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新世紀女性詩歌

　　摘要：女性寫作在當下面臨雙重困境，從文本來看，要么是表達女權主義性政治的肉身寫作，要 么就反其道陷入與男權話語同謀的無性別寫作當中。21世紀的女性詩歌率先打破了這樣的困惑，以 更為先鋒的姿態(tài)，總體表現了技術更加內在、啟蒙的另一種承諾和超前性的身體敘事，為女性文學在 新世紀面臨存在身份的轉換時，開辟了一條必經的先驅之路.

　　關鍵詞：女性詩歌;技術內在化;自由;先鋒

　　上世紀80年代，翟永明、伊雷們以大膽想象 創(chuàng)造的“黑色意識”，讓世人驚厥地贊嘆，從而完成 了女性寫作覺醒、確認的歷程。到20世紀90年 代，女性詩歌則進入了一個回歸詞語本身、直面語 詞世界、較前更加偏重技術成分的語言寫作階段.

　　然而面對時代車輪的快速前行，其本身技術的制 約和有意淡化性別意識的方法并沒有將當初女性 詩歌的先鋒地位堅守。這種看似熱鬧實為無序的 詩歌，普遍缺乏博大的襟懷、理想的終極追求和高 邁偉岸的詩魂支撐。進入21世紀，歷史場景的深刻變遷賦予了詩人新的歷史身份與社會地位，迫 使試圖繼續(xù)寫作的女詩人重新定位，重新設計自 身，因而一種對新維度、新敘事、新先鋒的吁求顯 得極為迫切。女性詩歌以分外的靈性，緊跟時代步 伐將自己從女性文學當中再次托舉。一時之下我 們嗅到的這股詩風，似乎將我們從上世紀女性文 學輝煌后的遺憾當中重新振奮，使我們聆聽并隱 約看到了女詩人正在為女性文學確立起新的姿態(tài) 和新的品格.

　　一、技術內在化

　　如女詩人鄭敏所說：“女性主義詩歌中應當不 只是有女性的自我，只有當女性有世界、有宇宙時才真正有女性自我進入21世紀，女性詩人在 創(chuàng)作上展開了她們新的探索，詩歌外表更加樸素， 技術更加內在，立場更加清晰，目的都是為了擺脫 之前極端“私人化”的窠臼，不再局限于身體和欲 望，而是將視域投射得更遠。她們更多地作為生存 個體對事物與心靈本身進行了充分而有的放矢的 表達，對事物及其細節(jié)的紋理把握更為合理且更 具說服力，其共有的當下的個人立場，讓我們真實 地感受到了她們是站在此時此地的生活中發(fā)言.

　　這種加強心靈力量的探索，有效地矯正了上世紀 80、90年代女性寫作當中過多關注個人內心、少有 對外在事物眷顧的寫作取向，從而在文本上做出 了一種既表達內在心靈的感受，同時給予外在事 物以真誠凝視的先鋒舉動.

　　這首先表現在老一代詩人翟永明進入21世 紀后新風格的形成。早在20世紀末時，翟永明就 在一篇文章中自省地說：“女詩人正在沉默中進行 新的自身審視，亦即思考一種新的寫作形式，一種 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義，不以男女性 別為參照但又呈現獨立風格的聲音。”[2]顯然，這段 話表明了翟永明已經走出了上世紀80年代激情 反叛的階段，以超越性別的聲音召喚新風景的到 來。走出黑夜的翟永明，她的詩歌仍然具有女性意 識，只是淡化了性別對抗的色彩，側重表現歷史和 文明進程當中的大事件。以一首寫在柏林的最后 一首詩《輕傷的人，重傷的城市》為例，我們看到了 這位女性作家在數年的時光打磨中，依然才思過 人，并以優(yōu)異的想象在女性特有的細膩情感中處 理了對事物的體驗和對外在世界的認知。戰(zhàn)爭中 的柏林，在詩中不是史實地呈現，更不是虛構，它 依靠女詩人的“記憶”，將“城市”、“建筑”作為記憶 的主體，去想象，讓讀者捕捉到經歷了戰(zhàn)火洗禮的 柏林在詩人這里更值得審視。“輕傷的人，重傷的 城市/六千顆炸彈砸下來/留下一個燃燒的軍械 所”———于此，在同情城市建筑不幸遭遇的同時引 導讀者不由得去追溯戰(zhàn)爭的本質。這時，那個曾以 《女人》組詩崛起的詩人，在當下，她的女性意識并 不限定在以外在技術的陳列來伶牙俐齒地反叛男權上了，戰(zhàn)爭、權謀、罪責的主題在注重樸素外表 的內在技術下，將這個歷史場域中的大事件通過 個人立場的表達為女性詩歌存在轉換的起點明確 了方向.

