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學學期論文發(fā)表
美國文學學期論文發(fā)表
進入二十世紀之后,美國文學日漸成熟,已經(jīng)不再是英國文學的分支,戰(zhàn)后美國文學更是多元化發(fā)展。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guān)于美國文學學期論文發(fā)表的內(nèi)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美國文學學期論文發(fā)表篇1
淺談美國黑人文學的三次高潮
摘 要：在美國四百多年的文化歷史發(fā)展歷程中，美國黑人文學中涌現(xiàn)出了大量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但長期以來由于各種政治歷史原因，美國黑人文學作品并沒有受到重視，一直處于美國文學的邊緣狀態(tài)。美國黑人文學經(jīng)歷了三次發(fā)展高潮，在美國文學中逐漸取得了一定的地位，進入了正常的發(fā)展軌道。本文將通過分析，對美國黑人文學的三次高潮進行初步探討。
關(guān)鍵詞：美國;黑人文學;三次高潮;初步探討
一、美國黑人文學的三次高潮概述
美國黑人文學是美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經(jīng)歷了三次發(fā)展高潮之后，逐漸步入了正軌。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隨著各種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美國黑人文學中涌現(xiàn)出了大量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逐漸在美國文學中取得了至高的地位，得到了文學界的重視。美國黑人文學經(jīng)過三次高潮，逐漸成熟起來，步入世界先進文學之列，對美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的歷史推動作用。對美國文學的三次發(fā)展高潮進行分析和整理，有利于從整體上把握美國黑人文學的發(fā)展歷程和發(fā)展模式，有利于進一步對美國文學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20世紀以來，美國黑人文學主要經(jīng)歷了三次發(fā)展高潮。20世紀20年代美國興起了“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標志著美國黑人文學的崛起，是美國黑人文學的第一次高潮，在這一時期，美國黑人文學經(jīng)歷了“覺醒”后的“認同”階段;20世紀40、50年代，美國黑人文學中逐漸出現(xiàn)了一批以賴特、鮑德為代表的黑人作家，涌現(xiàn)出了大量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反映了美國當時的社會情況，這是美國黑人文學的第二次高潮，在這一時期，美國黑人文學經(jīng)歷了“反抗”階段，通過“反抗”階段，黑人文學發(fā)生了追求與白人文學同等地位的轉(zhuǎn)變;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經(jīng)濟水平的提升，各文化不斷進行著交流與融合，在這一時期美國黑人文學中出現(xiàn)了一批以莫里森、沃克、達夫等為代表的黑人作家，這些黑人作家取得了一次次最享盛譽的成就，美國黑人文學逐漸進入了以“黑白融合”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高潮。
二、美國黑人文學的第一次高潮
20世紀20年代美國興起了“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標志著美國黑人文學的崛起，在這一時期，美國黑人文學中涌現(xiàn)出了大量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是美國黑人文學的第一次高潮。在這一時期，美國黑人文學經(jīng)歷了“覺醒”后的“認同”階段，初步開始得到美國文學界的重視和尊重。
