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吳宓倫理思想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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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1由 分享
論文關鍵詞:吳忘;人性;仁;道德;教育;文學;宗教
論文摘要:吳必的倫理思想具有濃郁的保守主義色彩。與新文化派提倡“民主”、“科學”不同，吳必以一種世界性的眼光來看待中西文化的會通，欲重塑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具有永恒價值的人倫精神和理想人格，進而救國經(jīng)世。吳必倫理思想始終以對人的關懷為主題，強調以傳統(tǒng)儒家思想兼具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改善人性、培植道德，在他的教育、文學和宗教思想中也始終貫穿著其倫理思想的主題，因而吳實堅持教育、文學和宗教也具有德化功能。
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中華民族陷入到嚴重的生存危機之中，其時的政府，已不能消除這一危機，其時的精神文化，也不能回答社會人生提出的重大問題;另一方面，鑒于國內新文化派對傳統(tǒng)文化及其價值的全盤否定和歐戰(zhàn)引發(fā)的西方文化危機，吳亦及學衡諸公認為欲救亡圖存、經(jīng)世濟民，不僅要改變中國的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而且更要重建一種新的精神文化，他們將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精神世界的重建與社會政治結合起來，以實現(xiàn)理想人格與理想社會的統(tǒng)一。吳穿‘更痛感欲融會西方文化，以浚發(fā)國人的情思，必須高瞻遠矚，斟酌損益”，他以一種世界性的眼光來看待中西文化的會通，以對人的關懷為其倫理思想的主題，欲重塑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具有永恒價值的人倫精神和理想人格，“以人格而升國格”，從而使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得以“重建民族的自尊”。吳毖的倫理思想，既不同于“中體西用”說，又不同于復古派;其倫理思想的構建，以傳統(tǒng)儒家思想為主要資源，又得益于白壁德新人文主義和柏拉圖哲學思想，從而使其倫理思想帶有濃郁的文化保守主義色彩，有了我們可以把握的基本脈絡。
一、理想人格的重塑——改善人性、培植道德
針對新文化派“全盤西化”的主張，吳毖認為政治的根本在于道德，“不特一人一家之連命，即一國之盛衰，一族之興亡，世界文不匕之進退，靡不以道德之升降，大多數(shù)人人格之高低，為之樞機”，新文化派僅引進現(xiàn)代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徒勞無益，欲救世救國，就必須解決人的問題，而人的根本在其精神與道德。因此，吳毖首先提出在當下社會重塑理想人格的道德要求。他認為，欲塑造理想人格，就必先改善人性。吳毖指出，無論是中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還是西方占典主義皆主張“人性二元”，而主張“人性一元”論者皆屬一偏，其結果就是抹殺個人的意志自由與道德責任，否認個人道德修養(yǎng)的必要與可能。他說，“人與宇宙，皆為二元”，“凡人不信人或宇宙為二元者，其立說必一偏而有弊。”由此，吳毖提出“人性二元”論，并把它作為其倫理思想立論之基礎。他指出“人性既非純善，又非純惡，而兼具二者，故人性有善有惡，亦善亦惡，可善可惡”，因而也就指明了人性皆有向善、向惡之可能。人之心性分為兩個部分，即理與欲，它們經(jīng)?；ハ酄幊郑瑹o時無息，因此，應以理制欲來決定從善從惡。如果欲望合乎正道，則任欲而行;反之，則制欲而止。因為“人必有所為有所不為而后可以有為也”，而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皆為“人生利便而設，有益而無害且為不可須臾離者”，若不遵循這些規(guī)范，則“使凡人皆縱情任性行事，無所忌憚，則社會亂，生原苦，文明亡而人道息矣，”所以個人的意志自由與道德責任在趨善還是趨惡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人皆“于其所行事自負道德責任”，“善則我之功，惡則我之罪”，惟有改良人心，提倡道德，才能使人守禮法，樂德義，卓然自別禽獸，讓人性中高尚的部分得到培養(yǎng)、發(fā)達，造就理想人格，以圖挽救國家進而重建民族的未來。
