料。竹木簡牘作為檔案制成材料，質(zhì)地堅硬，不易破損，利于長久存放和保管。

　　1.殺青防蠹。漢朝檔案以竹木作為主要書寫材料，除質(zhì)地優(yōu)勢外，還比較經(jīng)濟實惠，隨地可取，即使當?shù)匾粫r沒有，也容易買到。出土的居延漢簡中有不少這樣的記載;“出錢六十二，買槧二百”、“出錢二百買木一，長八尺五寸，大四韋，以治罷卒籍。令使護買”。反映了當時出錢買木制簡的情況。但是竹木簡牘的組成成分是植物纖維，這類物質(zhì)可成為有害生物的營養(yǎng)成分，因此竹木簡牘檔案易受有害生物的侵蝕。尤其是新竹水分較多，更易腐朽、易被蟲蛀。如何從檔案制成材料本身來防止蟲蛀便成為當時保護檔案典籍的一大問題。

　　漢以前主要采用煙熏、晾曬等方法為主的防蠢技術(shù)來保護檔案，通過反復(fù)實踐，人們逐漸總結(jié)出“殺青避蠹”這一適用于保護竹簡的方法，概括地說，殺青就是將新竹采集，將整竹截成一定長度的竹筒，把竹筒劈成一定寬度的長條，再用刀將竹的表皮刮削掉，使其平整，制成簡或牘。在書寫之前，先用火炙烤，使竹汁瀝出，將簡內(nèi)的水分烘烤干，竹簡由青變黃，因而稱“殺青”。漢劉向在《別錄》中云：“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fù)不蠹，謂之殺青”?！逗鬂h書·吳格傳》載：吳格父“恢欲殺青簡以寫經(jīng)書”，李賢注曰：“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fù)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由于竹簡在烘烤的時候有水分冒出，如同汗珠，因此古人也稱書寫在竹簡的史書為汗青或者漢青。木制簡牘的制作是先將樹木鋸成定長的一節(jié)節(jié)的短木，再柝成木板，用斧頭削平整，用刨子刨光滑，再在整治好的木板上刻劃上等距的豎線，像一根根竹簡一般。木牘也和竹簡一樣面臨防蟲蠹的問題，解決方式和竹簡相近。

　　殺青處理后，竹簡質(zhì)地干燥，不僅便于著墨書寫，而且字跡經(jīng)久，防蟲蠹蛀，能夠有效地延長簡牘檔案的壽命。殺青是漢代檔案工作者在總結(jié)、借鑒前代用煙熏、晾曬治理蠹蟲蛀蝕檔案的基礎(chǔ)上，在檔案典籍保護技術(shù)方面取得的一項重要成就，說明當時人們已經(jīng)開始有意識地摸索檔案典籍材料自身防護的技術(shù)方法，注意從防的方面考慮檔案典籍的保護問題，是從單純的治走向防治結(jié)合的開端，同時它還昭示后人，檔案典籍的保藏首先應(yīng)依賴于載體本身的有效保護。

　　草藥避蠹也是漢代檔案防蟲的重要措施。具體做法是將具有避蟲作用的植物葉片夾在檔案中間或放置在庫房里。蘭草是我國古代最早使用的檔案防蟲藥物，傳說漢代皇家檔案庫之一的蘭臺，就是因為當時用蘭草防蠹而得名。蘭草含黃酮甙、生物堿、酚類、牻牛兒醇、甾體、氨基酸、蘭香草素鈉、有機酸、鞣質(zhì)等成分，其中抗菌成分是蘭香草素鈉，驅(qū)蟲成分是牻牛兒醇。蘭草在古代曾作為貢品向?qū)m廷進貢，并由于歷年橫征暴斂，致使許多地方的蘭草都已絕跡。由于蘭草的稀少，漢代以后，普遍運用蕓香草防蟲，把蕓香草夾在書中，書中清香之氣，日久不散，打開書后，香氣襲人，人們稱其散發(fā)之香為“書香”。并把與圖書典籍有關(guān)的事物冠以蕓草之名，如“蕓帙”、“蕓編”喻指書卷;“蕓簽”原為書簽、后也借指圖書;“蕓香吏”則指校書郎;因館室常備蕓草，又是藏書的地方，故稱書齋為“蕓窗”、“蕓扁”、“蕓署”、“蕓閣”、“蕓省”等。蘭臺在漢代亦有“蕓臺”的別稱。我國古代也用煙草、荷葉、芥末和香蒿等防蟲，其中蕓香草作為我國古代的檔案防蟲藥物流傳最久。

