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淺析曾國藩的論文4000字(2)
中國近代史淺析曾國藩的4000字論文篇三：《試析曾國藩的經世思想》
摘 要：晚清經世派代表人物曾國藩，為清朝三大中興名臣，其經世思想對于當時和后世產生了重大的 影響 。本文將從他的經世的 內容 、思想淵源以及簡要的評價三個方面加以論述，對曾國藩的經世思想加以 分析 。
關鍵詞：曾國藩 經世思想 評價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xiāng)人。作為清王朝執(zhí)掌重權的漢族封疆大吏，他既是封建 社會 末期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也是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曾氏服膺程朱 理學 ，又全力研習經世之學，當大清帝國內憂外患交相侵襲，幾欲顛覆之時，是他創(chuàng)立湘軍，鎮(zhèn)壓太平天國進而平定東南半壁江山，大清始有同治中興;不僅如此，近代 中國 首艘兵輪，首爐鋼水，首批技術工人的誕生，首批中國學童遠赴泰西深造等，均與曾國藩及其同道的倡導與活動緊密相關。曾國藩也因此成為咸豐、同治這一特殊 歷史 時期思想駁雜、頗富特色的理學經世派，其經世思想對中國近代社會和近代文化的變遷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一、整飭吏治方面
曾國藩從整頓吏治入手,轉變全國官場風氣,以應時變。面對清朝吏治的嚴重弊端,曾國藩尖銳地指出，現(xiàn)在官場“大率以畏葸為慎,為柔靡為榮”。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退縮者,即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瑣屑者,斤斤計較,不顧大體。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茍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國家一旦有事,則滿廷皆疲沓泄,相與袖手”。在曾國藩主政一方后,更進一步認識到了吏治腐敗的惡果,深以吏治腐敗和民心不滿為憂。認為要從整頓吏治,挽回民心入手，“若不從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滌腸蕩胃,斷無挽回之理”。于是他抱定“以吏治人心為第一義”,收拾人心,以緩和“民亂四起”的社會矛盾。
曾國藩在整飭吏治上提出首先要有一定的制度和法規(guī)，作為考察和制約官吏的標準?！案`以為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彼灾菘h為整飭單位，因為“吏治之興廢全系乎州縣是之賢否”1。他親自制定約束州縣官吏的《勸誡規(guī)定》十六條，作為官吏廉潔盡職的標準。其中包括：勸誡州縣、勸誡委員、勸誡紳士、勸誡營官等等各四條。每條下面都以淺近明快的文字加以說明，并刻印成冊，州縣官吏人手一份，作為不貪財、不沽名的座右銘。其次，曾國藩力除官僚作風，辦事講求實效。他指出：“凡公事遲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諉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州縣……但求推出門外，不求了結其事……展者遲延時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上下相容，疲玩已甚。”2曾國藩還“力救冗之弊”，裁撤機構，減少多余人員，使官員各盡其職各專其責。他說：“凡治事以員少為妙，有專責而無推諉，少則必擇才足了事者，而劣員不得濫竽其間，少則各項頭緒，悉在二三人心中，不致坐雜遺忘。”其三，他力主“戒私”，“為官擇人而不為人擇官，為事?lián)袢硕粸槿藫袷隆?。他說：“辦事?lián)袢耍瑒t心公而事舉，為人謀事則心私而事廢?！痹鴩獙τ谧约旱挠H信故舊也不例外。其摯友李元度，好文學、有才氣，但好取寵納賄，曾與之約法五章，其中有用人戒濫戒私，為官擇人而不為人擇官。曾國藩的用人原則，為其招徠了眾多的人才，“凡 法律 、算數(shù)、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乎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匯集于此”3，如薛福成、容閎、李善蘭、華衡芳、徐壽等思想家、 科學 家、學者，都因知遇曾國藩而得到充分發(fā)揮自己才能的機會。由于曾國藩重視吏治，止?jié)釗P清，加上修文興教，勸農課商，“不數(shù)年間，民氣大蘇，而宦場浮滑之習，亦為之一變”4。
