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張愛玲、張欣都市女性寫作比較研究

論文關(guān)鍵詞：張愛玲　張欣　都市女性寫作
　　論文摘要：張愛和張欣在創(chuàng)作上有諸多相似之處，她們都關(guān)注都市生活，都將視域放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甚至在情感塞調(diào)上都是蒼涼的人性寫意，但她們的寫作卻有著不同的意味。這主要緣于張愛玲是以“巫女”的眼光俯視蕓蕓眾生，而張欣則是采取“民眾大姐”的姿態(tài)撫慰紅塵男女。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孤島”上海的文壇上，橫空出世了一位曠世才女—張愛玲。她以其一系列奇詭華麗又纖巧細致的創(chuàng)作征服了上海人，并帶給人們以無盡的回味和言說。然其在大陸的創(chuàng)作活動是短暫的、爆發(fā)式的、突然而至，又突然而逝，這種行為自然夾雜著非文學的立場，單就對文學，特別是都市女性寫作而言，張愛玲的出走，掐斷了中國現(xiàn)代都市女性寫作的重要一脈，直到八九十年代，一批都市女性作家的崛起，才使張愛玲的意義得以重現(xiàn)文壇。在這一批女性作家的行列中，便有張欣的身影。
張愛玲和張欣兩位女性作家雖然橫跨數(shù)十年，但在創(chuàng)作方面確有諸多相似之處。兩人的文本都關(guān)注都市生活，都將視閉放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甚至在情感基調(diào)上都是蒼涼的人性寫意。她們浮出文壇皆與所處都市社會的變動有關(guān)，因著變動，都市為她們提供了施展才華為舞臺，而她們則抓住機遇化蛹為蝶，成為都市自由之舞者。當然畢竟是根生于不同的土壤，她們的文本之樹雖有著相似的枝葉，卻也搖曳著不同的姿態(tài)，滋生出不同的意味。本文將對二張文本的異同作一番比較研究，并以此勘探她們都市女性寫作意義。
眾所周知，都市形象自進人文學領域以來，多以人世間一切罪惡淵蔽的面目出現(xiàn)。有著幾千年鄉(xiāng)土情結(jié)的中國作家魂牽夢繞的皆是田園，以至文學一表現(xiàn)都市就是它的藏污納垢，喧囂卑俗，張愛玲和張欣，一個生活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一個生活在八九十年代的廣州，都是中國都市味較濃的大都市，濃郁的都市氣息造就了她們對都市有如“家”般的感覺。因此，面對都市，她們不再以都市的闖人者的眼光來打量都市，也不再以農(nóng)業(yè)文明的價值尺度來裁決都市乃至現(xiàn)代文明，她們都把都市納人自己的審美視野，都市像鄉(xiāng)村一樣，也是人類的生活場景，具有生命的質(zhì)感。但不同的人生經(jīng)歷使得她們在觀照都市時采取了不同的文學視角。張愛玲是位地地道道地都市作家。身為名門望族后代的家庭背景加之聰慧早熟的心性，張愛玲對于都市有著天生的優(yōu)越感和親近感。在她的散文<公寓生活記趣》里，她就說她喜歡聽“市聲”—電車聲，沒有它的陪伴，她是睡不著覺的。她也喜歡西式糖果的味道和臭豆腐的強烈氣味。街上小販的叫賣聲在她聽來就像是音樂一樣。這種都市趣味很能代表張愛玲對日常世俗生活的喜好取向。她覺得那生活雖沒有多少閃光的東西，卻有著普通人生穩(wěn)定的一面。張愛玲往往能從瑣碎的生活流程里，讀出詩意和哲理。當然，面對都市繁榮的景觀，張愛玲沒有將筆觸落腳于喧囂的鬧市，而是駐足于都市市民的家庭，從中體察浮世的悲歡。
張愛玲出身名門，一方面使她諳熟古老中國這“圈里”的一切，同時她成長于公共租界，結(jié)交有外籍女友，接受的是西方教育。這些又給她提供了另一個支點，使她能夠“跳出圈子”，以局外人的眼光來看待事物。好友炎櫻為《傳奇》(增訂本)設計的封面便恰如其分地傳達出張愛玲觀照都市的視野及角度。為此張愛玲自己也作過這樣一番說明:(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張時裝仕女圖，畫著個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邊坐著奶媽，抱著孩子，仿佛是晚飯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欄桿外，很突兀的，有個比例不對的人形，像鬼魂出現(xiàn)似的，那是現(xiàn)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窺視。欄桿中那個弄骨牌的女人、奶媽、孩子等意象所構(gòu)成的便是張愛玲所迷戀并熱衷描寫的，整個地封閉在舊的生活方式中的古老中國世界。欄桿外那個大半個身子伸進窗戶向里張望的現(xiàn)代人正是作家本人。張愛玲就這樣，側(cè)身于都市人生場景之外，用其極具穿透力的眼睛，靜靜冷冷地為我們攝錄下一幅具有某種靜感的都市景觀圖，在這幅圖里沒有充滿動和力的都市意象，有的只是靜謐深邃的公館、宅院及其發(fā)生于其間的一幕幕人生悲喜劇。