　　2.書寫工具——毛筆。簡牘檔案的書寫工具主要是毛筆。毛筆的起源很早，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到了漢代，毛筆制作技術(shù)突飛猛進，品種多起來，筆管與裝飾也開始講究了。漢代的毛筆，筆頭分為筆柱和筆披兩部分，用健毫居中為柱，勁挺易書;取柔毫在筆柱覆薄薄地一層為披，便于蓄墨。選毫上，開始奉兔毫為上品，可一般不用純兔毫來制，而用兔、羊兼用。筆頭除用兔毛、羊毛外，還有鹿毛、貍毛、狼毛、小兒胎發(fā)、虎毛、馬毛、貂毛等，硬毫軟毫兼毫都有。其制筆之法，有的以兔毫為筆柱，羊毛為筆衣，或用人發(fā)梢數(shù)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見王羲之《筆經(jīng)》)。因此，漢之制筆硬、軟毫并用，亦可謂早期的“兼毫”。漢代開創(chuàng)了在筆桿上刻字、鑲飾的裝潢工藝。如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中先后出土兩只漢代毛筆，筆桿上分別刻有“白馬作”及“史虎作”字樣，是至今發(fā)現(xiàn)刻有筆工姓名的最早實物(被專家公認為我國漢筆的代表作，國家文物局定為國寶級文物，現(xiàn)藏甘肅省博物館)。漢代重視筆管的質(zhì)地、裝飾，在筆管的選材上，主要有象牙、琉璃、斑竹、玉管、犀角等，有的還以金銀為飾。據(jù)《西京雜記》載：天子所用筆，管則飾以錯寶，毛皆以秋兔之毫，并以“雜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值百金”。清代乾隆年間的唐秉鈞在《文房肆考圖說》卷三《筆說》中也說：“漢制筆，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極為華麗矣。”筆在此時已經(jīng)不僅是書畫的工具，而開始成為藝術(shù)品了。湖南長沙馬王堆、湖北江陵縣鳳凰山、敦煌市懸泉置和馬圈灣、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古居延地區(qū)等地出土的漢代毛筆，都是漢代遺存的寶貴物品。

　　漢代出現(xiàn)了專論毛筆制作的著述，如東漢蔡邕著《筆賦》，這是中國制筆史上的第一部專著，對毛筆的選料、制作、功能等作了評述，結(jié)束了漢代以前無文字評述的歷史。漢代出現(xiàn)了“簪白筆”的習(xí)俗，即將毛筆簪戴在頭上，以作裝飾之用，所以筆桿較長。漢代官員為了奏事方便，常把毛筆筆桿頂端削尖，插在頭發(fā)里或帽子中，以備隨時取用。祭祀者也常在頭上簪筆以表示恭敬。“白馬作”毛筆出土?xí)r就是在墓主頭部左側(cè)。魏晉簪筆之風(fēng)不再時行，筆桿逐漸變短。

　　3.字跡材料——漢墨。毛筆需要蘸墨汁才能書寫文字，墨是簡牘檔案的主要字跡材料。用墨書寫字跡很穩(wěn)定，耐光耐熱，耐酸耐堿，不易褪色。但如果墨的質(zhì)量不好，也會滋生霉菌。在中國制墨史上，漢代是承前啟后的重要歷史階段。漢之前主要使用天然石炭制成的石墨，人工墨極少。到了漢代，由于制墨技術(shù)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人工墨品，是中國制墨史上的一次巨大飛躍。漢代制墨是以松煙、油煙為原料而制成的兩種墨，其中尤以使用松煙墨歷史最為悠久。松煙墨，因墨的原料取自松木燒出的煙灰做原料，故名。最初是用手捏合而成，后來用模制，墨質(zhì)堅實，其特點是墨色濃黑無光，入水易化。油煙墨系燃燒桐油所獲煙炱所制之墨，墨色光潔。皆以質(zhì)地細膩、膠輕、味香、色澤濃黑泛紫光者為上品。河南陜縣劉家渠東漢墓出土的5錠東漢殘墨，據(jù)專家鑒定，即是由松煙模壓制成。據(jù)東漢應(yīng)劭《漢官儀》記載：“尚書令、仆、丞、郎，月賜愉麋大墨一枚，愉麋小墨一枚”。愉麋大墨乃墨中上品，因地得名。愉麋在今陜西省千陽縣，靠近終南山，其山松很多，用來燒制成墨的煙料，質(zhì)量極好，不易褪色，有利于檔案材料的持久保護。漢代松煙墨的出現(xiàn)，是科學(xué)的進步，從此，人們告別了使用天然墨的時代，為日后制墨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二、簡牘檔案的裝訂與裝具

