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性散文與散文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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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田1由 分享
張瑞田,1963年生于吉林市。長于國際題材隨筆寫作,著有《在政治的浪尖上——我對首腦們說》《探險亞馬遜》等書,同時發(fā)表數(shù)十篇文化隨筆、散文。書法作品數(shù)度參加全國書法展覽,并在書畫專業(yè)媒體發(fā)表一百余篇書法評論。2007年至今,在《書法報》開設“瑞田觀點”專欄,結(jié)集出版《“南斯北張”有關(guān)書法的問題》(與斯舜威合著)一書。供職于某文學雜志社。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
二十一年前,余秋雨在《收獲》雜志開設“文化苦旅”專欄,歷時兩年,一系列文章極大豐富了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催生出文化散文新說。文章發(fā)表的過程,余秋雨還不為更多的人所知,甚至一些讀者以為余秋雨是一個文學新人。
我是隨著一期期的《收獲》,讀完了余秋雨一篇篇的文章,轉(zhuǎn)瞬二十一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讀余秋雨時的愉快心情。當時,我致書友人,坦陳余秋雨的散文時代即將到來。
我對余秋雨有偏愛,原因很簡單,我是學戲劇出身的,當一名曹禺、奧尼爾、易卜生、迪倫馬特一樣的劇作家,一直是我的遠大理想。因此,我也讀了具有“南余”之稱的戲劇學學者余秋雨的著作,如《藝術(shù)創(chuàng)作工程》、《戲劇審美心理學》,尤其是后者,我讀了三遍之多。
1990年代初,余秋雨《文化苦旅》單行本歷盡波折得以出版,獲臺灣最佳讀書人獎,余秋雨逐漸紅起來,一直紅到大火熊熊。
文學界與作家們對余秋雨的情感有點復雜,甚至不認為《文化苦旅》是嚴格意義的散文,對余秋雨本人也不知說什么才好。但,余秋雨是忽略不得的,靠文章可以成為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不是等閑之輩可為。于是,魯迅文學獎降臨到他的頭上,文學界不能不以文學的眼光來審視余秋雨。只是這時候的余秋雨完全“做大”,對某些榮譽已熟視無睹了。
時間會澄清許多東西,與1987、1988年拉開一段距離,我們看問題的眼睛似乎會清晰一些、明亮一些。對余秋雨的評價不神化,也不妖魔化了。文學評論家、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中忱在《日本學論壇》(2001年第1期)發(fā)表了《殖民主義沖動與二葉亭的中國之旅》一文,其中談到了余秋雨《文化苦旅》中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這里真安靜》。王中忱說:“……這里還應該提到余秋雨先生收在《文化苦旅》(上海,知識出版社, 1992年3月) 中的《這里真安靜》,這篇散文也寫到了二葉亭四迷。作者過訪新加坡,一位朋友帶領他到一個墓地去參觀,在那里和二葉亭相遇。二葉亭四迷的墓為什么建在了新加坡? 原來,1903 年離開北京回國后,二葉亭的求職、謀生并不順遂,好不容易進入朝日新聞社,寫作和工作也很不如意,所以,又萌動去海外的念頭。1908 年6月,他作為朝日新聞的特派員奔赴俄羅斯,途徑中國的大連、哈爾濱等地,曾小做停留。二葉亭的第二次中國之旅,算是舊地重游,但因為日俄戰(zhàn)爭后,日本已經(jīng)在中國東北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他的心境也今非昔比了。走在大連街頭,‘行人皆我同胞,店頭招牌皆我日本方形文字,再也沒有人用懷疑軍事偵探的奇異目光看我,對誰都可以毫無顧忌的揮手致意,在寬闊的大道上闊步行進,我的喜悅之情無法按捺’。一個殖民地新主人的神態(tài)躍然活現(xiàn)于紙上。