第一次高潮的社會背景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美國南北戰(zhàn)爭之后，以道格拉斯為首的黑人作家提出了廢除奴隸制的要求，無形中向美國黑人傳遞了一種潛意識里的反抗信號;其二，長期的壓迫和凌辱之下，美國的種族矛盾日益激化，美國黑人民族的反抗意識空前高漲，在黑人民族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反抗的氛圍，這種社會環(huán)境為黑人作家打下了表達心聲的基本基調(diào)，促進了黑人文學第一次高潮的到來;其三，以切斯納特、鄧巴、杜波依斯為代表的作家采用獨特的寫作手法，在文學作品中反映了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美國黑人的真實生活狀況，在這些黑人作家的影響下，美國黑人中出現(xiàn)了一批新銳黑人作家，逐漸成為黑人文學的鋪路者，引領(lǐng)了第一次高潮的到來。
三、美國黑人文學的第二次高潮
20世紀40、50年代，美國黑人文學中逐漸出現(xiàn)了一批以賴特、鮑德為代表的黑人作家，涌現(xiàn)出了大量以《土生子》為代表的文學作品。通過這些文學作品，黑人作家深刻地反映了美國當時的社會情況，描述了處于社會底層的黑人的真實生活。這是美國黑人文學的第二次高潮，在這一時期，美國黑人文學經(jīng)歷了“反抗”階段，通過“反抗”階段，黑人文學發(fā)生了追求與白人文學同等地位的轉(zhuǎn)變
第二次高潮的社會背景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jīng)歷了嚴重的經(jīng)濟危機，整個美國的經(jīng)濟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和動力，白人對黑人的壓迫和欺凌不斷加倍，種族矛盾空前強化;另一方面，黑人積極進行了一系列的反抗斗爭，為追求平等地位的轉(zhuǎn)變提供了基本的社會環(huán)境基礎。在這樣的環(huán)境基礎下，黑人作家一改文學作品中逆來順受的黑人形象，創(chuàng)造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黑人形象，促進了第二次高潮的到來。
第二次高潮時期的作品多為批判性小說，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意義，對美國民眾的思想解放和意識改變具有重要的歷史推動意義。
四、美國黑人文學的第三次高潮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經(jīng)濟水平的提升，各文化不斷進行著交流與融合，此時人們意識到創(chuàng)建一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的重要性，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美國黑人文學迎來了以“黑白文學融合”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高潮。
第三次高潮的社會背景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60年代美國通過了選舉法，在制度和法律層面初步實現(xiàn)了民族平等和民主自由，為美國黑人文學的快速發(fā)展和黑白文學的交融提供了政治條件;另一方面，隨著各民族文化的交融，美國黑人藝術(shù)逐漸從邊緣狀態(tài)走向中心，改變了白人對黑人文化的看法，促進了民族文化融合，為美國黑人文學第三次高潮的到來提供了社會大環(huán)境。
第三次高潮時期，美國黑人文學快速發(fā)展，文學作品的種類更加豐富，形式更加多樣，美國黑人文學逐漸趨于成熟，進入了較為穩(wěn)定的發(fā)展階段。
在美國四百多年的發(fā)展歷程中，由于各種政治歷史因素，美國黑人文學長期處于美國文學的邊緣地位，通過美國文學的三次發(fā)展高潮，美國黑人文學在美國文學中逐漸取得了一定的地位，開始步入了正常發(fā)展的軌道。本文對美國黑人文學的三次高潮進行了相應的分析和探討，旨在幫助讀者更好地把握和認識美國黑人文學的發(fā)展歷程和發(fā)展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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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學學期論文發(fā)表篇2
淺論亞裔美國文學中的文化身份
一、文化身份理論
(一)文化身份理論概述
文化身份理論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由美國精神分析家Eriksson首次提出。最初，文化身份被描述成“心靈的歸屬感”，強調(diào)特定民族的價值、背景、看法。并指出它“是在不同的時空順應民族、族群的需要被構(gòu)建和塑造出來的。” 該說法下的文化身份跟傾向于“民族身份”。