　　1.簡牘檔案的裝訂——編策。單簡容字有限，書寫公文或典籍常常需要很多根簡，故常編聯(lián)成冊，或系聯(lián)成束，冊也寫作“策”?？脊虐l(fā)現(xiàn)，漢代公文的編連是用線繩從右向左編連，《說文》中記載冊字“象其扎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編繩多少通常與簡札的長度有關(guān)，即簡越長編繩道數(shù)越多。常用的方式是上下二道編，一般23厘米左右即漢尺一尺長的簡，大多編兩道繩。如果簡冊較長，也有用三道、四道編甚至五道編的，如武威儀禮簡丙本就是編5道。編繩的質(zhì)料多為絲麻，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即以絲綸編聯(lián)，而大量的簡冊編以麻繩。既有先編聯(lián)后書字，亦有先書字而后編聯(lián)。編冊以前，為防止絲繩松動，多在簡兩側(cè)編繩處刻三角形契口?，F(xiàn)存最完整的簡冊原物是居延出土的《永元兵物簿》，共77枚木簡編為一冊，其中有字者75枚，空白2枚，可貴的是，出土?xí)r77枚木簡不僅次序未亂，而且編繩殘跡猶存，由兩道麻繩編綴而成，裹作一卷，對研究漢代整理和保存木簡檔案的方法，提供了實物例證。也有很多文書檔案簡冊，由于是單簡書寫，然后再編聯(lián)成冊的，所以在簡上沒有刻契口，也沒有留下編繩處的空隙。

　　2.簡牘檔案的裝具——書衣、筐篋。從出土實物可知，為防塵、儲存或傳送，簡策文書有些裝在竹笥之中，如馬王堆漢墓出土有竹笥，竹笥之外還有系繩和封檢。這些竹笥就是文獻中所說用以盛書用的“筐篋”。漢代簡策檔案的包裝根據(jù)其重要程度有所不同，通常多用書繩、絲織物或竹條等捆扎存放，重要檔案或用書衣包裹，或用“篋”盛裝。書囊也稱為書衣，囊即袋子;“篋”是存放卷宗、文件的小箱子。在武威出土的漢簡中，附屬物已無所遺存，但在清理殘簡時，發(fā)現(xiàn)有幾個薄狹竹條，外纏絲綢物，此物可套在每卷之外，說明是當時捆扎檔案時所用。由此可見，當時的簡牘檔案整理后裝在書囊之中，每個書囊外面還置有檢署(即案卷標題之類)。裝在囊中的詔令公文需要傳送到外地，就要加上封緘，這時上面須用一塊較小的蓋板，即“檢”，上面書寫收件人的地址、姓名等，叫“署”，勞干先生稱之為“書囊之檢署”。此外，有些簡策檔案存放于“篋”內(nèi)，王充《論衡·別通篇》載：“通人積文十篋以上。圣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shù)，刺世譏俗之言，備矣”。在居延漢簡中，發(fā)現(xiàn)有用“篋”盛裝檔案的記載，如簡“札五通，凡九通以篋封”。這里“通”表示一份，也就是說，漢時居延地區(qū)在整理檔案時是每九份文件為一組，裝在“篋”內(nèi)保管的。《后漢書·崔寔傳》載：“仲長統(tǒng)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cè)’。”說的是做帝王的人，應(yīng)寫一份座右銘，懸掛在寶座的一側(cè)，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規(guī)范。從發(fā)掘簡牘發(fā)現(xiàn)，存放簡牘的地方殘留有木架的痕跡，說明當時簡牘是按順序放置在木架上的。班固在《漢書·賈誼傳》中說“俗吏之所務(wù)，在于刀筆筐篋”，刀筆為書寫簡牘公文，筐篋則為盛旋公文的裝具。簡牘檔案外裹書衣，裝以筐篋，可防塵，便于儲存或傳遞。