　　相對于一代老詩人的轉變，在新世紀表現更 加突出的一些新銳詩人中，藍藍的詩歌以強烈表 現對事物保持的“溫度”和敏感力，成長為新世紀 引人注目的亮點。其詩歌中不僅有寬闊的視域、奇 異的想象，文本特異的樸素技巧也更加呈現出豐 盈的美感和生命力。在這迅疾變化和充滿誘惑的 時代，藍藍憂傷的嘆息、感恩的贊美和不滅的童 心，讓我們葆有一種不曾放棄的品質;她節(jié)制的表 達實現了對心靈世界的追問和對事物深入而內在 的思索。如《鶴崗的蘆葦》、《野葵花》等對生命感懷 的詩歌———“我看見秋天活在一根蘆葦上/呼喚我 進去/湮沒或者下沉/蘆花像一場鋪天蓋地的大 雪/紛紛落滿湖澤”，“野葵花到了秋天就要被/砍 下頭顱。/打她身邊走過的人會突然/回來。天色已 近黃昏，/她的臉，隨夕陽化為/金色的煙塵/連同 整個無邊無際的夏天”。詩人將創(chuàng)作主體與對象主 體的并置，讓人感覺到生命原本對于“野葵花”、 “蘆葦”也會那么重要，與此同時，詩人在憂傷而美 的抒情中，以心靈的共鳴呼吁了世人對大自然的 愛和同情。用詩人黃禮孩對藍藍的評價：“藍藍正 走在完成自己的途中，正走在給予世人更多愛和 信的途中。”我們不妨也可以說成，女性詩歌正在 走出偏狹，正在走向通往寬闊的途中，到達心靈與 事物的本身.

　　二、啟蒙的另一種承諾

　　無可置疑，上世紀80年代的女性詩歌是先鋒 的詩歌，女詩人們以強調個人自由，反叛男權為目 標，啟蒙著“女性意識”的覺醒。但在經歷了20世 紀90年代寫作意識集體繼承并逐步在文學領域 完成女性意識的確認之后，這樣的啟蒙似乎顯得 平庸和傳統(tǒng)。新世紀，一些女詩人在有意尋求轉變 的同時，仍然以先鋒的勢頭擔當起這個文學的最 高理想。這時她們以成熟的理念參與整個世界，在 人性、存在的光芒下，維護著尊嚴、理想、受難和博 愛，公正、自由、平等以新的模式進入人們的視野.

　　洪治綱在《守望先鋒》里提到，帶有先鋒氣質的文學，它們“不是針對文化蒙昧的社會現實，不只強 調理性的思想建構，而是指證自我精神的覺醒，即 人對自身生命潛在狀態(tài)的發(fā)掘、人性本質的拷問、 非理性生命景觀的描述，它是一種人性的啟蒙和 存在的啟蒙”[3]。正是這樣，新世紀的女詩人在先鋒 探索的途中盡管顯得各自為陣，但她們從不同角 度，以不同的體驗方式，展示了不同境遇中的生存 感受。在啟蒙的感召下，她們承諾要作為獨立的 “人”，并以“女人”特有的性征投入到提升靈魂、豐 富思想、充實精神的神圣使命當中.