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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的論文怎么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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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的論文怎么寫

  1936年8月,當紅二、紅六軍團還在長征途中的時候,與他們一起生活了18個月的瑞士傳教士勃沙特(全名魯?shù)婪?#12539;阿爾弗雷德・勃沙特・比亞吉特),就在英國出版了《抑制的手》,記錄了他在紅軍及長征中的奇異經(jīng)歷。1937年10月,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英國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系統(tǒng)地介紹了紅一方面軍的長征,生動地描寫了紅軍搶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的動人情景。其后,美國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美國作家海倫・福斯特(筆名尼姆・韋爾斯)、德國友好人士王安娜等人,在他們寫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紅色中國內情》即《續(xù)西行漫記》、《中國――我的第二故鄉(xiāng)》等書中,都介紹了紅軍長征中的事跡。二十世紀70年代,美國和英國同時出版了英國人迪克・威爾遜寫的《1935年的長征:中國共產黨為生存而斗爭的史詩》,美國出版了I・G・埃德蒙茲寫的《毛澤東的長征:人類大無畏精神的史詩》。80年代,美國出版了著名記者、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簡・弗里茨寫的《中國的長征:艱險的6000英里》,英國出版了安松・勞倫斯寫的《中國:長征》。除此之外,還有英國杭爾德著《向自由的長征》,法國迪皮伊著《毛澤東領導的長征》,日本賓戶寬著《中國紅軍――困難與險峻的二萬五千里》,岡本隆三著《長征――中國革命鍛煉的記錄》,蘇聯(lián)尤里耶夫著《中國人民歷史上的英勇篇章》等。新西蘭、澳大利亞、瑞士等十幾個國家的記者,還拍攝、出版了名為《中國――長征》的大型畫冊。在許多關于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毛澤東等人的傳記等著作中,也都有關于紅軍長征的論述。特別是斯諾的《西行漫記》和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出版便在許多國家引起轟動。

  國外關于紅軍長征的這些著作,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雖然不盡相同,但對許多重大問題的評價,如第三次“左”傾冒險主義的危害,遵義會議及毛澤東的重要作用,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錯誤,紅軍長征勝利的重大意義等等,看法與我們比較一致,有的論述甚至比較深刻。綜觀這些書的內容,有以下幾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不僅充分肯定了長征在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從世界現(xiàn)代史、世界軍事史、人類活動史的角度,充分肯定了長征的重要歷史地位。

  首先對長征做出高度評價的是《西行漫記》。書中明確指出:“不論你對紅軍有什么看法,對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什么看法(在這方面有很多辯論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yè)績之一。在亞洲,只有蒙古人曾經(jīng)超過它,而在過去三個世紀中從來沒有發(fā)生過類似的舉國武裝大遷移,也許除了驚人的土爾扈特部的遷徙以外……與此相比,漢尼拔經(jīng)過阿爾卑斯山的行軍看上去像一場假日遠足。另外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比較是拿破侖從莫斯科的潰敗,但當時他的大軍已完全潰不成軍,軍心渙散。”書中還說:“總有一天有人會把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全部寫下來。”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一書中,也認為長征是一部“史詩”,“事實、數(shù)字和一路上千山萬水的名稱,都不足以說明紅軍長征的歷史性意義,它們更不能描繪出幾十萬參加長征的部隊的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以及他們所遭受的苦難”。里奧・胡柏曼、保羅・史威喬在此書的英文版序言中還說:“長征是軍事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件。與長征比較起來,漢尼拔的跨越阿爾卑斯山在‘歷史的小劇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侖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災難性的失敗,而長征則是最后勝利的前奏曲。”

  其他的許多著作,也都對長征做出很高的評價,認為“長征是中共黨史上最壯麗的一頁”,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高峰”;是“現(xiàn)代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無與倫比的現(xiàn)代奧德賽史詩”,“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偉大的業(yè)績”;是激動人心的“壯麗史詩”,“是一曲人類謀求生存的凱歌”,“在人類活動史上是無可比擬的”,“是舉世無雙的”,等等。

  第二,一致認為長征不僅鍛煉了紅軍,保存了黨的領導機構,還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發(fā)展,導致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對中國歷史和世界前途都發(fā)生了深遠的影響。

  很多書認為:“長征的艱苦,鍛煉了人們的紀律性和獻身精神”,在激烈的戰(zhàn)火中把部隊“錘煉成鋼鐵戰(zhàn)士”,部隊到達西北地區(qū)以后,使它成了“歷史上一支無與倫比的堅強隊伍”,長征“是鍛煉以后的中國領導人的熔爐”,“中國革命的熔爐”,它“塑造了一代新人”,“鍛造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打垮蔣介石、奪取全中國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們兄弟般的革命情誼”。

  有的書還指出:“長征不僅僅是一次杰出的軍事成就,還是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政治活動,它保證了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生存”,即保存了黨的上層機構和當時的所有軍政領導人。在長征中,共產黨還終于擺脫了共產國際的壓力,在未取得斯大林認可的情況下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在斯大林時代各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事件”;“長征將毛‘造就’為一個把思想和行動結合在一起的人,將他推至于中國最有希望的政治領袖的地位邊緣,而且給他提供了一支鋼鐵般的隊伍”,他“在領導長征時充分顯示了他的政治天才”,善于“將客觀機遇同英勇斗爭結合起來”,從而使形勢“迅猛向前發(fā)展”,“大步前進”,“使中國共產黨重新獲得活力”。共產黨和紅軍到達陜北以后,便“不僅贏得了巨大的聲譽,而且獲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新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使革命運動迅速發(fā)展。有的書指出,正是由于上述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中國共產黨在“十四年之后,就取得了全國勝利,把國民黨趕下大海。這樣,長征在性質上就由走投無路的撤退,變成走向勝利的序幕”;長征把1934年10月16日紅軍渡過淺淺的雩都河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共產主義在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勝利“這段歷史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使毛澤東及其共產黨人贏得了中國”,因此,“本世紀中沒有什么比長征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地影響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關于長征和中國革命勝利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有的書甚至指出:“如果沒有長征,中國今天就不是共產黨的天下”,“長征簡直是將革命劃分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條分界線。其后發(fā)生的一切事情,都要從這個舉世無雙的奇跡說起”。有的書還說:長征的精神使中國克服了前進中的錯誤,“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這就是現(xiàn)在所進行的“新長征”。