二、軍事改革方面
在軍事方面，曾國藩屬于湘軍的領袖人物，在清末的軍事改革過程中有著許多的進步之處。本文從他在選拔將士和治軍思想方面分析，以探薇其特點。
曾國藩對于綠營兵官氣深重、投機取巧、迎合鉆營的腐敗風氣有著很深的認識：“國家養(yǎng)綠營兵五十余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戰(zhàn)之用，實以官氣太重，以竅太多，漓樸散淳，真意蕩然?！睘榱烁窘鉀Q這個 問題 ，曾國藩規(guī)定，不用入營已久的綠營兵和守備以上的軍官，選將必須注重“純樸之人”，即腳踏實地、無官氣、不浮夸偽飾之人。這種將淳樸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對提高軍隊的戰(zhàn)斗力極為重要。“堅忍”亦就是打仗時能沖鋒陷陣，身先士卒。他一反中國古代兵家論將、選將的 方法 ，而將“忠義血性”，意即對封建政權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書生為將。在曾國藩看來，中小地主階級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變所處的社會地位，按慣例是應通過讀書做官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狀況卻使他們無望改變社會地位。據(jù)統(tǒng)計，清末全國紳士人數(shù)約有145萬，政府官職及頭銜僅能容納15萬，閑居鄉(xiāng)里的紳士至少有130余萬，兩者之間差距懸殊。當社會統(tǒng)治秩序受到農民起義的沖擊，他們將本能地站出來，以封建的衛(wèi)道精神同農民軍進行對抗，捍衛(wèi)封建統(tǒng)治秩序，加之無官可做只好投筆從戎，一顯身手。按照這些原則選將練兵，處理將士關系，雖未必能達到他的“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人心”的目的，但對于提升士氣、提高湘軍的戰(zhàn)斗力方面確實起到了較大的積極作用。
1、選拔將士
曾國藩目睹晚清綠營將領的浮滑之風，認為首先要以封建道德觀念、儒家仁義忠信武裝將領，使之成為忠將、良將，無負君父家國之望。他反復強調：“今欲圖謀大局，萬眾一心，自須別開生面，嶄新日月，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將?！?
曾國藩認為滿蒙貴族，綠營將領幾無一人可用，“舊求滿蒙宗藩勛舊之中，則舊科難改;若求之漢人卿相督撫之中，則殊乏妙選”6。他“念營將積弊不可用，純用書生為營官，率諸生員、文童，以忠誠相期獎”7。在“忠義血性”的前提下，曾國藩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標準，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不要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8他還說：“將領之道必須身先士卒……又軍事最貴氣旺，必須有好勝之心，有凌人之氣，酷羨英雄不朽之名，兼羨號令風雷之象?！?對于將領，曾國藩十分注意一個“勤”字，他說:“營官之要全在一個勤字。訓練勤，則弱旅亦成勁旅矣;稽查勤，則哨隊咸守營規(guī)矣?！?0在招募士兵上，以“樸勇而好義”的山農為兵。曾國藩繼承了戚繼光募兵不用市人而用鄉(xiāng)農的思想，“尤不宜用城市之人，讀戚南塘之書，自能領悟”11。曾國藩規(guī)定兵勇“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土氣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12，主張選兵“以山鄉(xiāng)為上，百技藝者皆可為獵，專挑多力之人”。
2、治軍思想