二、道德之本——仁
如何使人性趨于完善、造就理想人格，吳毖提出應該從孔子學籠朝腸里尋找答案.儒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資源，傳統(tǒng)儒家思想不僅在其時，而且在當下仍有其倫理價值和意義，人們要以一種世界性的視角以學理的方法來研究它，闡發(fā)它，轉換它，才能把握其本質和精髓，才能進一步提出真正建設性的、有價值的道德建設方案。由此，吳毖對儒家道德范疇作了闡揚。
在吳毖看來，孔子認定人性是二元的:“人無純善，亦無純惡，生人本性，亦善亦惡，有理有欲”，而人性中向上的部分能夠“常向善而從理”，劣下的部分卻“趨惡而肆欲”.這二者不斷爭斗，沒完沒了。因此，只有用孔子學說的核心范疇之一的“仁”來統(tǒng)攝人的思想，發(fā)揮人的意志的能動作用，才能使人性中善的部分得到提升，從善去惡，達到仁的境界。在孔子那里，“仁”首先是一切人倫關系的集中體現(xiàn)，是一種最高的道德價值和道德境界，同時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美德和道德標準。儒家倡導“內得于己”、“外得于人”，提出自為內化和他為外化，其發(fā)端就在于“為仁由己”，強調個人的自我心靈修養(yǎng)和道德人格的養(yǎng)成，只有做到“成仁”，才能達到“成人”。所以，吳毖認為:“仁也者，人之所以同也。仁者諸德之本。而仁又人性之別名，人道之特征也。”“惟在仁字上做工夫，即發(fā)揮生人固有之本善，使能盡其人之‘人性’。而人格以立，道德以成。”如何達仁，吳毖認為應從孝著手。因為孝始于人性，終于為仁，所以孔教又最重孝。對此，吳必認為，“人在極棍”，“天真未鑿”，只知有父母，未受外界習染，懷有赤子之心，這時候可以設法培養(yǎng)，發(fā)達其仁心，便“勢順而易成，事半而功倍。’州人既能孝，則是其仁心已發(fā)達，其‘人性’已確立。推之其它諸倫，社會國家，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無往而不以真誠仁愛待之，無往而不以‘人道’相處。”這樣，由孝而仁，由人性之培育而達人道之生成，便是改良社會的正道。吳必對孔子思想的診釋，帶有濃厚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
論文摘要:吳必的倫理思想具有濃郁的保守主義色彩。與新文化派提倡“民主”、“科學”不同，吳必以一種世界性的眼光來看待中西文化的會通，欲重塑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具有永恒價值的人倫精神和理想人格，進而救國經(jīng)世。吳必倫理思想始終以對人的關懷為主題，強調以傳統(tǒng)儒家思想兼具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改善人性、培植道德，在他的教育、文學和宗教思想中也始終貫穿著其倫理思想的主題，因而吳實堅持教育、文學和宗教也具有德化功能。
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中華民族陷入到嚴重的生存危機之中，其時的政府，已不能消除這一危機，其時的精神文化，也不能回答社會人生提出的重大問題;另一方面，鑒于國內新文化派對傳統(tǒng)文化及其價值的全盤否定和歐戰(zhàn)引發(fā)的西方文化危機，吳亦及學衡諸公認為欲救亡圖存、經(jīng)世濟民，不僅要改變中國的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而且更要重建一種新的精神文化，他們將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精神世界的重建與社會政治結合起來，以實現(xiàn)理想人格與理想社會的統(tǒng)一。吳穿‘更痛感欲融會西方文化，以浚發(fā)國人的情思，必須高瞻遠矚，斟酌損益”，他以一種世界性的眼光來看待中西文化的會通，以對人的關懷為其倫理思想的主題，欲重塑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具有永恒價值的人倫精神和理想人格，“以人格而升國格”，從而使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得以“重建民族的自尊”。吳毖的倫理思想，既不同于“中體西用”說，又不同于復古派;其倫理思想的構建，以傳統(tǒng)儒家思想為主要資源，又得益于白壁德新人文主義和柏拉圖哲學思想，從而使其倫理思想帶有濃郁的文化保守主義色彩，有了我們可以把握的基本脈絡。