荷蘭學者瑞恩・賽格斯擴展了這個最初的界定，認為某一特定族群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只是部分地由那個民族的身份決定的，“文化身份是一個比民族身份更加寬泛的概念”。所以，“通常文化身份可以被看做某一特定文化特有的、同時也是某一具體的民族與生俱來的一系列特征”。
20世紀90年代，Collier成為文化身份理論的代表人物。并和Thomas一同對于跨文化交際中文化身份的處理提出了重要理論。Collier和Thomas提出理論命題：文化身份越是自認定，它們在于其他身份相比時位置就越重要。
需要特殊說明的是，亦有學者把Cultural Identity翻譯為“文化認同”。從語義理解，這種翻譯強調(diào)了個體追求“認同”的心理。筆者在這篇論文中將不采用此翻譯。因為“文化身份”不但包含著個體主觀上的“認同”，也包含著由交際者的交際習慣、所處社會結(jié)構(gòu)而帶來的“從屬”。也就是說，是外因和內(nèi)因共同造就了個體的“文化身份”。
(二)文化身份的特點
1.多重性
每個個體的文化身份不是單一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面對不同的對象，身處不同的場合，個人的文化身份都有著顯著的不同，需要在復雜的語境之協(xié)商各自的文化身份。
例如，A同學在的身份可以是：家中的獨生女、虔誠的穆斯林、咖啡廳的兼職服務生、舞蹈團領(lǐng)舞、搖滾樂隊歌迷等等。
2.可變性
個體處在社會中，環(huán)境會不斷促使自身發(fā)生改變。從而使自身擁有更多或者更少的文化身份。郭曉川提出文化身份是“豐富的，內(nèi)部有張力，包含著不同的，相互質(zhì)疑的部分，因此也就能吸收來自外部的不同文化的營養(yǎng)，不斷發(fā)展自己。”同時，在特定情境下，個體業(yè)可能被迫放棄或主動放棄文化身份中的某個部分。
文化身份的可變性在移民身上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當移居地和原有文化產(chǎn)生沖突時，大多數(shù)移民希望繼續(xù)忠于原有的文化。但同時，為了在新的環(huán)境中生活，他們也要做出改變。這種改變會讓他們接受新的文化身份，也會放棄部分舊有的文化身份。
(三)文化身份的顯著度
文化身份的顯著度指的是某種特定文化身份在跨文化交流雙方之間被重視的程度。在特定的語境，面對特定對象，每種文化身份的顯著度都是不同的回到1.2.1中的例子，如果A同學想要和一個基督徒男性發(fā)展戀情，她穆斯林的文化身份顯然是最顯著的。如果A同學去應聘兼職舞蹈教師，她獨生女的文化身份顯然是相當弱的，而舞蹈團領(lǐng)舞的文化身份是最顯著的。
二、小說《同名人》中的文化身份
(一)關(guān)于《同名人》
長篇小說《同名人》是印度裔美籍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2005年的作品，它描述了兩代流散者不同的精神體驗。
主人公果戈里是出生于美國的第二代移民。他的父親艾休克出生于印度，22歲時的一次劫后余生讓他決定來到美國，并將婚前只見過一面的新婚妻子阿西瑪一同帶到這片土地。夫妻兩共同的習俗文化讓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相互依賴，彼此依存。
兒子果戈里卻和他們完全不同。生于美國，果戈里一派美國青年做派。他一直不理解并且煩惱于父親給他起的名字。果戈里交往了一個美國女友，兩人的戀情卻因父親艾休克的去世終止。后來，果戈里與同為印度裔的莫西瑪成婚，而婚后生活也面臨著移民身份帶來的沖擊。
(二)主人公的多重文化身份
比起第一代移民的離根之苦，第二代移民承受的文化沖擊往往更加復雜，因為他們擁有更復雜的文化身份。小說主人公果戈里擁有多重的、變化的文化身份。是印度后裔、美國籍、建筑學博士、白人女孩的男友等等。
對于父母來說，他最重要的文化身份是印度后裔。果戈里的父親艾休克和母親阿西瑪都是較為傳統(tǒng)的孟加拉人。雖然身在美國，他們?nèi)匀槐M量堅持保留著原有的文化。尤其對于阿西瑪，她鮮少與外界接觸，堅持穿著印度紗麗，點吉祥痣，堅持做印度飯菜，為孩子舉行印度教儀式。
對于白人女友來說，果戈里最初只是一個“American Born Indian”，除了家族成員，其他方面與美國青年沒有不同。這時候白人女友最看重他的文化身份應該是“生長于美國”。然而，自從去過果戈里的家，他“印度后裔”的文化身份在白人女友面前開始增強了。
果戈里后來的妻子莫西瑪與他有著相似的經(jīng)歷。莫西瑪先后在巴黎、美國留學，由一個“書呆子”變得非常“性感”，十足美國做派。對于她，起初，果戈里“美國建筑學博士”的文化身份是很重要的。但婚后，果戈里也漸漸意識到他內(nèi)在的“根”，果戈里“印度后裔”的文化身份開始凸顯。
三、文化身份顯著度對跨文化交流的影響
(一)“偏好”“抵觸”“顯著度”
不同個體對他人的不同文化身份存在不同的態(tài)度。有所偏好亦有所抵觸。在這一部分，筆者將以《同名人》為例探討“偏好型”文化身份和“抵觸型”文化身份的顯著度對跨文化交流的影響。