　　三、綜合性、多功能的檔案庫

　　庫房是檔案保護最基本的物質(zhì)條件，通過檔案庫房建筑而使檔案不受火災(zāi)、水災(zāi)和蟲害，對檔案保護起著重要作用。商周時代，由于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和神權(quán)政治的影響，王朝檔案只能保管在宗廟里。秦漢時期，已建有專門的場所用來保管檔案，特別是漢代，為了保管貯藏大量的檔案典籍，漢王朝開始大興土木，在宮內(nèi)外修建了多處收藏文書檔案和各種典籍的檔案庫，其中著名的有西漢時的天祿閣、石渠閣、蘭臺及麒麟諸閣，東漢時的石室、東觀、宣明、鴻都、仁壽閣等。

　　1.天祿閣、石渠閣、麒麟閣。西漢初年，相國蕭何在京都長安修建未央宮(《漢書·高帝紀》下)的同時，在未央宮正殿北面建造了3座皇家檔案庫，即天祿閣、石渠閣、麒麟閣。起初為貯藏入關(guān)時收集的秦代檔案圖書而建，保存的多為漢入關(guān)后在秦都咸陽繳獲的律令、圖籍、典冊及各類秘書等，是漢代朝廷的重要檔案庫房?！稘h宮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也。”班固在《兩都賦》中說：“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度o黃圖校正》載：“天祿閣、石渠，典籍之所”?！短接[》曰：“天祿閣，藏典籍之所，蕭何所造”。《后漢書》記載：“天祿、獸名。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度o黃圖》記載：“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礱石為，渠以導(dǎo)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guān)所得秦之圖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書焉”?！短接[》也記載：“未央宮有石渠閣，蕭何所造，其下礱石為渠，若今御溝，因為閣名，藏入關(guān)所得秦之圖籍”?？梢?，天祿閣、石渠閣、麒麟閣由蕭何主持建造，最初用來保管占領(lǐng)咸陽時收繳的秦朝的文書檔案和各種圖籍，漢成帝時，又在此保管各類秘書。漢宣帝經(jīng)常在此與諸儒如韋玄成、梁丘賀等人講論“五經(jīng)”的異同。石渠閣以磨制石塊筑成，四周貫通水渠用以導(dǎo)水，因而取名石渠閣，可將水注入渠內(nèi)，有利于防盜、防火，保護閣內(nèi)檔案典籍。

　　2.蘭臺、東觀、石室。蘭臺，位于宮中，隸屬于御史府，由御史中丞主管，具體“掌圖籍秘書”的官吏，稱蘭臺令史。漢代蘭臺由秦代蘭臺演變而來，秦代蘭臺屬外朝管，是官方的圖書檔案庫，而漢代蘭臺屬內(nèi)朝管，實際上是皇室的圖書檔案庫。東漢時班固就曾出任蘭臺令史，奉詔修史。蘭臺典藏十分豐富，包括漢代歷朝皇帝的制、詔、臣僚的奏疏，國家頒發(fā)的律令，各類輿圖和州郡上交的計簿等。經(jīng)過兩千多年的演變，現(xiàn)在的“蘭臺”一詞成為泛指檔案保管機構(gòu)和檔案工作的代名詞，檔案工作者也被稱為“蘭臺人”。東觀，宮殿名，比石渠閣、蘭臺建造稍晚，是東漢在都城洛陽的一處檔案庫，有高閣12間，建筑氣派、華麗?！逗鬂h書·安帝紀》注引：“洛陽宮殿名：‘南宮有東觀’”。據(jù)史書記載：“四方鴻生巨儒，負帙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光積。又于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經(jīng)王莽篡權(quán)，光武中興后，劉秀遷都洛陽，東觀就成了東漢王朝收藏文書檔案和典籍的又一處所。劉秀在遷都洛陽時，曾將石室、蘭臺的一部分典藏也轉(zhuǎn)移至洛陽，“其經(jīng)牒秘書載之兩千余輛”，東觀逐漸成為東漢王朝保管檔案典籍的中心，藏有歷朝注記、皇帝的制詔、大臣的奏疏、功臣功狀及前朝秘書等。《后漢書·儒林傳》記載：“孝和亦數(shù)幸東觀，覽閱書林”。指東漢和帝劉肇多次到東觀飽覽經(jīng)書，并“博選術(shù)藝之士以充其官”，可見東觀既藏有文書檔案，也有一定數(shù)量的圖書。