  第三,高度贊揚紅軍在長征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高度的英雄主義精神和崇高的道德品質,認為這是中國人民的一筆寶貴的財富,直到現(xiàn)在仍在鼓舞著中國人民奮勇前進。

  《西行漫記》一書指出:“這是一次豐富多彩、可歌可泣的遠征……冒險、探索、發(fā)現(xiàn)、勇氣和膽怯、勝利和狂喜、艱難困苦、英勇犧牲、忠心耿耿,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jīng)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

  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xiàn)在現(xiàn)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歷史中了。”

  《中國――我的第二故鄉(xiāng)》一書說:“長征是艱苦的冒險,長征是人類的勇氣與怯懦、勝利與失敗的搏斗”,并特別指出:“這一行動要戰(zhàn)勝敵人和惡劣的自然條件,需有堅定不移的勇敢精神”,而紅軍“都是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撓精神的人”。

  《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多處談到這個問題,認為長征“是考驗中國紅軍男女戰(zhàn)士的意志、勇氣和力量的人類偉大史詩”,“是一次充滿了集體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希望的舉世無雙的行動”,“是用熱血和勇氣譜寫的史詩”,“這種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是中國革命賴以成功的基礎”;閱讀關于長征的書,可以“了解那些為了中國革命事業(yè)而不惜犧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質”,“知道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事跡”;長征“過去是激動人心的,現(xiàn)在它仍會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欽佩和激情”,“它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于世”,并說“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書中還說:“長征已給中國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它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意識,使這個國家出現(xiàn)了許多世紀以來所缺乏的精神與團結”,“它所表現(xiàn)的英雄主義精神激勵著一個有十一億人口的民族,使中國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未來前進”。

  莫里斯・梅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fā)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也論述了這個問題,說長征加深了人們的“使命感”,增強了人們實現(xiàn)其理想和使命的“希望和信心”,“人們現(xiàn)在所熟悉的毛澤東主義的下述美德:奮斗不息、英勇犧牲、自我克制、勤奮、勇敢和無私,不僅為毛澤東個人身體力行,而且為一切長征老戰(zhàn)士所具有,因為這些都是他們規(guī)范自己行動的美德,而且他們認為這些美德對于他們的幸存,對于他們所獻身的革命的延續(xù)都至關重要。這種禁欲主義的價值觀構成了后來被贊頌為‘延安精神’的那種精神的核心”。

  總之,在許多國外記者、作家、學者的眼里,紅軍的長征是一個舉世無雙的偉大事件,它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現(xiàn)代的歷史,現(xiàn)在仍在鼓舞著中國人民勝利前進,即使對于未來,它仍將會具有巨大的影響。他們的這些作品,向國外的讀者介紹了紅軍長征的真實情況,使世界各國的人民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世界上的影響,其作用和價值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那么,國外的這些記者、作家、學者,為什么會對長征做出這么高的評價,給予這么多的贊譽呢?這主要是由于長征本身的偉大、壯觀、艱難、驚險所決定的,即使是政治觀點不同的人,只要能稍微客觀地來看待這一事件,也不能不為長征的難以令人想象的艱難行程、紅軍指戰(zhàn)員們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和氣魄所感動、所折服。另外,紅軍長征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前奏曲,他們要探討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不能不追溯到紅軍的長征,對長征做出客觀而公正的評價。

  現(xiàn)在,我們的國家已經(jī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紅軍長征時的那種艱難困苦的條件大不一樣。但是,我們現(xiàn)在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同長征一樣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yè),同樣需要發(fā)揚長征精神,克服一個個困難。隨著條件的變化,現(xiàn)在一些人對長征精神逐漸遺忘和淡漠了,不再具有遠大的理想和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yè)的堅定信念,陷入瑣屑行為之中,甚至沉溺于金錢的誘惑之中;不再具有不怕犧牲、不怕困難、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和英雄主義精神,一碰到困難就悲觀失望、怨天尤人,危急時刻也不敢挺身而出,而是畏縮不前;越來越缺乏顧全大局、嚴守紀律、親密團結、艱苦奮斗的高尚品德,而是只顧自我,追求享受,甚至目無法紀,道德敗壞,腐化墮落;完全丟掉了密切聯(lián)系群眾、依靠群眾、樂于奉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思想和優(yōu)良作風,脫離群眾,以權謀私,甚至依靠人民給予的權力欺壓百姓,作威作福。這些行為、思想和作風,與長征精神是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的,與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需要也是完全不相容的。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僅需要加強物質文明建設,還需要不斷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繼承和發(fā)揚紅軍的長征精神,正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有效措施。從紅軍長征的英雄模范事跡中,不僅可以總結和吸取寶貴的歷史經(jīng)驗,搞好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還可以學到怎樣樹立人生觀、正確地面對人生的深刻道理,將自己培養(yǎng)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高尚的人。

  斗轉星移,風云變幻的二十世紀即將過去,新的二十一世紀早已到來。讓我們在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踏著老紅軍的足跡,永遠繼承和發(fā)揚他們創(chuàng)造的長征精神,不斷奪取新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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