與張愛玲的文學眼光不同，張欣是站在街道水平面上觀照廣州這一改革前沿都市的。在都市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身為城中人的她親眼目睹了物的尖銳叫囂與急劇擴張，更切身體驗了物對都市日常生活的覆蓋與支配。因而其小說在表現(xiàn)都市的時候也就特別突出都市的都市性。琳瑯滿目的超市、名牌薈萃的商廈、奢華氣派的酒店、競爭激烈的寫字樓，一這些都市形象的外在表征不僅成為其主人公不可或缺的活動場景，而且那真正能體現(xiàn)都市內(nèi)在精神的—都市空間迅速更迭的時尚以及能夠標明都市現(xiàn)代化特征的生活方式，在其小說里也得到速寫式呈現(xiàn)。張欣小說里頻頻點綴著香奈爾、仙奴、金利來等名貴品牌以及催債公司、炒股、推銷等社會轉(zhuǎn)型衍生出的流行熱潮，折射出都市新興時尚。不僅如此，張欣還為我們展現(xiàn)出一個況味復雜的現(xiàn)代都市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們會自戀自大，雄心勃勃地為事業(yè)、為真情、為自己而奮斗搏殺，人人又會自危自卑，游戲事業(yè)、游戲感情、游戲自我，這個世界里沒有永恒的朋友和敵人，只有當下的快樂與痛苦，這個世界里沒有永遠的風光或不幸，只有因人因地而不同的心境與遭遇。總之，都市的審美品格在張欣筆下得以立體呈現(xiàn)。其九十年代以后的小說不僅秉承了張愛玲的都市情緒，而且將都市女性寫作的視胡拓展開來。
作為女性，張愛玲和張欣在打量都市之時，無時無刻不在關(guān)注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體現(xiàn)她們對性別角色的自知。也正是這種都市與女性共有的寫作，她們創(chuàng)構(gòu)出了一幕幕蒼涼的文學人生場景，并因此獲得廣泛的認同。她們的不同之處在于，面對蒼涼人生時，張愛玲始終以“巫女”的眼光冷靜地審視都市蕓蕓眾生，而張欣則是采取“民眾大姐”的姿態(tài)熱心地救贖紅塵男女。
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大都是有著封建背景的現(xiàn)代女性，身處三四十年代，都市對于她們的誘惑固然很多，但給她們開辟新天地的機會卻是少之又少。因此這群女性也仿佛與時代隔絕著，時代只是她們生活的底色，她們?nèi)σ愿白非蟮闹荒苁亲罟爬献罘€(wěn)妥的職業(yè)—婚姻。《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離婚后既沒有富裕的家庭供其衣食無優(yōu)，又沒有可在社會生存的知識或技能，為生存計，只能選擇為再婚而奮斗的方式:在和“狡猾精刮”的華僑子弟范柳原追逐愛情的戲中，流蘇想要一個名正言順的身份，而柳原只想要一個情婦。最后還是一座城的淪陷成全了她。但是結(jié)婚后的.‘柳原現(xiàn)在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擁有婚姻的流蘇還是有點悵惘”。受過些許教育的女性的處境尚不如人意，無業(yè)可就無法自立的女性就更是只能依附于男人，宛如“繡在屏風上的鳥，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給蟲蛀了，死了還在屏風上”(《茉莉香片》)。于是，一個女子生下來最緊要的就是嫁.‘好”丈夫，而“好”的標準又必是家世好，有錢;最擔心失嫁，嫁不出去的女子，便像川嫦(《花凋》)如花之易凋一般很快結(jié)束了生命。