　　石室，用石頭修筑的藏室，東漢一檔案庫名。石室金匱本為先秦典藏的舊法，匱通饋、柜，金匱指用金屬封緘的柜子?！渡袝?middot;金滕篇》里講周公將祈禱之冊書納于“金縢之匱”中?！妒酚?middot;太史公自序》載：“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說明石室金匱本為先秦藏書之法，漢代對功臣受封時所立的丹書鐵券，以及功臣所立功勛的記錄等重要檔案，仍循古制，繼續(xù)使用。如《史記·太史公自序》亦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漢書·高帝紀》云：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顏師古注云：“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逗鬂h書·祭祀志上》載：“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說明東漢的石室藏有玉牒書函等。石室，堅固耐久，防火防潮，加之其中用銅包邊的檔案柜金匱，存放檔案，有利于保護檔案的安全。

　　漢朝的皇家檔案庫不僅有收藏檔案典籍的功能，而且兼有學(xué)術(shù)田園及史館的功能，如漢宣帝時，蕭望在石渠閣召開了著名的以研討“六藝”為中心的“石渠閣會議”，石渠閣亦充當了學(xué)術(shù)田園的角色。天祿閣的校書活動極為頻繁，《漢書·揚雄傳》說：“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蘭臺、東觀都曾做東漢史館之用，漢明帝時，班固任蘭臺令史，受詔在蘭臺修《漢書》，班固、蔡邕等學(xué)者在東觀著成《東觀漢記》。由此可見，漢朝的皇家檔案庫既是收藏和保管東漢王朝中央檔案的地方，又是群儒議訂五經(jīng)、校勘書籍和從事著述的場所，兼有檔案館、圖書館、史館、博物館、學(xué)術(shù)園地(開展學(xué)術(shù)活動場所)的綜合功能。漢代保存文書檔案和典籍的處所還有多處，各級官府、驛站都設(shè)有大小不等的檔案庫房，如劉歆在《七略》中提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nèi)則有延閣、廣內(nèi)、秘室之府”，體現(xiàn)了漢代簡牘檔案集中統(tǒng)一保管的制度。

　　漢代皇家檔案庫的大量興建，在建筑上充分注意到了保管檔案典籍的特定要求，施工時考慮到防火、防盜、防蟲、防潮等因素，庫房堅固而又有防護設(shè)施，使檔案典籍的保管條件得到大大的改善，足見漢代統(tǒng)治者對檔案的重視，標志著漢代檔案保護技術(shù)的提高，同時也反映了我國古代文化的高度發(fā)達。

　　【參考文獻】

　　[1]郭莉珠等：《檔案保護與復(fù)制技術(shù)學(xué)》[M]，檔案出版社，1987年版。

　　[2]陳夢家：《漢簡綴述》[M]，中華書局，1980。

　　[3]馮樂耘、李鴻健：《檔案保護技術(shù)學(xué)》[M]，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4]李景仁等：《圖書檔案保護技術(shù)手冊》[M]，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

　　[5]漢今洪：《簡帛發(fā)現(xiàn)與研究》[M]，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

　　[6]李均明：《古代簡牘》[M]，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7]岳宗偉：《淺談簡牘檔案及其歷史價值》[J]，《上海檔案》，1999(1)。

　　[8]張會超：《簡牘檔案的出土發(fā)現(xiàn)與形制》[J]，《檔案》，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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