在俄羅斯,二葉亭工作到1909年2月,身體感到不適,隨后病情不斷加重,4 月,決定取道歐洲,經(jīng)倫敦乘日本航船賀茂丸號回日本。5月10日,船在從哥倫坡到新加坡途中,二葉亭四迷病逝。13日,賀茂丸號?？康叫录悠?二葉亭的尸體在當?shù)鼗鸹?他的墓也就留在了這里。不過,在日本本土,還有一座二葉亭四迷的墓,那是二葉亭的朋友和東京外國語學校的校友1921年在東京豐島區(qū)染井墓地給他修建的。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說,在新加坡的這片墓地,他先看到的是日本軍人的墓,即二戰(zhàn)時期擔任日本南洋派遣軍總司令的寺內(nèi)壽一和他數(shù)萬名戰(zhàn)死的部下的墓,然后看到了日本女人的墓,從20 世紀初到二戰(zhàn)結(jié)束期間到南洋謀生的日本妓女的墓,最后才看到日本文人二葉亭四迷的墓。雖然按照埋葬的年代,可能順序正好相反,二葉亭是比較早地進入這塊墓地的。
在日本軍人墓前,余秋雨先生歷數(shù)寺內(nèi)壽一等軍閥的暴虐,在日本妓女墓前,他表達了對這些不幸女性的同情,也分析了造成她們不幸的歷史根源。到了二葉亭四迷的墓前,余秋雨先生首先感到意外,但也產(chǎn)生了一種‘親切感’,所以,他的文章寫到這里,議論和抒情都達到了高潮:
‘……一半軍人,一半女人,最邊上居高臨下,端坐著一位最有年歲的文人。這么一座墳地,還不是寓言么?
二葉亭四迷早早地踞守著這個墳地,他萬萬沒有料到,這個墳地以后會有這般怪異的擁擠。他更無法設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個,他將永久地固守著寂寞和孤單。
我相信,如果二葉亭四迷地下有靈,他執(zhí)拗的性格會使他深深地惱怒這個環(huán)境。作為日本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一員大將,他最為關(guān)注的是日本民族的靈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視著這些來自自己國家的殘暴軍士和可憐女性。
但是,二葉亭四迷也許并不想因此離開。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讓南洋人知道,本世紀客死外國的日本人,不僅僅只有軍人和女人。‘還有我,哪怕只有一個:文人!’
從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得知,對二葉亭,他是有所了解的,但顯而易見,國內(nèi)現(xiàn)有的關(guān)于二葉亭的研究和譯介,局限了余秋雨先生的知識視野。如果他對這位‘日本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一員大將’的另一面,也就是他的‘志士氣質(zhì)’和‘東亞大經(jīng)綸家’性格有所了解,如果知道二葉亭的大陸志向和經(jīng)營滿蒙的構(gòu)想,知道他那驚世駭俗的‘胯當政策’,應該是另有一番感慨了吧。”
王中忱感慨地說:“……無論是周一良先生的論文,還是余秋雨先生的隨筆,都讓我們感到,學術(shù)信息閉塞和有關(guān)資料的匱乏,未必是造成二葉亭認識盲點的根本癥結(jié)。……而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雖然看似個人色彩鮮明,但其實并無創(chuàng)見和洞見,在他那慷慨激昂的議論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近些年來頗為流行的所謂文人——知識分子超政治、超意識形態(tài)的幻想,看到更早一些年代曾在文藝理論界占主導地位的現(xiàn)實主義萬能論的痕跡。仿佛只要是文人,就天然和軍人、政治家有清濁之別,如果是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家,那就更天然會是反動軍人、政治家的審視者和批判者,天然會是不幸女性的同情者。支撐余秋雨先生那極具煽情色彩的‘寓言’故事和遮蔽人們?nèi)嬲J識二葉亭四迷的視線的,難道主要不是這樣一些長期被視為無須質(zhì)疑和追問的前提?”