張愛玲的筆下的女性，無論何種身份，盡管都曾有過充滿七情六欲的情愛故事，但.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留情》，她們的命運都會歸于蒼涼和破壞。閱讀張愛玲的小說，感覺得到張愛玲從不愿意為殘酷的人生尋找溫情的遁辭，哪怕是一束幻想中的花朵她也不愿意給予。她所做的，只是站在悲哀蒼涼的基石上，用其一雙洞察一切的眼睛，也是一雙冷得透骨的眼睛，冷峻而略帶譏消地注視著筆下人物。有論者形象的將這種眼光稱為“巫女”的眼光。這種眼光令張愛玲勘破人生的真相，因而她不僅無意于解救她們，而且還將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層垢積冷靜地層層剝露，將生命的底部翻過來給我們看。葛薇龍的自甘墮落不單是外部環(huán)境的引誘，更是其自身欲望的驅(qū)使。她是眼睜睜看看自己走上了那條將一生悲歡強系于男人身上的浮萍之路。當然葛薇龍自甘為奴的心理最終傷害的還只是自己，而《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卻用三四個親人的幸福與生命抵償了自己的不幸。七巧原本是被摧殘者，是值得同情的，但長期的不幸并沒有使她推己及人的關(guān)愛他人反而對別人甚至自己的兒女、媳婦實施了瘋狂的報復。她折磨死媳婦后，又親手斷送女兒長安“生命里頂完美的一段”愛情，使之“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讀來令人毛骨驚然。
與張愛玲深入古宅探詢舊式女性內(nèi)心不同，張欣是在飛彩的躁亂的外部世界里完成對系列都市職業(yè)女性(白領麗人)的抒寫。在張欣的小說里，這些形象少了張愛玲主人公的幾分蒼白而多了一些明朗，即使是多愁善感的女性，也是光彩照人地出現(xiàn)在都市的舞臺上。

九十年代的都市隨著經(jīng)濟的轉(zhuǎn)型確實給女性提供了一個恰當?shù)奈幕枧_，張欣筆下的都市女性，少有傳統(tǒng)的依附性，也不再滿足于賢妻良母的角色預設，而是要在經(jīng)濟浪潮中與男人們同臺競技，以努力實現(xiàn)自我的價值?！督^非偶然》中有何麗英不滿足于官辦公司的“人浮于事”，憤而辭職轉(zhuǎn)投私人廣告公司;《首席》中的飄雪和夢煙，大學畢業(yè)后雙雙投身商海，爭當玩具市場的首席。然而，轉(zhuǎn)型期的都市既是展示自我的大舞臺，也是危機四伏的陷阱，對于這群背負傳統(tǒng)，內(nèi)心高貴的女性尤其如此。飄雪兢兢業(yè)業(yè)地在外扶持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時，其銷售玩具的成果不僅被男同事趁火打劫，取代了她首席的位置，而且其人格還受到了質(zhì)疑，現(xiàn)實使她不由感慨:“想一想，女人真是麻煩，做花瓶讓人看不起，做女強人又沒有愛，兩者兼顧吧，就說你依靠背景，犧牲色相。總之不是因為你的努力和本事。”實際上，困擾飄雪們的遠不止這些閑言碎語，讓她們痛心的還有情的失落。張欣深諳女性的心理，在《如戲》中她就略帶調(diào)侃地分析道:“女人總是信誓旦旦把事業(yè)看作第一生命，其實愛情一破碎，什么都變得殘缺不全了。”因此張欣筆下的這群女性，無論成功也好，失敗也好，剛強也好，柔弱也好，都視情感莊嚴如生命，但在“全國人民都瘋了”、“時代幾乎發(fā)展到搶錢階段了”的都市社會里，她們強烈的情感呼喚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愛的理想在處處可見的失戀、婚變中一次次失落。《此情不再》中的朱嬰和《愛情奔襲》中的茵濃，兩人都是愛不計得失地付出，可她們的男友在最后時刻都難以抗拒物欲的誘惑，離開了她們。情的失落帶給麗人們的傷感尚未遠逝，生活中更沉重的一幕便在等待她們，那就是，即便有愛，雖然有愛，在一個充滿生的緊張的現(xiàn)實中，“愛又如何?”《絕非偶然》中車曉銅和何麗英曾傾心相愛，但在生存的壓力下，丈夫不惜挖走妻子千辛萬苦覓來的廣告女模特，令妻子陷入事業(yè)的困窘中?！稅塾秩绾巍分锌绍昂蜕騻ト缌鹤０忝篮玫膼矍槊鎸ν蝗缙鋪淼纳顗毫Γ查_始猜疑、爭吵，最后只能感慨，愛又如何?張欣作品中的蒼涼氣氛也由此生發(fā)開來。
但是張欣筆下的蒼涼卻不顯蒼白的面孔。張欣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開一扇小小的天窗”，為疲憊孤獨和無奈的都市人“透透氣”。正是基于這種考慮，在張欣的敘事文本中體現(xiàn)出善良、平等、善解人意和將心比心的話語姿態(tài)，也就是一個富有人情味〔而不是殘酷的市場競爭中的獸性爆發(fā))的“民眾大姐”的話語姿態(tài)。從這種姿態(tài)出發(fā)，張欣極少像張愛玲那樣對作品中人物的不幸進行深層的探究和冷漠的嘲諷，她更多的是以一種成熟女性的體貼和寬容去理解紅塵男女的言行，去撫慰她們的任何一點不幸，并試圖救贖她們。體現(xiàn)在作品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其筆下的女主人公盡管“身陷紅塵”，有著凡俗的一面以及性格中的蕪雜和行為失當之處，但最終都是“重拾浪漫”，奉獻出至情至善的金子般的心:朱櫻兩任男友的愛情都被金錢買去，但當總經(jīng)理欲以巨富收買她的愛情時，她毅然拂袖而去;“”《今生有約》作為私生女，受盡貧窮和白眼，她曾一度憤世嫉俗，但當傷害過她的同父異母的哥哥尋求她的幫助時，她最終愿意提供骨髓;《歲月無敵》中的方佩隱忍肝癌晚期病痛，為推助女兒成功，用生命實踐了她所說的“愛是一種犧牲”……我們在此讀出了張欣的“善良心愿”，即把都市變成詩意的“家園”，她要呼喚人性的真誠與美麗。也正因如此，張欣的這種敘事姿態(tài)給這個日漸冷漠、無奈、實際的世界帶來了一絲溫馨，從而也留給了人們一個關(guān)于未來都市的希望。