一、理想人格的重塑——改善人性、培植道德
針對新文化派“全盤西化”的主張，吳毖認為政治的根本在于道德，“不特一人一家之連命，即一國之盛衰，一族之興亡，世界文不匕之進退，靡不以道德之升降，大多數(shù)人人格之高低，為之樞機”，新文化派僅引進現(xiàn)代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徒勞無益，欲救世救國，就必須解決人的問題，而人的根本在其精神與道德。因此，吳毖首先提出在當下社會重塑理想人格的道德要求。他認為，欲塑造理想人格，就必先改善人性。吳毖指出，無論是中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還是西方占典主義皆主張“人性二元”，而主張“人性一元”論者皆屬一偏，其結果就是抹殺個人的意志自由與道德責任，否認個人道德修養(yǎng)的必要與可能。他說，“人與宇宙，皆為二元”，“凡人不信人或宇宙為二元者，其立說必一偏而有弊。”由此，吳毖提出“人性二元”論，并把它作為其倫理思想立論之基礎。他指出“人性既非純善，又非純惡，而兼具二者，故人性有善有惡，亦善亦惡，可善可惡”，因而也就指明了人性皆有向善、向惡之可能。人之心性分為兩個部分，即理與欲，它們經(jīng)?；ハ酄幊郑瑹o時無息，因此，應以理制欲來決定從善從惡。如果欲望合乎正道，則任欲而行;反之，則制欲而止。因為“人必有所為有所不為而后可以有為也”，而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皆為“人生利便而設，有益而無害且為不可須臾離者”，若不遵循這些規(guī)范，則“使凡人皆縱情任性行事，無所忌憚，則社會亂，生原苦，文明亡而人道息矣，”所以個人的意志自由與道德責任在趨善還是趨惡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人皆“于其所行事自負道德責任”，“善則我之功，惡則我之罪”，惟有改良人心，提倡道德，才能使人守禮法，樂德義，卓然自別禽獸，讓人性中高尚的部分得到培養(yǎng)、發(fā)達，造就理想人格，以圖挽救國家進而重建民族的未來。
二、道德之本——仁
如何使人性趨于完善、造就理想人格，吳毖提出應該從孔子學籠朝腸里尋找答案.儒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資源，傳統(tǒng)儒家思想不僅在其時，而且在當下仍有其倫理價值和意義，人們要以一種世界性的視角以學理的方法來研究它，闡發(fā)它，轉換它，才能把握其本質和精髓，才能進一步提出真正建設性的、有價值的道德建設方案。由此，吳毖對儒家道德范疇作了闡揚。
在吳毖看來，孔子認定人性是二元的:“人無純善，亦無純惡，生人本性，亦善亦惡，有理有欲”，而人性中向上的部分能夠“常向善而從理”，劣下的部分卻“趨惡而肆欲”.這二者不斷爭斗，沒完沒了。因此，只有用孔子學說的核心范疇之一的“仁”來統(tǒng)攝人的思想，發(fā)揮人的意志的能動作用，才能使人性中善的部分得到提升，從善去惡，達到仁的境界。在孔子那里，“仁”首先是一切人倫關系的集中體現(xiàn)，是一種最高的道德價值和道德境界，同時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美德和道德標準。儒家倡導“內得于己”、“外得于人”，提出自為內化和他為外化，其發(fā)端就在于“為仁由己”，強調個人的自我心靈修養(yǎng)和道德人格的養(yǎng)成，只有做到“成仁”，才能達到“成人”。所以，吳毖認為:“仁也者，人之所以同也。仁者諸德之本。而仁又人性之別名，人道之特征也。”“惟在仁字上做工夫，即發(fā)揮生人固有之本善，使能盡其人之‘人性’。而人格以立，道德以成。”如何達仁，吳毖認為應從孝著手。因為孝始于人性，終于為仁，所以孔教又最重孝。對此，吳必認為，“人在極棍”，“天真未鑿”，只知有父母，未受外界習染，懷有赤子之心，這時候可以設法培養(yǎng)，發(fā)達其仁心，便“勢順而易成，事半而功倍。’州人既能孝，則是其仁心已發(fā)達，其‘人性’已確立。推之其它諸倫，社會國家，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無往而不以真誠仁愛待之，無往而不以‘人道’相處。”這樣，由孝而仁，由人性之培育而達人道之生成，便是改良社會的正道。吳必對孔子思想的診釋，帶有濃厚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