王中忱對余秋雨的批評,學理性強,也有歷史深度和思想鋒芒,是我所見“批余”文字中論據(jù)充分、視角獨特的論述。
文學評論家張志忠對王中忱的觀點保守地認同,他說:“這兩點批評,理論上我想是可以成立的,不過具體到余秋雨,或者可以作一些分辨。第一點,對二葉亭的誤讀,不但是借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了解二葉亭的余秋雨出了差錯,問題的原因首先是在一些研究介紹二葉亭的日本文學研究者那里;連那些專家都所知有限,何況并非專業(yè)的日本研究者的余秋雨呢?第二點,超政治、超意識形態(tài)和現(xiàn)實主義萬能論與中國學者對二葉亭的誤讀與推崇,顯然是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但是,具體到余秋雨,怕也未必,因為沒有什么證據(jù),而只是一種推論。不過,王中忱的批評讓我們看到事實的真相,看到二葉亭的不為國人所之的另一面,功莫大焉。”
學者的理性和對歷史與文學的認知與判斷能力,張志忠贊賞王中忱之余,對余秋雨的《這里真安靜》推崇倍至。他在《狂戾軍樂、凄迷艷曲和莊重美文的三重奏——讀余秋雨<這里真安靜>》(《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學報》2006.3)一文中指出,余氏從這墓地的偏遠、凄涼、冷落和被遺忘中,解讀出日本軍人令人悚然驚心和讓人畏懼的民族性格,以及妓女的出賣肉體與日軍的屠殺掠奪之間內(nèi)在動因的深刻同一性。與此同時,還對日本作家給予了完全不同于軍人和妓女的另一種評判,從而使這片墓地以及這篇文章,有了一個特別的“三元結(jié)構(gòu)”。不錯,《這里真安靜》的確是一篇充滿了感情要素的文章,正如同張志忠所說:“十余年后重讀此文,當年的驚訝感不會復現(xiàn),但是,文章的感染力猶然存在。這是一篇讓人屏住呼吸、躡手躡腳地輕輕捧讀的文字。這里真安靜,安靜得讓我們也情不自禁地放松了腳步……”在王中忱看來,《這里真安靜》受了硬傷。那么何以一篇受了硬傷的文章依舊令張志忠“情不自禁地放松了腳步”呢?依我看來,還是余秋雨寫文章的“道行”——戲劇性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二十一年前,余秋雨在《收獲》雜志開設“文化苦旅”專欄,歷時兩年,一系列文章極大豐富了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催生出文化散文新說。文章發(fā)表的過程,余秋雨還不為更多的人所知,甚至一些讀者以為余秋雨是一個文學新人。
我是隨著一期期的《收獲》,讀完了余秋雨一篇篇的文章,轉(zhuǎn)瞬二十一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讀余秋雨時的愉快心情。當時,我致書友人,坦陳余秋雨的散文時代即將到來。
我對余秋雨有偏愛,原因很簡單,我是學戲劇出身的,當一名曹禺、奧尼爾、易卜生、迪倫馬特一樣的劇作家,一直是我的遠大理想。因此,我也讀了具有“南余”之稱的戲劇學學者余秋雨的著作,如《藝術(shù)創(chuàng)作工程》、《戲劇審美心理學》,尤其是后者,我讀了三遍之多。
1990年代初,余秋雨《文化苦旅》單行本歷盡波折得以出版,獲臺灣最佳讀書人獎,余秋雨逐漸紅起來,一直紅到大火熊熊。
文學界與作家們對余秋雨的情感有點復雜,甚至不認為《文化苦旅》是嚴格意義的散文,對余秋雨本人也不知說什么才好。但,余秋雨是忽略不得的,靠文章可以成為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不是等閑之輩可為。于是,魯迅文學獎降臨到他的頭上,文學界不能不以文學的眼光來審視余秋雨。只是這時候的余秋雨完全“做大”,對某些榮譽已熟視無睹了。