由于敘述姿態(tài)的不同，使得張愛玲和張欣都市女性寫作的意義存在著差異。張愛玲以“巫女”的眼光俯視凡人悲喜劇時做到了“冷眼旁觀”，這使得她與筆下人物具有特定的審美距離，這種距離的存在賦予她穿越生活表象的能力，并令其能直視都市人性的深處，因而其文本達到一種存在主義的深度;而張欣在以“民眾大姐”的姿態(tài)看取世俗人生時卻是傾情投人，這無疑影響了她藝術(shù)視野的開闊和思想上的高屋建氛，因而盡管在都市女性寫作的視閡及大眾化敘事方面有所突破，但其寫作的文學史意義仍然是單薄的、勉強的。
張愛玲寫作的文學史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恰恰體現(xiàn)在其敘述姿態(tài)上，可以說，正是張愛玲那種不進人角色而在臺下作解說的觀眾姿態(tài)，使她在觀察彼此時眾生時，擁有了比沉浸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作家更清醒更深刻的目光，因而其文本的主題意蘊便不僅僅停留與對女性黑幕世界的披露和揭示，更在于把女性人生的不幸上升為人類生存總體背景下的蒼涼，并以此達到對都市人性的深層企及。
張愛玲說過:“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也許正因為這“不相干的”靜穆的眼光，再加上洋人看京戲”般的驚訝和眩異，張愛玲對庸常人生才寫得那么深、那么真，盡管張愛玲的作品也因此不能做到“完美無缺”，但誠如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所言:凡是以自我為中心，受自我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種為那些氣量寬宏、胸懷闊大的作家所不具備的力量，它能把他們心靈所熔鑄的形象原原本本地描摹出來，而且還具有自己獨特的美，獨特的力量，獨特的視角。”張愛玲就是這樣一位作家，“巫女”的眼光雖然刻薄，但卻深邃雋永，我想這或許也是其作品能超越時空再度走紅，并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占據(jù)著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張欣民眾大姐的敘事姿態(tài)恰好契合了新市民的閱讀期待。這種敘事姿態(tài)，一方面為新市民提供了他們所吁求的場景經(jīng)驗的補償。張欣筆下的廣州首先是一個時代的窗口，對于充滿窺視欲望的外來者而言，只要駐足一觀便可撫慰平生，同時其筆下的廣州又是另一個廣州，一個虛擬化的廣州，廣州已經(jīng)成了張欣構(gòu)撰的意義代碼。作為讀者，無論是何種身份，都可以在意義化的廣州場景中尋看到自己的影子，滿足閱讀過程中生發(fā)的種種“意念”。另一方面，作者那種“民眾大姐”式的對現(xiàn)世貼心貼肚的關(guān)懷，確實使都市人內(nèi)心的積慮、疲憊、孤獨和無奈得以借這一天窗排遣，并因此調(diào)整自己的心態(tài)，獲得面對生活的信心和勇氣。
作為一名感受型作家，張欣確實為我們描摹出了轉(zhuǎn)型期都市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景象，并帶給我們新奇的感受，可是隨著經(jīng)濟調(diào)子的變化，杜會開始接受新的矛盾考驗，公眾心態(tài)和所關(guān)注的焦點也將隨之發(fā)生位移，如果僅滿足于對都市女性生活的單純描寫，且一直采取單一的敘事模式，這終會讓讀者乏味的，女性寫作同樣要靠理智而不是情感，只有當張欣能夠超越“現(xiàn)在”，她才方有希望走出“現(xiàn)象”而進人“意義”之中。也就是說，張欣只有立足于知識分子的寫作立場，從現(xiàn)實生活中超越現(xiàn)實，用意象和形象去激發(fā)人人心中固有的理性，才能對外界現(xiàn)實有真正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