曾國藩有著系統(tǒng)的治軍思想。首先他主張嚴明紀律，規(guī)定各種紀律幾十條，嚴禁將士吸食鴉片、賭博及奸淫。如營中有吸食洋煙者盡行責革，營外有煙館賣煙者盡行驅除。“凡打牌、押寶等事既耗錢財，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斷無不誤軍事之理”。吸煙、賭博“全是一種暮氣”，暮氣必敗，故必嚴禁。其次，進行愛民 教育 ，不許兵勇欺壓百姓。曾國藩說：“用兵之道，以保民為第一要義。除莠去草，所以愛苗也;打蛇殺虎，所以愛人也;募兵剿賊，所以愛百姓也。若不禁止騷擾，便與賊匪無異，且或比賊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萬語，一言蔽之曰：‘愛民。’”愛民不能僅限于口頭，官吏要“廉潔”，曾國藩反復告戒將領“居官以不要錢為本”，所有將士不得“強掠民夫，強占民房”。如有違抗者，“即行指名稟明，軍法從事”。最后，加強思想 政治 教育。曾國藩把封建倫理道德視為湘軍的精神支柱，“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用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孔孟之道和岳飛的“不要錢，不怕死”的口號激勵將士。
三、思想淵源
從曾國藩的家學淵源和處事原則兩方面，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出他在整飭吏治和軍事改革方面的思想原因。
首先，從家學淵源上看。嘉道之時，湖南的經世之學有了突飛猛進的 發(fā)展 ，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曾國藩從小就受到儒學思想的熏陶,從6歲上學起,便跟隨父親 學習 儒家經典,接受嚴格系統(tǒng)的儒學訓練。他“九歲畢五經,十五歲讀周禮儀禮史記文選”13。自20歲起,曾國藩開始到外地進一步求學,先在衡陽唐氏家塾和鄉(xiāng)漣濱書院就讀,1833年考中秀才,爾后入長沙岳麓書院學習。曾國藩在岳麓書院學習了大約1年,1834年肄業(yè),并于當年考取湖南鄉(xiāng)試舉人。這段時間,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是“急于科舉”14,銳意功名,以便光宗耀祖、振興寒門,尚難說有經國濟世的宏愿。但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這就是他比較系統(tǒng)地學習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尤其是在當時湖南最高學府長沙岳麓書院求學時,得到了頗有名氣號稱“弟子三千”的歐陽厚鈞親身教誨,從而打下了牢固的儒學功底,成為他以后治學的基礎。同時,早年的學習生活,使他受到了湖南特有的學術風氣的 影響 ,這對他日后產生并形成經世致用思想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曾國藩在求學時就已接觸到了重 理學 、輕漢學的學術氛圍。除推崇理學外,湖南學士又有探討 社會 有用之學、 研究 社會實際 問題 的風氣。在這方面應首推魏源,他長期究心于經世之學,所輯錄的《皇朝經世文編》一書,對湖南的學風影響很大。黃睿著《花隨人圣摭憶》中曰:“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志?！?5另外,像王義清、羅典、歐陽厚鈞、丁善慶、鄧顯鶴、賀長齡、賀熙齡、唐鑒等有名學者也都很注重經世致用。這種經世之學風直接影響了曾國藩,可以說是他個人思想的基礎。另外,曾國藩的家境與家教,也是促成他萌生經世思想的一個因素。從 經濟 上看,曾國藩在為官以前,曾家只能算作中小地主。曾國藩的祖父一生都率妻攜子,勤于耕作。16從科考上看,曾家世代無人獲取功名,是默默無聞的寒族。曾國藩出世時,祖孫三代連一個秀才都沒有,可謂寒門冷籍。但曾家?guī)状?從其曾祖父起,都不甘于寒寂,一方面克勤克儉、吃苦耐勞,使家境逐步好轉;另一方面,勉勵子孫,刻苦讀書。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只進過幾天私塾,一則家境維艱;二則天資不豐,沒讀幾天便輟學了。父親曾麟書,亦天分不高,雖經年苦讀,先后參加17次 考試 ,耗其半生光陰,但直到40多歲,才考上個秀才。因此,曾國藩的祖父和父親,都把獵取功名以光大門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國藩的身上,并對他嚴格督教,窮年磨厲,期有所成。因此,修身以齊家的抱負,在曾國藩早年歲月中,深深地植根于頭腦之中,并對他一生的思想和 實踐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經世之學是儒家修身治平思想具體化的話,那么早年的曾國藩在嚴格的家教下,苦讀儒經,以求金榜提名、振興門第的奮斗歷程,從邏輯上應視為其經世實踐的第一步。而這種早期實踐內化到精神層面,對于曾國藩這位善于“內省”的人來說,就是其經世致用思想的胚胎。