時間會澄清許多東西,與1987、1988年拉開一段距離,我們看問題的眼睛似乎會清晰一些、明亮一些。對余秋雨的評價不神化,也不妖魔化了。文學評論家、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中忱在《日本學論壇》(2001年第1期)發(fā)表了《殖民主義沖動與二葉亭的中國之旅》一文,其中談到了余秋雨《文化苦旅》中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這里真安靜》。王中忱說:“……這里還應該提到余秋雨先生收在《文化苦旅》(上海,知識出版社, 1992年3月) 中的《這里真安靜》,這篇散文也寫到了二葉亭四迷。作者過訪新加坡,一位朋友帶領他到一個墓地去參觀,在那里和二葉亭相遇。二葉亭四迷的墓為什么建在了新加坡? 原來,1903 年離開北京回國后,二葉亭的求職、謀生并不順遂,好不容易進入朝日新聞社,寫作和工作也很不如意,所以,又萌動去海外的念頭。1908 年6月,他作為朝日新聞的特派員奔赴俄羅斯,途徑中國的大連、哈爾濱等地,曾小做停留。二葉亭的第二次中國之旅,算是舊地重游,但因為日俄戰(zhàn)爭后,日本已經(jīng)在中國東北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他的心境也今非昔比了。走在大連街頭,‘行人皆我同胞,店頭招牌皆我日本方形文字,再也沒有人用懷疑軍事偵探的奇異目光看我,對誰都可以毫無顧忌的揮手致意,在寬闊的大道上闊步行進,我的喜悅之情無法按捺’。一個殖民地新主人的神態(tài)躍然活現(xiàn)于紙上。在俄羅斯,二葉亭工作到1909年2月,身體感到不適,隨后病情不斷加重,4 月,決定取道歐洲,經(jīng)倫敦乘日本航船賀茂丸號回日本。5月10日,船在從哥倫坡到新加坡途中,二葉亭四迷病逝。13日,賀茂丸號?？康叫录悠?二葉亭的尸體在當?shù)鼗鸹?他的墓也就留在了這里。不過,在日本本土,還有一座二葉亭四迷的墓,那是二葉亭的朋友和東京外國語學校的校友1921年在東京豐島區(qū)染井墓地給他修建的。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說,在新加坡的這片墓地,他先看到的是日本軍人的墓,即二戰(zhàn)時期擔任日本南洋派遣軍總司令的寺內(nèi)壽一和他數(shù)萬名戰(zhàn)死的部下的墓,然后看到了日本女人的墓,從20 世紀初到二戰(zhàn)結(jié)束期間到南洋謀生的日本妓女的墓,最后才看到日本文人二葉亭四迷的墓。雖然按照埋葬的年代,可能順序正好相反,二葉亭是比較早地進入這塊墓地的。
在日本軍人墓前,余秋雨先生歷數(shù)寺內(nèi)壽一等軍閥的暴虐,在日本妓女墓前,他表達了對這些不幸女性的同情,也分析了造成她們不幸的歷史根源。到了二葉亭四迷的墓前,余秋雨先生首先感到意外,但也產(chǎn)生了一種‘親切感’,所以,他的文章寫到這里,議論和抒情都達到了高潮:
‘……一半軍人,一半女人,最邊上居高臨下,端坐著一位最有年歲的文人。這么一座墳地,還不是寓言么?
二葉亭四迷早早地踞守著這個墳地,他萬萬沒有料到,這個墳地以后會有這般怪異的擁擠。他更無法設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個,他將永久地固守著寂寞和孤單。
我相信,如果二葉亭四迷地下有靈,他執(zhí)拗的性格會使他深深地惱怒這個環(huán)境。作為日本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一員大將,他最為關(guān)注的是日本民族的靈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視著這些來自自己國家的殘暴軍士和可憐女性。
但是,二葉亭四迷也許并不想因此離開。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讓南洋人知道,本世紀客死外國的日本人,不僅僅只有軍人和女人。‘還有我,哪怕只有一個:文人!’