(二)文化身份顯著度對跨文化交流的影響
1.果戈里與母親(阿西瑪)
在果戈里的多重文化身份中，“印度后裔”是阿西瑪?shù)钠眯停?ldquo;生長于美國”是阿西瑪?shù)?ldquo;抵觸型”。
在兩人的交流中，果戈里的后一種文化身份的表現(xiàn)遠遠比前一種顯著。例如，果戈里稱父母為“家伙(guys)”;隨父母到印度，果戈里稱人力車是“舊社會封建傳統(tǒng)”;交往白人女友。這些都是阿西瑪?shù)?ldquo;抵觸型”文化身份“生長于美國”才會有的舉動。 而這樣的舉動為母子兩跨文化交流帶來的影響是：阿西瑪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認為這“簡直像個陌生人”;難以忍受他對人力車的嘲諷;竭力容忍白人女友。
這種“抵觸型”文化身份的顯著和“偏好型”文化身份的不顯著導致了母子二人交流的不愉快。
2.果戈里與白人女友
對于白人女友(麥克斯)來說，“生長于美國”是她的“偏好型”;“印度后裔”是她的“抵觸型”。
兩人交往伊始，果戈里的做派與其他美國青年沒有太大區(qū)別。兩人都熱愛自由，喜歡浪漫，交往得十分順利。然而，果戈里的父親去世后，她的“印度后裔”文化身份開始變得顯著。他剃了頭發(fā)，回到印度為父親辦理后事，并拒絕麥克斯的參與，因為“這是家人的事”。而麥克斯則認為兩人“早就是一家人了”。兩人因此產(chǎn)生不快并最終分手，可以說是一次不成功的跨文化交流。
可見，“偏好型”文化身份的顯著令兩人相處愉快，而“抵觸型”文化身份的顯著導致了交流的問題。
3.果戈里與莫西瑪
莫西瑪之所以與果戈里相愛并結(jié)婚，就是由于他“生長于美國”這個文化身份。兩人有著相似的經(jīng)歷，并走到一起。然而，婚后莫西瑪果戈里變得越發(fā)傳統(tǒng)。他不希望莫西瑪出去工作，而是當一個家庭主婦。這與莫西瑪對于“生長于美國”這個文化身份的重視截然相反。最后，莫西瑪說：“也許是我不滿足于我們倆都是孟加拉人”并有了外遇。
“偏好型”文化身份最初吸引了莫西瑪，兩人走到一起，而“抵觸型”文化身份變得顯著時，兩人產(chǎn)生了沖突，交流失敗。
4.分析
筆者用下面的表格將“偏好型”和“抵觸型”文化身份顯著度對跨文化交流的影響做出匯總。其中“↑”“↓”分別表示對跨文化交流有利和不利。(見表1)
由表1的總結(jié)可以看出，“偏好型”文化身份顯著度越高，越有利于跨文化交際;“偏好型”文化身份顯著度越低，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際。“抵觸型”文化身份顯著度越高，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際，“抵觸型”文化身份顯著度越低，越利于跨文化交際。
四、小結(jié)
跨文化交際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身份”問題。然而，在不同語境下，面對不同對象，“文化身份”不是單一的、不變的。每個個體都有多重的文化身份。民族、社會環(huán)境、行為習慣可以塑造人們的文化身份;同時，基于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主觀因素也能塑造文化身份。在不同的語境下，個體的每個文化身份的體現(xiàn)強度也不同，即顯著度不同。
在交際中，個人的總有受到交際對象偏好的文化身份和被交際對象抵觸的文化身份。通過對《同名人》的分析，可以看出，“偏好型”文化身份顯著度越高，“抵觸型”文化身份顯著度越低，越有利于跨文化交際;反之，“偏好型”文化身份顯著度越低，“抵觸型”文化身份顯著度越高，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際。
作為多元文化最集中的國度，美國擁有大批各國移民。亞裔美籍文學中文化身份的研究是了解亞洲流散者在美物質(zhì)精神旅程經(jīng)歷的重要部分。小說《同名人》中，作者裘帕・拉希莉并沒有為她筆下的亞裔美國人提供一個明確的自我身份界定方式，而是留下了一個開放式的結(jié)局，讓角色和讀者都在這個未解的問題中尋求文化身份的多重含義。這也更彰顯了當代移民在異質(zhì)文化氛圍中感受的復雜性，以及對此問題進行探究的必要性。
隨著全球化成為明顯的世界性趨勢，跨文化交際將越來越頻繁的出現(xiàn)在非官方乃至個人領(lǐng)域。交流的跨文化性也給“文化身份”賦予了更深長的意義。一方面，越來越多不同文化之間的人開始互相了解交流;另一方面，移民(包括二代移民)也將受到不同文化身份轉(zhuǎn)換的挑戰(zhàn)。因此，對文化身份理論的深入理解，將有助于跨文化交際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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