其次，從處事原則上看。曾國藩出身 農村 ,養(yǎng)就了他吃苦耐勞,勤儉樸素的生活作風,“每食只蔬菜一品,決不多設,雖身為將相,而自奉之嗇,無殊寒素,時人以其每食具菜一品,因乎之為‘一品宰相’云”17。曾國藩對自己、對家人同樣都要求嚴格。作為湘軍統(tǒng)帥,對待部下各湘軍將領 自然 也是非常嚴格,咸豐三年,曾國藩奉命辦團練,就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藉以號召吾鄉(xiāng)之豪杰”18。然某些湘軍將領,在長期的打仗過程中,不再僅僅滿足于微薄的兵餉,更何況欠餉現(xiàn)象時常發(fā)生,因此,在打勝仗時往往洗劫一空,斂取錢財。對此,曾國藩深有 體會,“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茍取,但求我自不茍取。以此風云僚屬,即以此報答圣主”19。但作為最高領導者的曾國藩決不任各將領為所欲為,破壞湘軍紀律,影響士氣,即使對某些關系較深的將領也不姑息縱容。曾國藩這種治軍治軍 方法 ，固然與他的出身、性格及做事風格有關,但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于他所處的地位造成的。曾國藩是湘軍的創(chuàng)始人,也是最高統(tǒng)帥,擁有無人可以取代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然曾國藩一直是虛銜領兵,清政府對其是既加以利用又不完全信任,咸豐十年之前,始終沒有給他以真正的實權,因此在湘軍創(chuàng)建早期,為軍餉等問題與地方官處處不和,左右碰壁。在這種情況下,他只有緊緊抓住湘軍這一 政治 資本,決不容許他人干涉分裂湘軍,對任何破壞湘軍統(tǒng)一的行為必須嚴厲打擊和預防,并且嚴明軍紀,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湘軍的整體實力,從而使湘軍在與太平軍作戰(zhàn)的過程中獲得清政府的信任,作為進一步為湘軍爭取政治經濟利益的資本。
再次，從其 歷史 背景和思想淵源上看。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清代的學術主要有宋學和漢學。宋學在清代高居廟堂，被認為是官方學術，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占據(jù)主導地位。清朝統(tǒng)治者以朱熹配享孔廟，科舉制考也以朱注《四書》為標準。清代漢學，即所謂古文經學，最初是經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所提倡，再經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人的闡發(fā)而形成的一種學派。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等一部分頭腦比較清醒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目睹滿族以“夷狄”入主中原，深以為恥。他們不滿當時逃避現(xiàn)實，空疏無本，“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20的學風，相繼大倡“經世致用”，主張“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21但是進入康乾盛世時期后，在清政府的 文化高壓政策下，士人學者皆不敢妄談時政，漢學逐漸喪失了其經世致用的精神，并轉而專工名物訓詁，形成了脫離實際的乾嘉學派。經世致用的主張一度沉寂。清代的宋學與漢學由于旨趣不同，門戶之見極深，尤其為了經學的正統(tǒng)而爭論不休。故漢宋之爭又是清代學術的一大特征。直到嘉道之際，大清國勢衰落，政治腐敗，社會危象叢生，人們逐步認識到無論是漢學還是宋學，或空談性命，或繁瑣考據(jù)，都與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無所裨益，因而學術界出現(xiàn)變革之象。以莊存與和劉逢祿為代表的“常州學派”順應了這一學術變革的潮流，提出了不拘漢宋，重在“取法致用”的主張。特別是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的前后，“日之將夕，悲風驟至”，龔自珍、魏源等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受清代復興的以闡發(fā)微言大義為宗旨的今文經學的影響，紛紛把目光投向政治，投向現(xiàn)實社會，倡言“以經術為治術”，重新舉起了經致用的旗幟。