從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得知,對二葉亭,他是有所了解的,但顯而易見,國內(nèi)現(xiàn)有的關(guān)于二葉亭的研究和譯介,局限了余秋雨先生的知識視野。如果他對這位‘日本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一員大將’的另一面,也就是他的‘志士氣質(zhì)’和‘東亞大經(jīng)綸家’性格有所了解,如果知道二葉亭的大陸志向和經(jīng)營滿蒙的構(gòu)想,知道他那驚世駭俗的‘胯當政策’,應該是另有一番感慨了吧。”
王中忱感慨地說:“……無論是周一良先生的論文,還是余秋雨先生的隨筆,都讓我們感到,學術(shù)信息閉塞和有關(guān)資料的匱乏,未必是造成二葉亭認識盲點的根本癥結(jié)。……而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雖然看似個人色彩鮮明,但其實并無創(chuàng)見和洞見,在他那慷慨激昂的議論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近些年來頗為流行的所謂文人——知識分子超政治、超意識形態(tài)的幻想,看到更早一些年代曾在文藝理論界占主導地位的現(xiàn)實主義萬能論的痕跡。仿佛只要是文人,就天然和軍人、政治家有清濁之別,如果是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家,那就更天然會是反動軍人、政治家的審視者和批判者,天然會是不幸女性的同情者。支撐余秋雨先生那極具煽情色彩的‘寓言’故事和遮蔽人們?nèi)嬲J識二葉亭四迷的視線的,難道主要不是這樣一些長期被視為無須質(zhì)疑和追問的前提?”
王中忱對余秋雨的批評,學理性強,也有歷史深度和思想鋒芒,是我所見“批余”文字中論據(jù)充分、視角獨特的論述。
文學評論家張志忠對王中忱的觀點保守地認同,他說:“這兩點批評,理論上我想是可以成立的,不過具體到余秋雨,或者可以作一些分辨。第一點,對二葉亭的誤讀,不但是借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了解二葉亭的余秋雨出了差錯,問題的原因首先是在一些研究介紹二葉亭的日本文學研究者那里;連那些專家都所知有限,何況并非專業(yè)的日本研究者的余秋雨呢?第二點,超政治、超意識形態(tài)和現(xiàn)實主義萬能論與中國學者對二葉亭的誤讀與推崇,顯然是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但是,具體到余秋雨,怕也未必,因為沒有什么證據(jù),而只是一種推論。不過,王中忱的批評讓我們看到事實的真相,看到二葉亭的不為國人所之的另一面,功莫大焉。”
學者的理性和對歷史與文學的認知與判斷能力,張志忠贊賞王中忱之余,對余秋雨的《這里真安靜》推崇倍至。他在《狂戾軍樂、凄迷艷曲和莊重美文的三重奏——讀余秋雨<這里真安靜>》(《解放軍藝術(shù)學院學報》2006.3)一文中指出,余氏從這墓地的偏遠、凄涼、冷落和被遺忘中,解讀出日本軍人令人悚然驚心和讓人畏懼的民族性格,以及妓女的出賣肉體與日軍的屠殺掠奪之間內(nèi)在動因的深刻同一性。與此同時,還對日本作家給予了完全不同于軍人和妓女的另一種評判,從而使這片墓地以及這篇文章,有了一個特別的“三元結(jié)構(gòu)”。不錯,《這里真安靜》的確是一篇充滿了感情要素的文章,正如同張志忠所說:“十余年后重讀此文,當年的驚訝感不會復現(xiàn),但是,文章的感染力猶然存在。這是一篇讓人屏住呼吸、躡手躡腳地輕輕捧讀的文字。這里真安靜,安靜得讓我們也情不自禁地放松了腳步……”在王中忱看來,《這里真安靜》受了硬傷。那么何以一篇受了硬傷的文章依舊令張志忠“情不自禁地放松了腳步”呢?依我看來,還是余秋雨寫文章的“道行”——戲劇性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