加之當時的道光皇帝在即位后，求治心切，大力提倡“經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經，不足致用;經之學，不在尋章摘句要為其有用者”。22皇帝提倡，士大夫當然趨之若騖。至此經世思潮很快復興起來，并且影響越來越大。這樣的學術背景對于曾國藩經世改革思想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乾嘉時期，漢學雖然在全國“風靡一時”，直駕程朱理學而上，但由于湖南地處僻遠，與文化發(fā)達的江、浙等省 交通 不便，使得湖南士人依舊固守程朱理學。直至道光時期，湖南階級矛盾尖銳，農民起義時有發(fā)生。為了對付農民起義，保護和擴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湖南的地主階級崇尚經世致用和務實。湖南士人魏源所輯錄的《皇朝經世文編》一書選錄了順治至道光近二百年來經世之學的力作，多達一百二十卷，近三百萬字。此書由賀長齡刊刻發(fā)行后，“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志”23，對湖南的學風影響很大。
四、結語
經世致用的觀念古已有之，但在封建社會的各個時期，其隱現(xiàn)程度不同。當社會穩(wěn)定，經世致用的觀念就如同一股潛流，當社會動蕩，國運衰微時經世致用的觀念就會噴薄而出，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到了鴉片戰(zhàn)爭前后，清廷內憂外患不斷，再次激起文人士子的經世致用思潮。以莊存與，劉逢年為代表的常州學派復興了今文經學;龔自珍，陶澍，賀長齡等人成為早期的經世派;與第一鴉片戰(zhàn)爭有密切關系的林則徐，魏源，姚瑩等人，則成為經世派的領軍人物;加之當時的道光皇帝繼位后，大力提倡經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經，不足致用;經之學，不在尋章摘句，要為其有用者”24。經世致用思潮很快興起且影響愈來愈大。
曾國藩學術明顯的經世特征既有其師唐鑒的師承，又有明清以來實學特別是湖湘學派的熏陶。曾國藩始終一貫的經世思想、救時意識與其成長的湖湘文化氛圍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湖南自宋代以來即號稱理學之鄉(xiāng)，然而湖湘學風對義理之學的關注從未與經世致用割裂開來。從胡宏等人創(chuàng)立“湖湘學派”起就十分留心經世之學，至王夫之更是“言必征實”、“義必切理”，鴉片戰(zhàn)爭前后，湖南又一舉成為經世派的大本營。近代湖南的一代有影響的人物中，如賀長齡、賀熙齡、羅饒典、唐鑒等便承繼湖湘理學學風，既講求義理，又注重經世致用。青少年 時代 的曾國藩就是在這種濃厚的學術氛圍中浸潤成長起來的，從而奠定了他一生沉浸于理學，終于成為一代理學大家的基調。然而同一般的理學家熱衷坐而論道、玄談性理不同的是，曾氏一方面講求修身、節(jié)欲，追求內在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追慕王夫之、賀長齡等經世前賢，孜孜不倦地講求經世之學，以“匡時救世”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
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以開放務實的姿態(tài)，一方面繼承傳統(tǒng)文化的禮俗政教，匯諸子百家于其中，另一方面吸納西學之長技于其中，從而體現(xiàn)了“先圣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25的特色。曾國藩經世思想充滿著“衛(wèi)道”和“創(chuàng)新”的雙重變奏，其始終張揚的“守道”和“救時”意識，體現(xiàn)了 中國 傳統(tǒng)文化作為一個悠久深厚的大文化系統(tǒng)所具有的保守性與開放性的雙重特性，在與異質文化系統(tǒng)相接觸時，有排斥也有兼容?？梢哉f曾國藩的理學經世思想是傳統(tǒng)儒學在中國近代史這片特殊的土壤中的特殊發(fā)展，堪稱傳統(tǒng)儒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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